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读后感
第1篇：交锋 读后感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读后感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出世于20世纪末，是我们国家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描写。在20世纪末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经济和制度的成功变革，而且是一次影响力巨大的思想解放。在书中，作者认为是三次思想解放。
从四人帮开始到实践检验真理，到姓资姓社，到改革开放、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到邓小平、江泽民。短短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这种话听别人说过很多遍了，可随着书的路线梳理一下历史，还是不由的感叹一番。作者在书中记录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思想解放的过程，把中国改革开放中复杂的交锋呈现在面前。中国改革的台前幕后，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交锋，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改革开放史。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的思路，它交代了这一变迁背后的玄机——即政治变迁，民营经济为什么会几起几落，国有企业股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值得记录的事情，这现象背后隐藏着的玄机就在于政治它本身不是促进社会的根本动力，但它确实深深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资本作为一种金字塔顶的资源形式，由于只为少数人拥有更加显得稀缺。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做生意，不懂政治真是必死无疑。
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这一次思想解放也是所谓的在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在当时，接班人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当这个命题被提出来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理论。
第二次则是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的问题。在那年，邓小平南巡将会清晰地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是第二次的思想解放，也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舞台。邓小平说，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
第三次则是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的问题。在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上，中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并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点，石破天惊，这是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次大突破。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是一个摸索前进的过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在1997年往前三年内，国家领导人离开首都，频繁地到各地去巡视，这是在贯彻一个初衷，了解真实的情况，以确定改革方针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应当调整。在这个时期，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市场和计划是相对的，国家的经济不在通过国家调控，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
本书所写内容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这些事情却依旧历历在目，虽然有些东西在今天看来简单，但在当时要突破人们的思想禁锢却十分困难。此书共写了三个阶段粉碎四人帮暑期的思想解放，九二年的南巡讲话，九七年的姓资姓社，每个时期的经济改革写得较为详细，侧重点在于经济改革的描写，而政治体制改革一带而过。看此书的同时我也联想到了前段时间热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确实，每个时期的改革都是不易的。
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解决那些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其中，防止"左"与反对"左"，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
第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摆脱枷锁般的解放感，给九州大地被压抑的生命带来跃动的复苏。
第三，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上台阶"，催动经济发展出现新高潮。
第四，思想解放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一个高潮过去了，还会出现新的高潮。
下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复"乃至"高潮"，将在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没有预卜未来的智慧，只是猜测，可能出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
同样，我在《交锋》中看到了领袖所需要的品质，也可以说一个推动民族历史进程的人应是怎样的。毛泽东给华国锋一个评价—--你办事，我放心。短短六个字给了华国锋多大的信心和资本啊。对于华国锋这个人，书中有不少负面的评价。一个领袖，最重要的是看他有无时代的感悟力，洞察力，并且能否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反应，他似乎缺少这方面的洞察力，无法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把握人心的脉搏，正确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与后来上台的邓小平相比，华国锋的这种缺陷尤其明显。邓小平有魄力站出来否定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检验真理。在人心惶惶，讨论姓资姓社的时候，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要以三个有利于为目标。不管姓资姓社，发展生产力了，就是好的。小岗村也一样，邓小平看到成果说好，于是后来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设特区，改革开放。每一步都需要非凡的魄力与自信。邓小平做到了，也成功了。当然邓小平当时还说了先富带动后富，我一直无法赞同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只有这样的办法来杀出一条发展的血路，可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至今天这种非常糟糕的境地。在我看来，“先富带动后富”和共产主义一样都带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不过总的来说，他（邓小平）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业绩，而且还在于，他让老百姓们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扯东扯西地讲了这么些，看历史的书都有种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的感觉。历史的进程就如冒险一般，有失败者有成功者，人类就在一次次冒险中前进或者倒退，纠正过往的错误又犯下了新的错误。但我总相信人类的精神是始终更高处晋升的。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不善于政变，而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三十年时间里，这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是如何艰难的，一步步地做出了改变，一点点步入正轨，改革进程中的复杂交锋局面进行了深刻的交锋，从此书中，我获得了很多。
第2篇：交锋三十读后感_
《交锋三十年》读后感_1000字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读者可以理解，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索？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对于1978年到1997年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个人崇拜”，第二次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冲破“所有制崇拜”），作者认为反“左”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早期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越到后来，利益博弈日益凸显，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越趋复杂。前三次争论，因为有伟人在，可以一锤定音，今天则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这样一种从单纯到复杂、从思想到利益的变化，其实也与人们的生活感受若合符节：19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是诗歌的时代，进入1990年代后，人们越来越功利，即便有梦想也与诗歌无关了，甚至也与真理无关了。
