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演讲稿
第1篇：看见发布会演讲稿
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给位读者和各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在看完刚刚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问我，为什么给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儿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儿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看的时候我就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说，不要是说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意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然那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儿，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么”，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十二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儿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交给你们的，啊，我要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么，让你表达你有么，谁较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啊，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儿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去感染心灵的么，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是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
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最反对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个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他拿过开，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哈，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唉，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这个有松动的时候吧，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就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进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只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儿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已经是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也不知情，医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考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务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到在街边，头磕在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快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让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到这束花儿之后，后来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这些年来他们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它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还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吧，在这个地里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儿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的同事在一块儿，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偶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就这个瞬间我映像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瘦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说他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儿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和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哈，有时候采访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啊，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当时提醒过我，但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上向好嘛。后来2009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整个的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扬面大声嚎哭。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儿，我看，他们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坐在我面前说，点击一点儿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她说，我不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她说我没有流泪，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句话，她脸上的这颗泪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裤子上。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在这本书中，我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状态里面。
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么？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它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地实质。不论我们走的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二十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然后，这页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想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在一个采访中把一个小孩儿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在哪儿。后来我就问陪伴了这个孩子十年的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呐？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亮。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讲演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和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马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他拍下来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村子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多除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儿，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摁上手印儿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说允许你睡完一觉起来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担忧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一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儿，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下去。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的那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的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儿，根本没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去刻意的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的与谁
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我们亲手创建的生活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的读者和媒体的同行。最后要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乐!
