期末历史要籍
一、名次解释
1.各种体例：比如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都记一下就可
2.重要的著作：24史、尚书、春秋、三国志、《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文史通义》
3.作者：刘知几、章学成、郑樵、马端临这些重点记忆
4.刘知几的“史学三长”、《文史通义》的史德、春秋大义和笔法、曲笔
这个主要是考编一本书中重要的东西。老师提及这四个
二、背诵
史记得第二篇：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宦官列传前两段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论正闰
文史通义：书教下前两段
三、翻译
课内：牛弘传，刘毅传翻译
课外：靠自己了
四、论述题
1.四编，每个编目时期的史籍发展情况，重点记记第三编。
2.某一个体例的发展情况，比如编年体，从四个时期回答。
每个时期体例的特点、代表作等。
3.体例各自的特点，相互比较的优劣。
4.第三编当中唐修八史，唐代官方修史的一些情况。
一、名词解释
（1）体例：
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它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体，《左传》完善其体例，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司马光成通史编年体。其它的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起居注、日历、实录、东华录等。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人表等多种名称，是用来 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无法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
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例。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朝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政书体：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度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是典章制度的专书。政书可分成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以“十通”、《历代兵制》、《营造法式》为代表；另一种是记述单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称为会要,如：《唐会要》、《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宋会要辑稿》、《春秋会要》、《秦会要》等。“十通”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包括“三通”：《通典》（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志》、《文献通考》（政书中最有价值之作）；“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2）书籍
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包括《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二十四史总共3229卷，约有47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尚书：尚书是一本由先秦诸子所著的哲学论著，尚书是现存史书中最古者，主要是记载古代帝王的言论，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主要记载了从尧舜禹时代到东周历时约1500年 的历史，以记言为主，主要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实属。
春秋：春秋是周末鲁国的编年体，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间的历史，因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整理，所以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春秋是我国史书中编年体之祖，后世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荀悦的汉纪等三十多种史书皆仿此体例。它与后来司马光的史记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历史著作两种最基本的体裁。
三国志：三国志西晋陈寿所著。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记载了从魏黄初元年到西晋太康元年的历史。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通志：南宋郑樵，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通志》当今称其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但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列入“三通”之一（另两部为《通典》和《文献通考》）。《通志》集中反映出作者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
通典: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唐杜佑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本书记录上起黄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其中于唐代叙述尤详。全书200卷，附考证］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9门。《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文史通义：清章学诚撰。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通考》扩大了典制体通史的范围。
史通：唐朝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3）某本书的作者
章学诚：清代史学家。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长期在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参加《续资治通鉴》编纂工作。著有《文史通义》，在书中提出“六经皆史”说。遗著除史学理论《文史通义》外，还有《史籍考》《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志》及《章氏遗书》等。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徐州彭城人。680 年中进士，授狄嘉县主簿，以善文辞而知名。702年，任著作左郎兼修国史，旋迁左史，撰起居注。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705年，参与修撰《则天实录》，期年而成。710年，写成《史通》内外篇共49篇，评论古今，以抒已见，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
郑樵：渔仲，世称夹漈先生，南宋考据学家，著有《通志》，根据大量文献资料编纂的《通志》200卷是一部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通史，其中总天下学术、条其纲目而编就的《二十略》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通志》全帙的菁华所在，其古文献成果体现在《通志·二十略》，目录学方面继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传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张把小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
马端临:是我国宋末元初的史学家，348卷，分24分记载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典章制度的典制体通史《文献通考》是他众多的著作中的代表作；《文献通考》对杜佑《通典》进行了重大的改进，马瑞临的主要史学思想有会通的观点，反对神秘主义五行说，马瑞临对文献学的贡献是创立了文献己意三位一体的编纂方法。
(4)某本书中重要的东西：
春秋大义和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顾名思义,一种笔法而已,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
文史通义的史德：
刘知几的史学三长：史学家应该具有三长
（1）史才，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
（2）史学，掌握丰富的史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
（3）史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
曲笔：刘知已在《史通》中提出的。他认为古代史官记载历史有“直书”和“曲笔”两种笔法。曲笔指写史，毁誉失实，迎合权势者或出于某种目的。他提出要“惩革”。
（1）每一个时期史籍发展情况：
先秦时期:
三国两晋：
隋唐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2)某一种体例发展情况：
中国编年体史学的发展情况：编年体史籍起源很早。春秋时期，孔子作的《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故编年体产生，左丘明所作的《左传》也是编年体。后来，由汉至隋，虽然各代都有编年体的出现，但是总的情况不如纪传体盛行。隋唐宋元时期，编年体又得到了发展。编年体史籍包括的范围极广，历代各朝《实录》均属这个范围。唐朝时期，设立史馆起，每当新君即位，都要修前朝皇帝的《实录》，以后。沿袭为了定制。在隋唐宋元时期，司马光所修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代表，它的产生，打破了汉隋时期编年体相对沉寂的局面。（3)中国纪传体史学的发展情况：汉朝时期，司马迁作的《史记》是第一部的纪传体史书，此时纪传体产生。以后在汉隋时期纪传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汉朝时期，班固所作的《汉书》也是纪传体。三国时期，陈寿所作的《三国志》也是纪传体。在隋唐宋元时期，纪传体史籍有十七中之多，被官方承认的有十五种，取得“正史”的称号。
(3)几种体例比较：
编年体——史书编著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是编写历史最早用的也是最简便的方法.代表作：《资治通鉴》（由宋代司马光编纂,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此外,编年体史书还有孔子《春秋》、"春秋三传"：左丘明《左传》等.优点：是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的方式记叙史实.《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前的史书多以编年体记述）,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的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缺点：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全貌；纪事重复互见.优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国别体：以国（诸候国）为主体记载,比如《国语》即是.他们的模式大体如下：
编年体：某年发生了某事
国别体：某国发生了某事
纪传体：某人做了某事
（4）唐修八史官方措施，修史的目的，成果
唐修八史：唐修八史即唐朝初年官方主持撰修的八部正史。唐朝官方主持编修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重修了《晋书》再加上私修而经官府批准颁行的《南史》和《北史》故有八部正史是唐代修撰的。唐初在不长的时间内，在后来所谓的二十四史中占了三分之一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编修正史的数量表明唐朝对史学的借鉴、资治功能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了。六部前代史分政权修撰却不分正统和非正统没有歧视少数民族政权的观念。李延寿父子修的《南史》和《北史》意在贯通视南北一体胡汉一家都反映了唐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度。
