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要离故事关系考察
《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要离故事的关系考察 摘要:《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七所引《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要离折辱?丘诉的故事在主体框架、具体细节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两者具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因此,在分析《吴越春秋》中的要离故事时,必须将《越绝书》佚文纳入考察范围。
关键词:《越绝书》佚文;《吴越春秋》;要离;庆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5-0088-05 要离刺庆忌是人们所熟知的战国刺客故事之一,但它一开始却是以野史传闻的姿态出现的。最早提及庆忌其人的文献是《左传》:“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闻越将伐吴,冬,请归平越,遂归。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据此,庆忌的出亡是由于其极力的进谏,而他的被杀也与要离无关。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未提及庆忌其人其事,《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中也没有有关要离事迹的记载,但《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所录邹阳狱中书中有“然则荆轲之湛七族,要离之烧妻子,岂足道哉”之句,可见司马迁对要离刺庆忌的故事也是有所了解的。他之所以未将要离刺庆忌的故事写进《史记》,很可能是出于对这一故事可信性的怀疑。同时,在《吴越春秋》中,专诸判断刺杀王僚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根据之一就是“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这与后文所描述的“筋骨果劲,万人莫当”之以悍勇闻名的庆忌在情理上也存在着矛盾之处。这难免也会使我们对要离故事的真实性产生疑问。但就文学层面来讲,要离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悲壮的刺客形象,成为后世诗歌吟咏或小说描写的对象。因此,无论要离故事是历史事实还是民间传说,都值得予以关注。
一、《越绝书》《吴越春秋》之前的 文献中的要离故事 最早较完整的记载要离故事的文献是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忠廉篇》。《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内容极其驳杂,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忠廉篇》中记载了作为吴王臣僚的要离主动请缨去刺杀庆忌并通过“挚执妻子,焚之而扬其灰”取得了庆忌的信任,最终成功完成刺杀任务的故事。《吕氏春秋》中的庆忌之死明显不同于《左传》所记,但其最初的材料来源已无文献可考。而在《战国策》卷二十五中也提到“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战国策》虽然经过西汉刘向的重新编订,但其主体部分创作于战国时期还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以上情况说明,要离刺庆忌的故事最迟在战国晚期已经有了较广泛的流传。如果将《吕氏春秋》中所记要离刺庆忌的故事看作要离正传的话,那么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第十卷第七章中记载的要离故事则可以当作是要离前传。它讲述了要离折辱曾经斗神杀龙的?丘诉并最终使其愧服的故事。这一故事具有鲜明的传说色彩,特别是?丘诉与龙、神相斗的情节,还残留着一丝神话的痕迹。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故事中对?丘诉的身份有介绍(“东海有勇士曰?丘诉,以勇猛闻于天下”),而对主角要离的来历却片语未及,要离在故事中的出现似有突兀之感。这或能说明要离当时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人物,他的故事有广泛的流传,所以作者未再特意介绍其身份。
很明显,《吕氏春秋》和《韩诗外传》中的要离故事属于两个不同的故事体系,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审美内涵。虽然两者在客观上都对要离的智勇有所表现,但它们记录要离故事的主观动机却各有不同: 《吕氏春秋》所高度礼赞的是要离功成后拒绝丰厚赏赐而选择自杀的“廉”的精神;在《韩诗外传》中,讲述故事或表现人物不是它的目的,和先秦诸子著作一样,它是以故事来讲道理,即通过生动的故事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所以韩婴从要离故事中看到的是“要离以辞得身”,从而强调“言不可不文”即言语修辞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作为现存最早记录要离故事的文献(只言片语记载的文献除外),它们为要离故事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是要离故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虽然不能绝对地说后世的要离故事就是在这两篇文献基础上的整合与生发(因为还要考虑到要离故事在此之前或之后有民间口头流传的情况),但就有据可查的文献记载来讲,我们不得不将要离故事的源头追溯至《吕氏春秋》和《韩诗外传》。
