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口号
第1篇：民国办报口号
---妙地表明了文章的指向。这一语双关的标题令当事人啼笑皆非，广大读者也忍俊不禁。
同样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天早晨，丰子恺翻开上海的《新闻报》，一篇题为《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文章赫然入目。他不禁大吃一惊，心想：“本人素来与人无冤无仇，何人对我这样破口大骂？”丰子恺怒不可遏。待他看完全文，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有人对丰先生的《乡村学校的音乐课》一画发表评论，画中的孩子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跟着先生拉出的二胡声齐声唱歌。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鼻子，但读者从他们扬着头、张着嘴的神态中，能体会到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正沉浸于音乐带来的欢乐之中。泰戈尔曾这样称赞过丰子恺的这种画法：“用寥寥数笔，画出人物个性。人物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看什么；不画耳朵，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听什么。艺术所表现的至高境界，就是这样。”
2---毙”。仅仅一个“又”字，使谣言不攻自破。
1948年，美国驻中国特使马歇尔奉命回国，被派到南京接替马歇尔职务的是华莱士。当时南京某报纸以《马歇尔歇马华莱士来华》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此标题运用“回文”手法，正读反读都一样，巧妙至极，至今为报界称道。
在拟标题方面最有成就的当属老报人张友鸾，同时代人把他称为“最风趣的报人”。张友鸾在近30年的报界从业经历中，设计标题历来以用心、精致著称。《新民报》抗战期间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因其构思奇巧、语意生动、一针见血而轰动了整个山城。
1943年，张友鸾在成都《新民报》主编社会新闻，当时成都各个学校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青年学子们深感出路问题严重，怨声载道。《新民报》社会新闻版“学府风光”一栏登载了四川大学通讯员写的一则消息，4---
12、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
13、多见一个客户就多一个机会!
14、每天进步一点点。
15、失败铺垫出来成功之路!
16、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17、团结一致，再创佳绩!
18、忠诚合作、积极乐观、努力开拓、勇往直前。
19、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0、众志成城 飞越颠峰。
21、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22、失败与挫折只是暂时的，成功已不会太遥远!
23、道路是曲折的，“钱”途无限光明!
24、回馈客户，从我做起，心中有情，客户有心
25、观念身先，技巧神显，持之以恒，芝麻开门
26、攻守并重，全员实动，活动目标，服务导向
6---效益。
⑧.产品原料不放松，后道工序才放松。
⑨.每一位职工都要求树立起下道工序将是我们的顾客的理念。
⑩.优质产品需要全员参与，持续改进，持之以
恒。
质检部
2011年11月21日
第2篇：口号标语之民国时期的口号
民国时期的口号
【篇1：民国史资料】
留学生和流亡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留学生对孙中山、梁启超都很景仰，悠游于二者之间，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梁启超依仗着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名声，又凭着办有《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俨然是进步学生的盟主。他的一派人对后党“伪政府”的无情借楼和对明主主义的宣传，也确是在启发着青年学生们的觉悟。孙中山一派人则没有积极主动地在留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同学生门的联系面比较狭窄。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等三人创办《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三人分别改号自立、自由、自强以表明志向、1900年该刊随《清议报》附送，孙中山给予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帮助。受孙中山的影响，《开》中出现了“排满”字样，影响到保皇会的会务，于1901年春被梁启超等强迫停刊。
励志会 当时，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春。励志会的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立志节，但由于负责人热心正直，会员得以借此交流政见，如曹汝霖，章宗祥等都非常激进，积极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不少人还提出要排满。会员沈云翔，秦力山等还先后回国参加自理军起义，他们都为此行能同时得到梁启超、孙中山的首肯而自喜。但是，当回国“勤王”而辛存的学生作为新的政治流亡者返回日本时，励志会和学生的政治状况就不一样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变为稳健派，凡遇政府派官员到日本考察时，都为之翻译，引导，日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分子则鄙视他们的堕落，称之为官场走狗，两派势如水火。但是，更为深刻的分化却在于激烈派分子在革命和保皇之间进行了选择。
《国民报》和国民会 秦力山等在发刊《国民报》的同事，还组织了一个国民会，《国民报》社则作为其活动机关。国民会以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是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
支那亡国纪念会 1902.4，章炳麟联合秦力山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4.26即明朝宗祯帝自缢之日举行。十名发起人中，除章太炎，陈犹龙外都是学生。除冯子由外，均曾参加过维新运动货深受改良主义的影响。他们企图通过几年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声称，眀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共缅怀明末抗清斗争，后日应清朝公使之请，阻止集会。
《国民报》、国民会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都是以拍起来改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题的。这一情况说明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事实证明，在摆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错误政治倾向时，从反面的来的惨痛教训，玩玩比从正面接受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大。正是保皇、改良没有出路的痛苦体验，使秦力山、章炳麟等人成立铲刀革命并于保皇党斗争的急先锋。