一、名次解释
1.各种体例：比如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都记一下就可
纪传体
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人表等多种名称，是用来 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无法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
编年体
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它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体，《左传》完善其体例，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司马光成通史编年体。其它的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起居注、日历、实录、东华录等。
纪事本末体
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例。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朝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政书体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度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是典章制度的专书。政书可分成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以“十通”、《历代兵制》、《营造法式》为代表；另一种是记述单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称为会要,如：《唐会要》、《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宋会要辑稿》、《春秋会要》、《秦会要》等。“十通”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包括“三通”：《通典》（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志》、《文献通考》（政书中最有价值之作）；“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2.重要的著作：《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文史通义》
《通志》：南宋郑樵所著纪传体通史，记载上古至唐三千余年史事，全书二百卷，分帝：纪十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诸略为全书精华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为作者新创。该书内容丰富， 议论精辟，与《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三通，《通典》：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唐杜佑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本书记录上起黄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其中于唐代叙述尤详。全书200卷，附考证］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9门。《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文史通义》名词解释：中国清代论述文史的著作。章学诚撰，历时30年。共8卷，分内外篇。内篇5卷，外篇3卷。该书远承先秦诸子学术思想，近承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传统，纵论文史，创见迭出，成一家言。于史学理论贡献尤多。提出阐明六经皆史之旨，反对空谈义理和繁琐考据，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历史学家除具有才、学、识外，还必有史德，论文亦有文德，撰写史书应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文献通考》名词解释：作者为宋末元初的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历朝典章制度。全书分成《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等二十四门，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广泛，所分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
《史通》：史评类史书。唐刘知几撰。成书于710年，共二十卷，分内篇、外篇各十卷，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强调史家须兼具“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不掩恶，不虚美，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使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3.作者：刘知几、章学成、郑樵、马端临这些重点记忆
章学诚
清代史学家。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长期在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参加《续资治通鉴》编纂工作。著有《文史通义》，在书中提出“六经皆史”说。遗著除史学理论《文史通义》外，还有《史籍考》《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志》及《章氏遗书》等。
刘知几
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徐州彭城人。680 年中进士，授狄嘉县主簿，以善文辞而知名。702年，任著作左郎兼修国史，旋迁左史，撰起居注。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705年，参与修撰《则天实录》，期年而成。710年，写成《史通》内外篇共49篇，评论古今，以抒已见，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
郑樵(1104-1162) : 南宋史学家。字渔仲，夹漈先生，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一生勤于著述，撰有纪传体通史《通志》，提出“会通”的思想，主张修通史，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重视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
马端临（1254年—1323年），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
马瑞临的主要史学思想有会通的观点，反对神秘主义五行说，马瑞临对文献学的贡献是创立了文献己意三位一体的编纂方法
4.刘知几的“史学三长”、《文史通义》的史德、春秋大义和笔法、曲笔
这个主要是考编一本书中重要的东西。老师提及这四个
史学三长
史学家应该具有三长史才，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2）史学，掌握丰富的史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3）史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
“史德”，就是要求历史家，“慎辨于天人之际”，分清主观和客观，不要以个人好恶，任意褒贬历史人物，歪曲历史事实，而是要尽可能客观地、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春秋笔法
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后世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是维护周礼。
曲笔
刘知已在《史通》中提出的。他认为古代史官记载历史有“直书”和“曲笔”两种笔法。曲笔指写史，毁誉失实，迎合权势者或出于某种目的。他提出要“惩革
二、背诵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宦官列传前两段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论正闰
文史通义：书教下前两段（自己拍个照片保存一下子把）
三、翻译
课内：牛弘传，刘毅传翻译
牛红传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本姓裛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儿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在周，起家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俄转纳言上士，专掌文翰，甚有美称。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其后袭封临泾公。宣政元年，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本姓姓奈。祖父炽,是郡中正。父亲允，是魏朝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朝廷赐姓牛。牛弘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看相的人见到了，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肯定会显贵，要悉心爱护教养”。长大后，容貌伟岸，生性宽厚，喜欢学习，学识渊博。周时，出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不久转任纳言上士，专门掌管公文信札，有很多美名与称赞。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住。后来封lin泾公。宣政元年，转任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礼仪与三司一样。
开皇初，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
开皇初年，升任散骑常侍、秘书监的官职。牛弘因为典籍大多遗失流散，上表 朝廷，请采取措施鼓励民间献书，说:“经籍的出现，由来已久。六文画卦起始於庖羲，文字创於苍颉，圣人用此以宣扬教化，博占通今，显扬於君干朝廷，推行於当时华夏。所以帝尧虽称至圣，仍然稽考古道而开言，帝舜可谓大智，尚且观览法象於古人。据《周官》所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之书，以及各地方志。周武王问及黄帝、颛顼的政道，太公说:“在《丹书》中有记载.”由此可知，持符命制历数拥有国家的君王，何曾不是据《诗》《书》而设教化，凭礼乐而成大功的呢
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征数。此则书之一厄也。
古时周朝德运衰落后，旧时经书紊乱散弃。孔子以大圣的才能，开创道德之王的事业，效法先王因袭古圣，制定《礼经》，刊正《诗经》，修正五始而删定春秋，阐述《十翼》而弘扬《易》理，给后人治国立身，留下规范法则。及至秦始皇君临天下，吞灭诸侯，使用威权武力，政事不遵古道，颁下焚书法令，施行交语弃市的刑法。先王古籍，-扫无余。根本既已先失，国家随之覆灭。下臣据图畿之书而言，经典的盛衰，确关国家气运。此即是书的第一-次灾难。
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
汉朝兴起，改革秦朝弊政,崇尚儒术，建立藏书制度，设置校书官职，在屋檐山壁之中，常常偶得古书。朝廷有太常、太史收藏，内宫有廷阁、秘书府库。至孝成帝.朝，散逸的书尚多,于是派谒者陈农在全国搜求逸书，诏命刘向父子校对勘正篇章书籍。汉代的书典文籍，当时为最盛。及至王莽末年，长安兵祸兴起，宫室图书,都随之焚为灰烬。此即是书的第二次灾难
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