第2篇：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稿——看见
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稿
——《看见》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给位读者和各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还有各位媒体朋友。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
在看完刚刚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问我，为什么给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儿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儿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看的时候我就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
所以说，不要是说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
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然那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儿，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么”，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十二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儿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交给你们的，啊，我要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么，让你表达你有么，谁较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啊。
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儿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去感染心灵的么，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是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最反对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个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他拿过来，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唉，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这个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就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进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只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儿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已经是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也不知情，医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务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到在街边，头磕在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让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到这束花儿之后，后来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这些年来他们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他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还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吧，在这个地里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儿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的同事在一块儿，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就这个瞬间我映像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 向上追溯，让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收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说他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和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有时候采访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啊，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当时提醒过我，但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上向好嘛。后来2009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整个的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扬面大声嚎哭。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儿，我看，他们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坐在我面前说，电击一点儿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她说，我不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她说我没有流泪，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句话，她脸上的这颗泪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裤子上。在采 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
在这本书中，我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状态里面。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么？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它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地实质。不论我们走的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二十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然后，这页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在一个采访中把一个小孩儿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在那儿。后来我就问陪伴了这个孩子十年的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呐？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亮。我们不需要与谁为 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讲演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和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马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他拍下来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村子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儿，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摁上手印儿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允许你睡完一觉起来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一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儿，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下去。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的那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的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儿，根本没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去刻意的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的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我们亲手创建的生活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的读者和媒体的同行。最后要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乐！
2016.8.8
第3篇：于《看见》中看见
于《看见》中看见
——《看见》读后感
