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历史成果

作者：minxiaoyong | 发布时间：2021-02-04 01:08:33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成果作者：

黄宗良/项佐涛作者简介：

黄宗良，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文出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内容提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当代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它说到底是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适应人民愿望、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我们党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科学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执政理念，坚持和创新了基本和根本的制度、路线，正确理解和稳妥地处理了三组三者关系，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取国外积极文明成果有机结合起来。

期刊代号：D2 分类名称：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关键词：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8)06-0098-07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在人类的当代史上也堪称重要的篇章。它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国人公认，世人公认。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强调要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历史成就和经验，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必将以更大的规模深入进行下去。

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的成果。对于在一个东方古老的、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里发生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及其产生的伟大历史成果为什么作如此评价，这是本文力图阐明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开端专讲“开端”的必要性在于：第一，40 年前的历史毕竟已离我们远去，不回顾、不重温，就容易淡忘，就无法真正明白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不能明白当时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那么说、那么做，容易当自以为是的“事后诸葛”。第二，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继续，而明天的中国的起点就是今天。现在，50 岁以下的中青年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有力力量和骨干力量，他们更有必要了解刚刚过去的历史，只有如此，才能真切地认识到今日之中国确实来之不易，从而把父兄为之奋斗的事业更好地传承下去。第三，许多外国人都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但其中大多数人毕竟不是亲历者，不如中国人对自己身边的事情了解得那么真切、中肯，我们有必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一)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思想和组织开始的，没有这几方面的改变，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不起来

有一个说法，中国改革是从经济开始的，而苏联改革是从政治开始的。这个说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甚至是违反事实的。戈尔巴乔夫搞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在其“加速发展”(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受挫之后开始的，当然，他的改革失败可以说首先是政治上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或者序幕是，1976 年 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采取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而后在思想路线上开始了从“两个凡是”向“两个顺应”(即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顺应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的转变。1977 年，邓小平同志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基础的。之后，在政界和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主流认识。在组织路线上，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针，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因此，可以说，没有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谈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性的重大会议，把它定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正确的。不过，有的学者说中国改革开放是从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开始的，也不无道理。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广大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求生存、求发展、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伟大革命

正如恩格斯所言，党的错误要靠人民群众来纠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之处，就是勇于和善于及时根据民众的要求和愿望，作出正确的新决策。例如，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的领导人决定废止人民公社体制，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改革必须开放，开放反过来又推动了改革。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地区，到 1988 年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再到 90 年代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我们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升。对外开放就是吸引外资、吸收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就是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经贸合作、经济交流。邓小平在访美、访日时的所见、所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改变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我们亲眼看到了什么叫做“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劳动者的手脚，把束缚他们手脚的“绳索”一刀砍断。谁来砍断？就是邓小平这些了不起的领导人。我们亲眼看到生产力一经解放，物质财富(农村产品、进口的各种商品)就像泉水般涌现出来。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方面，如果党脱离民众、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容易犯错误，而党的错误的纠正也离不开民众；另一方面，中国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断然不行，没有党的领导，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人民的福祉就无从谈起。没有一个执政为民的政治集团的领导和组织，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任人欺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苦斗”中的选择。

(三)重大的历史性成果

改革开放惊天动地的“奇迹”告诉我们：所谓“解放”，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解放。那么，思想解放的根据是什么？是广大民众的意愿、追求，是实事求是的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是在党中央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 年 2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 年 6 月)先后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两个分量很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 1978 年秋邓小平提出要形成一个“历史决议”到 1979 年 10 月开始起草、1981 年 6 月定稿，历时近三年，经过十多次修改、六次大范围的集体讨论，最后由党的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可以设想，其中一系列重要观点是经过多么深入而慎重的推敲才定下来的，这是党的沉甸甸的历史财富。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一系列我们党至今仍在遵循的理念：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改革开放就会死路一条；孤立起来就会落后挨打；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一国两制”的方针；等等。这一阶段的“刚性”成果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将长期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其实，即使是邓小平提出的这些重要论断，也应视为是对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邓小平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1992 年党的十四大时，邓小平在同党代表见面时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

内……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东西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①这显示了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磨炼的卓越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开放要搞得好，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首先要正确，包括要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邓小平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农村的改革。朴实的几句话，讲的是历史事实，揭示的是目前社会主义史上一个最为关键的政治问题，即党同民众的关系，包括领袖同民众、领导人同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深入思考。② 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五大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说到底是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这个转变是深刻的、全面的，包括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对外关系等领域的转变。概括说来，在这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史上，发生了五个方面的重大社会转变。