光武继汉而兴，特别重视经典，还未正式即位，先讲求艺文礼乐。于是大师硕儒,相继踵而会集,怀经卷负书轶，不远万里而来。肃宗亲临太学讲习，和帝多次临幸藏书之府，当时的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籍充填堆积，更倍多余从前。及至孝献帝迁都，官民扰攘混乱，裹护图书的缣帛，都取作帐帷袋囊。所收集至西京的图书，只有七十余车，有遇上西京大乱,- -时全部烧毁。此即是书的第三次灾难
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
魏文帝代汉，再次搜集经典，都藏在秘书、内外三阁，派秘书郎郑默删定古旧文献。当时议论，都赞同其优劣等第。晋朝承继其事，文籍更为广博。晋秘书监旬旭修定魏《内经》，另著有《新簿》。虽说古文献旧简册，尚有缺漏，新篇章后代旧录，聚集已不少，足可以发扬正道，规训当世。遇刘、石侵凌，京城覆灭，国家典章，随之毁败。这就是书的第四次灾难。
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馀，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
西晋永嘉南渡之后，草寇乱贼竞起，凭黄河、据洛水,跨有三秦，襟连赵地。论说其建立国家，虽传有名号，而古圣所传的宪章礼乐，却寂灭无间。刘裕平灭姚泓，收集其图书典籍，五经子史，共四千卷,都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旧朴拙。僭古假冒的盛行，莫过于二秦，以此看来，足可证明。由此可知理典宪章，图书记注，迁徙之余，都归集于江左。晋、宋之际，学术很多，梁、齐之间，经史典章更盛。刘宋秘书丞王检，依照刘歆《七略》，写成《七志》。梁人阮孝绪，也写有《七录》。总计其书数，有三万余卷。及至侯景渡江，灭亡梁朝，秘书省经计，虽遭兵火，其文德殿内图书史册，宛然还在。萧译据守江陵，派遣将领平灭侯景，收集文德殿书，以及其他公私典籍，连重复之本共七万余卷，全部送到荆州。所以江南图书，由此全部归于萧译了。等到北周军队攻入荆楚之地，萧译将书全部在外城焚毁，所收集的是十分之一二。这就是书的第五次灾难。
后魏爰 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
北魏起于幽燕之地，迁居于伊水、洛河,国事日不暇给，经籍无存，北周创业基于关右，征战不止。保定初年，书只八千卷，后来加以收集，才有一-万卷。北齐占有山东之地，初时也曾搜求，查验其纲目，残缺的重复尚多。及至北齐平灭，获取其典籍，四部相杂，共三万余卷，所曾旧书，只五千卷而已
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鉴，少垂照察。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户。
现在御用书的单本，共一万五千余卷，部分卷帙之中，仍有残缺。较之梁朝旧书目，只有其- -半。 至于阴阳之学，《河图》、《洛书》 等篇，医药方技图谱之学，又更为少。下臣认为， 经书从仲尼以后，至于当今,年过千载,连遭五灾,复兴纂集的希望，正应当世圣朝。陛下禀受上天明命，君临天下，功无可比，德冠古今。自从华夏分裂,常伦败坏，其间虽有霸政王政交替而兴，而世乱未平，欲崇尚儒业，时势不许可。当朝地域超过三王，百姓多于两汉，拥有人和持有时势，正在今日。正应该大力弘扬文教,使民俗归于淳厚以应太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散，这不是敬顺圣人之心，流传教益于后世所当有的情况。下臣执掌史册典籍，坐卧不安。过去陆贾.上奏汉高祖说:“天下不可再马上治理。”可知治国家立政令，其大要在于古典遗训。立国之本，没有较此更首要的。当今秘藏的现书，也够披展阅览，但今时所有的书籍，应使大体完备。不可国家所无之书，私家却有。然而土人百姓繁多，访求难以尽知，纵有可知的,大多心存吝惜，必须以君威相迫、以轻利相诱。如蒙发布明确昭告,又开悬赏求购之例，则奇书缺典必可求至，秘书观阁可积满，尊儒重道之风,超越前代，不也大善吗!敬希开启天聪，稍作下顾明察。皇上采纳了此建议,于是下昭告，献书以一卷，赠谦一匹。- -二年间，篇章典籍渐趋完备。牛弘升爵位为奇章居公，食邑- -千五百户。
刘一传
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
臣闻：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欲成。天下讻讻，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窃为圣朝耻之。
①刘毅认为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制，没有选到人才，而有八害，于是上疏说:
②我听说:执政者，以量才授官为本，此事有三难，但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人物难知，这是一;爱憎难防，这是二;真伪难辨，这是三。如今设立中正，评定九品，高低随意，荣辱在手。有皇帝的威福和朝廷的权势。爱憎和虛实全在于己，对公不负考核之责，对私不怕告发。用尽心计，钻营各方。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得过且过的习俗形成了。天下纷乱，衹争品级和官位，没听说谦让，我为圣朝感到羞耻。
夫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滥者，乱败之恶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备体者衅。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
描述情况以抓住才能为清正，评价人物以实事求是骂公平，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明。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光明面;歪曲事实是**灭亡的阴暗面，不可不明.察。然而人各有所长，全才很少。才有大小，成名有早晚。改邪归正，应得到常新的回报;怀才不遇，应得到正直的美名;深谋远虑而不计小事，应得到超凡脱俗的评价;率真自然而不事修饰，应得到清纯实在的声誉;行动不多而才能优异，应得到器重和信任的重用。所以三位仁者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却都很合义。陈平、韩信在乡里被人取笑和侮辱，却为帝王建功立业;屈原、伍子胥不为君主所容，却名留青史，这是恰当的评论所要昭示的。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现在的中正，不看真才实学，专门依靠帮派利益;处事不公，专门根据个人感情。想要给的，作假以助他成名;想要让他下的，便吹毛求疵。品级的高下随着势力的强弱为转移，是非由个人的爱憎来决定。追随世道的兴衰，不顾真才实学，衰弱则降下，兴盛则扶上，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发生变化。或以贿赂使自己通达，或与计吏同行以求晋升，依托他人的人必能达到目的，恪守原则的人困窘悲伤。对己不利，必见残害;有利于己，定要得到。所以上品官员没有出自于贫贱之家的，下品官员没有出身于有权势的大族的。即或有之，亦另有原因。欺君欺世，实为乱世之源。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病之一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牺，莫不有失，则皆不堪，何独责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选。今重其任而轻其人，所立品格，还访刁攸。攸非州里之所归，非职分之所置。今访之，归正于所不服，决事于所不职，以长谗构之源，以生乖争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复选以二千石，已有数人。刘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仇之隙结于大臣。夫桑妾之讼，祸及吴、楚；斗鸡之变，难兴鲁邦。况乃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损政之道二也。
设置中正，用州里之清议,大家都服从,可以镇住不服的，统-言论。不是说一人就能知道一州的人才，他如不知被品评者便不能被评。如此，自孔子以上，至于庖牺，都有过失，都不行，为何衹责备平常人!如果特别不善，自然可以重新选择。现在重视他的职权而轻视其人，确立高下的等级后，回访刁攸。他既不是州里所归顺的，也不是职权所设置的。现在询问他，让正确的归顺于不服的，让不主事的来决定事情，由此助长谗言，产生矛盾，这好像不是设立中正的本意，而是治理世俗耍深加防备的。主事者与刁攸好，刁攸降下品级又被选为二千石的，已有数人。刘良提高刁攸降下的品级，石苞惩处刁攸所干的事，全州到处是互相论难的言论，憎恶的仇怨在大臣中结下。妻妾诉讼，给吴、楚带来灾祸;斗鸡事件，使鲁国蒙受灾难。于是便有人伦相争而朋党产生，刑狱滋生而祸根结下。这是其弊病之二
本立格之体，将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也。为九品者，取下者为格，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今之中正，务自远者，则抑割一国，使无上人；秽劣下比，则拔举非次，并容其身。公以为格，坐成其私。君子无大小之怨，官政无绳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推贵异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
本着设立品级的原则，就是要使人伦有序，就像把鱼串成次第排列的样子。设立九品，把下等也列入品级，就是说才能和德行有优劣，人伦辈分有前后。现在的中正，为自己长远打算的，则压制一方，使无上品;淫乱卑劣下等的，则不按次序提拔，并能容纳他。公家的品级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君子无怨，国家政治无惩治奸臣的措施。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于是使优劣和前后颠倒,把高贵和优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级以下，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面。这是其弊病之三
陛下践阼，开天地之德，弘不讳之诏，纳忠直之言，以览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尝罚，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尝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直，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而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闻。损政之道四也。
陛下登基，开启天地的善心，发布广开言路的韶令，采纳忠诚的言论，遍览天下的民情，这是太平之基，罕有之法呀。至于赏罚，自王公以至百姓，都用法来加以规定。设置中正，委以- -国的重任，却没有赏罚的准备。人心多诈，清平的很少，所以怨恨诉讼的很多。听任它则揭人隐私不止，禁止它则侵犯无辜没有尽头，办案虽烦琐，仍胜过侵犯无辜。现在禁止诉讼，则堵塞- -国之口， 培植一人势力，使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各被冤枉者揣着怨气和真心话，惟独没蒙受到天地无私的恩惠，而长期滞留在邪佞之人的选举之下。使得上明不下照，下情不. 上达。这是其弊病之四。
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宫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虚妄。损政五也。
早在圣世之时，想要改善民风，安抚百姓，就要提高乡里的道德，推崇六亲的行为，礼教学校互相-致，这样便与不贤有了分别。乡老写下他的善献给天子，司马根据他的能授予官职，有关部门考核业绩来决定升降。所以天下人后退而自修其身，乡里有道德，朝廷有公正，浮华奸邪之人无处容身。现在一国之士数以千计,或流落他乡，或在异地谋求衣食，相貌尚且不认识，谈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不管中正知与不知，遇上应当品评之时，从官府采得美誉，从流言取得坏名。衹信自己就会被不了解所蒙蔽，听信别人就会被彼此的局限所限制。对于认识的人仅凭爱憎，对于不认识的人仅凭关系。既不是乡老记录上的声誉，又不是朝廷的考核。于是使做官的人，舍近求远，弃本逐末。官位靠乞求而得，不由行为确定，评定品级不考核功劳，朋党的吹捧不实。这是其弊病之五
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饰名誉，相为好丑。虽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门外之事，以义断恩。既以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损政六也。
