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业本科论文范文（精选13篇）

作者：美丽的小资 | 发布时间：2023-09-01 15:28:42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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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律师社会责任实现中的障碍及其解决措施研究

一、律师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并非专属于律师职业，关于什么是律师的社会责任，有人做过调查，有人认为是律师作为“法律人”的人格责任;也有人认为是律师的法律责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首先应搞清楚社会责任的概念，才能在律师职业中更好的履行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在现阶段要想给予律师社会责任一个准确的概念是很不容易的，但本文认为律师的社会责任应该做以下的定义：律师的社会责任是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以外的、在道德范畴内所要求律师应该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责任。本文从律师社会责任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特殊性去考虑具体内容，故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二、进行法制宣传推动立法活动;第三、促进法律文化建设;第四、维持社会稳定。

二、律师社会责任实现中的障碍及其解决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律师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主要包括现阶段存在的法制障碍和社会障碍。

(一)法制障碍

中国律师，和全球的同行一样，与生俱来地带有一项重大的任务，即用持有的权利(不管有多小),去限制那个时时都会产生坏东西的好宝贝---权力(不管有多大),说得精确点，哪里有权力的滥用，哪里就应援用权利予以制约，借以体现制度平衡的作用。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当权力与权利相撞时，现实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深圳“九二零”大火，烧出了陈某“玩忽职守”案。案发时陈某正在休假，闻讯急奔现场，组织救援，甘冒生命危险，亲临前沿，为及时灭火减少损失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旁人看来陈某当之无愧为救火的英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功臣勇士竟被控“玩忽职守”,判刑六年，沦为冤案。案件发生在某俱乐部，因为演员表演节目时失误导致歌舞厅引发大火。经调查，这所歌舞厅消防验收尚未合格即开业经营。

检方和法院一致认为“陈某是消防中队辖区内防火监督的第一负责人，对安全隐患没有及时进行检查，因此存在严重失职行为，致使该俱乐部在未通过消防验收的情况下，长期违法经营，而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上面论述大体符合事实，但结论太过于武断，凭空指责陈某“未完全履行职责”,于是“存在失职行为”.并且“未采取整改、责令停业等措施”不属于陈某及其单位的职责，因此更谈不上“玩忽职守”.陈某是消防功臣，曾因灭火救人重伤致残，而今却被指为“玩忽职守”,真是欲加之罪。

关注过这类案件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现如今社会公平何在?事实何在?我们法律的经典“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体现在哪里?产生这类事件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法制还是不够健全，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去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有权力的存在就会有人去滥用它，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约束，但我国现阶段这方面仍旧面临重重困难。

上述问题的存在在实现律师的社会责任上，直接导致律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难以实现，只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法治国家，律师才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其社会使命才能更好的实现。

(二)社会障碍

律师作为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员，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安定，有着重大的责任。但律师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其职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主要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障碍。首先，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维护，律师有时候只顾追求过高的收入，而很少去从事公益事业。其次，律师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很少参与有关信访接待方面的工作，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矛盾的消除，进而导致不和谐的社会因素。最后，律师很少介入国家权力阶层，很少参与立法活动。律师是直接接触当事人的人，会更清楚的了解公民之间的矛盾，如果律师能够更多的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三、律师社会责任实现的若干措施

律师社会责任的实现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要想提出一个完整的构建措施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本文只针对现已有的问题加以探讨，在实现律师社会责任的同时，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首先，律师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律师素质是实现律师社会责任的基础性条件，律师的职业准入是律师执业的最初关口，因此要在其职业准入的这个关口把握和提升律师素质。不仅如此，适当规范法律服务者的执业资格与社会公共利益从业规范也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包括：律师选用的标准要适当调整，“合格高素质的律师必须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满足这一条件，然后才是资格考试”.法律服务是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必须要有专业的、高素质、高水平的人去做这项工作，现如今，新律师只要有本科学历，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从事律师职业，那么，那些从上大学到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就一直学习法学的学生，他们的教育意义何在，因此，本人认为律师选用的标准需要做一些调整，仍需进一步提高;规范法律服务者的执业资格，现在在基层存在法律服务工作并不少见，他们虽然没有取得律师资格证，也不属于律师职业队伍，但他们除了刑事辩护与代理以外的所有的律师事务几乎都会涉及，并且在案件代理及收费几乎与正式律师无异，这其实是不利于法律服务市场管理的。如果说为了壮大法律服务队伍而盲目的去扩充力量，这更是对法律职业市场发展的一种阻碍。我们应该在壮大法律服务队伍的同时，更加严格规范律师执业资格。这样不仅能够更好的规范律师职业市场，更有利于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

其次，完善律师职业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律师职业管理体制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监督和律师协会的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虽然在逐渐的进步，但完善律师管理体制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具体来说：加强律师职业共同体自治建设，虽然现在律师的从业有司法机关与律师协会的限制，但相比较来说，他们没有强大的强制力束缚，律师需要自治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提高律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律师自治组织的存在不仅可以对律师进行监督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对律师更好的履行其社会责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完善律师自治组织的职权，律师自治组织建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律师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保证，通过加强律师自治组织职权的合理控制和调整，使得律师队伍在社会中的整体素质、地位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进而完成律师所要达到的特殊社会责任。

最后，把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律师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至今为止，恢复律师职业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正处在摸索前进的阶段，没有完善的律师文化，很多从事律师行业的人没有正确定义自己的工作目标，往往把追求名利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我们的律师文化道路存在偏差，对此，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律师自治组织要充分发挥其作用，真正做到规范律师行为，将律师的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律师自身评价的重要标准，律师自身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其价值的提高不仅仅是靠高收入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律师执业机构，应当最大限度的.促进律师团队去履行社会责任，这样可以使得律师事务所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点，不仅有利于律师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整个律师文化的建设也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思之.我们律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xx.

[2]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篇2：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论我国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

婚姻法回归民法的重点在于协调好婚姻法与物权法、合同法等关系。就其回归的基本思路来说，需要重点判读债权性质的法律手段去协调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如此，夫妻双方和外部第三方既有财产关系，及及其对应的财产法规就不会受其影响。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设计上，我国《婚姻法》基本是运用物权性质手段去协调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相对于夫妻财产归属来说，也就进一步对物权法以及交易安全产生了冲击，同时对《婚姻法》也有不利影响。就债务归属问题来说，这也就致使夫妻双方共同债务被错误解释成了夫妻连带债务，其内部归属规则也不易理清。

一直以来，婚姻法回归民法是当前法学界基本共识，而在论婚姻法如何实现回归及其具体思路上，往往又流于形式，对婚姻法进行纵向的改革，是当前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从宏观角度分析，在调整对象框架内，婚姻法和民法所涵括的基本是趋同的，其法律性质无明显差异。故而，婚姻法从属民法本质上其实属既定事实，不存在回归现象。