二、《越绝书》佚文有关要离的记载 在现存的文献中,将两个相对独立的要离故事合二为一,以整体面貌出现的则以《吴越春秋》中的记载最早。这里所说的最早记载并不是指最早对两故事进行整合加工的作品,而是就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以完整形态将要离故事呈现出来的文献。之所以特别强调此点,是因为研究者们往往都忽略了《越绝书》佚文中关于要离故事的记载。而此条佚文对于梳理要离故事的演变、明确《吴越春秋》的编创者在要离故事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越绝书》的卷数,《史记正义》所引南朝阮孝绪的《七录》《隋书》、新旧《唐书》等都记为十六卷,而《宋史》《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则记为十五卷。至于《越绝书》的篇数,《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二》引)认为:“旧有内纪八,外传十七,今文题阙舛,载二十篇,”即到北宋时,《越绝书》已经亡佚五篇;而到南宋《郡斋读书志?附志》记载时又亡佚一篇,只剩十九篇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刊本皆为十五卷本,共十九篇。由此可见,现存《越绝书》已不是全书,在流传过程中已有部分内容散佚。如多数学者认为《越绝书》曾有《兵法》篇,而现存《越绝书》中已无此篇。当然,这些散失的内容,在其他典籍特别是类书中还有一些零星记载。《太平御览》中就有标明出自《越绝书》而不见于今本的条目六条,其中卷四百三十七所引的一条就是关于要离折辱?丘诉的故事。这一佚文的故事框架与《韩诗外传》所记相同,但在许多细节上做了增改。就篇幅来讲,《韩诗外传》约 270 字(除去作者议论生发的文字),《太平御览》中的《越绝书》佚文约 480 字。这些增加的内容多是细节上的深化,如要离在众人面前责问?丘诉的话语, 《韩诗外传》比较简短:“闻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报,何也?”,而佚文作:“吾闻勇士之战也,与日战者不移表,与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战于泉水之中,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辱,勇士所耻……”两相比较,虽然表达的基本内容未变,但后者的文辞更加生动、饱满。当然,两者在情节内容上也有不一致之处,最明显的是《韩诗外传》中要离是主动去找?丘诉,他对?丘诉的责问似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因此引起了众怒;而在佚文中则是二人同“会于友人之座”,?丘诉“恃其与神战之勇,轻士大夫”,众人敢怒不敢言,要离挺身而出,力挫?丘诉的嚣张气焰。可见两者在此点上有着质的不同,《越绝书》佚文中的要离形象在精神内涵上更加统一。另外,要离驳斥?丘诉的“三不肖”,两者 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子有三不肖]昏暮来谒,不肖一也。拔剑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辞后,不肖三也。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韩诗外传集释》吾辱子于千人之众,子不报答,是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是二不肖也;先拔剑,手持头,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愧,而欲威我,岂不鄙哉?――《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七引《越绝书》佚文 佚文中要离驳斥?丘诉的话语更有逻辑性和层次感,其说服力也更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佚文中的要离故事是以“阖阊恶王子庆忌,问于伍子胥。子胥曰”开篇的,这就将要离故事容纳在了伍子胥的叙述之中,在叙事策略上有很大的改变。由开篇文字及情理推测,《越绝书》写及要离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伍子胥向吴王讲述要离的传奇故事,其最终目的还要归结到向吴王
推荐要离去刺杀庆忌这件事上去,即佚文紧接着还应当有与《吕氏春秋》相似的、要离刺庆忌的故事。从佚文所记要离折辱?丘诉的文字风格来看,《越绝书》中此部分的记载应比《吕氏春秋》更加详细,在细节上也会更加充实。
三、《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 要离故事的关系 经过了以上的分析,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越绝书》中这一佚文在要离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它和《吴越春秋》中的要离故事是怎样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吴越春秋》中的要离故事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同时具备了折辱?丘和刺杀庆忌两大情节要素的最早文献。但《越绝书》的佚文又表明,《越绝书》中也曾经完整地记录了要离故事。