一如作者所说：“第一次大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有人说是从哲学开头，有人说是‘文章救国’。今天的人回忆起来，也许会惊奇于那时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成为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政改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即从粉碎“四人帮”和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力调整开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上述动作实际上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本书作者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并名之曰“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今时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来者尚未超越。“邓小平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这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则强调了另外的侧重点，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大热点，并在党政分开等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突破。
第3篇：交锋三十年 读后感
《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读后感
历史见证人的现身说法，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真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不少“亲历、亲闻、亲眼见证”的“三亲”著作。大学以来，喜欢上了凤凰卫视，喜欢它的真实、深刻、简约不简单。因此一知道本书的作者马立诚先生曾任凤凰卫视评论员，立刻毫不犹豫拜读了起来。
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8年至2008年，这是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马立诚先生，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先生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打开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从中不难看出，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正是有了这么一次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稳步向前发展，国人的信心也在逐步增加。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但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中梳理出有用的线索呢？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改变。大到斗转星移，一个国家名族的盛衰兴亡，小到每个人的改变，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塑造下，已经使人们的利益趋向多元化。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个人崇拜，第二次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冲破所有制崇拜，马先生认为，凡做事贯穿适中的一条主线。在西方国家，左是激进的代名词，右翼执政，左翼只能成为提倡社会改革的激进派；而到了中国，一些事情似乎颠倒了过来，共产党长期执政，左派成了保守派，右派倒成了提倡经济改革的激进派。
有些人弄不清楚中国的左与西方的左是什么关系，说白了，中国的左在西方叫做极左，中国的右在西方叫做中左，中国的资本家代言人在西方叫做右翼。中国的左右交锋，其实主要是激进与保守的争锋。激进的是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保守的是要限制市场，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当然，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反对现有市场弊病的成为激进，要求维护现有市场政策的成为保守。中国的左与右，保守与激进，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了太多的中国特色，实在不是很容易界定清楚。因为我们的党是人民党，这两派共存于一个党内，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究竟哪一方才是正确，哪一方才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相信不同的“人民”会有不同的认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出现了分化，新兴的民族资本者与中国的廉价劳力都被称作“人民”。
在早期，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越到后来，利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前三次争论，因为有伟人在，可以一锤定音，而在今天，众生喧哗莫衷一是。这样一种从单纯到复杂，从思想到利益的变化，其实与人们的生活感受是符合的。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是诗歌的时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功利，即便有梦想也与诗歌无关了，甚至也与真理无关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大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有人说是从哲学开头，有人说是文章救国。今天的人回忆起来，也许会惊异于那时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渐成为了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
改革都是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思即是从粉碎四人帮到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利调整开始的，这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作为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马先生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时至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者尚未超越。作者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专门报道。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另外，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少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很可能就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作者本人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
事
闹
得
脸
红
脖
子
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等港台流行歌曲解禁的日子。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最后再来看作者的立场及论述手法。春秋笔法，在褒善扬恶，我承认本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点。书中几乎每一篇涉及到对手的文章，都是欲抑先抑，见不到半点儿恶语，却把对手“丑恶”暴露无遗。都说文心周纳，此话看来不假。作者唯恐给对手作免费宣传，除了为问题展开不得不点出对方名字之外，从不肯浪费一笔一划指出名字来。与之相反的是，每逢己方阵营人士出现，介绍的详详细细，生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宁可写出日本首先吉田康茂，宁可不惮其烦点到“蛇口**”参与者，包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宁可一次又一次提到傅天琳、杨炼这些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人士，却不肯指明到底是谁在反对“星星美展”，谁在抵抗私营经济，哪个又在挑战邓小平……改革派人士皆是人中龙凤，反对派和质疑者全是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竹立家。竹立家先生曾经认为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后来转变过来。作为同一阵营之内，作者显然并不满意竹立家先生当时的消极情绪，于是一开始就引用他的话说：“我从不看电视，但关于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随后又讽刺道：从不看电视的竹立家却知晓天下事。这是全书中唯一一处欲扬先抑的地方。
于是，改革者形象“高大全”，他称之为左派的人士成了一股神秘、顽固而又无处不在的阴谋力量。改革者步履维艰，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左派无时不刻搞着破坏改革开放的阴谋，像一个幕后黑手，更是一暗黑势力。正像作者为吴敬琏辩护一样，左派以往的正直正义光明形象完全改观！作者一方面指出，改革者对旧思想旧体制的突破是可歌可泣的，胡耀邦、赵紫阳、孙长江、袁庚、刘心武、朦胧诗作者群等等对旧有一切的冲击是毫无疑义、完全合法；而左派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作者说道：我真不知左派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敢于一次又一次挑战最高权威。殊不知当年改革者正是从挑战权威开始的。
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正在中国舞台上不断地闪现着，书写着共和国的今天。今天，三十六年过去了，期间有人在开创，有人在记录，我们正踩在前人的脚印上学习。以史为鉴，学着总结，学着创造，学着拥抱新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第4篇：交锋三十年读后感（材料）
1978年至2008年，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立诚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很多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一部电影很可能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马立诚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事闹得脸红脖子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情操低下，革命意识丧失殆尽！”
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年”!