第一次真正看到柴静的专访，还是在她主持《面对面》采访周立波的时候，之后又看到她在《新闻调查》中的表现，让我对这个山西姑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看完书给我最大的感悟是成长和思考。每个人都不是生来就是天才，在《看见》中我看到的是一名记者从早期的青涩、懵懂、“不接地气”到后来的自省，观察和沉淀。《看见》 是柴静十年工作的见证，也是她十年成长的足迹，她用最朴实的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青涩，困惑，坚持和成长。书中穿插了很多具有话题性的新闻——药家鑫案、留守儿童义务教师、农村土地违法征地案、虐猫事件、李阳家暴等，而她的这些记录并不是简单的叙述，她融合了自己对每个事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对人性的探究和对自己、对记者职业职责的不断思索。就如她自己说的：她是在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
有人并不喜欢柴静在《新闻调查》等栏目中的报道方式，认为记者更应该客观地呈现事实，隐去自己，而柴静的报道中太突显自我，很多柴静自身的特写镜头和语言更像是一种自我表演。然而，真的是表演么？但是，正如柴静在书中记录的在一个矿难中如实报道死亡人数的央视记者所言：“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如果隐去自我，又怎会有那实事求是的报道？
在《看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采访一个便是《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章节中叙述的非典时期的故事。从开始的警惕性不高到全城封城，柴静记录了这个城市在非典时期的变化。没有让强求柴静做这期节目，甚至连她自己也不能确定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管不了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那个集中病患的天井，就是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那些病患大都是SARS的感染者。我无法想象来到这个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那沉闷的、带着死亡的气氛似乎比病毒更能侵蚀人的身体。病房中凌乱的被褥和四脚朝天的椅子，意味着逃命般的撤退。但是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她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尽管，她活在每天早上测量体温以确保自己并非感染了非典这样的噩梦之中。
另一个采访便是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议的为一个男孩拭泪的照片。那是在双城时间的调查中，有人质疑她是“表演性主持”，她在书中说“留到十年后再讨论”，但她十年后却终究未能得出结论。而我以为，这恰是真性情的流露，正如我在看这一个个故事时，走入那些人物的生活与内心时，心中和脑中涌出炙热的液体，那便是人性——是于看见中看见的人性。正如书中所说：作为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的不安。记者，也必须是看得见人性的人。
《看见》中有太多太多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它不再仅停留在演播室里那句“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到来”，而是探究与审视，让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思考力。
第4篇：读《看见》有感：看见
看见
——读《看见》有感
王紫茜
“想要‘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柴静将自己作为记者所看见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记录在《看见》这本书中，有些事情浓烈得像小说里的情节，然而这些事情都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的，也许与我们仅仅咫尺之隔。如果没有她，这些令人难忘的事情就会这样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第一个大事件就是“非典”，黑白的配图简直是跳入眼帘。死亡的数字不断增加，而柴静在非典病房前并没有止步，她说，“我不明白能不能播，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务必明白。”非典时期，她站在里病毒最近的病房里采访、记录，抱着对探寻事实的坚定，持着对自己职业的尊重，怀着对生命的关切。
她说：“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我能从她颤抖的文字里感受到她的恐惧。短短的句子让我感觉到生命的脆弱，但我又看到了生命的强大——“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我很惊讶，在这个人人为己的时代，竟然还有这样一个人。我一向认为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人只活在古代，但其实现在的社会也并不缺对他人关怀的人。每个人都有关心别人的一面，正所谓“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而我也深刻地意识到，柴静是一个记者，但不仅是记者，她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看见》并不只有触目惊心的重大事件，它也有着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点点滴滴。柴静并非天生的优秀记者，她的人生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她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这些日常偶尔风趣，偶尔令人感慨，它们使“柴静”这个人鲜活起来，让人能看到柴静一次一次的进步。
作为记者她应该伸张“正义”，但是现实并不像动画片一样，总有绝对的正派和反派。正如她所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因此她只是把真相写下来，因为真相自有力量。
在《看见》这本书里，所述即事实。她的文字有独特的犀利和敏锐，而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她的坚定与坚持。她就像大海一样，纵使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却能包容一切。
在《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一篇中，柴静写道，“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受同性恋者？’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2005年，柴静采访同性恋者的片子审核通过。
柴静说：“爱情应该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器官对另一个器官的反应。”
柴静从不避讳所谓的“敏感”话题。非典、杀人案、同性恋、环境污染，她一一记录。
如同这本书的书名，柴静就像一双眼睛，我们能通过她看见另一个世界，我们在看她的成长，同时也在看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柴静的话语并不会锋芒毕露，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她作为女性的温柔，但是她轻描淡写的话往往都有着深刻的道理。她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不会对事实添油加醋。她很少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流露于文字间，但这并不代表她只是在记录。
最初的篇章题目里随处可见柴静的感情，“温热的跳动”“双城的创伤”“沉默在尖叫”“讨厌屈服”，从第九章开始，“真相”“事实”之类的词常常出现，而最后的几篇又回归了“探问”“眷恋”之类富有感情的词。最初我看不懂这样安排格局意义何在，再读一遍，才意识到这就是柴静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的变化。她从一个感性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理性的记者，最终成为了一个有人性的人。
初读《看见》时，我只觉得柴静记录得真实而客观，不愧为央视的记者，然而其实任何看法都是主观的，包括记者的看法。柴静绝不仅仅是一双眼睛，她其实有着满腔的话要说，但她不会平铺直叙，她只是将她所见展现给我们，将她的想法写于字里行间。她要我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而非生硬地把她的想法强加给我们。
她说：“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她也的确是这样的人。在她的文字里，没有华丽，没有夸大，没有说教。一切事情，她只是娓娓道来，却似乎有着比任何道理都更强大的力量。柴静用温和的字句让我看到了我本该看到的事情，用毫无添加的真实教会了我从未意识到的道理。
我想我不止学到了她想教给我们的东西。我钦佩柴静，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是一个勇敢而敬业的记者，更是一个理性感性兼备的真正的人。
《看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而我认为，能做到这样的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
我希望我能去看见千千万万的事，而不改初心。
学生编委点评：对书理解的很深，对柴静本人也很了解，落笔自然也就简洁明了。还记得前些年有一段时间新闻头条就是柴静和她本人的事迹，当时没怎么深入了解，阅读完这篇文章，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事实和真相，心里也对柴静有了敬意。
本文行文紧凑，语言有力度，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同时，也会提到一些书中的原句，增强感染力，全文也不少有对柴静个人的评价，读完很受益！
第5篇：看见
看见
你在用一颗真诚的心讲故事 我在用一颗真诚的心听你讲故事 用一双雪亮的眼睛关注你讲的故事
————题记
多了一份了解便多了一份对她的喜欢
看见，一个简单的名词，可真想要看见这个现实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唯有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看见》这本书的作者是柴静，她是位知名记者、央视著名主持人。在没有看她的书之前，我对她的了解并不深，不清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她主持的节目我也看得不多。我对她的感觉说不上喜欢，唯有对她的尊重和敬意。如同陈忠实的《白鹿原》里黑娃对白嘉轩的情感，可当我把这本书从头至尾看完，我知道我对她的态度改变了，多了一份对她的了解便多了一份对她的喜欢。