1、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

《婚姻法》是保障婚姻秩序的基础，有着严肃的公正性、公平性。追本溯源，婚姻法的实质其实是在于对夫妻双方的调节功能，其中包括婚姻中双方及其亲属间的诸多问题[1]。调节内容涵括了人身与财产关系。《民法》就是市民法，是保障民众各种不同权利的法律法规，法律的使用对象是所有人，因此，民法法律有着广泛的适用性。民法的实施性质，就是为了创造无等级的社会法律。

对比之下，婚姻法绝非是独立于民法体系之外而存在的，反而婚姻法更需要完全融于民法体系中来。究其原因，每一个家庭、婚姻，其形式本职上都属于“小与私的关系”。而“小与私的关系”在民法的性质上，是其大纲中的一个支流，因此，让婚姻法回归民法，从法理依据上是理所应当，不存在矛盾。并且，质的回归，即从社会形式转移到社会体制，也进一步实现了法律价值的最大化。

2、夫妻财产法的基本原则及夫妻财产法的保护原则

2.1、夫妻财产法的基本原则

说明法定夫妻财产关系问题，是研究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问题和原则。任何时代、任一家庭，夫妻财产活动都需要实施严格界定。夫妻财产伴随着时代变化在体现在各个方面上，从古时的道德约束发展到了法律约束，之后再从立法的基本原则层面上，就需要体现夫妻财产绝对平等。法律是对夫妻财产的重要支持，法律规范以外的夫妻财产可以说是静止。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需夫妻共同维持，而夫妻婚姻中的共同财产就变成了法律争议。夫妻财产法不仅有规范社会的功能，更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也是夫妻、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的体现。

2.2、夫妻财产法的保护原则

夫妻双方在法律的约束下平等的，对于财产法保护原则也基于双方平等、尊重当事人以及保护弱者利益等。不难看出，即便是夫妻而言，在法律原则下依旧属于独立的个体，而非以一体而论。当前，对于夫妻财产怎样进行保护已经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在我国婚姻法法规持续调整的关系中，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属关系，成为了其中重点。换言之，就变成亲属间的财产关系只是依赖于家庭维系，而假如婚姻关系消灭，则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学界争执也会随之消失。

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关于夫妻财产共同制规定是明确的，夫妻婚后的财产为共同财产。基于此可见，共同财产也就能够粗算为夫妻婚后的所有的共同财产。对此，笔者认为学界可以通过不同物权方案施以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把夫妻一方的财产，划分为另一方。而让被划分的一方，在婚姻中变成共同拥有财产的另一人。那么在夫妻面对离婚或是继承的法律情景时，夫妻理论上就需要划分、分享夫妻共同的婚后财产。

3、夫妻财产利益

3.1、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妻的婚厚财产，其中包括薪酬工资、各类奖金，个体生产与经营所产生总体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与获利[2]。

婚姻法规定中，工资和奖金是并列存在，非附属关系。国家或单位所给予的优秀奖励，皆属于奖金。但婚姻法又强调，奖金属个人所得，并非工资。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奖金一般来说都属夫妻共同财产。只要处于婚姻延续时间内，都是夫妻共同所有。

对于个体创业夫妻，婚姻法强调，夫妻双方的劳动收益、收入与工资性质一样，同样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随着婚后财产的共同制，夫妻投资债务也是由夫妻双方一起偿还。其中，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投资和共同财产投资没有区别。

3.2、债券方案与物权方案

就婚姻法中夫妻内部关系来说，物权方案与债权方案基本一致：无论在涉及离婚、继承等法律情境，夫妻均能在经济上实现财产分享;在婚姻存续期，夫妻又都没有作为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债权方案并非等同于分别财产制，债券方案对分别财产有明确的实质修正;第二，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所得财产，也许是婚姻存续期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分享，涵括以夫妻双方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的形式，以及一方要求另一方的债权请求权形式，但这些都并不能当成证成物权方案。究其原因在于，债权方案下，考虑下财产法规则，例如民事合伙、雇佣合同等因素，在婚姻存续期同样可能发生;第三，夫妻婚后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但这不意味着在婚姻存续期，夫妻相应财产也会在婚姻法中属于夫妻共有。因为无论通过何种方案，相应财产在离婚、继承等法律情境下皆会在经济上为夫妻分享，这也是伦理或观念上的共同“所有”。其完全可能有别于物权法上“所有”要义。此外，如果实施物权方案，婚后夫妻所得财产在婚姻存续期为夫妻所有，就更加“符合”原本模糊的伦理或观念。

3.3、债务归属

夫妻债务归属是我国的司法实务中的重点问题，但在具体规定上又显得错综混乱。这主要是基于我国现行《婚姻法》第41条对于夫妻债务部分非常简陋、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表述，这也直接显现了我国实务与学说环节对这个问题的要旨一直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换言之，《婚姻法》、《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在调整夫妻债务归属时，相互间是属于何种关系?只有解决了这点，才有可能直指问题的本质。概而言之，本文提出两方面的法律解释思路：一是基于外部关系：夫妻的共同债务必定需要被规定成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人的夫妻个人财产”承担的债务，抑或是说债务人配偶及其所拥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人配偶的夫妻个人财产不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二是，基于内部关系：夫妻的共同债务、夫妻个人债务需要进行有别区别即分别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债务、夫妻个人财产债务。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婚姻法成立至今并在持续修正过程中，学界均有争执的声音。怎样维系婚姻存续期的财产安全，怎样规定财产自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中不断演化的法律问题。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绝大部分上是婚姻法和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财产法协调的一个过程。而这种协调，必然会由婚姻法独力承担，这注定是婚姻法的一场独角戏。这也是婚姻法和财产法的调整范围所决定的：婚姻法重视是力在调整夫妻内部夫妻的财产关系，而财产法则是在调整任何人与任何人的财产关系。因此，财产法也并没有去考虑夫妻这一层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婚姻法却也无法真正兼顾与财产法规则下适用性原则。可以明确，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除了间接的、债权性质的手段、重点还是物权性质的手段。

篇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前言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在于“依宪执政”、“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在这里，共同性与合理性实际上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本质。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包容性，成为国家的整体框架;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正当性，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操作性，成为全民的行动纲领。

而要夯实宪法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规范的实质内容，就不得不进一步开展价值观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形成新的法律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顶层设计背景下，“问题”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主义”的探讨也无从回避。因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化操作无法形成价值体系上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做，宪法实施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为此，有必要提倡一种“共和主义”精神。它可以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和而不同”的原则相对接，可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设计和可继承的共同性相对接，可以与历史唯物论相对接，同时也能凸显程序本位的现代法治原理。这种共和主义必须包括市场法理、指令法理、共同法理这样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元素。

实际上，在全球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正当化根据，本来就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零开始的理性设计，也就是社会契约型的国家观;另一是尊崇事实、利益以及传统的继承原理，也就是历史传承型的国家观。因此，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并非通常理解得那样单纯，而是内部存在张力。以此来反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价值体系也并非像苏维埃诠释者所断言的那样一元绝对化。

