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愿该篇《子虚乌有的意思5篇》对各位同学的作文写作有参考借鉴作用。如果你想查看更多作文范例，请点击这里！
篇一：马克思的脚印子虚乌有_2800字
“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是历史演义、文学虚构的惯用手法。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传说或轶事，不啻画蛇添足，更与其为学严谨的面目背道而驰
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圆形穹顶图书室有固定座位的说法，出处不详，却由来已久。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笔下，就有中国人到大英博物馆围观马克思固定座位的场景。据说连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英时也曾问及。中国还流传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地板上踏出脚印的故事。
“固定座位”和“脚印”之间，显然有因果联系，能相互印证。早年，人们往往对此深信不疑。近年来，出国者渐多，眼界大开，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图书室是公共场所，会给某个读者长期保留固定座位?水泥地板难道质量有问题，会磨出印迹?还有人说现在地上铺有地毯，会不会当时也是地毯，时间一长或许就磨出脚印来?抑或是“木质地板”被踏出凹槽?
一些实地踏访者，常引大英博物馆图书管理员的说法来证实或证伪。试想时隔百年，馆员无从目睹，其说法如何令人信服?
查检相关文献，所谓固定座位的具体方位，至少有如下几种：1.右手最后一排第，一张；2.D行第二号；3.G-7，即入口处向右第五张；4.左侧第五排头两个；5.M4；6.07；7.15排7号；8.从K排到P排，每排最外边的座位。
上述说法，各有凭据，但只要任意两种靠谱，“固定座位说”便深陷自我矛盾的泥沼。
至于“脚印说”，我所见，共有两个版本。据马克思二女婿保尔・拉法格说，马克思踏出来的“脚印”，并不在大英博物馆，而是在家里的书房：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苏其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胡尧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另一版本，很可能来自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
我还晓得一件事，就更足证明他的勤奋好学了：从1850年起，他经常埋头于大英-博物馆，总喜坐在图书室右手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上，前后共有25年之久。他读到欢奋的时候，常常要用右脚在地上拖几下，这样，就把座位下边的那块水门汀磨掉了一层。他死后。这块凹下去的地方，已重新填平了。直到今天，这块痕迹还保存在那边。(陶大镛：《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载《学习》1949年第1卷第2期)
陶大镛教授的描述，令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多年以后，陶教授补述――
我1947年留英期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急于写《社会主义思想史》，足足有两个多月，也天天到这
座圆拱形大厅来参阅图书，觉得借书实在是方便。还曾向当时的
一位年迈的管理员探询过这个足迹的故事，他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传说确有其事，可惜经过多次整修，现在已看不到留下的脚印了。”我曾悄悄地找到D行第二号座位。并俯身去寻索桌下的痕迹，还用手去摸了摸地面，虽看不到明显的痕迹，却隐约觉得地面并不那么平滑，我那时的心情是如此激动，至今还留下难忘的印象。
陶教授1947年到达现场时，马克思已经逝世60多年了。仔细推敲，仍有疑点：首先，脚印的位置变了，从最初的“右手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变成了“D行第二号”；其次，马克思读书之“欢奋”，“右脚”在地上拖几下，又是谁告诉他的呢?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马克思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德国空军的轰炸，战后曾经多次修缮。因此，陶教授看到的“不那么平滑”的痕迹，未必一定是脚拖的结果。
依据我所掌握的文献，国外只传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有固定座位，还从未传说有脚印的。“脚印”最早的来源，可能就是陶大镛教授194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他大概是把马克思书房里的“脚印”，误记作大英博物馆里的了。