不过，同样是归于革命的大军下，《国民报》、国民会和支那亡国几年会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前者的民主主义精神是透彻的、他继承了改良派宣传家对民主主义的宣传，而有加以纯净化，花在谴责“民贼”上的功夫，比花在谴责“满酋”上的功夫更多。后者以反满复汉为思想武器，完全缺少近代的民主主义的语言。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确实后者引起的震动较前者要大。许多寻求救亡之路而又主张革命的人们，怵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宁愿去接受那种看来是最简单的口号和最便捷的手段。
成城入学事件 在留学生学习的学科中，军事是个热门，官方为兴办新军派人去学军事，革命分子为掌握军事技能和谋取军权也想学军事。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
自费学生学陆军。1902年夏江苏等各省自费生钮瑷等九人申请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蔡解决报送。7.28，吴稚辉，孙揆均等二十六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沟通日警拘留吴孙二人。8.5东京警视厅以“妨碍治安”罪宣布遣送回国。在起解时，吴跃入城壕自沉，预先准备好的绝命书说“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因河水不深，遇救。他的绝命书虽然“瓷器之间，还忘不了忠君爱国”，却得不到蔡的谅解。8.12，学生秦毓鎏，张肇桐等认为蔡勾结日警的行为丧权辱国，上书蔡并到使馆抗议，也被日警拘留。随后，留学生全体集会，一致决议声讨蔡。
成诚入学风潮事件并不算大，但他是留学生集体政治行动的开端。公使的压制激怒了学生们，胡汉民等愤而归国，少数激烈分子则酝酿组织团体。
青年会 1902年，叶澜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后避免引起当局注意改名“青年会”。青年会的会约第一章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发起人还有许多早稻田大学学生，没有多少政治经历，更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身份，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开始获得了新鲜的血液。
新年演说 1903.1.29东京中国留学生照例举行新年恳亲会。清贝勒载振，驻日公使蔡钧与会。会上，马君武、刘成禺先后发表“排满”演说，主张“排除满族专制，回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两人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清宗室长福起来辩驳，被学生喝止。当初未能在支那亡国纪念会上喊出的声音，而今意外地在满足亲贵和官吏的耳边响起。事后，刘被开除成城学校的学籍，不准入士官学校，马也被迫返国。但是，他们的演说的影响却不是任何处分可以消除的。
新年演说之后，东京刘学姐愈形活跃。1903.1月至3月，又先后出现了《湖北学生届》、《直说》、《浙江潮》、《江苏》等几种刊物。它们毫无掩饰的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用激烈的语言激励留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革命斗争。此后，留学生爱国斗争事件频频出现。（大阪博览会人类馆事件、弘文学院退校事件、成城学校罢课事件、成城学校校运会事件）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
中国教育会 1901.9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私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1902.4.15，蔡元培与叶瀚等议定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编订教科书。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暑假，成诚入学事件发生，吴稚辉，孙揆均被勒令回国。为防止吴等回国受清廷迫害，蔡元培慨然担任护送职务。8.13抵沪，教育会发起欢迎大会。教育会成员大都是从事教育事业以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人。随着教育会政治多动的开展，会中除龙泽厚那样个别的人还坚持保皇主张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中国教育会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这里除了恢复国权所指内容不是很清楚之外，意思是很明确的：中国教育会提产教育，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给予中国青年以改造祖国所需要的科学文化只是和正确的政治思想、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支出“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教育会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等等。他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但是模式局的急速变化使他还没来得及从容地进行教育的改造，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会中的激进分子成立爱国运通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 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南洋公学是清朝官吏在1897年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因各方面条件良好颇为著名，实际内幕十分黑暗。这是
该校五班学生伍正均被老师郭镇瀛侮辱，并请求校长将其开除。五班同学全班喧哗，力争无效，开会告别。全校同学被五班行为感动，派代编向校方请求收回成命，校不应。学生决定全校退学。16早学生整理行囊在操场等候最后交涉，校方负责人高卧未起，学生见，没有回音，便高呼“祖国万岁！组国万岁！”整队离校。
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是学堂中封建压迫的结果。正如《苏报》所谴责的那样，学堂主办者“摄照老大帝国小影，官场总办局、所之恶习，自尊如帝天，视人如犬马，妄立章程，驰骋臆说。以压制束缚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
南洋公学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后，因校方引诱，家长威逼，返回散走了一些，但退学者仍有145人。大部分退学生无处可依，他们想自办“共和学校”也无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帮助。教育会决定成立爱国学社。爱国学社吧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任务。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力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学生们还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前，国内早就有**发生，但影响不大。著名的南洋公学全校学生退学，并组成自己的学校，这就为各地受压抑的学生树立了榜样，鼓舞了他们的反抗情绪，类似的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