一、历史唯物论新诠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实现法律意识形态向这种三元共和主义的解释性转换，首先要认真解读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劳动、土地、货币)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主要指由谁、怎样支配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1]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方式。[2]当今的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体制和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必须进行重构，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要通过反腐举措遏制官僚机构的畸形膨胀，进而让权利哲学和公共哲学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把这种理念和举措制度化、程序化，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认为，历史唯物论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具有单维进化史观和决定论的特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似乎缺乏生存空间。但是，仔细研读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例如恩格斯的以下这段著名论述，就可以从中找到若干个推陈出新的切入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服从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许多特殊的个人意志，并且这些个人意志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这些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语境，通过博弈形成合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然而，每一个人的意志却不能单独决定事态的演变，结果总是取决于许多个人意志的博弈和综合作用。因此，社会发展很难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和意外性，但又会按照自然的.机制不断地有序化演进。

由无数个合力作用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这种动态场域，与自我调整的市场其实是相通的、相洽的，也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关于合理选择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而是很容易采纳实践理性的逻辑来考虑个人意志的计算、利害关系的计算、交涉成本的计算，等等。

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例如霍布斯提出的如何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秩序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关于资源和利润如何分配才能减少或者防止纠纷的问题;在法学层面上看，就是如何对权益进行制度化分配的权利论问题。对于欧美现代的合理选择理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交换与共识，因而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原理是假定个人是均质的，并且通过法治使得每个人互相尊重权利，这样就可以平等地获得效用。但是，这样的模式过于单纯化了，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结果并非如此。

二、作为权利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对于历史唯物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和支配，于是必然引起非合作型的博弈乃至阶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共产党宣言》中宣示的社会革命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会对历史唯物论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并且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关于统治理性的根本问题：要么让那种非合作型的博弈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要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权利论，或者说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当然，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合法的、和平的，也有非法、反法的甚至暴力的;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通过这样的思考线路，历史唯物论其实也可以通往自由而平等的法治秩序，以及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新的制度观：制度不仅仅是博弈的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博弈的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多样性的均衡状态。

对于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历史唯物论有两个命题很值得重视。一个命题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民事的立法，都不过是宣布和登记经济关系的需要而已”[6].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7].马克思的观点与维辛斯基提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那样简单化、政治化的公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强调客观化的共同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人安东尼·拉布里奥拉诠释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有效能的机构，它保障社会制度和它的基础亦即物质生产的稳定性。

这种保障的实质是采取各种方法来保持各阶级的均衡。”[8]由此可见，在市场已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法制建设必须从自由竞争机制的需要出发，寻求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或者共同信念。同时，还必须注重社会的公共性，培育民间自组织机制。这些正是历史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个命题也提醒我们，尽管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词，但制度改革并非从“应当是怎么样的人”这个观念论前提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也就是说，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利益格局以及文化语境中来把握。尽管可以把公民从他们被镶嵌在传统秩序和关系网络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仍然会带有历史的惯性。从这样的“现实的人”出发来推动社会制度的变迁，就可以扬弃社会契约型国家观与历史传承型国家观之间的矛盾，使得法律秩序能够摆脱个人与政府对立的内在矛盾。

历史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法学命题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涉及良法与恶法的区别，涉及国家制度的反思理性，以及不同政策和意见之间的自由比赛。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比较的、可以选择的、可以改进的，从而为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合理性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也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支点和杠杆。恩格斯晚年非常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以及财富分配的反作用[10],为自由主义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贫富悬殊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思考线索。把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思想家所关注的平等和公正纳入法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同时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加强规范秩序正统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的洗礼和正当性根据的检验，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三、法治中国的价值三分法与沟通程序

我们还须特别留意，与第二个命题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里，法律始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介物，应该保持中立性，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这与斯大林时代的“阶级司法观”也大相径庭。马克思早就主张法律体系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整体机制中，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是社会各种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中介物，无论何种社会关系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取决于其抽象性，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法对于它所包含的被媒介的关系保持“中立”,不改变这类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法治中国”的图景：个人被抽象地勾画为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主体，并具有关于背景的基本共识。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以提出要求，但这些都需要与其他个人的意志和要求进行相互协调。为此，有必要像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法的实践哲学所描述的那样，设定一种在公正程序之中进行对话和商谈的理想状况，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2)排除强制、确保自由和平等、提供充分的参加机会;(3)在信息充分公开和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确定议论的主题。与此相应，国家和法律体系则被理解为某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机制，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都必须也有可能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总之，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得到实现，自由度、解放感以及回应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机制的反思理性。这正是推动历史唯物论的法学进行重构的关键所在。

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来分析和解释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包含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可以与指令法理相联系[12],而且还可以与市场法理、共同法理相结合。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事态的公共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通过更具有包容力的共和主义来凝聚关于体制转型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共识这样的政治需求拓展了话语空间。

新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国家、市场以及社群这三种不同维度。以这种三元结构为特征的共和主义内部既然包括了不同价值的并存、交错、互动、组合，因而势必容许复数的记述体系和正确解答之间的竞合，这就意味着人们交往和商谈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沟通程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只有按照程序公正原则构建的对话环境，才能真正使人们保持共和主义精神，不断自由地探讨使原理以及道德判断正当化的适当理由;才能在多层多样的语境中丰富对话内容，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推陈出新，并就公平正义达成共同的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xx:66.

[2]圣地亚哥·卡里略，钟琦译。“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篇4：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一、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主题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第一，准确得体。毕业论文题目应当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第二，简短精炼。毕业论文题目用词应当精炼，如果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可以通过加副标题来补充说明。

第三，外延和内涵要恰如其分。命题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出现谬误，至少是不当。

第四，醒目。论文题目虽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醒目位置，但仍然存在题目是否醒目的问题。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否醒目，所产生的效果差别很大，

二、中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

1、内容提要（摘要）

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

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第一，使指导教师在尚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就能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及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第二，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使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内容提要一般不超过300字。

2、关键词

关键词是论文的文献检索标识，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位置在内容提要之后。关键词选得是否恰当，关系到论文被检索和被利用的机率。关键词一般不超过5个。

三、英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

英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是将中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的内容用英文予以表述。

四、正文

正文字数以8000字左右为宜，不得超过10000字。

五、注释

注释统一用脚注，一般不少于10处。

六、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指作者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过的资料，它应列在毕业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献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毕业论文答辩组的教师了解学生阅读资料的广度，作为审查毕业论文的一种参考依据：二是便于研究同类问题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观点和材料。参考文献不得少于8种。

篇5：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一个行政行为或决策的形成要通过材料搜集、考核、讨论和决定等步骤，过程性信息属于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决定前的信息，但是由于过程性信息上位法的缺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范围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本文主要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正当性，探究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

关键词：过程性信息;正当性;豁免公开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__)02-0121-01

第一、其有一定的立法支撑，从《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

①、《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②、《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③等多地细则中看出，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是将过程性政府信息作为政府信息中的不公开信息的方式来处理，此外《意见》只是规定其一般不属于应该公开的信息，从含义上理解，是属于政府信息中不公开的信息。第二，信息划分的范围取决于制作主体和程序，假如信息间的制作流程和主体是一致的，那么，这些信息在同一个范畴内，然而政府信息和过程性信息的制作主体都是行政机关，并且都是通过外部程序形成的，属性上具有一致性。如果因为其在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之前的表现形式就否定属于政府信息，在逻辑上明显是矛盾的。