此后，“陶版脚印说”被大量引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用作教师教材的《心理学》(邵鹤亭等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此书的蓝本是苏联捷普洛夫教授所著《心理学》，中国的编者“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和我国学生习见的事例，把苏联普通中学用的心理学课本改编成适合我国师范学校用的心理学教材”。苏联人写的这本教材中并未提到马克思的“脚印”。
此后，《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四册教学参考资料》、《和青年谈读书》、《革命领袖勤学的故事》、《天才出于勤奋：革命领袖学习的故事》、《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等书，都照搬此说。
到了1982年，“陶版脚印说”发酵为“两个深深的脚印”(《语文基础知识复习与练习》，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2年版)。1988年，“深深的脚印”进入初中语文教材。(《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初中语文第二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我查到的西文文献中，有两本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的书，记述了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两组对话并提及固定座位，不过均无具体座位号。其一是瓦尔特・维克多《卡尔・马克思》；另一是西格里斯特《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只是一本学术性不强的普及读物。翻阅原书，对话并无出处。如果对话真的发生过，必有亲历者，但翻遍国内出版的所有正规传记及权威的《回忆马克思》，都查无出处。
1970年，民主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克利姆编著的《马克思文献传记》出版，他搜罗了包括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国家的官方文件、档案、信件和某些绝密材料，以及亲友和崇拜者乃至政治反对者的私人笔记、书信和追忆等文献其217种。但当涉及具体座位号时，居然也是来自图书管理员的口述，没有文献依据，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固定座位说”是怎么产生的呢?陶教授如此解释：
因为圆厅规模大，座位多，固定下来一则便于前往检索目录卡片；二则易于找到自己的座位；三则图书管理员也乐于将你所借的书刊送到原位置上。如果今天念不完，明天续借，只要声明仍坐原位，出纳员可以为你保留下来，不送回书库，省得明天填条重借，手续要便捷得多。
这也许能解释一段连续时间内的状况，不过很难解释马克思的固定座位能保留25年之久。
查《马克思年表》，他有过多次离开英国的出境记录。1863年11月母亲去世，12月赴故乡特利尔；1867年4到5月为《资本论》出版事宜去汉堡……离境期间图书理应会归架。等下次再去，座位很可能会被别的读者占用。更何况，阅览室的格局还曾多次改变。退一步说，即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真有过较固定的座位，恐怕也未必只有一处。
如今，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特设有一块看板，称“当年马克思常在L、M、N、O、P行就座，因那里靠近参考书架”。这种折衷的做法，也许更接近事实。但同时也进一步反证：既然座位无法固定在某一处。脚印说恐怕也就不能成立了。
“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是历史演义、文学虚构的惯用手法。而马克思“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20来页文章，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都研究过。”(《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与之对照，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上述传说或轶事，不啻画蛇添足，更与马克思为学严谨的面目背道而驰。
篇二：“子虚乌有”的情愫_2300字
【摘 要】《子虚赋》通过楚国之子虚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富饶，以致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小小一角，奇花名草、珍禽异兽，说在期间。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总的来看都是张扬本国风采、帝王气象，虽不乏雄伟壮丽的场面，然终觉是虚张声势的描述，在后人看来仅仅是子虚乌有而已。
【关键词】子虚乌有；虚张声势