一般之所以立品级看表现，是为了求人才以治民，并不是十叮羁名誉，分别好坏。孝悌本不能用于朝廷，所以家庭以外衹能讲义而不能讲情。已经做官，职权有大小，事情有难易，各有功报，这正是人之实用，职务之所在。现在却相反，到了报功的期限，虽然职位很高，却处于很低的品级，没有政绩的，却获得很高的品级,造就压抑了有功劳的人而崇尚虚名。对上使朝廷的考核名存实亡，对下帮助了不务实际、拉帮结派的人。这是其弊病之六。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系絷选举，使不得精于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则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损政七也。
官职的设立要针对不同的事，人的能力也不相同，发挥了他的才能则成功，失去了则失败。现在不问才能是否合适，衹管让他登上九品。依品级来选取人，并不是他的才能达到了;依表现又被品级所局限。如果表现符合实际情况，品级和表现仍相妨碍，就会被选举束缚，使不得专注才能。何况今天的中正，与他疏远的，就贬低人家的长处，与他亲近的，就掩饰人家的短处。专讲空话，以为虚名，则品级和能力不符，怎么能够处理事情?这是其弊病之七
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损政八也。
以前为九品所颁的韶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很少有所忌讳。今天的中正，降职不明示对方错误，晋升不罗列对方善举，废弃褒贬的宗旨，仅凭感情，清浊相混，以达到个人目的。所以违反早期制度，大造声势，来煽动众人，使他们都归向自己。晋升者没有功劳来激励他，降职者没有错误来惩戒他。奖惩不明，则风气污浊，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德行而专心于人情事故呢?这是其弊病之八。.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尝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或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仇，子孙离其殃咎。斯乃历世之患，非徒当今之害也。是以时主观时立法，防奸消乱，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品，上圣古贤皆所不为，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优诏答之。后司空卫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复古乡议里选。帝竟不施行
由此而论，立中正而没选对人,给他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约束，所以奸邪猖狂，冤狱遍地。虽名为中正，实际是邪恶的处所;其事虽在九品，却有八害。或在亲戚中结下仇恨，或在骨肉中产生猜疑，当身陷于仇敌当中，子孙躲开祸害。逭却是历代的而非仅是现在的灾祸。所以君主审时立法，防奸消乱，没有不变的制度，所以周沿袭殷，有所增减。到了中正九品，古代圣贤都不用它，难道是被此事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吗，是注重政治教化而不用它。自魏建立以来，没见它得到人的功劳，却带来仇恨和不厚道的毛病。伤风败俗，无益于教化，古今的失误，没有比遣更大的了。我认为应当罢免中正，废除九品，放弃曹魏的有弊病之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
上奏后，皇帝优韶回答他。后来司空卫罐等共同建议应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古代的乡里议论推举制。皇帝并没有实行。
课外：靠自己了
四、论述题
1.四编，每个编目时期的史籍发展情况，重点记记第三编。
先秦时期：
设立史官，他们编纂史书，对记录的事件进行整理，产生了我国初期的史籍。这一时期虽然史籍存留不多，但是像(春秋)，(尚书)等，国别史，编年史等，对后世史籍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此外，像老子，孟子等书籍，在文化，思想，哲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朝焚书坑儒政策，对文化发展影响巨大，秦代史籍没有得到相应发展，两汉执行文武并用政策，求遗书于天下，为史学发展开创了条件。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形式，对于后世影响深远，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历代编写正史所用。这一时期编年体史籍也不少。这一时期地方志有着明显的发展，班固的地理志开创了全国性区域志的体例规模。这一时期注史，评史之风兴起，晋朝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
隋唐宋元时期：
唐朝确立了史馆修史制度，对于史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私家编修史书，对于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编年体的资治通监打破了汉隋时期编年史相对沉寂的局面。这一时期还开创了政书体史籍，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又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同时纪事本末体开创，对后世影响深远。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这一时期读史工具书也得到发展，一，类书方面比如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目录书方面比如王尧臣的崇文总目
2.某一个体例的发展情况，比如编年体，从四个时期回答。每个时期体例的特点、代表作等。
编年体：
先秦时期：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春秋笔法在于定名分，寓褒贬，以示劝惩。
左传同样也是编年体史书，主要是用史实疏证春秋，通过叙事与说义相结合来传释春秋，从实际出发，有材料就解释，具有灵活性。
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主要代表作有:前汉纪，后汉纪。前汉纪引用了类比方法，克服了了编年体纪事首尾不能连贯的弊病。在记叙人物或者事件的时候有时补叙 前因后果，有时兼及同类的人或事，让编年体能广泛的记载历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后汉纪主要以班固的汉书为底板，取材广泛。
隋唐宋元时期：
主要代表做为资治通鉴，它打破了汉唐时期编年史相对沉寂的局面。一。收集材料丰富，且相对真实可靠，二，有完善的编纂方法，三实际出发，放弃正统论。
明清时期：
明实录，国榷，清实录
纪传体：
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综合先秦的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自此体例一出，以后历代作史者起来效法。
隋唐宋元时期，这一时期纪传体大量编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等等，都以纪传体为体例修订。
到明清时期纪传体主要有：（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
3.体例各自的特点，相互比较的优劣。
编年体——史书编著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是编写历史最早用的也是最简便的方法.代表作：《资治通鉴》（由宋代司马光编纂,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此外,编年体史书还有孔子《春秋》、"春秋三传"：左丘明《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优点：是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的方式记叙史实.《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前的史书多以编年体记述）,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的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缺点：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全貌；纪事重复互见.优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纪事本末体
以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叙述事件始末，没有重复。同时这种体裁把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叙述，使读者既可了解事件的始末，又能了解人物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纪事本末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编年、纪传二体的缺点。
缺点
首先，从保存史料的作用上看，不如编年体和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只能从全部历史中选择其某些方面作系统论述，而不能对全部历史作全面系统的介绍。其次，纪事本末体将错综复杂的历史有机整体，分割为一些孤立的历史事件，使其失去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
4.第三编当中唐修八史，唐代官方修史的一些情况。
唐代，贞观三年设立史馆修史制度，任命宰相监修，由名家执笔，对于史学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在唐代，在“志”的基础上，产生了专门讲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唐代政书体专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研究各朝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提供了方便。唐朝，刘只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论专著。
李宓传
李宓，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更行，见养祖母。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多所通涉。机警辨捷，辞义响起。事祖母以孝闻，其侍疾则泣涕侧息，日夜不解带，膳饮汤药，必过目尝口。本郡礼命，不应。州辟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奉使聘吴。吴主问蜀马多少，对曰：“官用有馀，民间自足。”吴主与群臣泛论道义，谓“宁为人弟”。宓曰：“愿为人兄。”吴主曰：“何以为兄？”宓曰“为兄供养之日长。”吴主及群臣称之。
大同后，征西将军邓艾闻其名，请为主簿，及书招，欲与相见，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养，拒州郡之命，独讲学，立旌授生。武帝立太子，征为洗马。诏书累下，郡县相逼。于是宓上疏曰：“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此处省去内容为《陈情表》）武帝览之，曰：“宓不空有名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其祖母奉膳。
及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敷德陈教，政化严明。太傅钜平侯羊公薨，无子，帝令宗子为世子嗣之，不时赴丧。宓遣户曹赍移推毂遣之。中山诸王每过温县，必责求供给，吏民患之。宓至，中山王过县，征刍茭薪蒸。宓笺引“高祖过沛，宾礼老幼，桑梓之供，一无烦费。伏惟明王孝思惟则，动识先戒，本国望风，式歌且舞，诛求烦碎，所未闻命。”后诸王过，不敢烦温县。盗贼发河内余县，不敢近温，追贼者不敢经界。陇西王司马子舒深敬友之，而贵势之家惮其公直。宓去官，为州大中正。性方亮，不曲意势位者，失荀、张指，左迁汉中太守。诸王多以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
译文：
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别名虔。幼年丧父，母何氏改嫁。这时李密只有几岁，他性情淳厚，非常思恋母亲，以至生了病。祖母刘氏亲自抚养他。李密侍奉祖母以孝顺和恭敬闻名当时。祖母刘氏一有病，他就哭泣，侍候祖母，夜里未曾脱衣。祖母的饭菜、汤药，他总要尝过之后才让祖母用。李密有时间就去学习，忘记了疲劳。他师事谯周，谯周的门人把他比作子游和子夏。（意思是说他博览五经，精通《春秋左氏传》，以文学见长）。
本郡的召命，全都不去应职。州里授予从事之职，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的职位。他年轻时在蜀汉做郎官，奉使命出使吴国，吴郡主问蜀军马有多少，回答：官家用有余，民家自用很足。吴君主跟群臣谈及道义，大家都说愿意做人弟弟，可他却说愿意做人兄长，因为做兄长比做弟弟供养父母的时间要长。吴君主与群臣称赞他（孝）。