《看见》这本书一共有二十个章节，每个章节都在讲述着不同的事情。书中一章就是一个专题的采访，二十章，二十个故事，带给我的是沉重，是感动，每个章节里面总是让我想到“人性”这两个字。好几次我都想合上书不愿再继续翻下去。看这本书，我知道我在超负荷的承受着一些东西，至于具体是什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并不是刻意挑选的标志性事件，也不是描绘历史的雄心，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人与事，他们只是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面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与事。“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柴静写到。
回望历史离不开沉重
这本书看到一半后，我迟疑了许久，在想自己是否要继续看下去，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实在超乎了我的想象。一个个沉重的话题让我感到心惊和害怕，心中犹如压了一块大石头，难以喘气。从非典、双城的创伤、虐猫事件、家庭暴力„„无一不让我感到沉重。《双城的创伤》带给我的冲击力非常之大，无论是书中的图片还是文字的记载都在冲击着我的心灵。这一章节中讲述的是：在双城，一周之内，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柴静在这个章节里提到了事情的真相，说了孩子们大概因为什么事情而自杀。然而在这个事件播出的时候，为了观众舒服和理解，节目播出时省去了很多真相，只因为这些孩子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柴静在书中这样写到：“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是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孩子的世界是天真单纯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坚韧，他们的内心世界孤独。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服毒的原因和部分真相，但有谁会发现，会看见在这背后他们的孤独。朋友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八个字深深刻在他们几个好朋友的心里，他们的孤独，人性的复杂，使他们害怕面对，所以获救后宁可保持沉默也不愿说出事情的真相。这件事情带给我的震撼很大，使我不得不思考，孩子们的这种情义为何会深到让他们宁愿牺牲屌自己的生命，让他们无畏无惧？家长是否真得在孩子的心里建起了一座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物质生活重要还是精神生活重要？这些疑问，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已替我作出回答。柴静说这个节目是以一个无解来结尾，我想说：这个事件是一个无解的结尾，答案只有孩子自己知道。这些孩子让我感到痛心，只能在心里默默的祈祷悲剧不再上演。
看完柴静这本书后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湖南都市”这个频道的节目，因为这个频道的节目报道的与柴静书中所讲述的事件有着太多的类似，我一看节目就会想起书中的事情，会感到彷徨，眼泪总是会流出眼眶，而涕泪交加的原因，不是感动，是一种共鸣。她说的话，讲的道理，碰在了你的心上，因为被揭穿、被看透的那种疼痛，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人们称之为共鸣。这些事离我们都太近太近，而这只是社会上的部分事情，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事与真相。曾经我的心里住着一个理想国、一个桃花源、一个大同世界，把世界想得太过美好。柴静的《看见》把我从梦境拉回现实，这本书的语言真诚又真实，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更容易将我打动，将我融入到书中的情与事。
《沉默在尖叫》中描写的是家庭暴力。鲁讯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家暴似乎是一个没有停止过的话题，许多人在家暴中选择妥协，保持沉默，而有的却在沉默在爆发，选择反抗，只是选择了错误的反抗方式，从此家庭破碎自己的后半生也面临着铁窗、铁门、甚至死刑。
人常常被有意无意而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中，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无意”是个可怕的词，这些杀夫的妻子她们只是想挣扎，反抗，却没想到会酿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和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只是两败俱伤，家庭破碎，男人死去，女人失去自由后，留下的是那些老老少少，伤害和痛苦只能让他们的孩子来承担。
在这20章节中，有许多沉重的话题，许多我没有提起，并不是没有触动我的心弦，刚好相反，是因为这些话题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心弦，而且，太过沉重。在看完《看见》后，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老先生也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并以这个疑问为书名写了一本书。他对这个疑问的回答是：“会的，这个世界会一天一天往好走。”我站在人性的角度回答：“会的，这个世界会好！”如同梁漱溟老先生的回答。
用生命去采访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看到柴静的采访过程，看到她的讲述，我知道有些记者真得是用生命在采访，柴静就是其中一个。她曾经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她曾经故意在节目中反复询问王锡锌关于公款消费的数字；她曾经一人独面黑社会的威胁„„
在这本书中，柴静多次写到我自己也不确定这期节目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管不了那么多，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柴静从一个别人批评后就会眼泪打转的小女孩到在采访中冷静知性挥洒自如的“新闻女侠”这一转变，付出了十年的代价，她用别人的故事讲着自己的故事述说着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书中有一张照片，我印象很深，是在《双城的创伤》里那张柴静蹲在地上为一个失去姐姐的小男孩抹眼泪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在《看见》这个电视栏目里播出过，正是这个镜头，后来外界对柴静的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一个新名词，讨论她是不是“表演性”主持。确实，做一名记者和主持人情感的拿捏非常重要，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不是站在专业角度的立场，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和这个镜头，因为我看到了她的真诚与真实。
要做好一名记者，除了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外，还需要用真诚去采访，报道要真实，需要记者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采访必须客观，不能因为一己之利而把真相淹没在人群声中。在利益面前，一个记者必须在职业道德和金钱两方面做出选择。有些记者可能选择了前者，柴静选择了后者。柴静是山西临汾人，在本书的第七章《山西，山西》里面，她把自己家乡的环境污染问题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有一位官员带着讥笑的眼神看着她：“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她只回了一句：“我办得就是。”
陈虻多次对柴静说：“在采访中，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人红是非多，伴随着群众的争议声一路走过来的柴静，她很明白自己要什么，要去做什么。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是让自己强大起来，不仅柴静，你我都是。
感动一直在上演
《看见》我看到了人性复杂一面又让我看到了人最简单单纯的一面，沉重、感动都让我思绪万千，文中让我想流泪的是在那沉重的话题下包藏着感动，不是我矫情。柴静的许多朋友包括观众曾对她说：“你现在做得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这些边缘的题目感动着我，让我更关注社会和生活。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他们不应该受到歧视和侮辱，他们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活着，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那章，记述的是奥运会场上的运动员，不同的是，柴静她们不是采访的金牌得主，而是那些在比赛中失利却深深感动着我们的运动员。这章让我想到了很多，伦敦奥运会上陈一冰“被黑事件”，与金牌失之交臂的其他运动员，生活上的得与失„„我对书中记述的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这也许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我想，这不仅是运动员的企图心，我也一样如此，只因为，他们所经受的，我必经受。
柴静有一群支持她的朋友、领导、长者。陈虻对柴静的影响很大，柴静说：“他有点像女版的我，我有点像男版的他。”白岩松也是深深影响着她的人，老范、老郝是一直在她身边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相知到相伴，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他们有多重要，在我的生命中。柴静记录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十年，也是书中与书外所有人的十年，也许书中有些人留给我的印象深于柴静。
书中的故事没有结局，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在等着我们记。我唯一能做得：就是好好活着，有意义、有价值的活着。人生，这条路很长，我们都要做好长跑的准备，但也不要因为走的太远，而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讲故事的人，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正是透过这些注脚，我们这些听故事的人，才得以真正的看见这个世界。
姓名：李青
学号：1140103044
年级：11级美史
专业：美术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