清政府推行新政和人名群众的自发斗争
新政的实施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本来是反对一切改革的，曾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然而，时隔两年，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他们迫于内外形势变化的压力，也不得不“改弦更张”，侈谈起变法来。七八月间，刘坤一，张之洞等提出著名的变法奏议三折。一折兴学四端，讲设立各类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等；二折整顿中法十二端；三折讲吸收西方十一端，讲怎么样洗手洗发来补充中法的不足。这些提议没有超出戊戌维新派变革的主张。
从上述新政走着的表面内容看，清政府似乎是要完成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实质上这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自强”的老调重弹。在所有各项“新政”中，筹饷练兵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筹划新兵表面上是为了“巩固国防”而建立的，实际上他并不真正用于防御外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为了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在新军编练和成军的过程中，从没有与外敌打仗的记录；相反，全国及才叫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都是被新军残酷镇压下去的。
同时由于新军中留洋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革命组织的宣传鼓动，对封建统治日益不满，他们组织了各种秘密团体，形成了一股反对清廷的革命力量。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还创办巡警。他们广购眼线，多派探访极力破坏反清的秘密组织，屠杀无辜。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制定了各种警章程。江苏巡抚在1907年的一份奏折中承认，江苏创办警政三年“形式虽存，精神未具”“为民之政，转以扰民”说明了举办警务的真相。
在清政府推行鼓励工商业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微弱的发展，获利较多的是资产阶级上层。清政府对大资本家和买办商人给予各种特权，是他们取得了发展实业的有利条件。掌握商部大权的都是封建大官僚。
为了推行“新政”清政府需要军事警务等方面的人才，陈腐的科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培养人才的需要，因此设立大学堂采取葵卯学制，清末民初的教育主要都以此为依据，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学段。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发张学堂，另一方面有接连发布了《约束游学生章程》、《钦定教育宗旨》企图把学生束缚在对封建统治有力的范围内、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并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的。由于办“新政”而增加的负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斗争，这也就必然加强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新政”的目的和这种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从而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对新势力不同的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样就不进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使得统治阶级中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
预备立宪的酝酿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是欺骗性的，激发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宪要求。这种立宪要求真正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由于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争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进行的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吧东三省的土地人民任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蹂躏，宣布严守“中立”。在这场战争中俄国轻易地被日本打败，立宪派便利用这一事实大力宣扬：日本不过“蕞尔岛国”，他所以能够战胜俄国是应为他们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一向被视为强大的俄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立宪运动开始兴起了。立宪派一面大力制造舆论，一面展开实际活动不断上奏请求立宪，又刊印《日本宪法义解》等书送给满族权贵。西太后本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思想，他最关心的是紧紧掌握最高权力，而她周围的一些较倾向于变革的大臣，都以日本为例说服西太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而且可保“君权永固”。这时西太后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大权，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觉得不妨再做一次尝试，便派遣五大臣出样。立宪派对此举非常振奋，其实这时清政府仍未下准备立宪的决心，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
【篇2：王蒙忆民国故事：日伪当局首条口号为＂剿灭
共匪＂】
▲年仅14岁的王蒙在河北高中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图右为中学时期的王蒙。
▲民国时期的街头乞丐。
民国时期的语汇与官衔
现今一些描写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一听里边的对话我就几乎晕倒，因为只要说上三句话就露馅了。
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口号就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学校紧紧张张地要求我们背诵，说背不下来就有可能被“带走”，可以看出日伪势力是如何地视中共为心腹大患，为头号敌人。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敌伪口号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铁证。