即使排除未见的刺杀庆忌的情节,《越绝书》折辱茁丘的佚文与《韩诗外传》相比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和完善。将《越绝书》此条佚文与《吴越春秋》中的相关记载对比,我们发现两者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将两者同时与《韩诗外传》进行比较时,这种相似性更加凸显:与《韩诗外传》差别较大的情节,佚文与《吴越春秋》之间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如两者都是以伍子胥为讲述人,有一个外在的故事框架;要离都是因?丘的傲慢而还击:两者在“三不肖”的内容上基本一致(个别词语不同)……可以说,佚文与《吴越春秋》在主干情节、具体细节上都极为相似,不同的只是个别词语。对于这些相似性,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两者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那么,《吴越春秋》与《越绝书》谁是因袭者呢?这就涉及到《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成书先后的问题。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众论纷纷,与之相关的,其具体的成书时间也是歧说并存。学者们一般将《吴越春秋》的作者题为东汉赵晔,但同时也承认现存《吴越春秋》绝非赵晔的原书。如周生春认为“今本渊源于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晋时曾经杨方刊削,后由皇甫改写、编订,最终由元徐天祜音注、刊版而成”。许多学者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越绝书》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问题更为复杂。关于作者就有子贡撰说、伍子胥撰说、战国人所作汉人附益说、袁康撰说、袁康与吴平合撰说、袁康与吴平辑录说、成书众手说等等。与之相应,《越绝书》的成书时间有先秦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年说、东汉初年到东汉末年说、西晋说等。这些观点各自有其立论的基础,但又有其各自的缺陷。因此和《吴越春秋》一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越绝书》非一时一人所作。如黄苇在《关于》一文中认为,《越绝书》“是经过春秋战国、秦、汉等几个时代,长时间借笔于多人之手,而成书于东汉之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学者们持何种观点,但都意识到《越绝书》就其文本来看,保存有许多早期的文献材料。如李步嘉在《研究》中认为,《越绝书》成书于东汉末年袁术占据淮南之时,定型于西晋初年,但同时他也强调,在成书之前“《越绝书》中各篇的内容应有相当的部分在世间流传”。《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成书时代的不确定性,为判断两者成书的先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当搁置成书时间问题,转换角度去探讨《吴越春秋》与《越绝书》的关系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吴越春秋》对《越绝书》进行了借鉴吸取,从而将《越绝书》看作是《吴越春秋》的材料来源之一。如陈垲在《越绝书跋》中说:“赵晔《吴越春秋》,又因是书而为之;”钱培名也认为,“赵晔《吴越春秋》之文,往往依傍《越绝》;”晁岳佩在《也谈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文对《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内容进行了对比: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同为吴越史著作,内容大部分相同,凡相同处文字也基本一致,应该说二者之间有某种相承关系。从内容上看,今本《越绝书》的内外篇,基本上全部见于《吴越春秋》,凡仅见于二书者,文字完全相同;又见于前人著作者,《吴越春秋》往往同于原书,而《越绝书》则多有改写痕迹;《吴越春秋》又明显多出许多篇章。从体例上看,《越绝书》虽有内经外传之别,其实只是在原《越绝》和辑录作品之间的划分,与内容无关,各篇相互独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必然联系,只是一连串历史故事的并联;《吴越春秋》则不然,在时间上分别以两国君主的在位时间系统纪年,把各种本无确切纪年的历史故事分别系于某君某年,尽管排列未必可信,但在体例上却体现为系统的编年体史书,在空间上内吴外越,绝无错杂,又是典型的吴越国别史。总之, 《吴越春秋》在内容的广博和体例的严谨方面都明显优于“越绝书》。
经过分析,晁岳佩先生认为,“很显然是赵晔借鉴了《越绝书》,而不是吴平抄袭了《吴越春秋》”。在某种程度上,《吴越春秋》借鉴了《越绝书》已被当作无须论证的常识,至少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现在,我们再回到要离的故事上来。经过分析,上文得出了《越绝书》的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要离折辱?丘的故事之间具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的结论,如果依据现在主流的观点即《吴越春秋》取材借鉴了《越绝书》,那么具体到要离故事,就应是《吴越春秋》承袭了《越绝书》中的记载。这样,在要离故事的演变过程中, 《越绝书》就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环节。