二、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正当性

过程性信息作为政府信息中的一种，应当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过程性信息应当以“豁免为例外”的原则在学术界和司法界没有较大的冲突，过程性信息的不公开原则有‘法定不公开说’和‘裁量不公开说’两类观点的分野。“法定不公开说”认为《意见》中早有不公开的规定。“裁量不公开说”承认过程性的一般豁免，但是豁免权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裁量，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中曾规定行政过程性信息的公开会引起混乱或影响决策的属于公开的例外。④从建议稿中可以看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豁免公开考虑的因素是否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过程性信息中豁免公开属于“法定不公开说”，其内容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意见》还有各地方政府规章中有规定，过程性信息一般不予公开。但是过程性信息并不是全部豁免公开，其中公开的部分又属于“例外中的例外”，过程性信息坚持公开为原则，豁免公开为例外符合《意见》的要求。此外，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行政机关在决定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时要尽量的让公民参与进来，这不但可以使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更加透明化，还能保证行政机关廉洁高效，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因此，过程性政府信息的豁免公开是具有正当性的。

三、过程性政府信息豁免内容的限度

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过程性信息公开方面防止信息的泄露，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如果仅仅考虑必要信赖关系而采取绝对的豁免，难逃侵害公民知情权等权利的嫌疑。过程性信息在内容上包括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事实信息，也叫做客观事实，主要包括信息形成过程中搜集到的基础数据、笔录等。客观信息不因行政行为和决策的改变而改变。而意见性信息包括行政机关内部之间或不同行政机关中的批复、请示等，具有主观性，对最后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对过程性信息公开对社会稳定和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不同，笔者认为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性信息实行豁免公开，重点分析过程性信息内容，基于公开的正当性，按照利益衡量和坦诚等原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论证。

(一)事实信息应当公开

从信息公开立法草稿中发现过程性信息不公开的原因是考虑到过程性信息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行政机关最后的行政决定会出现反复的情形，如果随意公开过程性信息，可能会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产生影响，并且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⑤查看众多的司法案例，大多数司法机构和行政机关按照《意见》判定为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明显的违反了信息豁免公开的初衷，忽略了事实信息的特征。过程性信息中事实信息是行政行为和决策的事实依据，具有客观性和成熟性等特性，它不因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的变化而变动，事实信息的公开能使相对第三人全面的了解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制作的流程，全面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个人意见信息豁免公开

过程性信息中意见信息一般包括不同的行政机关之间，和行政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和请示以及包括专家们的提出的观点、意见等。对于这些意见性信息一般豁免公开，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看出，我们国家也是采用了这种态度，因为任何法律规范由于具有先天的滞后性等特征，使得法院和行政机关在依据法律作出的决定或者判决中会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一定的损害。法院在判决中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可能会通过阐明法律的方法保护相对人的特定利益。

所以这种所倾向保护的利益就是优先利益。⑥因此，一个行政决策的形成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比较，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背景，如果意见信息也采取公开的方式，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将会发生冲突，利益争斗也会越演越烈，从而使决策过程受到影响，司法实践甚至因为舆论的压力导致迎合某些利益主体，从而影响了决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了使行政决策更加合理和全面，保证决策过程中每个人能畅所欲言，豁免公开是正当的。

但是在应用坦诚原则时，也要注意区分坦诚原则的合理性，参考到意见性信息公开后的压力，笔者认为这一豁免理由应当只适用于自然人的活动，而不适用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作为执行部门，并不存在自然人所可能承受的这种压力，因此可以行政机关整体的名义对外公开内部协商信息的具体内容，不公开意见来源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严重影响决策的正常性。⑦同时行政机关意见性信息的公开，就是为了使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迫使决策者认识到自身对决策的重要性，在决策时能更加的谨慎，使行政行为更透明和民主。

在域外制度中，这种将机关意见与个人意见区别处理的先例很早就已经出现。例如，荷兰的《政府信息公开查阅法》规定：当申请涉及信息所在文件是为了内部协商起草的，则不得公布、泄露其中包含的有关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为有效、民主政府之利益，可以公布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但信息不能具体到个人，如果表达意见的'人同意，则公布的信息可以到个人。⑧该制度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坚持意见信息豁免公开的原则，当涉及利益衡量的情况下，只能公布到机关意见，在公布个人意见信息时候，采取相关人自愿原则，如果个人同意则可以公布到个人意见信息。荷兰这种区分原则对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有一定的借鉴。

(三)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混同应分割

在实践中，过程性信息不仅仅只包含事实信息，而是与其他政府过程性信息中意见性信息混同在一起的。例如，为了行政管理，首先会搜集到和行政事项有关的书证、物证和调查报告以及行政执法笔录等，其中书证、物证属于事实信息，行政执法笔录而属于意见信息，在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的难以区分的条件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泰国的《官方信息法》就规定，国家机关内部为履行任何行为而提供的观点或者建议，禁止公开，但不包括提供内部观点或者建议所依据的技术报告。⑨泰国采取区分处理的办法，对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信息采取豁免公开的原则。

其实在国内也是有这样的案例，例如，徐某某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迁案中⑩，在此案中，原告要求公开信息有“《案件审批表》《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上海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理局<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回复函》、《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行政机关同意公开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对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等选择不予公开。最后，原告不服，两级法院都采取了维持判决。回复函法院认为认定该信息是否可以公开应当考虑过程性信息的特征和保护目的。

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正式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对正处于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防止信息泄露影响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由于信息泄露引起的误解和乱。回观本案，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等信息属于事实信息，而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则属于意见性信息，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采取了区分原则，对意见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

因此，笔者认为，在混同条件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考虑到过程性信息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中的意见性信息主观性，如果采取公开原则，行政决策反复无常，则会使行政机关威严下降，公民对机关的信赖程度也不断的下降。因此，在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采用区别对待的态度，即确定性的信息予以公开，而不确定性的信息由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可以确保决策制定者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充分思考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还能稳定社会秩序，更能树立政府权威，减少公民与行政机关乃至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事实信息的公开，可以防止政府害怕因为暴露错误和疏忽而不予公开，事实信息的公布，不但可以起到纠错更正的作用，还可以让公民参与到行政决策和监督中，实现政策的透明化。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__：145.

2孔繁华.过程性政府信息及其豁免公开之适用[J].法商研究，20__(5).

3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613.

4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80

5该条规定属于行政机关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应当告知申请人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6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包括下列政府信息：(六)内部研究、讨论或审议过程中的信息.

7除行政机关将文件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外，属于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因其内容不确定.公开后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或者社会稳定的，不得公开.

8周汉华主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114.

9戚红梅.我国政府信息豁免公开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__.