还有令人困惑的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原汪记的汉奸国民党党部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告同胞书》，大张旗鼓、大言不惭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并高喊“蒋总裁万岁”。原来说的是“汪主席”“陈（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马换成了“蒋总裁”，让少年的我大惑不解。此后，未见到处理汪记国民党机构的任何后续消息。
后来报上出现了关于国府“接收大员”的报道。国民党贪官污吏当了大员以后颐指气使，化公为私，什么“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儿子、金条子）登科”啦，什么发国难财、接收财、娶接收夫人抗战夫人（把沦陷区的夫人抛弃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这些事情，在报纸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民国报刊
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
当时北京有三家报纸我印象深刻：一是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销路很差；二是民营报纸《平明日报》，销路不错，副刊上看到过萧乾、焦菊隐的文章；三是日伪时留下的《实报》，小开张，人称“小实报”，八卦新闻多，主编管翼贤，解放后1950年代以汉奸罪被处决。“小实报”的版面至少有三次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个是日本发动突袭珍珠港后，宣布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实报》上登载有什么人摇旗助威庆贺（后随着战况失利日方更名此战为“保卫东亚战争”）。二是详细报道了枪决汉奸、间谍金壁辉即川岛芳子的情况，说什么金被处决前要求换上一身素白衣裳，被国府执法人员拒绝。三是报道冬季慈善粥厂开张的消息。我那时还能见到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1946年旧政协会议达成停战协议（没能执行），《大公报》用头版通栏刊登四个特号大黑字“停战令下”，非常醒目。
说起民国的期刊，日伪时期不能不提到《三六九画报》，即每月阳历三日、六日、九日，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出版的娱乐小刊，封面多是名伶，即京剧坤角，如言慧珠等的黑白照片。该刊版面上我有兴趣的内容有郑证因的《鹰爪王》，叫作“技击小说”，没有叫武侠小说，还有白羽的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此画报社举办过短篇小说大赛征文，获冠军的小说题名《点绛唇》，是凄婉的爱情故事。
国府时期，有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主张第三条路线，我的印象是它的文字语言比较古雅与学院气，少年的我读起来比较吃力。另外在旧中国临近寿终正寝了，忽然出了一本《太平洋月刊》，主编姓耿，笔名“笑天”，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叫《列宁的叛徒与国父的逆子》，破口大骂完了国民党再骂共产党，十分吸引眼球，一下子洛阳纸贵，但没出几期，严正宣布停办，未知其详。
1948年，一家赔本的小报突然别出心裁，发行了套红号外，声称“共军”的刘伯承等已被“国军”俘获。为此，国府有关部门宣布此报造谣传播失实消息，欺骗读者，罚他们停刊一周（或更多）。其实，他们正是因为报纸办不下去了才玩这么一手“奇葩”，光这样一份号外，已经赚回了不少亏空，你不停它的业，它也早想洗手不干了。
我那时爱看报，许多消息是从报上得来的。1948年年初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为大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江南一家报纸说蒋中正当选为“小总统”，后来说是经查确系排版紧张所致，没有政治意图。“受害人”蒋介石也未提出诉讼，不立案。还有一 事，中国国民党一个机关的牌子被示威学生换成了“中国刮民党”，于是一批人在报纸上表态，说是该党受到了严重污辱，令人哭笑不得。国民党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后报上登了许多对嫌犯的审讯消息，居然还大量刊登了他们对闻、李的咒骂，连“嫌犯”的捶胸顿足、情绪激动、流泪喊叫都有报道，似乎是在宣扬“杀之有理”。1946年美军皮尔逊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案发生后，各报纷纷连篇累牍地刊登对沈崇的妇科检查病历，污七八糟，观感十分恶劣。1947年四川说发现一个女子杨妹不需要吃饭，国府组织了国家级专家去调查，后来报上登的调查结果是在她肛门上发现有食物残渣，说明她不是不吃饭。为此引起媒体冷嘲热讽，说国民政府主导的我国科学专家的最大科研成果竟是人类必须吃饭才能生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关于郝鹏举的报道令人难忘。郝鹏举是个有名的变色龙，他在国共日伪之间来回反水。1946年年初，民国方面的媒体报道郝鹏举的日伪军部队要从“共军”处投靠蒋军了，可是没几天说是没有此事，并说是郝受到共军高级将领的看望宴请云云，个把月后又大张旗鼓地报道，说是郝司令当真投蒋了，数周后，却是郝司令被共军枪决了。
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一套专门语言，战事失利撤退，叫“转移阵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其实“自行失足落水”的说法早就受到过鲁迅的声讨。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根据我个人对旧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了解，“职业学生”实属罕见，相反，地下党的要求是进步学生首先必须学好功课，才能在同学当中树立威信。倒是有几个“职业教师”，例如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校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杨伯箴同志，解放前在北平的身份是某校童子军教员。杨后来担任过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百姓生活
当时的我们恨不得引爆旧世界，把旧北平彻底翻一个个儿。
那时失业人口极多，我们家住的西四小绒线胡同一带大多数人都没正经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两间，勉强维持生活。再有就是过往略有积蓄的人，靠卖上一辈的遗物维持生活。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邻居祈祷上苍，希望给自己以机会捡到一个装满大票子的皮夹。
那年月到处是垃圾堆，我在西四、西单、东单、北沟沿都见过大垃圾堆，苍蝇嗡嗡叫，恶臭扑鼻，小孩子在上面捡煤核，有时捡到残羹剩饭，就吃了。报上经常出现“由于误食垃圾鱼头一家人惨死”一类的消息。1946年年初我11岁，参加了国府第11战区政治部举行的中学生演讲比赛，我当时就说：“看看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哪里去了？”我的演讲稿得到了当时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的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的指导。由于我的讲话的调门不符合主办者的要求，虽然我的演讲反响最热烈，连一个主持发奖仪式的军官都说“王蒙那个小孩讲话声如洪钟”，可是仍然只给了我第三名。
北平一解放，没过几天，解放军就用车拉走了所有市内的垃圾堆，真是说干就干，立竿见影，赢得了民心。