影响所及,在分析《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或考察其对前代文献的继承时,如果使用要离故事作为例证,就应该同时将《越绝书》这一环节纳入考察范围,否则论说起来难免会有失严谨。如卓智玉在《在史传与小说之间――叙事原则和人物形象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要离的事迹主要散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忠廉》、《韩诗外传》,《吴越春秋》把这些零星的记载连缀起来”的观点;林小云在《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从史料的运用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也说“赵晔又把要离的事迹与伍子胥联系起来,要离奚落战河神的?丘之事乃是通过伍子胥之口被告知吴王的”;曾淑珍在《<吴越春秋,论》中认为:“为把要离的形象塑造得更为丰满,赵晔借鉴了《韩诗外传》有关要离折辱?丘的故事。……赵晔引此故事是要表现要离适于刺客角色的性格特征。因此,书中只取了故事的梗概,对一部分 情节则进行了改造。《韩诗外传》中,要离辱?丘无非要显示其辩才与智慧,因此是主动‘往见’,访而不得,又追之于墓。”但我们知道,在《越绝书》佚文中,要离的事迹已经与伍子胥联系起来,而所谓的赵晔的“改造”,佚文中也已出现。如果认可《吴越春秋》在创作时借鉴了《越绝书》的观点的话,那么在要离故事上,赵晔只不过是过录承袭,而非改创者。于淑娟的《与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一文分析了《韩诗外传》中的要离故事对《吴越春秋》的影响,进而得出了《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的结论。此篇论文的根基就是《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两者所记要离故事具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而她主要的证据是: 相应的细节上的近似也能说明两篇传奇在情节上的承续关系:《韩诗外传》作者简介中写?丘诉在入渊杀蛟龙之前,“去朝服”,即脱去官服:《吴越春秋》中则记述?丘诉在入淮津之前“袒裼”即赤身露体。在描写茁丘诉为要离之言所折服、发钦佩之言之前,两篇传奇都描写了一个动作:《韩诗外传》是“?丘诉引剑而去日”,《吴越春秋》是“?丘诉投剑而叹曰”。如果两篇传奇在主要情节上的相同或可以说成是对于同一民间故事在不同时代的整理,那么这种故事情境细节上的几乎完全相同则证实:《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确有着不可置疑的承继关系。
且不论她所举的两个细节的相似是否能证明二者就一定存在承继关系,如果将《越绝书》的佚文与《韩诗外传》相对比,我们同样也会发现诸多相似的细节,如佚文中也有“裼袒”“?丘仰天叹曰”等,这岂不同样可以证明《韩诗外传》与《越绝书》佚文之间具有承继关系?这样,《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之间的关系就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了,它们的关系是以《越绝书》为桥梁而建立起来的。如此一来,于文就明显失去了立论的根基。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明确《越绝书》佚文在要离故事演变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学界对《越绝书》的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等诸多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主流观点也并不是
盖棺定论。对于《吴越春秋》与《越绝书》的关系、《越绝书》的佚文,学者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既然问题现实存在着,论述时就不能回避它。何况这一佚文对我们的立论基础坚实与否、论证过程严谨与否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分析《吴越春秋》中要离故事时,理应将《越绝书》的佚文纳入考察范围。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对于《越绝书》中曾有要离故事的记载,我们是从《太平御览》的引文中了解到的,而现存《越绝书》的最早刊本为明刊本,这些刊本与现在所见到的《越绝书》一样,都没有要离故事。明以前的情况由于文献缺乏,我们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以后的要离故事主要是受到了《吴越春秋》和《东周列国志》的影响。而《东周列国志》中的要离故事则明显是承袭了《吴越春秋》中的记载。因此,论者可以就作品中所呈现的文本来分析《吴越春秋》的文学特色(毕竟要离故事已经成为《吴越春秋》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作者对材料的选取也间接体现了其文学观念),也可以与前代的记载进行对比后指出故事本身的继承发展,但要避免使用诸如“赵晔改造了”“《吴越春秋》最先”等表达方式。如要使用,则应首先对《吴越春秋》与《越绝书》的关系问题作一说明交待,阐明自己越过或主观忽略《越绝书》佚文的原因,以此作为论说的前提。这样才符合科学研究的严谨精神,从而也可以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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