读书品诗，重在“意”与“情”，其次才是形式结构。形式结构的安排是需要几经琢磨才能品觉，而情感的互通才是诗人与读者架起的灵魂桥梁。王敖的《子虚赋》便让我产生这种直通心灵的情感共鸣。尤其在诗的结尾，那“不存在的怪物”到底是什么？但无论是什么，也许是另一个“我”，在与我撞击之后，都变得粉碎继而化成一缕烟，飘走。与我对抗的力量，在触碰之后的瞬间消失，便是“子虚乌有”的情愫。这里的“子虚乌有”不是空谈空想的无用功，而是诗歌的升华，是一种无为的莫有。
回到开头，诗名《子虚赋》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讲述子虚、乌有之间的故事。在诗的内部，我们并没有发现对这个典故的描述和论述，标题与内容似乎貌合神离。但当仔细品读，我们发现这首诗像子虚乌有这个成语一样有着背后的故事。他情感的抒发是一条暗流在诗中涌动。首节，一个“家”，一个“门外的世界”，从这两重世界可以看出作者的分裂，对立。但因为幻想，他们之间又联系起来，最终化出一道奇迹，可这奇迹却又似在水面行走的人是不存在，“什么也不创造”的。这种循环往复的内部纠葛是整个诗的脉络所在。惊醒过后，才发现现实的残酷，身上的伤痕又何尝不是心中的创伤。一般人会惊恐得安抚伤口，但诗人却不理睬鲜血流下的苦痛，而是沿着血迹去追寻回忆。回忆其实也似梦境，酒瓶滚动叮当作响，那是穿越梦境的召唤。诗人的用想象触碰世界，回忆、梦境是他诗歌的能量来源。梦境还是现实，界限在诗人那里是模糊的。花粉是外部客观的事物，甜蜜却会让人产生敏感的反应，这是现实对诗人的刺激，即使过去一年，一百年，都不会忘记。这种触碰所激起的反应形成某种经验，让人燃起欲望，不禁“咬一个桃子”来平复震动过后的余悸。这震动是地震带来的晃动，又或是打喷嚏身体的颤动，无论哪种都在吃桃子之后平息。不同与其它的诗歌是外部世界对自我构建的嵌套王敖诗歌的走向是由内而外延展的过程，最终以指向外在的事物结束。这种自我挣脱外部看来毫无意义是“虚无”，却是自我世界的全部。平静只是暂时的，炼狱般的生命还在继续，自我意识在一点点的觉醒，追问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去何处，返回吗？对世界的拷问的终极问题，也反应诗人的茫然与无助。我追着“怪物”一样的自己，在自己的宇宙里，被行星划伤，即使那只是微小的齿轮，却依旧有着尖锐的棱角。这里诗人终于寻着记忆想起，身边的周遭便是创伤的来源。当一切不明了时，“我”还会翻动身体蒙蔽得受到更多伤害，原来所亲近的一切却是伤痛的始作俑者，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炼狱。到底是“梦”还是“醒”，现实的齿轮与梦境的行星斑驳交织在一起，让人分辨不清。但那爱看火焰的眼睛，想见证一切，却实际陷入自我矛盾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水母般灵动的眼睛终究没有看清什么，那既茫然又带着伤痛的怪物其实就自己。而与自我的碰撞中，化成水又化成烟，最终所泯灭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结局都是空洞而不完整。诗歌的最后所体现的虚无性一方面体现在自我对抗后的“子虚乌有”，这种虚无实质带有敢于同自己抗争的精神，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当勇于突破自己，同自己内心发生碰撞的时候，他的灵魂将得到超脱；另一方面，这种虚无是作者对世界的感触。“行星”只是“齿轮”，“眼睛”似“水母”，万物考验着我，但又被我主宰。我与世界由对立走向毁灭。最后除了我以外，都将流失消散。
除了语境所传递的意蕴外，诗歌本身的形式框架也是值得琢磨的。首先，四处破折号的使用，都带有作者的情绪。在幻想的时候，思维是发散的，回忆间隙话语的停顿用破折号表示再合适不过；“什么也不创造――”，强调语气的渐弱。这里是虚渺的梦境场景，话语存有回音的传递，破折号这里表现着一种过渡状态；当发现伤痕之后，沿着回忆走入梦境，这又是一种摸索追寻的状态，同样适用于破折号拉长时间间隔的作用；最后，毫无疑问是指事的作用，那茫然而带有痛楚的便是不存在的怪物，同时强调是这不似怪物的怪物，在与我碰撞后却变成了一缕烟，这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结局。同时，在诗歌的第三小节，还有两个反问。如何回归？诗人提出了这个疑问，却未在诗歌中给出直接的答案，而是反映在字面意思的背后，“通过语言的幻象能力，通过创造诗意的记忆，通过还原生命情景的基本面貌，我们，我们或许能回到一种觉醒状态”。同时，《子虚赋》这首诗的内部结构还存在一种失重感，即不平衡的状态。这既是王敖诗歌的特点，同时也是整个新诗的特点之一。它并不拘泥于结构的对称或者严谨。新诗强调从语言本身出发，从诗歌的内部肌理进行改造。王敖的诗便存在这种想象的不平衡状态。从现实引入梦境，从对抗到力量的消失。《子虚赋》倾向于一种虚空的趋向，内部线索的痕迹也在渐趋消逝。
总而言之，诗歌最终想表达的那份“子虚乌有”的情愫是种虚无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内部是充实的，它包括与自我分离的对抗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当“我”最终消除自身的茫然、苦痛，“我”将战胜一切。但一切又似乎是梦境中虚无空洞的状态，是想象构造出的记忆，从而造成内心的彷徨之感便是最大的“子虚乌有”。自我与外界关系的调整最终也没有实现生死意识间的较量，这种对抗事实上终如烟水一般弥散消失在宇宙中，徒留下无际的幻想。
【参考文献】
[1]臧棣.无焦虑写作：当代诗歌感受力的变化[J].汉江大学学报，2008（2）.
[2]陈仲义.读王敖和三子的诗[J].文学教育，2009（6）.