当时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话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解放后在钟敬文教授家中看到过一幅字，上面有一句说的是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日日好春风里过，教人梅雨忆家乡”，意为北京的风水劣过江南的梅雨。那时北京下水道问题严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没膝。雨后到处是蜻蜓，入夜则是萤火虫到处飞舞。那时候萤火虫多除了生存条件与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电力少，常常停电，供电时贫民也舍不得开灯，给了萤火虫光芒四射的机会。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轨电车，车上挤得连门窗上都扒着人。这种场面我1999年去印度访问时又看到了。我们那时青少年普遍不买票，想买票也买不成。
民国街头，刺激人的还有乞丐的群相。我们居住的胡同里常有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女丐带着一个小女儿行乞，她的表现被认为是疯癫，有时小学生下学时看到她们，一些淘气的孩子就七嘴八舌地叫：“疯子，疯子！”这时女丐会惨叫一声吓得所有的路人疯跑。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的孩子完全不懂得同情贫民与弱者。
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骇人听闻的自我施暴苦肉强讨路线，见了他们估计有钱可给的乞讨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自己的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破衣烂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可怜人不要死在自家门前。
再有就是各种生理畸形或残疾的乞讨者，惨不忍睹。
这样的乞丐群相，我的感觉是历史通过他们在进行发动人民大革命的动员课，倾情发力，号召颠覆造反。一个国家，能够这样混下去吗？这里不发生，这时不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难道能发生什么温柔美丽的沙龙派对吗？
现在重温那时的北平旧照片，萧疏、陈旧、破烂、贫穷、饥饿，摇摇欲坠，是彻骨的绝望感。当然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例如城墙、牌坊、灰瓦顶子、平房、四合院，还有那时不拥挤，全北平只有200万人，而现在是2000多万人，等等。再说怀旧就是怀自己的少年时代啊，谁能毫无这种向后看的波动呢？但当时的我们恨不得引爆旧世界，把旧北平彻底翻一个个儿，《国际歌》的词儿叫“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终于等到到处是高楼大厦了，又会怀恋旧日的某些特色或遗憾于某些旧日图景的失落。文化就是这样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时时在失去，时时在创造积累。当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愤然！
学校经历
我的地下党单线领导人对于我与另一位进步学友双双考入河北高中，深为满意。
1945年我跳班上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初中，校长常蕴璞（字玉森）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工作非常负责，督导大家背“总理遗嘱”，多次在大会上讲“管学生必须体罚，一定要造成不守纪律孩子的肉体痛苦”。有时上课，我忽然听到后边啪啪打耳光的声音，异常恐怖，我们都不敢回头看，那是校长从后门悄悄进来，大打出手，打那些他认为不守纪律的学生。
南沟沿有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机构，一天级任老师通知我们班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去那里座谈。我年龄小，一声没吭，听见几个大个儿学生提意见，说三青团员净是歪戴着帽子的纨绔子弟，和小流氓一样，给人印象不好。
我随后唾弃了三青团，去追求革命追求左翼思潮。我在国会街北大四院欣赏了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只觉得是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左翼意识形态尤其是文艺的气势压得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1946年，我所在的平民中学通知全体同学收听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讲话。他是公鸭嗓，南腔北调，全部腐朽透顶的国民党套话，没说一句明白话，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根本不会说“人话”，连我父亲在家听了此人讲话也完全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政权要完蛋，首先表现在语言上的撑不起门面来，简单地说，就是说不成一句人话。
当时的平民中学给我印象深的是音乐教员乔书子（音），他一面教着我们课一面晚间演出着歌剧，人的样子也极帅气。他自己也作曲作词，如“第一次的春雨，只是几滴，像少女第一次的眼泪，我问你，什么是你第一次的悲哀呢？”据说，他也可以教授“国文”。平民中学的校歌词曲也是他作的，唱的是“你是智慧的海，你是真理的灯”，追求高远。
教学楼前有几株大合欢树，一到放暑假的时候，红花盛开，着实难忘。
我在冀高时，用复写方法办了一个刊物《小周刊》，手抄的，抨击社会不公，被校长穆庚寅找去谈话，说是办这种周刊会造成事件，下令取缔。但冀高仍有大量党员与盟员（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在活动，有两个平行的党支部，以便于与国府周旋。学校也有中统组织，他们以“暮鼓社”名义张贴大字报和“肃清匪谍”一类标语，但谁也不知是谁干的，鬼鬼祟祟。
1948年寒假，河北省教育厅在冀高办冬令营，伙食糟糕，白水煮萝卜，没油，苦的；房间里温度在零下，有炉子没煤，冷到极点。年龄大的学生到教室偷桌椅，劈了当柴烧。当时我家也是这样，冬天洗脚水、尿都会结冰。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野和华北野战军包围，国府方面在学校招募“自救先锋队”成员，意图垂死挣扎，与解放军拼命。后来这些人不战而溃，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惩处。
同时以傅作义为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了包括军警宪三方面人士的执法队，打
【篇3：民国时期的课本】
一些民国时期小学教育课本
老课本的编著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仁、义、礼、智、信，情趣，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
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翻阅这几册线装小书，景深里都是天地之悠悠。
在此，我择其有图画有味道的几篇课文，配以拙文，分享于人，致敬民国童年。
第一课 职 业
【课文原文】猫捕鼠，犬守门，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一十八字，道出生命的庄重。
进化的自然选择，适己而利人，善哉。
不可无职业，也不可职业乱窜。犬捕鼠，多管闲事；猫看门，形同虚设。世上职业千万，有需要就有职业；可世上好职业只有一种：喜爱又能谋生。
各司其职，便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或能走向按需分配。这些宏大的道理和主义，猫犬不懂，却能身体力行。
第六课 整 洁
