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主题演讲稿—迟来幸福
法律主题演讲稿—迟来的幸福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迟来的幸福”。在正式开始演讲之前，我想先与大家分享三组数字;第一个数字是 18。在罗马尼亚，法官最初是从两年的见习期开始其职业生涯的。见习期满后。这些初出茅庐的法官必须参加资格考试。而这些通过资格考试并被称为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若想提升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则至少需要工作 18 年。
第二个数字是 28。在日本，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者的年龄平均为28 岁，而这些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人若想成为一名称职的法官，则需接受 12 年的培训。
第三个数字是 68。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利坚合众国最高级别的司法部门，所有大法官需由美国总统提名，再经联邦参议院批准，一经上任，“如行为端正”则可终身任职。而这些拥有终身任职机会的大法官平均年龄则高达 68 岁。
也许只有法律人才懂得这三个数字的复杂含义。是的，要坚守。坚守对于中国的法律人来说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法律是成年人甚至中老年人的事业，是需要时间沉淀的事业。人眼晚。真正能独挑大梁的更晚。年轻时埋首苦读，背最厚的书，参加最难的考试，忍受最低的初次就业率。在毕业后的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接受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资。一路披井断棘。光环、荣耀几乎总是在两鬓染霜时收获，时间成本高到让人望而却步。但也正因为这样，法律职业才
令人敬仰。只有优秀的人才敢于接受这份挑战，只有优秀的人才能看得如此长远，才能抓住这因为迟来所以愈显高贵的幸福。
是的，迟来的是高贵的，但迟来的也常常是痛苦的。中国是现代化的迟到者，也是法治的迟到者。近代中国法律人在法治转型时期面临通检与挑战时宜告：我们必须守望、必须追寻这迟来的幸福。几千年来，法在古代中国常常只是帝王专制天下之工具，即黄宗羲所谓“藏天下于健演者”之“非法之法”，法律职业亦常被指为“乱民、贱役”。中国法律近代化之父沈家本也曾言：“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对法治的轻忽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困局，变法成为一众仁人志士救世之期许。然而，之后翻译西典、革新律例之类的表面文章，显然不足以医冶糖疾沉局，反导致“法治之好处未得，失去礼治的环处到处显现”，扫荡一切的革命应运而生。革命带来了新中国，秉承不断革命理论的“文化大革命”却重创了法治的根基。在一个多世纪的沉痛教训中，依法治国终于成为社会的共识和前进方向。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很大、问题很多，守法意识还不够，司法权威还不足，法律人的脚步依然沉重。前途依旧坎坷。法律职业的幸福是迟来的，中国法律人的幸福来得更晚，但也更加珍贵。
我即将成为中国法律人的一分子，坦率地说，对于这份事业，我是后知后觉的。我还记得自己刚路进法学院大门时的茫然，记得自己看不懂法学家晦涩的文章时的种种抱怨，更记得自己缠住老师询问疑难案件时着急的样子。对于法学，我没有很高的天分，但也从起初的抗拒、排斥到了如今的习惯、融入、认同。今后的我或许不会在法律之路上走得很快，但我希望自已能够走得很远。毕业后的自己或许会先从一名法官助理做起，追随精英法官们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希望自己在经历漫长的时光洗礼后，能够在实行员额制的法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慢慢感受法律职业的重量，承受法律职业的重托，品味霍姆斯口中的“迟来力量的微妙喜悦”和缓缓绽放的温暖与幸福。
文字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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