更何况，邓丽君竟然重唱30年代的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典型的批评就是：“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在人人喊打的氛围中，《北京晚报》于1980年7月28日发表文章说，《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鼓舞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歌曲。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恋》的争论发生了。
《乡恋》是一首怀念故乡的抒情歌曲，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录制的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由于这首歌温情款款，又使用了轻声、气声，有些人就将其归入“低、慢、弱、软”的港台流行歌曲一类，说“格调低下”，是“黄色歌曲”。长达一年多报刊上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乐器的伴奏等一一提出商榷。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在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展开“杀气腾腾”的围攻。李谷一也被要求交代为什么要这样唱，李情绪激动地说：“说我拼命地学港台歌星，我在怎么学？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九块五，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忙得又没有时间，拿什么去学？我在《乡恋》中主要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我在《绒花》中用了轻声和气声，为什么用？我想到革命先烈为了解放全中国付出鲜血的代价，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这是表达感情的需要。我唱的歌有歌颂领导的，有赞美军民关系的，有表现兄妹之情的，有歌唱祖国山河的„„说我是黄色歌女，我的歌黄在哪里？”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时代逐渐淡出。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
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
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读者可以理解，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索？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将是未来中国舞台上不断的闪现者。
第5篇：交锋三十读后感_高二作文
《交锋三十年》读后感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读者可以理解，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索？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对于1978年到1997年的三次思想解放（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成为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政改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即从粉碎“四人帮”和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力调整开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上述动作实际上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本书作者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并名之曰“政治体制改革的
第6篇：文明的交锋读书笔记
《文明的交锋》读后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上我选择的书目是《文明的交锋》，本书的作者乔治·林奇是来自英国的战地记者，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踏上中国上海写起，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记下了随军进京的所见所闻，集成了此书。
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一点是：他并不是被派来中国的，而是自愿来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来到中国记录这场战争呢？
我在书中找到了答案。对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方列强用了两个根据来说明这次战争的正义性。其一是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使领馆，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侵犯了使馆，毁坏了财产，还杀了外国人，应当受到制裁并进行赔偿。这一条是好理解的，换做是我们，虽然不至于发动战争，但也免不了要进行谴责和抗议。其二是：西洋国家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有义务和责任去晓谕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设法改进他们的野蛮状态。这一条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荒谬的，但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却颇受赞同。于是基于“正义性”，这场战争打响了。但当作者和其他一些西方人了解到他们的外交官、士兵、传教士和平民在这场号称“正义”的战争中的野蛮表现时，产生了疑问：中国政府要遵守有关战时行为与平时行为的标准法则，联合干涉中国的列强就不应当遵守吗？就西方军队及其他一些人的野蛮表现来看，西方文明真的比东方文明先进吗？于是他决定亲自来中国寻找事情的真相。就这点来看，作者并没有民族的偏见，相反，他在努力从客观、平等的角度评价事件，这对