【课文原文】屠羲时曰：凡盥面，必以巾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沾湿，栉发必使光整，勿令散乱。
教一件事，先教方法。道理在事体里，厚积薄发。据称联合国一份文件用五种官方文字打印，中文最薄。
语言也可整洁。
外看是仪表，内中透情境。
一个人，一亿人从小“勿令沾湿，勿令散乱”，蕴蓄华夏男儿的堂堂仪表。
第十一课 友 爱
【课文原文】徐湛之出行，与弟同车。车轮忽折，路人来救。湛之令先抱弟，然后自下。寥寥数语，淡淡白描，人、事、观点都有了。
众人平素相似，不一样在非常时刻。危险、利益、困顿，最考验人。这一课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车与路都得适时检修；路有不平，人施于手；先救弱小，再自救。事小道理大，放之于雪灾、地震、车祸、旱涝、战乱而皆准。
道路决定车轮，车轮决定远方。
只是今夜城市车流里的广播正唱：心在远方，堵在路上。
第十五课 投 报
【课文原文】孙赵二女，同校读书。孙女得新书，持赠赵女。赵女取纸笔报之。
此册封三印有商务印书馆一段话：“教科书所言事实以家庭教育为主，兼及社会，皆日常习见习闻者。取材颇合儿童心理，书中间涉女子事，尤便男女共校之用……”
所以此课不只是讲孙赵二女的礼节，还在讲这个国度封建了几千年后另一半人的学堂梦想。她们是女童，她们是母亲。西方哲人曰：“一国之兴衰不是看一国之君，而是看一个个家庭的母亲。母亲哺乳了孩子，教育哺乳着母亲，谁哺乳教育呢？”
十年树木，木渐成林。光阴沉淀，积为年轮。
第3篇：民国记者
浅谈民国名记者产生的原因
------------以邵飘萍为例进行分析
摘要：民国时期民营新闻业提高了专业业务水平，民营报纸按照商业化模式独立办报，遵循新闻业本身的内在规律，使报刊真正成为大众化的信息传播工具。因而时期形成了专业性的职业群体，出现了邵飘萍、黄远生、徐彬彬等众多名记者。本文将以邵飘萍为例，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记者自身两个方面分析这些记者成名的原因。关键词：民国时期 社会背景 名记者
正文：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报纸新闻自由发展，民营新闻业完成了职业理念的内化，基本实现了职业自治，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达到了较高的职业化程度，加上职业群体的努力，大量的民记者涌现。
一．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促进了名记者的产生
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人们拥有基本的新闻自由权利，如自由开报馆，办刊物，建学会等，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12年10月起，《申报》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也纷纷聘请驻北京的特派员。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远在上海的报馆，或拍发专电，或撰写“特别通讯”。
二．记者们坚持不党不私的立场，关注民生社会，大胆挑战威权，勇于揭发政治黑幕，这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名记者的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原因。以下用邵飘萍为代表分析民国时期记者的主观条件。
1.合理的知识结构，心怀抱负。
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可以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2.关注民生，以服务民众为己任；不畏强权，独立办报，勇于批判黑暗统治。
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出
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但他却是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
在北京的两年中，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政治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四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京报》是邵飘萍自己投资创办的，无党无派，不受军阀操纵，主张言论自由，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京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邵飘萍既是社长，又要搞经营管理，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坚持采访。
3.激进的思想
邵飘萍不怕风险，秘密加入共产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4.具有独特的采访技巧
（1）巧做戏。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 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邵飘萍。
（2）广交友。邵飘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够在各派军阀中游刃有余，又能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民国时期是一段复杂的社会时期，新闻自由在此时发展，但也在此时承受危机，既有利于记者的产生又让明辨是非的他们深受威胁。因而，民国时期名记者的产生必须是客观的社会因素和记者主观的素质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论民国名记者赵敏恒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鲍晓明
2.民国时期民营新闻业的职业化 张忠（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3.本科毕业论文 民国时期报纸新闻自由研究（201006)(2010-09-12 16:24:25)4.新闻史学史视野中的邵飘萍研究 时间:2010-12-02 20:37:00
提高太阳能热应用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为产业发展服务，做引领世界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太阳谷”。
参考文献
1.山东德州市质监部门发挥职能优势促进太阳能产业发展
2.把握机遇
再造优势 全力做大做强太阳能产业市政协常委、民建德州市委秘书长 周相国 3.德州新能源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第4篇：民国教父
民国教父、上海太爷张仁奎
版权：《文史天地》杂志 作者：凌风
清帮，可谓是清末民初最大的帮派，相传其祖师爷在建帮之初特意拟定了辈分，定下二十字，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到了清末，这二十个字用完，帮中长者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青帮百余年开枝散叶，门徒遍布天下。
民国年间，时局动荡，大批帮派人士闯荡上海，学者唐振常在《上海史》中说：“民国初年，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应属大字辈，有39人，其中38人是从外地移入的。”
清末民初，上海滩青帮势力大概有四支，一支是上海本土帮，第二支就是浙江湖州帮，第三支是江苏扬州帮，最后一支，就是以山东人张仁奎为首的山东帮。
上海本土帮领军人物范高头、陈其美早逝，势力很快没落；湖州帮跟北洋军阀走得太近，到蒋介石时代被肢解；扬州帮首领徐宝山依附袁世凯，被国民党炸死，帮众分散；张仁奎本是徐宝山下属，后收其残部进驻上海滩，广招子弟独成一派，创造了新的大好局面。