篇6：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一、法律与电影的关系

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而电影则是多彩生活的艺术再现。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将电影与法律联系在一起，法律代表着理性，甚至刻板，而电影则更多的展现了感性与浪漫。其实，法律为电影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养分与灵感；而电影则实现了对法律理念的呈现，实现了法律对电影市井轻浮气息的洗涤。法律将电影提高到了权利宣讲、社会责任代言的层次，提高了电影的震撼力与影响力。法律文化自身具有的各种悬念、冲突、对抗等特点更是与电影艺术的吸引力相契合。法律与电影之间的相互融合，促使法律与电影双双得到发展。受到电影广泛影响的推动，法律的制定及权利的伸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社会法制变革发挥了先锋作用。

（一）电影实现了法律教学案例的延伸

在现实世界里，法律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世界的简化，法律职业者在对案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仅仅需要确定法律事实即可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律属于一种技术体系，将现实中的情景化与背景化去除了，当事人相当于一个代号，当事人行为相当于代码，法律职业者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代号与代码依据法律的公式对号入座，从而实现对法律的适用。

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律是对世界的简化，而世界实际上是不能够被简化的，这时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矛盾。而电影却能够将法律实践通过最为感性的方式艺术再现，为法律的适用及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随着电影中故事情节的起伏与交错，电影对法律案件的事实进行了全面的建构，在电影中当事人从代号转变为具体的“人”，通过电影的方式实现了法律案件的还原，对法律案例进行了扩展和还原，实现了法律教学案例的延伸。

（二）电影实现了法律理解与想象的丰富

在美国学者推动的法律与文学研究运动中对电影作品中显示的法律观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电影的研究实现了法律理解与想象的丰富。民众最为基本的法律常识教育很大的一部分都来自于电影，例如《似是故人来》、《正当防卫》、《正义法庭》等，在法律题材的电影中一部分体现了某个时代的民众对法律的思考，一部分体现了对法律制度制定的分析。此外，很多法律学家指出电影作品能够对法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抵消。例如电影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及人性、矛盾等方面的探索，为法律执业提供了基础。从电影作品中对人性进行破译对法律工作有着较大的帮助。在《十二怒汉》中，讲述了一位陪审员对同事进行说服，宣告被告人无罪的经历；《杀戮时刻》中杰克对自身的法律价值判断进行了表达。

在法律题材的电影中，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庭审判的现成环节，是整个法律文化中最具有理性的部分，对各种冲突与对抗、交锋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电影中较为经典的法庭审判情节主要包括《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阿蒂克斯为汤姆进行的辩护、《费城故事》中约瑟夫为巴克特进行的辩护、《好人寥寥》中卡菲为道森与唐尼进行的辩护等。

除了从法律的角度对法律的起源、发展、刑侦、犯罪心理等进行分析与了解之外，还能够对人性、自由、民主、个人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感知。例如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为了“一磅肉”而提起诉讼，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对这种行为进行分析，不仅不会觉得夏洛克贪婪，而且会认识到夏洛克正确的维权意识。

我国近年来的一些优秀影片也对我国的法制现状和现状成因做了生动的展现与深刻的剖析，比如以北京市海淀区知识产权庭厅长宋鱼水为原型的影片《真水无香》就已生动的现实案例分析了我国社会法治基础薄弱、民众法制观念淡薄的现状以及形成此种法律文化与现状的原因—社会经济发展太快，民众法制观念发展滞后等。这对法学本科生甚至其他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来讲都是非常难得的“案例资料”。学生本可以通过观赏此类电影激发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比起从各种网络视频上的来的相对偏激的视频资料来说，此类电影从正面给大学生以能量和看待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阴暗面的正确方法。电影能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比起纯知识讲解来讲更具现实意义，也更容易被广发大学生所接受。

从法律题材的电影中能够对司法体制的线索进行整理，从而对法律文化观进行考察。在法律电影的视域之下对法律文化流变的格局进行观察与了解，对法律制度与文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对社会变迁与法律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展现。

二、电影中的法治文化与精神

法律题材的电影中最为主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对法治的文化与精神进行体现，从而提高受众对法律意识的观众与了解，强化社会中的法制思潮，促进我国法治氛围的形成与完善。通过电影中的法律题材能够对法律保证人民权益的作用进行充分的体现，进而展现法律所包含的法治精神与文化。

例如，《马背上的法庭》中讲述了云南边陲小镇中老法官老冯、书记员杨阿姨与大学生阿洛组成了“巡回法庭”。这部电影引起了很多法律人士的关注，并在国内掀起了关于基层法治问题的探讨与思考。这部电影实际上展现了现代法律与民间乡俗之间的冲突，在法治理念坚持与入乡随俗之间寻找平衡策略。在法治社会中，乡规民约存在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其主要的作用就是辅助法律。

在电影中对“巡回法庭”的办案故事进行了展现，让受众看到了现代法治李奶奶与乡规民俗之间的冲突，在对冲突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民俗的重要性，但是更加要注重的法律制度的遵循与普及，应该通过法律法规对乡规民约进行引导，将其逐渐纳入到法律的规定中。虽有有关法律题材的电影都会让受众对法律进行思考，实现现代法律文化的普及与宣扬，将法律精神中的公平、正义向所有的社会成员进行传达。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法律与中国的电影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中国的法律电影却始终处于初级阶段。中国民众对法律电影的认识大部分都来源于西方法律电影，尤其是美国的“法庭片”。美国法律电影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只有实现电源表现形式与法律主题的相互结合，才能够实现法律与电影的共赢。

中国的法律电影尚未形成规模，甚至连“法律电影”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从整体上来讲，中国的“法律电影”似乎很多，包括各种____、犯罪、官场等，但是对其内涵进行仔细的思考，这些电影很难形成想象鲜明、数量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主流题材的类型片。主要的原因就是导演并未将法律或者法治作为主要的目标，而是作为线索或者点缀出现在电影中。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是由于中国的电影业并未形成在法律领域中寻找主体的自觉。在中国法律电影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秋菊打官司》、《马背上的法庭》、《刮痧》等，在中国法律电影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大量的法律电影的推出，从而形成规模与类型，将中国人关于法律的思考与实践通过荧屏展现在受众面前。

三、用电影展现法律的重要意义

人们看到的内容与想到的内容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法律题材电影的盛行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看待法律事件的态度与方法。电影展示了“那些工作在公平体制中的优秀的人们，至少这个体制会以某种形式向我们传达正义。虽然有些电影关注的是正义的缺失，但是这些电影仍然有美，就在于它没有让我们丧失对法律的信仰，毕竟那些失败只是由于那些腐败的警官们。法律理想被个人乃至集体的不忠诚所颠覆。”换句话说，电影中的法律内容已经对公众看待法律的观点与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已经成为了法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电影通过丰富的法律内容改变了公告中对律师、法官等法律工作者形象的印象。在电影中，法律程序的相关内容对公众的思维与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了法律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与制片人都对法律的公正与公平不断追寻，但是电影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始终是存在差异的，两者之间不可能一致。从电影中对法律及法律文化进行研究也仅仅是管中窥豹，缺乏整体性，因而通过影像对法律进行认识与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电影与法律进行碰撞之后就产生了非常绚烂的火花——法律电影。法律类型的电影中往往是通过对案件的描述来对法律文化进行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从法律文化中实现了灵感的寻找与养分的汲取，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感染力，成为了权利的宣讲者与社会责任的代言人。影视中的法律有着广泛的影响，促进了法律的制定与权利的伸张，促使电影成为了法制改革的先声与民众法律意识的启蒙。