魏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闻听他的名声，请求担任主簿，等到用书信招他，想跟他见面，也不前往。他因为考虑到祖母年纪大了，就一心想着和颜悦色地奉养老人，所以拒绝了州郡的任命，只是在家里讲学，挂牌教授学生。武帝登基，下诏任命太子冼马。他因为祖母年迈，没有人侍奉赡养，就没有接受官职。他上书武帝说：“臣下因命运不好，小时候就遭遇到了不幸，刚出生六个月，我慈爱的父亲就不幸离我而去世了。过了四年，舅舅又逼迫母亲改了嫁。我的奶奶刘氏，怜悯我从小丧父又多病消瘦，便亲自抚养我。臣下小时候经常有病，九岁时还不会走路，孤独无靠，一直到成家立业。既没有叔叔伯伯，也没有哥哥弟弟，门庭衰微福气浅薄，……
皇帝看了李密的表章说：“李密出名，一点也不假啊。”赞扬其诚心侍奉，赏赐二个奴婢，下令郡县发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
后来，李密的祖母去世了。等到李密的丧期结束后，皇帝又征召李密担任尚书郎，担任河内温县令。推广以德教导，政治教化严明。在任温县（今河南温县）县令时，政令严明，政绩显著，刚正见称。太傅钜平侯羊公去世，无子，皇帝令宗子为世子继承他，不时赴丧。宓派遣部下拿着钱财，帮忙等伺候应对。中山诸王每过温县，必苛求供给，当地人民以此为患。李密到任后，中山诸王进过境仍苛求如故。李密引书中记载谈到：汉高祖过沛,对家乡老幼以宾礼相待,不苛求烦扰。希望明王表达孝思也要遵守先王法则，做事谨戒。本国也要学习效法，（赴丧）且歌且舞，要求烦碎，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诸王过境不敢烦扰温县。河内郡其余几县盗贼骚扰，却不敢逼近温县，追击盗贼的人也不敢路过温县境内。陇西（地名）王司马（官职名）的儿子王舒非常敬重他，与他交好，因此权贵有势力的大家族都忌惮他的公正秉直。宓离开温县令官职，做州大中正。性情方正耿直，不曲意奉迎权贵，不合荀、张的旨意，降职调任汉中太守。诸王多认为他很冤屈。过了一年，辞职。年六十四死。
李宓传陈情表部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憫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强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錶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賓士，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曆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錶以聞。
【译文】
臣李密陈言：我因命运坎坷，很早就遭遇到了不幸，刚出生六个月，父亲就弃我而死去。我四岁的时候，舅父强迫母亲改变了守节的志向。我的祖母刘氏，怜悯我年幼丧父，便亲自抚养。臣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九岁时不能走路。孤独无靠，一直到成人自立。既没有叔叔伯伯，又缺少兄弟，门庭衰微、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在外面没有比较亲近的亲戚，在家里又没有照应门户的童仆，生活孤单没有依靠，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相互安慰。但祖母刘氏又早被疾病缠绕，常年卧床不起，我侍奉她吃饭喝药，从来就没有离开她。
到了晋朝建立，我蒙受着清明的政治教化。先前有名叫逵的太守，察举臣为孝廉，后来又有名叫荣的刺史推举臣为优秀人才。臣因为供奉赡养祖母的事无人承担，辞谢不接受任命。朝廷又特地下了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家恩命，任命我为太子的侍从。我凭借卑微低贱的身份，担当侍奉太子的职务，这实在不是我杀身所能报答朝廷的。我将以上苦衷上表报告，加以推辞不去就职。但是诏书急切严峻，责备我怠慢不敬。郡县长官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县的长官登门督促，比流星坠落还要急迫。我很想奉旨为皇上奔走效劳，但祖母刘氏的病却一天比一天重；想要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但报告申诉不被允许。我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
我想晋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旧臣，尚且还受到怜悯养育，况且我孤单凄苦的程度更为严重呢。况且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官，担任过郎官职务，本来就希望做官显达，并不顾惜名声节操。现在我是一个低贱的亡国俘虏，十分卑微浅陋，受到过分提拔，恩宠优厚，怎敢犹豫不决而有非分的企求呢？只是因为祖母刘氏寿命即将终了，气息微弱，生命垂危，早上不能想到晚上怎样。我如果没有祖母，无法达到今天的地位；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料，也无法度过她的余生。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维持生命，因此我不能废止侍养祖母而远离。
我现在的年龄四十四岁了，祖母现在的年龄九十六岁了，这样看来我在陛下面前尽忠尽节的日子还很长，而在祖母刘氏面前尽孝尽心的日子很短。我怀着乌鸦反哺的私情，乞求能够准许我完成对祖母养老送终的心愿。我的辛酸苦楚，并不仅仅是蜀地的百姓及益州、梁州的长官所能明白知晓的，天地神明，实在也都能明察。希望陛下能怜悯我的诚心，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心愿，使祖母刘氏能够侥幸地保全她的余生。我活着应当杀身报效朝廷，死了也要结草衔环来报答陛下的恩情。我怀着像犬马一样不胜恐惧的心情，恭敬地呈上此表来使陛下知道这件事。
牛弘传书之五厄部分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弃。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巨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晋氏承之，文籍尤廣。晋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雲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晋、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錶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译文】
从前周朝的国运衰落以后，旧的经典被杂乱抛弃。孔子凭自己大圣人的才能，开创了平民封王（孔子被后世尊奉为文宣王）的基业。制定法令陈述祖宗遗训，编纂《礼记》校定《诗经》。核实史事修订《春秋》，阐述《十翼》弘杨《易经》的主旨。到了秦始皇统一国家，兼并诸侯，先王的书籍经典，都被一扫而空。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一次灾难。汉朝兴起，修建藏书的房屋，设置管理书籍的官员。到了孝成皇帝时期，派遣谒者（官职名）陈农（人名），在天下搜求保存下来的书籍，命令刘向父子二人，整理编纂文章典籍。汉朝的典籍文献，在这时非常繁盛。到了王莽末年，一并被焚烧。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二次灾难。光武皇帝兴起，尤其重视典籍文书，还没有登基的时候，就先搜求文章书籍。到了汉肃宗时期，皇帝亲自驾临讲堂，汉和帝多次亲临藏书阁。其中兰台、石室、鸿都、东观（都是藏书阁），秘密文件收藏在里面，更加比从前多好几倍。再到汉孝献帝迁都（从洛阳迁到长安），官吏作乱，绣有图画的绸缎，都用来做帷帐、口袋，收集这些文献向西出发的时候，才七十多车，又赶上长安大乱，一时被焚烧洗劫光了。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三次灾难。魏文皇帝（曹丕）取代汉朝，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遗书郎（官职名）郑默（人名）删改校订旧的文献。议论这事的人称赞他各种书籍都区别开来。晋朝继承了这种政策，文献典籍在晋朝更加繁多。秘书监（官职名）荀勖（人名），修定了魏朝的《内经》，又著作了《新簿》，遭遇了刘琨、石勒（都是人名）冯陵之乱，从而丧失了许多书籍。这是书籍遭遇的第四次灾难。永嘉（晋怀帝年号）之后，贼寇群起，他们建立国家，虽然史书承认了他们的名号，但是法令、礼仪、乐籍，全都毁灭不见了。刘裕（南北朝宋开国皇帝）平定了姚泓，收集他的图书典籍，五经、子史，总共才四千卷，都是红木书轴青色纸张，文字古朴拙劣，都收藏在江东。宋秘书丞（官职名）王俭，依照刘向父子编撰的《七略》，著作了《七志》；梁朝人（南北朝时期）阮孝绪，业著作了《七录》。总计这些书籍数目，有三万多卷。再到侯景（人名）渡过长江，灭亡了梁朝，秘密收藏的经书典籍，虽然遭遇了战火，但是文德殿内的经书、史书，依然保存了下来。萧绎（人名）占据江陵，派遣将陵打败侯景，收集文德殿的藏书以及公私典籍，总共七万多卷，全部送到了荆州。再到周朝（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军队攻入郢都（荆州），萧绎全部把这些书籍在外城焚烧掉，保存下来的才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籍遭遇的第五次灾难。
刘毅传本立格之体段
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並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异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
【译文】
本着设立品级的原则，就是要使人伦有序，就像把鱼串成次第排列的样子。设立九品，把下等也列入品级，就是说才能和德行有优劣，人伦辈分有前后。现在的中正，为自己长远打算的，则压制一方，使无上品；淫乱卑劣下等的，则不按次序提拔，并能容纳他。公家的品级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君子无怨，国家政治无惩治奸臣的措施。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于是使优劣和前后颠倒，把高贵和优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级以下，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面。这是其弊病之三。
通志总序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百川异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論語門徒集仲尼語），至於厯代實迹，無所紀系。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系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錶》，所以範曄，陳壽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錶》《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译文】
各条河流流经地域不同，但必定汇聚到海洋，然后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胁；各国开辟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后边区才去掉阻隔的苦恼。由此来看，会通的意义大极了！自从文字发明以来，著书立说的人虽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为是天生的圣人，所以才总括《诗经》、《尚书》、《礼》、《乐》而融会在一人手中，然后能够整齐厘定天下的各种记载，贯穿二帝三王，而连接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彻底弄清古今的变化。因而他所创立的理论大放光辉，无论百代以上还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后，诸子百家兴盛起来了，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洞的言词撰写著作。至于历代的史实，却无所记述和编排。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马谈和司马迁才出来写史了。
江淹说过：“撰修纪传体史书，没有比志这部分更难的了。”这实在因为志是国家典章制度的寄托，不熟悉精通典章制度的人，根本就写不了。它不像本纪和列传，本纪只是按年代包纳排比史事，列传只是把史事归并缀连在人物身上，因而儒学士子都能写。唯有志难度大，其次没有比表再难搞的了。所以范晔、陈寿这般人都能修本纪、列传而不敢写表写志。志的本源来自《尔雅》，司马迁称之为书，班固称之为志，蔡邕称之为意，华峤称之为典，张勃称之为录，何法盛称之为说。其他各史一律承袭班固，叫做“志”，又都是在泛泛而谈上花笔墨，在具体事实上很简略，不足以充分体现出《尔雅》的求实宗旨。如今臣下我总括天下的大学问，区分条列它们的宏纲细目，命名为略，共二十略，有关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学者的全部学问都在这里面了。其中有五略，是汉唐诸儒所听说过的，其余十五略，就是汉唐诸儒所不曾听说过的了。