第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是执政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途径、社会发展动力的转变，也是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转变。这一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基础去讲阶级斗争、讲政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个转变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如果发生改变，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不能接受的。

第二，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向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是不能改变的。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仍在继续探索中。有人根据《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论断，质疑民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属性。但如果实践证明单一的公有制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有效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那该怎么办呢？现在，民营经济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要中国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单一公有制，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言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了“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强调：“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大家“都不要听、不要信”。③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对上述质疑作出了明确的解答。

第三，由权力过度集中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转变。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国外一些人不承认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优势，有些人是出于制度偏见，有些人是以西方制度为标尺来衡量中国政治，还有一些人则是不明事理、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跟着瞎起哄。以中国政党制度为例，它既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那种一党独存、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竞争、轮流坐庄的议会民主制，它是中国在百年来的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在各种政治势力分分合合的政治发展中探索形成的。周恩来在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醒人们，不要用国外的模式来看待中国政党制度。习近平同志不久前也指出，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它符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④当然，我们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与封建专制的残余思想和现代民主思想之间的较量将是长期存在的，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我们对美好政治前景充满信心。

第四，由法治观念薄弱、习惯于“人治”向全面依法治国的转变。依法治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方略。讲民主政治离不开法制、法治建设，讲法制、法治建设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日益完善；全社会、全党、全民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正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和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得到有效推进；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试点也取得一定成效。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辩护律师制度全覆盖等正在变为现实，重大法规的产生要经过多次、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反复修改，都使我们对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充满信心和期待。但是，健全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第五，从闭关锁国向全方位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转变。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完全意义的改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令世人吃惊的发展局面。这是在人类发展史上需要大书特书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急缺外资，招商引资规模成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1984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不到 13 亿美元，2017 年这一数据为 1310 亿美元；2013-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合计规模就达 7300 亿美元，平均每年 1460 亿美元；进出口贸易规模由1978 年的 206 亿美元提升至 2017 年的 4.1 万亿美元。⑤关起门来只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发展，就得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真正好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在 60 年前说的“三个一切”。当然，改革开放前的“闭关锁国”其实也不是我们愿意的，抱有强烈制度偏见的西方帝国主义视社会主义国家为“眼中钉”，对我们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经济上禁运，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当然，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实践证明也必须予以修正。邓小平推开国门，江泽民、胡锦涛坚守改革开放的大门，习近平根据历史经验和当前局势，一再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能越开越大。从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中国“入世”、人民币“入篮”到提出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实现了由“紧跟”世界发展潮流到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转变，并一步步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由积极招商引资、学习国外科技和管理经验到以相当规模的对外投资、对外援建来介绍中国方案和经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是对整个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历史进程。

上述五大转变是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转变，是适应人民愿望、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转变。它们既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是我们取得成就的原因。

诚然，这些转变是“进行时”，并非“完成时”，有的不能改变，但并非所有都不能改变。我们在讲这些转变的时候，也不能不加分析，简单地否定过去。历史是发展的，其间必有曲折和挫折，但是我们的道路、理念总体上说是一脉相承的，不能割断与历史的联系。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概括。不承前何以启后，不继往何以开来？三、“三大执政理念”的确立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首先应归功于我们党从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执政理念、战略思想。其中，值得我们特别强调的有以下“三大执政理念”。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主要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中得出，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党的工作的标尺，要把脱离人民群众视为党执政的最大危险，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经常整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产党党性的最高、最根本体现，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引以为豪，也应以十分谦卑的态度去实践它。习近平一再提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贴切地表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同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离开领导人民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党的领导”也就没有必要了；人民需要的执政党，是一个执政为民的、纯洁的、先进的党。党性的维护需要进行党的自身建设，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党从历史中总结教训，明确了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

社会的主体、广大党员是共产党组织的主体，实现了从“两个个人”向“两个主体”的转变；从“两个凡是”向“两个顺应”的转变；从“两杆子”(即林彪曾鼓吹的有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到“两心”的转变，“两杆子”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党的理念、口号、政策脱离党心、民心，甚至与“两心”相悖，再硬的“两杆子”也软弱无力。林彪、“四人帮”的垮台正说明了这个道理，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辉煌政绩的根本理念。