四、将电影引入法学专业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

与传统的法律理性思辨不同，电影提供给人们一个从不同视角考察问题、自由进入对话情景和更具包容力的空间。电影展示出的故事的开放性、可解释性，这与法学专业所需的实践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以电影作为素材来教学，从而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素养，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有其不可替代之优势的。法在文化构体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也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法学课程也由此变得枯燥乏味。而法律电影上演的是具体、生动而典型的，直接诉诸读者的伦理意识和同情心的一幕幕‘人间喜剧’，将它运用到法学课堂教学中恰恰能够弥补法学教育的不足。法学教育不只是政策宣传或法条解释，它需要讨论、思考，通过互动来见证它的意义和价值。而电影能够引爆学生学习的意愿，它所提供的素材可以作为多元讨论的媒介，而其最重要的还是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去思考影片中所探讨的法律议题和内涵。教师在讨论过程中所提供给学生的绝不是绝对而标准的答案，而是让学生脑力激荡、深度思考，经过讨论、探索，深刻感受、沉淀，真正认识法律的面貌和内涵，才能养成法律信念力和行动力，使学生们真正相信法律、依赖法律，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信念。

电影展示的故事的开放性、可解释性，这与实践是高度一致的。与传统的法律理性思辨分析方法不同，电影提供了一个人们从不同视角考察问题、自由进入对话的场域，是一个更具包容力的空间。因此，以电影作为素材来教学，从而提高法学专业本科生及其他专业有学法兴趣学生的素养，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有其优势。

篇7：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法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项目式教育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视野等优势。本文通过《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实例介绍，分析了这一教学模式在法学本科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和推广，力图实现教学改革的创新，探寻培养创新人才的路径。

关键词：教学模式改革；项目式教育；本科；应用

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法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法学教育的效果。笔者在《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课程教授过程中深感教改之关键在于摈除传统教学模式忽视学生个体需要和自我发展的弊端，寻求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途径，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发展。项目式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改革模式，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值得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应用以及推广。

一、项目式教育概述

1、项目式教育概念及应用说明

所谓项目式教育，本文特指在本科生的教学过程中以科研项目为基础，由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教师有条件的吸纳本科生参与课题研究工作，或以项目为教学补充或以项目为教学延展，在课程教授与项目研究的过程中启发和促进学生思考，提高学生分析研究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

笔者在高校一直从事《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教授与研究工作，该门课程在我校属专业核心课和专业必修课，20__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作为法学本科生而言，了解和掌握本学科非常重要：不仅可以帮助其构筑完整的法学理论体系，而且有利于学生的继续学习和发展，加之本学科实用性非常强，因此日益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关注。随着对劳动法学研究的升温，也给本课程的教授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传统教学模式存在许多突出问题，难以全面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一，忽视学生自我需求及学习兴趣，难以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第二，教学模式单一，难以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第三，师生之间交流途径有限，缺乏互动。20__年4月，笔者申报本学科的校级课题获准立项[1]。以此为契机，笔者将部分本科学生吸收进项目组，意通过项目式教育寻求教学模式改革之尝试，实现培养创新人才之目标。

2、项目式教育的优势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项目式教育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利于提升学生自我认同感，激发自主学习兴趣。项目式教育是吸收学生主动参与的方式，学生与教师共同研究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其本身就是一次受到肯定的过程；能够进入项目组的学生，往往是对项目存有兴趣的学生，学其所好，研其所想，可以有效地将研究兴趣与研究内容结合在一起，不论最终是否能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仅就这一教育过程而言，学生所获将远远大于传统教学模式。

第二，有利于拓展学生视野，培养良好法学思维和研究思路。以法学专业为例，法学教育在本科阶段受课时、教学模式等限制常常沦为普法教育。本科生大多只关心本专业的基本制度，对许多专业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皮毛阶段，视野不够开阔，更谈不上法学思维的养成。开展项目式教育实际上使学生有了一次更深入了解相关知识及作深入研究的机会，在教师的引导下其视野得到了拓展，思维局限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突破；同时，开展项目式教育也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在教研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从教师那里获得资料搜集整理、论文写作等技巧，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习正确的法学研究思路，培养法学思维能力。

第三，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为进一步深造打好基础。一般而言，高校课堂教学主要是向学生介绍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侧重的是基础教育。而社会对法学本科生的要求绝不止于此，因此高校越来越重视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开展模拟法庭、实地调研、法律诊所等各种实践教学方式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期望达到培养全面创新人才的目标。笔者认为，项目式教育就是一种直接实用并且经过教师精心设计的实践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提升：项目式教育尊重学生的主观需求，对学生的培养目标远远超过基础理论的传授，其时刻关注学生法学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对毕业后即就业的学生而言，项目式教育为其提供了从事劳动法律工作技能的训练机会；对毕业后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而言，项目式教育巩固和增强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为其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项目式教育可以成为连接高校教育与社会需求、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桥梁。

第四，有利于增进师生交流，构筑和谐师生关系。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互相配合的一个人才培养过程。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欠缺师生良性互动机制的问题，高校代课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基本局限于课堂上，课外的交流互动比较少。虽然网络发达，但有很多局限，网络互动往往只能成为课后解答专业问题的工具。通过项目式教育，实际上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在一定期限内建立了一种定时交流沟通的机制，增加了课外的师生相处时间。而且面对面可以让教师更直观的感知学生需要、更深入具体的对学生进行指导，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可以说项目式教育本身就是对“教学相长”最好的诠释。

3、项目式教育的教学目标

通过开展项目式教育，笔者试图实现以下教学目标：第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的方法，提升学生在语言表达、法律思维等多方面的素质；第二，提供更多途径使学生在深刻理解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扩展师生交流方式，搭建构筑和谐师生关系的平台；第四，研究和检验法学本科专业课教学模式改革的方式，实现教学改革的创新，探寻培养创新人才的路径。

二、项目式教育应用实例

1、学情分析

本次项目式教学改革的实施对象是笔者所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二年级本科学生以及经济法专业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方向研究生，以本科生为主。从本科生的知识水平看，除哲学等公共课外已修完法学概论、民法总论等专业基础课，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同时正在学习合同法、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利于对笔者教授劳动法知识的理解。从实践能力上来看，学生都具备对网络等媒体的运用技能，而专业课的实践操作能力相对较弱，基本上没有参与过任何法学实践活动。从情感起点上来看，学生大多认为现有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习兴趣，因而对教学模式改革持有欢迎和积极的态度，乐于接受教师设计的项目式教育。