张仁奎的名气，并不在于他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他的徒子徒孙们遍布军政商学界，而且多属社会名流，以致蒋介石都想投帖子拜到他门下，后来蒋当了国民党总裁，仍然恭恭敬敬叫他“张老太爷”。
另外，张仁奎收徒弟相当讲究，无前途者不予考虑。他的徒弟有军阀韩复榘和蒋鼎文、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汪伪政权外交部长夏奇峰、宣传部长林柏生等等。后来崛起的“上海三大亨”与张仁奎也颇有渊源：黄金荣是弟子；杜月笙是徒孙；张啸林则是师侄。
民国年间，上海滩各帮会头面人物、帮会与军人政客发生矛盾，几乎总是要找“德高望重”的“张老太爷”出面调解。
一
张仁奎字锦湖（也有写作镜湖），清同治四年（1865年）一月出生在山东滕县沈庄村，自幼家贫，没读多少书，少时跟着表叔习武，在与地痞流氓的不断实战中练得一身好功夫，只是没钱买把像样的兵器——用的是割草的铡刀，人称“张大铡刀”。
光绪十五年（1889年），滕县开科考武秀才，全县有数百人参加，张仁奎力挫众人，得了头名，有了在家乡开设武馆教徒弟的资本，几年下来，在十里八乡也有了点名气。
张仁奎本想以一身功夫报效朝廷，可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尽失，接着西洋人趁火打劫，德国出兵青岛，英国占领威海——山东几乎成了洋人的天下。
外国势力进占，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各地闹起了“义和团”。张仁奎热血一涌，毅然加入，义和团在山东滕县的主事人叫马风山，属青帮第二十代“礼”字辈，徒子徒孙众多。张仁奎英武善战，得到马风山的欣赏，将其收为弟子，排二十一代“大”字辈。
满清被东瀛西洋先后欺负，慈禧老太后也很是怨愤，决意支持义和团：跟洋鬼子开战！可惜义和团没能支撑多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和光绪吓得避难西安，马风山率张仁奎等众徒还护送了一程。
不料满清政府很快跟洋人达成了协议，割地赔钱，接着转头清剿义和团，马风山遇害，张仁奎机警，拖着铡刀躲了起来。
在江湖上流浪了一段时间，张仁奎来到扬州，跟着也是“大”字辈的同门师兄徐宝山贩盐走私。徐宝山起初势力还不够强大，苏北一代山头林立，彼此间为了抢码头经常发生火拼
事件。张仁奎在一次混战中提着铡刀砍翻对方十余人，徐宝山大为赏识，将张仁奎视作心腹。
徐宝山后来被清政府招安，驻防扬州，手下编制基本相当于一个团，张仁奎带着一部人马守镇江。
在镇江的时候，张仁奎跟同盟会有了些联系，并秘密入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各地相应。11月，在扬州的徐宝山也宣布反正，张仁奎当即在镇江配合。不久，扬州革命党组织“江浙联军”，协调民军进攻南京，徐宝山让张仁奎带着兵马出征，张仁奎出任“前敌总指挥”，与青帮兄弟冲在最前面。
守南京的是辫子大帅张勋，手下兵士多出身于土匪，个个凶狠。张仁奎亲率精壮青帮子弟当敢死队，一把大铡刀上下翻飞，连杀数名清兵，连张勋手下的猛将、有“瘟神”之称的韩虎也被张仁奎活劈。
张勋抵挡不住革命军气势如虹的进攻，狼狈逃入徐州，南京得以光复。
南京既下，革命党决定迎孙中山到此就任大总统，张仁奎对孙中山仰慕已久，自告奋勇前去迎接，从而结识了不少同盟会高层人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徐宝山“反正”有功，部队被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张仁奎尤其英勇，被提拔成第七十七混成旅旅长，依旧隶属徐宝山部。
接着是“南北议和”，袁世凯担任临时总统，再就是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被老袁指示人暗杀，到了1913年4月，孙中山提倡的“二次革命”打响，革命党跟袁世凯决裂。
徐宝山此刻却投靠了袁世凯，被国民党用计炸死。
徐宝山一死，第二军陷入动荡，在张仁奎的支持下，徐宝山的弟弟徐宝珍继任军长，徐宝珍显然不是这块料，干了没几天就主动辞职了，这只部队基本被张仁奎控制。袁世凯为了防止张仁奎异动，将其编制一缩再缩。
“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得意洋洋当了正式总统，接着想当皇帝，引起全国反对，蔡锷在西南兴兵、国民党屡屡起事，北洋内部也众叛亲离，袁世凯在1915年一命呜呼。
这两年时光，张仁奎一直呆在扬州，既跟北洋军阀保持联系，又暗地里帮助革命党，两方不得罪。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直、皖两派开始明争暗斗，直系头子冯国璋觉得张仁奎可收为己用，于是将他提拔成了江苏第76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隶属江苏督军齐燮元部，驻防南通，管辖范围包括南通、真如、泰州、崇明、启东及江浙沿海各地，晋授“陆军上将”。
张仁奎自此鸟枪换炮，在江淮一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慷慨仗义，从来不忌讳自己的帮会身份，一些军政要员、工商界人士甚至地痞流氓，无不找门路求人引见，拜他为师。到了后来，江淮地区徒子徒孙实在太多，张仁奎也不再以“镇守使”发号施令，干脆以青帮“太爷”的名号处理政事——因为无论警署、官衙、商会，领头人物无不是张的弟子。
二
直系曹锟当上总统后，号召“武力统一”全国，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将控制在皖系手中的浙江给抢过来。
1924年９月３日，齐燮元联合福建孙传芳、安徽张文生向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动进攻，并调张仁奎带着青帮军团前来助战。张仁奎在南通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也想趁乱扩充势力，于是提着铡刀带着徒子徒孙就冲上前线。
卢永祥不经打，一个月不到就丢了浙江全境，接着退到上海，还是顶不住，最后通电下野，去了日本。
上海滩转眼易主，在法租界做着鸦片生意的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大佬听说张仁奎来了，也是眉开眼笑：杜月笙的师父便是张仁奎的徒弟；黄金荣诈称自己属于青帮“通”字辈，收了不少弟子，却一直被正规青帮排斥，现在正好托门路正式拜师。
黄金荣、杜月笙备了份厚礼求见张仁奎，张很高兴，收下了黄金荣的拜师帖。
几个月里，前来拜访张仁奎的军政大员、帮会首领源源不断——张仁奎资格老，跟国民党大员、北洋军头头都有交情，现在巴结上，没准哪天能帮上大忙。
张仁奎对来访者也是热情相待，要是觉得对方有些才干，投的帖子就收了，如果是个招摇撞骗的混蛋，立马赶人。
1925年1月，张仁奎六十大寿，前来祝贺的军界、政界、商界、帮会等知名人士达八百多人。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派人专程送了副亲自撰写的寿联：“军界宿星，帮会元魁”，并且秘密送上了个帖子——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仅仅是个军校校长而已，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十几个常委都排在他前面，老蒋想巴结青帮老爷子张仁奎，无非是多谋点资本。
可趁着张仁奎生日投帖子的人实在多了，张仁奎根本没注意有个“蒋中正”。
历史总是充满玄机。
不久，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国民党内部大乱，接着廖仲恺被刺，凶手跟胡汉民有点关系，胡汉民也失去上位机会，跟着汪精卫被蒋介石算计。到1926年北伐军挥师征讨时，蒋介石赫然已成“总司令”。
湖北的吴佩孚、江西的孙传芳先后被北伐军打败，张仁奎还没等革命军开进浙江，主动宣布归附国民政府，蒋介石相当高兴，觉得“张老太爷”很给他面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委员长，上海滩给蒋介石充当打手的大小帮会头目，个个弹冠相庆。张仁奎却相当低调，把蒋介石投递的门生帖子送还，不以“师父”自居，蒋介石对张的做法十分满意，此后他也不提与张仁奎的师生关系，但私下相见，仍然以“老太爷”称之，极为尊敬。