(二)科学发展理念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对于执政党来说，发展理念的正确与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意义，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正确的、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前，正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出的，我们实行的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可以归纳为“八重八轻”，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计划、轻市场，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种理念和战略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客观环境，也发挥过不宜被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毕竟存在比例不协调、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弊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民众要求的是温饱，发展是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强调总量增长、做大蛋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到了世纪之交，国内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官场腐败、环境破坏等问题，于是，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一发展观进一步发展完善，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中国共产党提出上述科学发展理念，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把执政的根本理念和遵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很好地结合起来、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也应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新的重要的文明成果。这一科学发展理念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一起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我们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国际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国际上得到了诸多积极回应，多次被载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中。这表明，我们党能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加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战略之所以十分重要，在于它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了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相结合。对于中国来说，实现民族复兴是无可非议的。我们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合作共赢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战略，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试想，在此前的大国中，哪一个不是靠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靠掠夺、欺凌别国而实现崛起的呢？历史上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欺辱的中国人坚持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传统，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不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当超级大国。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历届党的领导人的庄严承诺。那些具有西方文化优越感和冷战思维的人们，不妨虚心点，学点历史，当一个明白人。

四、坚持和创新了基本和根本的制度、路线，总结出几项重要的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正确和科学的理念、思想指导作用的发挥，需要一系列制度、法规和路线作为保障。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前三项是改革开放前就已确立、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的，其中，政党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逐步形成了。这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和创新性。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包含在上述制度特别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和党章之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党的十三大决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成为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命线，40 年来为历届领导人忠实地践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也总结了一系列重要经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稳妥地处理了三组三者关系，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取国外积极文明成果有机结合起来。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字，即处理好了“发、改、稳”(发展、改革、稳定)，“党、民、法”(党权、民权、法律)，“马、中、西”(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主要是西方文化)三组三者关系。我们认为，这三组三者关系、九个字，涵盖了

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这几个最主要的领域，经得起科学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是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通过多年来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只要党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坚持并不断充实、丰富这三项重要经验，就可以避免出现全局性、根本性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颠覆性”的错误，“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以上几项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成果，是我们今后的行动指针，也是我们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充满信心的重要根据。

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慎重处理好的几个难题我们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但要避免犯全局性、颠覆性的错误，必须着力稳妥地处理好下列问题：

第一，“三农问题”仍是“重中之重”。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中央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是正确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当然也要避免“乱作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繁重的历史性任务，仍然是中国走向未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只能是持久战，不会是速决战，要避免形式主义，不要搞“大跃进”，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农业要强，要坚持规模经营、科技兴农的方向，同时也要保证由此引起的“失地”“失业”的农民生活有着落。农民要富也是不容易的。农民收入增长基础仍然十分脆弱，生大病、上大学对一般农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经济负担，许多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从农业的现代生产方式中所得的份额少得可怜。农村要美，也是一项长期的建设任务，不要提那些想当然、不切实际的重大的行动口号。

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认真遵行。特别是在对外和对台工作中，要反对头脑发热，不能打乱、打断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从上到下，都要有足够的耐心，当然，从战术上说，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为此，既要坚定“四个自信”，也要知己知彼，切莫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个别研究认为，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的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这种观点是误导，在国内起误导作用，在国外起更大的误导作用。”⑥这种批评很好，很有必要，我们确实需要严格相关部门的选人用人标准，使那些不讲实事求是的学者有所收敛。

第三，党建工程是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起决定意义的关键性工程。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与此密不可分的组织建设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要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世界共产党人的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应继续坚持，并努力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 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做总结时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十分重要的。60 年前，毛泽东同志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概括为“六个又有”，就是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关乎党的事业全局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完善和执行好这项根本性制度，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制度建设最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历史说明，我们在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方面具有极强的执行力，许多发展指标都是如期完成甚至提前实现。这使我们对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挑战。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说明，官僚特权阶层是断送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党的历史文献一再警示全党，反腐斗争的成败决定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要想避免苏联那样的结果，就必须进行长期、不懈、复杂和艰苦的斗争。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迅猛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福音，还有极为严峻的挑战。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彻底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在使人们从艰苦复杂的生产劳动、社会管理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大批劳动者失去了就业岗位，使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两极分化”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内都普遍存在。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制度、政策，都是要进行新的艰难探索的世纪工程。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5 页。

②潘飞《中国农村改革揭幕战》，载于《炎黄春秋》2018 年第 11 期。

③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光明日报》。

④《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载于 2018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

⑤冯维江《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载于 2018 年 11 月 11 日《光明日报》。

⑥龙永图《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载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18 年第 1 期。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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