2、实施策略与过程

笔者应用的项目式教育主要通过三个阶段开展：

第一阶段：组织准备阶段，主要的流程是项目介绍——学生报名——确定成员。为了进行项目式教学改革，笔者首先在所教授的部分本科学生中举办了专场项目介绍会。一是向学生介绍笔者获准立项的课题基本情况，包括课题内容、立项依据、研究方案等等，让学生了解项目情况及判断是否对该领域有研究兴趣；二是向学生介绍项目式教育的基本构想，主动向学生发出邀请并告知学生报名方式等等，让学生了解何为项目式教育以及笔者预备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步骤。会后在笔者规定的报名时间内，陆续有十余位学生提出了报名要求，最后笔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十名学生（包括一名研究生）参与项目组。为了规范日后的教研工作，笔者还与部分学生签订了“助研岗位聘用协议”，该协议主要包括：学生成员的基本信息、进入项目组的职责等等。

第二阶段：项目教研阶段，这一环节实际就是围绕课题开展具体项目研究工作，是项目式教育提升学生能力的关键环节。首先，笔者与学生确定了“定期研讨+不定期沟通”相结合的联系方式，即每月至少与学生见面一次，就项目进展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平时学生有任何关于项目开展的问题可以随时与教师进行沟通。其次，笔者将课题分解为若干子课题，充分尊重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此范围内自选题目。最后，为了引导学生进行自主研究，笔者专门向学生介绍了项目研究的思路及方法、资料的.收集整理技巧以及论文的写作规范等。在此阶段，笔者发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不仅在项目研讨时积极发言，而且平时也非常认真的收集资料，备写论文，自主学习及创新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例如：项目组中一名学生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因此在自选课题时，该生就选择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国际比较”这一子课题，在学习过程中利用外语专长拓展项目研究视野，用项目研究锻炼和检验自己的外语水平，可谓一举多得。

第三阶段：项目考核总结阶段，这一环节贯穿项目式教育始终。关于项目考核，主要是根据学生完成教师布置任务情况来判断学生参与项目式教育的效果。例如，学生是否按时提交了研究书面计划、是否按时参加研讨活动等等。关于项目总结，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对研究课题本身不断进行自修、反思、再讨论等，另一方面指师生之间对项目式教育的进展进行不断修正与总结。

三、项目式教育在本科生教学过程中的推广及反思

一直以来，项目式教育多应用于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在本科生中应用较少。随着社会对法学本科人才素质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现代法学教育的目标也由单一知识型向综合素质型转变，即融传授法律知识、培养运用法律能力和提高法律职业素质于一体[2]。因而在高校本科生教育过程中引入项目式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其进行推广的现实土壤也已形成。首先，项目式教育通过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实现了教研一体化，即围绕提高教学质量这一中心，把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的结合起来，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补充，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融合提高。其次，现代社会对高校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教师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更要关注学生的综合发展，寻求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不仅要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科研能力。项目式教育很好的把二者结合起来，真正实现教师与学生共同提高、教学与科研共同进行的“双赢”局面。

当然，项目式教育也有许多值得再思考的地方：第一，对项目式教育外延的理解不应过于局限。笔者此次教学改革有立项课题作为支撑，所以将其称之为“项目式教育”似乎比较贴切，但如果对“项目式教育”的理解仅局限于教师有课题才能应用就太狭隘了。即使教师没有课题，也可以就所教授学科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作为专题而开展项目教育。毕竟，项目式教育的精髓在于给学生提供一个提高能力的平台，有无项目支撑并不是必然要求。第二，项目组学生成员的吸纳要科学合理。笔者认为，首先项目组成员的人数应该和研究内容相匹配并作好分工和研究计划。另外，确定参与学生时有必要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以本次教改为例，笔者所选择的学生均具备基本法学理论基础，已修过或正在学习《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这样才能将基础教学与能力提升结合起来。如果参与项目组的学生不具备理解项目研究内容的基本知识，将会直接影响教改和能力提高的效果。第三，项目式教育的考评体系有待完善。在笔者的教改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学生访谈、问卷调查和学生科研成果的提交等方式来检测项目式教育的开展情况和效果的。但项目式教育考评体系还有更多的研究空间，比如如何将项目式教学效果与高校对学生或教师的日常考评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践与研究。总之，缺乏教研的教学是无生命力的教学，项目式教育是既注重教学又注重教研，值得在法学本科教育中采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澳]MichaelProsser,KeithTrigwell著, 潘红,陈锵明译. 理解教与学高校教学策略[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__,9.

[2]BruceJoyce,MarshaWell,EmilyCalboun著, 荆建华,宋富钢,花清亮译、教学模式(第七版)[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_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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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多元的社会主体和社会需求决定了法律价值的多元化，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如何面对和缓解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促进法律价值之间的融合，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以“孙中界钓鱼执法案”为切入点，分析法律价值的内涵、冲突及其产生的原因，探讨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模式，对如何促进法律价值的融合，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做一番思考。

关键词：法律价值法律价值的冲突价值选择

20__年10月14日晚，上海男子孙中界在驾车途中被城管执法部门“钓鱼执法”，被处以罚款10000元，并被扣留了车辆。后因孙中界对执法过程心存疑问而自断手指以示清白，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10月20日，对孙中界事件彻查后，对外公布了不存在“钓鱼执法”这一调查结果。但遭到了社会各方质疑，经再次调查后于10月26日公开承认 “孙中界事件”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做出了道歉。

孙中界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执法部门追求的是执法效率的提高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钓鱼式的执法又明显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一边是秩序、效率，一边是公平正义，当法律的价值冲突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到底哪一方面才是法要最终维护的呢？到底如何行事，才能做出最正确的价值选择呢？本文将从法律价值冲突的由来，解决模式入手，结合孙中界事件进行分析，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现状作相关的阐述。

一、法律价值的内涵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同时，法律价值既是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又是人的需要的法律化。法律价值不仅取决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性能，更取决于人们对它的需要及需要的程度。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多元的，因而法律价值也不是唯一的，法律价值的区分有多个维度，但是，从法的实体价值来看，一般可以把法的价值归纳为正义、秩序、自由、安全、平等、效率等。这些不同的价值在法的运行中各自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法律价值冲突及其由来

（一）法律价值冲突的含义

法律价值的冲突是指法律价值准则本身所固有的冲突，以及社会主体在价值选择中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是多样性的，这决定了人们的追求也必然是纷繁复杂的。当人们追求一种价值时，从单一孤立的方面来看，必定有其合理性，但是联系的来看，在追求一种价值时人们通常会损害或者背离另一种法律价值。人们不可能毫无成本地在自己的价值取向上得到最大的效益。

回到孙中界钓鱼执法案中来，行政部门采用钓鱼执法的本意是为了调查某些极具隐蔽性的违法行为，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执法效率，维护社会秩序。然而在追求效率与秩序这两种法律价值的时候，却盲目采用了不当的甚至违法的取证手段，明显偏离了法律所涵盖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反过来说，若执法部门在执法时完全按照正义的标准，透明化的模式，按部就班的程序进行，则却很难发现那些隐蔽的违法黑暗现象，不利于稳定社会，维护治安，即在最大限度追求正义价值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放任了安全、秩序、效率等价值的流失。因此，生活中的人们往往鱼与熊掌难两得，法律价值的冲突问题在所难免。