篇三：子虚乌有的“春药”_1100字
曾几何时，路边的、网络上的大大小小的性用品商家明里暗里纷纷地搞出了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春药”，名字起得很煸情，往往叫什么“淫药王”“采花蜂”“汉宫丸”“催情粉”“魔力激情水”……这些“春药”包装简陋但售价不菲，其言行中常常是这么说的：力专效捷，吃了以后立即欲火中烧，就算是最守旧的淑女也要主动求欢……
“春药”就是指那些据称能激发和增强性欲的药物，吃了这种药以后，能增强性欲甚至是不能自禁。古代称之为“淫药”，现代又称为“催欲药”或“催情药”。
在古代小说中，“春药”真是“大有作为”，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一些不正规商店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 “春药”，包装上赫然写着“速效催情”、“20分钟见效”“无色无味透明速溶”等字样，有的还“注明”了生产商家、有效日期和伪造的“批准文号”，还有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包装上表面写着“忠告”实际是教唆和推销的宣传。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春药”在我国根本没有批准文号，可以说，市场上流通的 “春药”都属于违禁产品。那些所谓的 “春药”，多数是保健用品，以一些中成药为主，有的还加入一些传说中的“西班牙苍蝇”等。他们宣称说，“西班牙苍蝇”吸收后，其成分会迅速经过尿道排出并刺激尿道黏膜，引发性的欲望。事实上，“西班牙苍蝇”是有毒的，多数人除了尿道会产生疼痛不适的感觉以外，不会有什么性欲的！
另外一些“春药”就是含有性激素的化学合成药，如丙酸睾酮、甲基睾丸素、苯丙酸诺龙等。针对少数的一些性激素缺乏而性欲下降的人而言，这些药的确有一定的效果，不过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也要用一段时间后才见效。对一般人来说，性激素也没什么催情的效果，更不要说能让人欲火难耐了。
中药中温肾壮阳类的药物多半具有增强性功能的功效。但它们大多力单势薄，只是起到保健强身的作用，并且往往还需要几种药物合用才有效。而且，需要长期使用才见效，而不是马上起效，所以根本不是“春药”。即使服用了“伟哥”等一些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速效药物，也不会主动出现欲火中烧的景象，只有在事先有性欲和充分的性刺激的情况下才有效果。因此，“伟哥”也不是“春药”。
另外，像麻黄碱之类的药物，用了以后会出现心跳加快、面红耳赤、呼吸急促甚至坐立不安，但这仅仅是该药物收缩血管和刺激心脏的表现，使用以后，一般人非但不会春心荡漾，反而有一种难受的感觉。这样的药当然不是“春药”。
由此看来，所谓的“春药”不过只是一个神奇而可怕的的传说而已。古代小说中的那些神奇的“春药”可能就是一些迷幻药，由于这些药有它的严重副作用和社会问题，现在已经被禁止使用。并且古代小说所描写的大多太夸张、神秘。
总之，告诫大家不要相信“春药”天花乱坠的广告词而上当受骗。出现性欲低下的情况，可以去正规医院检查，而不要乱用“春药”。一些人也不要期望通过下“春药”来迷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非但迷不了别人，反而会把自己送进牢狱。
篇四：子虚乌有的故事_300字
【拼音】zǐ xū wū yǒu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深得汉武帝的喜爱。《子虚赋》讲楚王派子虚去访问齐王。齐王率全国游猎能手陪同子虚外出打猎。子虚竭力向陪同的乌有先生吹嘘楚王的游猎盛况，故意贬低齐王。乌有先生立即替齐王辩驳，向子虚发难。
【典故】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汉·司马相如著《子虚赋》
【释义】子虚：并非真实；乌有：哪有。指假设的、不存在的、不真实的事情。
【用法】作谓语、定语；指虚无
【近义词】捕风捉影、荒诞不经、海市蜃楼
【反义词】千真万确、铁证如山、勿庸置疑
【其它使用】
◎ 我们正在亲身经历的这个现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科技决定论者所宣扬的那种科学技术的自主性、独立性，原来纯属子虚乌有。
◎ 他大概没有读过几天书，识字不多，但有一肚子的故事，常常，人是真有其人，事却是子虚乌有的。
篇五：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_6100字
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货币战争》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近200余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令人惊叹。
当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贯古今，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相信很少有人能创作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并宣称能够成功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的书，该书的娱乐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货币战争》一书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
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过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市场暴跌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谬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 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 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巴林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受到各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编著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 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
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
《货币战争》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致；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编著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 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
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
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人们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12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力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员，占FOMC 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FOMC主席。
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
如果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这一点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里程碑，而《货币战争》对此却悻悻写道，“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100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胡祖六为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