一个记者而非学者来说是难得可贵的。
本书中有几个方面让我感触深刻：
作者在本书的开始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评价。少年时代对艺术品莫名的崇拜，跟乡亲们一同嘲笑一位德国人（猜测是瓦格纳）的音乐粗野低俗，后来发现除了嘲笑自己当年的可笑，已经无法再笑了；后来在古巴经历了美西战争，身边的人议论着敌人的种种恶行，屠杀伤兵、凌辱死尸，但他亲自查看了伤员与尸体，发现一切只是谣传；在布尔战争中，在成为俘虏一段时间内，他更加了解到万事都有两面，只有兼听则明，“经验似一道拱门，让光亮照彻未知的世界”。我想这也是他选择来到中国的原因吧。两个民族相隔甚远，清朝又是实行闭关锁国，知之甚少，文明也截然不同。作为一个西方人，自然会以西方的文明尺度来衡量我们中国。他不想被蒙蔽于一面之词。如此看来，西方人在近代史上对我们做的一些事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大清朝把清朝以外视为蛮荒之地，把以外的人叫做蛮夷，而西方认为我们处于野蛮状态，需要先进的文明来改进。大家都是一旦发现非我族类，马上就给他们贴上野蛮愚昧的标签，只是对待难以理解的事物解决方式有不同，西方人显然更具有侵略性。我想当我们审视历史的时候，也要抛弃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偏见，当然有些事情，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错误的。
书中有作者对所看到的战争中的中国的描述，也让我印象深刻。“只是昏睡在英格兰的梦想中假如真的浮现出一幅幅真相影像，那将是什么样的梦魇呀！联军所经之处，一座座村庄化为一炬，一船船无助的苦
力死于河口，一群群父女为免受侮辱而投河自尽！西方残忍的十字军一路重复着暴君尼禄在古罗马所施过的暴行，像利刃直插北京的心脏，在皇宫汉白玉地面上践踏出一双双军靴的掌印！雄伟的城墙和碉楼弹痕累累，但屹立如故——恰如中华帝国，虽然低头，但并未崩溃——城头浮现出那位举世无双的奇女身影：中国的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在对战争的描述中，我最喜欢的便是这一段。作者将真实的场景与内心的感受相结合，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在西方残忍侵略下的中国。他不但没有美化西方军队，而且饱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同时坚信中国不会崩溃，正如他在本书开始说到的一样“这些难以理解的事物有时候会顽强的抵抗、坚决的存在，直到最终被理解，就如那个德国人和他的音乐。”从这段文字中，我认为他对慈禧太后是崇敬的，至少是尊敬的，而不是译者所言“他对清廷，尤其是对慈禧太后的评语，充满误解”。
书中的“翰林院之毁”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翰林院紧挨英国公使馆。在风朝着公使馆吹的那一天，中国人放火烧了整个翰林院。但翰林院着火后不久风向就变了，朝另一个方向吹去，再加上当时英国人的努力，使得火势并未向公使馆蔓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先人的抵抗外敌的决心感到自豪，为把外国侵略者驱逐出境，先人们愿意付出这所独一无二的翰林院作为代价；但同样也有一种可悲的感觉，翰林院中藏有中国近五千年积累下来的珍贵的书籍资料，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可以将翰林院烧毁，将民族的文化放弃，又该站在何种立场指责外国人洗劫了紫禁城，火烧了圆明园呢？我想只有我们国人更加珍重我们民族的文化，才能要求其他民族的人尊重我们的文化。
当然，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西方列强的确作为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轻视我们的国家、人民和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书中关于“强盗拍卖赃物”的描述让我感到愤慨。两匹上好的绸缎四元便成交，原本价值100英镑的衣服以20元成交··比起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些新奇的东西往往出价更高。人们在谈笑中竞拍，更准确的说是公然的系统化的掠夺，每件物品都已极低的价格起价，最后以极低的价格成交。面对外国人如此的蔑视，我想不仅是中国人，任何重视文化的人都会感到愤怒。作者在描述这部分时也表达了他的愤怒，“无耻地”、“这场远征中国事件是皮耶罗时代之后最大的抢劫之旅”·当然，他对英国军队的行为几笔带过，甚至在某些方面赞美了英军，这的确是不太公正、客观的。但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作为弱者，即使再不公平，我们也没有发言的立场，更不要说改变局势。只有我们我们国家自己强大起来，才有言语权与行动权。
书中还有对义和团的描写，使我在教科书之外了解到了更加具体生动的历史。在一位中国文人川生的记述中我看到了义和团的另一面。“他们经过时碰到两个怀抱婴儿的女教徒，就在他们要对这两个教徒进行行凶时，我的悲哀让我无法承受眼看着她们死去··我在主街上看到几具尸体，听说是被义和团杀死的。”“义和团在放火烧门外大栅栏的药铺··他们说火只会烧到他们想烧的房子，不会危及其余··但是另外两三家也开始着火了，义和团在黄纸上写下符咒，声称他们把符咒贴在哪
里，哪里的火就会灭掉··几分钟后，火势蔓延开来··一个男人试图用污水灭火，这下义和团有了借口。他们说污水触怒了火神爷，因此大伙才会殃及无辜店铺。“最近义和团获得了随心所欲杀人的能力，在路上”
看到任何他们厌恶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们会就地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