司马光论正闰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比特，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
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拔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晋、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複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晋受之，晋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漢，雖雲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译文】
臣光曰：天生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敬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天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这，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为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这论兴矣。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天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运，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文献通考总序前三段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錶，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
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蹟，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鹹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译文】
不准确。。。。从前荀子说：“想看看圣王的事迹，就在其鲜明的了，后来王的。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评论于百王的面前，如果端拜谢而议。“那么考核制度，审核宪章，博闻而记忆力强的，固然通儒事啊。
《诗》、《书》、《春秋》之后，只有太史公称为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来阐述治乱兴衰，八书来叙述典章制度，后来他拿笔拿简牍的，最终不改变他的身体。然而，从班孟坚然后，断代为史，没有会通沿用的方法，读的人病的。
至于司马光作《通鉴》，取一千三百多年的事迹，十七史的记载，汇聚为一书，然后学生打开书的我，古今都在。但你的书详细在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不是你的智力有所达不到的，编简浩如烟尘，著述从有纲要，他们不能把二者。
曲笔第一段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劄，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淩，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若王沈《魏錄》述貶甄之詔，陸機《晋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译文】
不准确。。。。始有人际关系，这是符合国家。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关系已经辨别，等级有别。这是“儿子为父亲隐瞒，直在其中”，《论语》的“顺”；略外另内，掩恶扬善，《春秋》的大义啊。从此以后，遵循原来的规章。史氏有涉及你父母，如果说多有隐讳，虽然直道不值得，而名教存在。他有人舞弄札，装饰不是文字超过，如果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取舍在于猜测，杜威自己的笔头执行，这是作者的丑陋行为，人类所共同憎恨的。也有事情常常凭虚，词多乌有：有人借别人的优点，凭借为私人的恩惠；有人诬陷人的恶行，坚持为自己报仇。如王沈《魏录》述贬甄的命令，陆机《晋书》夸大抵御诸葛亮的先锋，班固接受贿赂而开始写，陈寿借米才能传。这又记言的奸贼，握笔的凶手，虽然陈尸于市，扔给豺虎可以的。
宋世风俗第一段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錶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複生於下矣。
【译文】
《宋史》上说，当官的忠诚和豪义的气概，到了五代的时候，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宋朝刚建立时,范质、王溥仍有遗憾。赵匡胤最褒奖韩通，挨下来就是卫融了，用来表达他的意愿。宋真宗、宋仁宗的时候，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众位贤能的人才，在朝廷倡导正直的言论，从此之后，朝廷内外的缙绅，知道用高尚的名节、正直而知耻崇尚对方，完全消除了五代的丑陋的风气。因此靖康之变时，有志之士奋发而起义为皇帝献身，面临危难也不屈服，所在的各地都有这样的人。等到宋朝灭亡，忠义有气节的人士互相指望扶持。啊！我看西汉哀帝和平帝可以被王莽所灭并定都东京，五代可以灭亡变为宋朝，就知道了世上没有不可以改变的风俗了。《周易》《剥》卦上多次说炼丹时，上面的火星灭了，那么又会在下面重燃。
秦始皇最后一段
世其比特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比特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為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聖人！未可為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译文】
不准确......世上的比特的熟悉的道路，法律是有利的；熟悉其道的处理问题，理所应当的。方法准备在三王，方法在对孔子，人可得而学习的。贤而秀丽的，都可以用奖励的以君子的比特而长民。圣人的心，在现在为烈。选举不谨慎，而残害百姓的官吏代作，天地不能承担责任，何况圣人！还可以为郡县祸殃啊。如果国家政权不会长久，作为一家说了，不是公义的。秦朝用获罪于万世的，自己罢了。侦察秦国的私人，而希望自己的子孙以此长存，难道天下的大公啊！
书教下前两段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閑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上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译文】
《周易》说：“蓍草的品格圆活象神明，卦象的品格固定象智慧。”我近来曾采用它们的含义，来概括古今的书籍，撰述应当圆活象神明，记注应当固定象智慧。智慧用以收藏往事，神明用以预知未来，记注应当使往事不被忘记，撰述应当能预测未来，因此记注收藏往事象人的智慧，撰述预知未来象神明。收藏往事应当完备无遗，因此体例是固定的，其品格表现为方；预知未来，应当有选择有取舍，其体例不能一成不变，其品格表现为圆。《周礼}记述周代官职有三百六十种，能够说已经相当完备。然而诸位史官都掌管记注，还未曾有专门进行撰述的史官，那么，流传后代流行久远的功业，不能拘泥于职务，不一定要等待专门史官设立以后才进行撰述；但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智慧，深刻了解二帝三王治国精髓的人，不能进行撰述。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体例的原因。
《尚书》、《春秋)，都是圣人著成的典籍。《尚书》没有固定的体例，《春秋》有固定的体例。因此，《尚书》这一流派转变归到《春秋》中，而《尚书》著书宗旨与编纂方法却没能流传下来。有固定体例的容易效法，无固定体例的难以继承，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撰述与记注两类史书，自从有史书以来，二者不偏废。(后来史学家)不能探究六经深意，(但)没有不受其遗留宗旨影响的。史学家继《春秋》以后而写作的史书，没有谁赶得上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的《史记》与撰述极为接近，班固的《汉书》则与记注相似。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裡，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
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裡，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39]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宦者列传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雲“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後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最后一段）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佈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E067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單、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C674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敗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複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雲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司马光闰正论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
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
及漢室顛覆，三國鼎跱。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
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複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雲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书教下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閑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名词解释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人表等多种名称，是用来 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无法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
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它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体，《左传》完善其体例，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司马光成通史编年体。其它的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起居注、日历、实录、东华录等。