此时张仁奎已经62岁了，他借故年老体衰，向蒋介石提议辞去军职，寓居上海，蒋当然同意。闲居上海时，张仁奎时不时收些徒弟，当然，对方必须有一定社会地位，闲杂人等不收。其中，军阀韩复榘拜师的过程相当有趣，不得不提。
1933年9月，当上山东省主席的莽夫韩复榘，心血来潮要召开全省军政会议，通知一下去，居然没几个人来！韩复榘大发雷霆，心腹告知原因：青帮老太爷张仁奎在山东滕县老家给儿子操办婚事，山东全省军政要员都去送礼了！
这些人胆敢擅离职守，难道张仁奎比我还狠？韩复榘虽然粗鲁，但不傻，马上就想到了自身的安危：张仁奎一呼百应，要是想搬掉他，会不会自己先遭殃？
几番考虑后，韩复榘觉想牢牢控制山东，还是得跟张仁奎合作，最好的办法就是拜他为师。主意拿定，韩复榘即刻从济南发急电，一向张仁奎贺喜，二请大驾光临济南，还下令拨了辆小火车，直接到滕县迎候。
张仁奎虽不怎么喜欢韩复榘这莽夫，但也不好拒绝，只有跟着前往。
到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带着一大帮子人敲锣打鼓的迎接，一直隆重地将张仁奎迎进政府大厅。
大厅里早摆好了香案公桌，蜡烛高烧，烟雾缭绕。张仁奎在韩复榘等人的陪同下，刚步入大厅，四面顿时军乐齐鸣，有马屁精高声吟诵“迎张老太爷”。
张仁奎一下愣了，还以为韩复榘要跟他拜把子。
韩复榘请张仁奎在正中坐定，自己却退到前面，毕恭毕敬磕了三个头，吩咐手下将准备好的门生大红帖双手过顶呈给张，高声喊道“师父，请您收下徒儿吧！”
在政府大厅弄江湖仪式，可谓既隆重又滑稽，张仁奎哭笑不得。
韩复榘由此正式加入了青帮，统治山东也多了条手段：帮规！不过他是个重诺之人，自
从了成了张仁奎的弟子，时不时就送钱孝敬师父。
三
1935年春，张仁奎在徒子徒孙的怂恿下，又一次在家中开香堂收徒弟。仪式完后有人提议：咱师兄师弟们干脆成立一个“社团”，以老太爷的名字任命为“仁社”，大家以社团为中心，共荣辱、同进退。徒弟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张仁奎当然高兴。
其时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帮会活动，要求成立社团必须到社会局备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一见是张仁奎的名号，马上批准——吴也是张仁奎的门生。
“仁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成为上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之一。后来，张仁奎在全国拥有徒子徒孙三万多，重要的就有三四千，渗透到民国各个行业，张仁奎俨然成了民国教父。
张仁奎还帮了蒋介石一次大忙。
1936年，蒋介石据军统密报，得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跟日本人勾结，想反叛，蒋介石虽然早就看韩复榘不顺眼了，但实在腾不开手：一边想围剿共产党红军，一边得防着小日本，东北三省已丢，华北五省“自治”，要是跟韩复榘闹起来，无疑多些麻烦。
有参谋提醒蒋介石，不如请张老太爷出面。
蒋介石豁然开朗，立即电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去找张仁奎，并派了辆专列去上海接。此事往小处说，是张仁奎的“门内家事”，因为蒋介石和韩复榘均是他的弟子；往大处说就关系到国家民族，张仁奎思虑一番，决议走一趟。
到南京时，蒋介石亲率文武百官在火车站迎接，按青帮规矩，恭敬称张仁奎为“老太爷”，二人会谈了许久，最后蒋介石庄重地请老太爷去山东一趟，劝韩复榘回头是岸。张仁奎慨然应允。
到山东后，韩复榘也是隆重迎接。主客刚落座，张仁奎开门见山摆明来意，清帮帮规极看重尊师重道，韩复榘虽然不想罢手，却也不便直接反对，让手下的师长们发言。
四个师长都是张仁奎的弟子，入门时间早，对张很尊重，听师父一分析，也觉得韩复榘难成事。
“你十万兵马能打得过中央百万之师，区区一个山东，其物力财力能抗衡全国十几个行省？闹起来必败无疑，听我一句话，别折腾了。”张仁奎也苦口婆心相劝。
韩复榘还没正式动手，手下干将已没了信心，只得罢了。
张仁奎山东之行的功劳，蒋介石一直十分感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淞沪会战打响。张仁奎让手下弟子们迅速行动起来，为抗战出钱出力。
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让戴笠去将张仁奎接出来，张婉言谢绝，说自己年事已高，不堪奔波，于是留在了法租界内。自此，他称病闭门谢客，拒不跟日本人合作。隐居上海期间，张仁奎还做了件事——策划刺杀了师侄、上海滩后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张啸林拜的是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排“通”字辈，因此张啸林见了“大”字辈的张仁奎，都是恭敬地叫“师叔”。
上海被日本人控制后，杜月笙到了香港，黄金荣隐居租界，张啸林却跟日本人勾搭上了。1939年冬，在日本特务的支持下，张啸林甚至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亲自出任汉奸省长。
蒋介石非常恼火，让戴笠处理一下。
戴笠让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找到张仁奎，道明来意：“上面想除了张啸林，但张精明异常，每次出门都有三十个保镖，汽车装着防弹玻璃，不好动手，最好能借用青帮内部人士去干掉他！”
张仁奎只是叹了口气：“为虎作伥，咎由自取，我老了，没精力做清理门户的事，你们
到香港找杜月笙吧。
戴笠闻讯后，秘密飞到香港，请杜月笙出主意。杜月笙沉思一会儿，问道：“张老太爷意思如何？”戴笠告知：“老太爷说让你拿主意就行了。”杜月笙点点头：“那也要用张老太爷的人，张啸林虽然跟我是结拜兄弟，但一直不甘心在我之下，对我也是防范很紧。”
不久，杜月笙就物色到了一个很好的杀手：张仁奎有个弟子兼保镖叫林怀部，年轻胆大，慷慨豪迈，而且机警多谋，枪法极准。林怀部的父亲曾担任过北洋军队的团长，与张啸林也有一定交情。
军统和杜月笙找张仁奎借人，张仁奎默认同意，为国锄奸，林怀部亦是慨然应允。也活该张啸林死到临头，他正想多召集几个得力保镖。林怀部来投奔，理由是说张仁奎越来越小气，给的钱不够用了。
有着故人之子、同门师弟的双重保险，张啸林放心收下了林怀部，答应给与高薪，而且每次出门都带着，左右不离。
一次，林怀部说要请假，张啸林不肯。林说你每月就给那么点钱，还不让休息，我都不想干了。张啸林心情不怎么好，就骂道：“不干就滚！”林怀部火气一冲：“好，马上走。”
张啸林没想对方敢顶嘴，勃然大怒，拔出枪说：“你敢这样跟老子说话，信不信崩了你。”张啸林本来只是想吓唬林怀部，谁知林怀部也立马拔出枪：“老子先崩了你！”
几声枪响，张啸林当即毙命。
林怀部主动投案，在自供中说，他本来是想多要点工资，谁知张要杀他，他一时情急，就射了张几枪，没有任何人指使。林怀部坚持这一杀张的“动机”，租界法院定为“泄愤报复”的刑事案，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15年。直到抗战胜利，林怀部才得以出狱。
张啸林死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摇头叹息，张仁奎却依旧保持缄默。
日本鬼子却不相信，他们怀疑是张仁奎在“清理门户”，不过找不到证据，只是屡次上门对张仁奎威胁利诱，要请张“出面主持工作”，张仁奎不为所动，可一则年纪大了，二则时常对日本说客动怒，以致忧愤成疾，一病不起，在1944年12月底，逝世于在上海范园——离抗战胜利仅剩8个月了。
第二年春，在尚属于“陪都”的重庆，党政军商学各界千余人为张仁奎举行了追祭仪式，蒋介石亲自为之题词“海岱硕望”，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张仁奎，“以彰忠义”。
张仁奎的去世，无异于传统青帮的终结，而此刻，青帮新大亨已然崛起多时了，若说张仁奎时代的青帮，还算是有严苛的帮规，有正式的礼仪，而到了黄金荣、杜月笙手里，青帮已经失去了“盗亦有道”的灵魂，只剩下了外壳。
（作者单位：中华传奇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