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读后感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读后感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以下简称修氏）所攥写的战争史著作。本作通过叙事和演说辞的穿插记叙，向后人展现了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貌。本书严格遵循“战争史”这一定位，并未完全地展现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地理状况，社会环境，精神生活的全局，但仍可从客观的战争记载和激昂的演说辞中瞥见一二，被大部分的古希腊史学家采纳为文献事实。
相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冗杂绵长的战争记叙，辞藻丰富，修辞贴切，情绪激扬的演讲辞更具文学色彩和文学价值。从修氏的视角看来，自己完成了对于任何演讲辞的客观记叙。但事实上由于交通条件，地理条件，时间条件的限制，修氏实际上并不能亲临每一次演讲的现场（甚至包含早于他出生的演讲，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在他不能亲临现场的演讲辞之中，有的来源于他人转述，有的来源于他人记载，有的来源于前人的书籍。而这些都成为了部分史学家质疑修氏所记载演讲辞真实性的有力证据。本文将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浅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记载的演讲辞的真实性，并展现本人对于历史著作的真实与主观重构的看法。
修氏的演说辞是对演讲者主旨与含义的主观重建。即以自己的文学才能修饰，填补和修改了演讲者的具体说辞。首先，修氏绝对是一个初具唯物史观的事实主义者，实际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长远流传正是来源于他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对战争的正确记载为后世研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价值。在序章中他对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及的军队的船只及船只荷载数量提出质疑，认为在自己生存的年代尚且不存在能承载上百人一艘的战舰，在荷马的年代更不可能。他将这一原因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不可退性。即历经更加长远发展的社会在社会生产和经济条件必然优于过去的社会，在其上衍生出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成果也必然优于曾经。因此他在观念上不能容忍自己的演说辞记载只是完全遵循自我意愿的杜撰。
但修氏确实存在着根据自己意愿修改演说内容甚至是历史史实的前科，同时从某些意义上他还是一个半形而上思想的人。修氏是一个绝对的唯雅典者，即他对自己的城邦绝对的信服和尊重，所以记载时他会刻意改变某些事实。比如雅典人明明是以武力强占塔索斯的土地尤其是其金矿，而修氏却曲解史实，把它说成是雅典人和塔索斯人对"矿产的所有权发生争执"，从而引发后者的暴动。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而对于他的半形而上思想，则是源于他提出的“人性论”。人性论指出由于人原生的对权力，财富，支配的渴望会让人们陷入永恒的争斗与折磨，像伯罗奔尼撒战争这般的战争将不会是终结。本着这样的思想，修氏在序言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野心，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和人性一样，归结出普适性的规律，持续地影响人类世界，在更长远的历史河流中闪耀光芒。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如此。为了迎合他的想法，演讲稿也就理所当然被进行了“规律性”的休整，被修氏主观上认为的客观意识所影响。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无法准确判断人性论的合理与否，仅仅从唯物辩证的角度，武断的因为“永久不变”这一时间副词就认为修氏的观点带有形而上学色彩。如有错误还请纠正。
而就修氏全书而言, 演说辞是全书整体叙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伯战史》中, 演说辞部分并没有和叙事部分割裂开来, 演说行为总是产生于现实的客观需要, 也就是说, 事件的发展催生了演说行为的发生, 而演说行为又会对事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人们据以作出某种选择或决定, 从而又导致新的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叙事部分和演说辞部分互相促进, 共同构成了修氏全书的整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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