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例。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朝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政书体：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度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是典章制度的专书。政书可分成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以“十通”、《历代兵制》、《营造法式》为代表；另一种是记述单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称为会要,如：《唐会要》、《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宋会要辑稿》、《春秋会要》、《秦会要》等。“十通”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包括“三通”：《通典》（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志》、《文献通考》（政书中最有价值之作）；“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二十四史》：①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包括《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二十四史总共3229卷，约有47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②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十九年。《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破、范祖禹三人。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且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 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注疏以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最为著名。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汉书》：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著。《汉书》记载了上自汉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两百三十年的历史。全书包括纪十二卷、表八卷、志十卷、传七十卷，共一百卷。《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词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纪传体的断代史。注疏以唐初颜师古《汉书注》和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最为重要。《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中体现了班固对儒学的崇拜，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占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通志》：南宋郑樵所著纪传体通史，记载上古至唐三千余年史事，全书二百卷，分帝：纪十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诸略为全书精华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为作者新创。该书内容丰富，议论精辟，与《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三通“ 。
《通典》：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唐杜佑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本书记录上起黄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其中于唐代叙述尤详。全书200卷，(附考证)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9门。《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文献通考》：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是一部从远古到南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巨著。《通考》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国用、选举、学校、职官等24考，各门再分子目，使制度史的体例更加完备。该书取材极为广泛，引文摘取原文，叙述条例分明，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具有颇多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宋朝的制度的渊源变化，记载更为详细，是研究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尚书》：是现存史书中最古者，主要记录古代帝王的言论。自西汉初年《尚书》分为今文、古文两种版本。 《今文尚书》：书名。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二十八篇，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文献的汇编。先秦儒家所传《尚书》原有百余篇，经秦焚书亡失。汉初，秦博士伏胜传二十八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因为是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当时的古文《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有多种来源，共同的特征是出自两汉私家所藏壁中书。相传为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后经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传至后世的古文《尚书》内容也包括古文《尚书》部分，但为伪书。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14年（前481）。主要记载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涉及各族关系、城筑、田赋、政治人物等等。表述历史的方法上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记事，对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有典范作用。
《左传》：编年体史书，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体裁上分国记事。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一部纪传体分国史，仅有纪传无表志，包括《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记事上起东汉末黄巾起义，下迄吴灭亡，西晋统一。《三国志》以魏为正统，魏国君用纪，蜀吴称传，但均用编年体方式，名为传实为纪。它选材十分谨慎，如空城计等不确切的史事便不记载。它为各阶层的人物立传，内容简约，反应当时的社会风气。《三国志》是现存唯一的记录三国历史的史书。
《水经注》：北魏时，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水经》作者不详，成书于三国时期，是一部比较简略粗疏的地理书，只记述河流137条。郦道元所著虽然以给《水经》作注为名，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全新的科学著作。全书40卷，30万字，是《水经》原文的20余倍；记述河流水道多达1252条，是《水经》所记的10倍。它溯源探流，详细记载了这些河流水道的方位、流向、距离、经过区域，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形地貌、地理沿革、温泉瀑布、地质矿物、植物动物、农业工业、水利航运、桥梁道路、园林陵墓、自然灾害和风土人情等等，内容之丰富，记述之具体，文字之生动，都值得称道。它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地理、考古、农业、水利的重要文献。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是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整套书按照古书的四分法分类为经、史、子、集四部，包括4部44类66属，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三通“：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文献通考》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陕州夏县人。1038年中进士，1065年进龙图阁学士。1066年撰《通志》8卷奏呈。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居住15年，不论政事，专心编写《资治通鉴》294卷，1084年书成。1085年任宰相，尽废新法，恢复旧制。他的著作除《资治通鉴》外，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涑水纪闻》16卷。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徐州彭城人。680 年中进士，授狄嘉县主簿，以善文辞而知名。702年，任著作左郎兼修国史，旋迁左史，撰起居注。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705年，参与修撰《则天实录》，期年而成。710年，写成《史通》内外篇共49篇，评论古今，以抒已见，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
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和方志学家。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章学诚为浙东史学学派主要代表，其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扶持世教，匡正人心；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揭露和抨击不良文风。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主持修订了太初历，同时开始写《史记》。公元前99年因为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获赦出狱后发愤著书，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卒年不可考，一般认为卒于公元前86年。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班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人，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其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将《史记》创立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合为纪、表、志、传四个部分。《汉书》开创的断代史和纪、表、志、传的历史著述体例，多为后世史家仿效。班固坚持儒家封建正统史观，宣扬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思想，但也表露了历史变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经济因素的作用。
郑樵：字渔仲，号夹漈。南宋兴化军莆田人。16岁时，其父病逝。从此谢绝人事，在夹漈山中住了三十年，专心读书。对各种学问做了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是《通志》，该书是一部纪传体通史，纪传部分无甚史料价值，惟“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
《刘毅传》翻译：刘毅认为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制，没有选到人才，而有八害，于是上疏说:我听说:执政者，以量才授官为本，此事有三难，但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人物难知，这是一;爱憎难防，这是二;真伪难辨，这是三。如今设立中正，评定九品，高低随意，荣辱在手。有皇帝的威福和朝廷的权势。爱憎和虚实全在于己，对公不负考核之责，对私不怕告发。用尽心计，钻营各方。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得过且过的习俗形成了。天下纷乱，衹争品级和官位，没听说谦让，我为圣朝感到羞耻。
描述情况以抓住才能为清正，评价人物以实事求是骂公平，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明。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光明面;歪曲事实是**灭亡的阴暗面，不可不明察。然而人各有所长，全才很少。才有大小，成名有早晚。改邪归正，应得到常新的回报;怀才不遇，应得到正直的美名;深谋远虑而不计小事，应得到超凡脱俗的评价;率真自然而不事修饰，应得到清纯实在的声誉;行动不多而才能优异，应得到器重和信任的重用。所以三位仁者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却都很合义。陈平、韩信在乡里被人取笑和侮辱，却为帝王建功立业;屈原、伍子胥不为君主所容，却名留青史，这是恰当的评论所要昭示的。
现在的中正，不看真才实学，专门依靠帮派利益;处事不公，专门根据个人感情。想要给的，作假以助他成名;想要让他下的，便吹毛求疵。品级的高下随着势力的强弱为转移，是非由个人的爱憎来决定。追随世道的兴衰，不顾真才实学，衰弱则降下，兴盛则扶上，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发生变化。或以贿赂使自己通达，或与计吏同行以求晋升，依托他人的人必能达到目的，恪守原则的人困窘悲伤。对己不利，必见残害;有利于己，定要得到。所以上品官员没有出自于贫贱之家的，下品官员没有出身于有权势的大族的。即或有之，亦另有原因。欺君欺世，实为乱世之源。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病之一。
设置中正，用州里之清议，大家都服从，可以镇住不服的，统一言论。不是说一人就能知道一州的人才，他如不知被品评者便不能被评。如此，自孔子以上，至于庖牺，都有过失，都不行，为何祇责备平常人!如果特别不善，自然可以重新选择。现在重视他的职权而轻视其人，确立高下的等级后，回访刁攸。他既不是州里所归顺的，也不是职权所设置的。现在询问他，让正确的归顺于不服的，让不主事的来决定事情，由此助长谗言，产生矛盾，这好像不是设立中正的本意，而是治理世俗耍深加防备的。主事者与刁攸好，刁攸降下品级又被选为二千石的，已有数人。刘良提高刁攸降下的品级，石公惩处刁攸所干的事，全州到处是互相论难的言论，憎恶的仇怨在大臣中结下。妻妾诉讼，给吴、楚带来灾祸;斗鸡事件，使鲁国蒙受灾难。于是便有人伦相争而朋党产生，刑狱滋生而祸根结下。这是其弊病之二。
本着设立品级的原则，就是要使人伦有序，就像把鱼串成次第排列的样子。设立九品，把下等也列入品级，就是说才能和德行有优劣，人伦辈分有前后。现在的中正，为自己长远打算的，则压制一方，使无上品;淫乱卑劣下等的，按次序提拔，并能容纳他。公家的品级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君子无怨，国家政治无惩治奸臣的措施。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于是使优劣和前后颠倒，把高贵和优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级以下，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面。这是其弊病之三。
陛下登基，开启天地的善心，发布广开言路的诏令，采纳忠诚的言论，遍览天下的民情，这是太平之基，罕有之法呀。至于赏罚，自王公以至百姓，都用法来加以规定。设置中正，委以一国的重任，却没有赏罚的准备。人心多诈，清平的很少，所以怨恨诉讼的很多。听任它则揭人隐私不止，禁止它则侵犯无辜没有尽头，办案虽烦琐，仍胜过侵犯无辜。现在禁止诉讼，则堵塞一国之口，培植一人势力，使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各被冤枉者揣着怨气和真心话，惟独没蒙受到天地无私的恩惠，而长期滞留在邪佞之人的选举之下。使得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达。这是其弊病之四。
早在圣世之时，想要改善民风，安抚百姓，就要提高乡里的道德，推崇六亲的行为，礼教学校互相一致，这样便与不贤有了分别。乡老写下他的善献给天子，司马根据他的能授予官职，有关部门考核业绩来决定升降。所以天下人后退而自修其身，乡里有道德，朝廷有公正，浮华奸邪之人无处容身。现在一国之士数以千计，或流落他乡，或在异地谋求衣食，相貌尚且不认识，谈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不管中正知与不知，遇上应当品评之时，从官府采得美誉，从流言取得坏名。衹信自己就会被不了解所蒙蔽，听信别人就会被彼此的局限所限制。对于认识的人仅凭爱憎，对于不认识的人仅凭关系。既不是乡老记录上的声誉，又不是朝廷的考核。于是使做官的人，舍近求远，弃本逐末。官位靠乞求而得，不由行为确定，评定品级不考核功劳，朋党的吹捧不实。这是其弊病之五。
一般之所以立品级看表现，是为了求人才以治民，并不是虚假装饰一番获得好名声，分别好坏。孝悌本不能用于朝廷，所以家庭以外祇能讲义而不能讲情。已经做官，职权有大小，事情有难易，各有功报，这正是人之实用，职务之所在。现在却相反，到了报功的期限，虽然职位很高，却处于很低的品级，没有政绩的，却获得很高的品级，造就压抑了有功劳的人而崇尚虚名。对上使朝廷的考核名存实亡，对下帮助了不务实际、拉帮结派的人。这是其弊病之六。
官职的设立要针对不同的事，人的能力也不相同，发挥了他的才能则成功，失去了则失败。现在不问才能是否合适，衹管让他登上九品。依品级来选取人，并不是他的才能达到了;依表现又被品级所局限。如果表现符合实际情况，品级和表现仍相妨碍，就会被选举束缚，使不得专注才能。何况今天的中正，与他疏远的，就贬低人家的长处，与他亲近的，就掩饰人家的短处。专讲空话，以为虚名，则品级和能力不符，怎么能够处理事情?这是其弊病之七。
以前为九品所颁的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很少有所忌讳。今天的中正，降职不明示对方错误，晋升不罗列对方善举，废弃褒贬的宗旨，仅凭感情，清浊相混，以达到个人目的。所以违反早期制度，大造声势，来煽动众人，使他们都归向自己。晋升者没有功劳来激励他，降职者没有错误来惩戒他。奖惩不明，则风气污浊，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德行而专心于人情世故呢?这是其弊病之八。
由此而论，立中正而没选对人，给他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约束，所以奸邪猖狂，冤狱遍地。虽名为中正，实际是邪恶的处所;其事虽在九品，却有八害。或在亲戚中结下仇恨，或在骨肉中产生猜疑，当身陷于仇敌当中，子孙躲开祸害。逭却是历代的而非仅是现在的灾祸。所以君主审时立法，防奸消乱，没有不变的制度，所以周沿袭殷，有所增减。到了中正九品，古代圣贤都不用它，难道是被此事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吗，是注重政治教化而不用它。自魏建立以来，没见它得到人的功劳，却带来仇恨和不厚道的毛病。伤风败俗，无益于教化，古今的失误，没有比遣更大的了。我认为应当罢免中正，废除九品，放弃曹魏的有弊病之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
上奏后，皇帝语气宽和的回答他。后来司空卫罐等共同建议应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古代的乡里议论推举制。皇帝并没有实行。
《牛弘传》翻译：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其先人为了避难，改姓辽氏。祖父炽，本郡中正。父元，任魏侍中、工部尚书，爵临泾公，复本姓牛氏。弘在襁褓中，有相士见到他，对他的父亲说：“此儿命当大贵，好好地抚养他。”长大后，形貌甚伟，性格宽厚，喜好读书，博闻广识。任职于周朝，历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任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
开皇初年，授散骑常侍、秘书监之职。牛弘因典籍遗落散失，上表请求开献书之路，其表称：
“昔日周德既已衰微，旧经乱弃。孔子凭大圣人的才能，开创大业，制定法令，制《礼》删《诗》，正五始而修撰《春秋》，阐发《十翼》，弘扬《易》道。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吞并诸侯，先王典籍，焚毁殆尽。这则是书籍的第一次厄难。
汉朝建立，制定藏书的政策，设置校书的官职。到了孝成帝，派遣谒者陈农搜求天下的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朝的典籍文献，到这个时候算是最盛。到王莽末年，兵变四起，宫室藏书，全部焚烧。这是书籍的第二次厄难。
光武继兴，特别重视经籍诰令，未及下车，先求文雅。到了肃宗，亲临讲舍，和帝数次临幸书林，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等殿堂，满是书籍，更超过从前。及孝献迁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都被用作帷帐行囊。收拢起来往西京运的，装了七十多车，逢西京大乱，一时间被烧个净光，这是书籍的第三次厄难。
魏文帝代汉自立，重新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省，占用了内外三座楼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有的书籍，论者都称赞其所删优劣有别。晋朝继承魏朝，文章典籍更多。
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另著《新簿》。逢刘粲、石勒进犯，书籍又在逃遁中丢失。这是书籍的第四次厄难。
永嘉之后，寇贼四起，其建立国家，虽传名号，但法令礼乐，却寂灭无闻。刘裕平定姚氏，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总共才有四千卷，皆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一并归于江南。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七略》，撰写《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写有《七录》。总计其书数，共三万多卷。及侯景渡江，消灭梁朝，秘书省的经籍虽经过战火，但文德殿内的书籍，依然保存了下来。萧绎占据江陵，派兵将平定侯景之乱，收集文德殿的书籍和公私典籍重本，计有七万余卷，全部送往荆州。及周兵入郢，萧绎把这些书集中在外城焚烧，所剩仅十之一二。这是书籍的第五次厄难。
论述题
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史籍发展的鼎盛时期，史籍空前繁荣。编年体史籍得到了继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编年体史籍是司马光所修的《资治通鉴》；在这一时期，又创作了政书体史籍，这一时期的政书体分为两类（一）贯通历代的，如唐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二）断代的，如唐代李林甫修《唐六典》；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还表现在纪事本末体史籍的出现，这是一种以编年体为基础，将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完整过程按专题的形式编在一起的史籍；另外，地理和方志体史籍，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也有所发展，至宋元期间，出现了日趋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又有史论专著的产生，史论又称史评，主要是对史书体例、史书编篡方法、史书得失、史官制度的论述以及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等。随着史学的发展，读史工具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四大体裁的优劣
编年体：优：给人明确的时间观念，比较容易的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劣：不利于反应同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
纪传体：优：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劣：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全貌；纪事重复互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