（二）法律价值冲突背后的原因力

1、社会主体的多元性和同一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当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是法律价值的需求主体，不同的人鉴于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处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阶段，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需求。同时，社会主体并不只是单一的个人，由个体组成的阶级组织同样是价值主体，他们的价值需求与单个人的又会有所不同。像孙中界事件中，执法部门是一个组织，它代表了某个阶层的利益，它与孙中界分别扮演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因而所追求的法律价值目标就大相径庭，冲突便在所难免。此外，同一主体的价值需求也存在多样化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同一价值主体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需求。正因为这一系列价值主体方面的难以量化控制的多元因素，使得法律价值冲突油然而生。

2、社会客观因素。形形色色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为多样化法律价值需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规范社会，法律必须吸取部分价值观念，来实现社会稳定繁荣的目标。然而法律是有限的，它不会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需求囊括进来，因而在人们看来，法律价值目标就会出现一种现实与预期的冲突。此外，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多元化的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了多样化的法律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把法的价值冲突更明显地引入到人们的视线中。

3、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间的人们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所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文化观念也是迥然不同，当然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对法律价值的需求也会有所差距，随着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交往也甚为频繁，在交往过程中必然会引起观念的碰撞，法律价值的冲突；再次，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人们通常也有着不同的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气质同样会导致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来自政治领域的人和来自经济领域方面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思想观点都各自印上了自己领域的独特文化气息，对法律价值的理解与需求常常也是各不相同的。

三、法治建设下解决法律价值冲突的建议

（一）立足于现实，以法律价值在生活中的实际排序为基础，并且兼顾满足价值要求的现实条件来大致安排价值的位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有着各种各样的价值需求，但在一定的条件和发展阶段下，人们的各种生活要求是有先后和轻重缓急的，由此带来的价值需求也有一定的序列，比如在**社会，秩序是首要的，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效率又是不可忽视的，因而，法所确认的价值必须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色，它所提提倡的法律价值，必须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相呼应。同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实现价值目标的能力也有所差异，因此法所进行的价值选择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兼顾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才能更好地避免法律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

（二）以人为本来确定法律价值的基准。

虽然法律价值的种类繁多，难以穷尽，但是总有一部分法律价值，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成为了法律价值这座金子塔的基座。这就是那些涉及普遍人性和需要的价值目标，诸如生命、自由、正义、秩序、安全、个人尊严等，因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和变化，人的生存和自由是所有历史活动中最基本的事实，因此必须把这些目标在法律上优先考虑。而在当代我国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的背景下，就更应看着法律价值中对人生命、尊严、正义方面的看重。尽管秩序也是基本价值中一种，但是秩序价值目标的实现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正义，保护人类利益，因此，当目的和手段产生冲突，我们要选择的当然是目的价值，而并非是正义价值追求下的手段价值。因此在“孙中界钓鱼执法”一案中，尽管行政部门本意是为了更好的维持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现象，但是，在盲目追求秩序这一价值过程中，无形之中损害了法律的最高价值正义，它采用设圈套的“钓鱼式执法”，引诱普通公民违法，是极其不公正的。因此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必须牢牢立足于以人为本这一基点，不背离法律中的一些基石地位的价值。

（三）坚持以和为贵，引入民主，合法化的参与途径来解决冲突。

以和为贵是我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宝贵财富，它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法律冲突解决有着良好的指引作用，以和为贵，可以在司法过程中引入多样化的调解模式，来中和诉讼主义的争议解决途径，使得社会价值冲突得以缓和，法律价值观念逐渐融合；当法律价值冲突出现时，应该用民主而非专政的方式去解决，虽然从短期角度来看，专政更容易解决问题，但是专政却会为长远的法治建设埋下了祸根，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就必须用合理的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法律价值目标的融合过程；合法化的参与途径解决法律冲突也是我国社会当下必须注意的，法治社会的法的价值冲突必须采取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达成冲突价值及其认识的统一，具体来说既要做到程序正当，又要做到内容正当。如果采用违法盲目的手段来解决，又将会导致新的法律价值的冲突。

（四）提高社会成员的法律水平，加强主体的法律价值认同感

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参差不齐，往往会降低法律价值的认同感。法的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意识，难以量化和控制，只有普及法律文化，真正提高民众的法律修养，才能引起社会成员对法律价值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才会避免法律价值冲突的愈演愈烈。同时整个社会的法律水平提高，会进一步内化到法律运行的方方面面去，这对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有着积极的的促进作用。立法者法律水平的提高，便能在立法过程中确立与当代社会最为吻合的法律价值，使得有现实土壤的法律价值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司法工作者法律修养的提高，便能在司法过程中，做出最为符合立法精神和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判决；而法律水平渐高的执法工作者，便能更好地进行合法执政，合理执政，尽可能降低价值冲突的出现率，如在孙中界事件中，如果执法者有着较高的法律水准，能区分在具体事件中法律价值的先后，能始终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就不会采用“钓鱼式”的不当取证手段进行执法，导致这一连串的不良社会影响；最后，守法者由于提高了自身的法律修为，便能更好地理解法律价值的精髓，所作出的行为和价值选择将不谋而合地同社会普遍法律价值观念达到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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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传统的形式推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受到许多法学家的推崇，在法律适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漏洞、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很多案件中，既定的法规与推理模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实质推理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运而生的，而且发挥出其强大的功能。本文对实质推理的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涉及实质推理的概念、特征、优点等各个方面，同时结合实质推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现状，为实质推理的进一步推行和发挥作用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实质推理司法实践自由裁量司法公正

一、实质推理概述

(一) 实质推理的概念

实质性推理是指通过对法律及案件事实的综合分析与评价，以一定的价值为指引进行的适用法律的推理过程，是基于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实质内容对法律展开的推论。实质推理是在形式推理无法找到可以适用的规范时，依据价值判断寻找大前提的过程，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推理，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疑难案件也能提供更好的指导。

(二) 实质推理运用的情形

(1)法律有规定，但规定过于模糊和原则性，以至于对于同一规定的引用可以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结果，需要法官根据对法律的理解加以判断与选择；(2)法律有规定，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导致适用该规定明显不合情理；(3)由于立法漏洞，法律本身的规定互相矛盾，对同一具体情形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法律规定，同样需要法官加以理解与选择；(4)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必须处理的情形，而且没有先前的判例和相近的法律条文可以类推适用，只能由法官根据法律意图、价值判断等实质的理由推导出可适用的规定。

(三) 实质推理的特征

1.可适用范围较小。我国是传统的成文法国家，一直推崇法律法规而拒绝判例的适用。“有法必依”的法治原则要求法官审案必须先依据现有法律条文的规定，只有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律规范出现冲突、适用现有规定明显不合理时才能采用实质推理方法。即只有不可能适用形式推理时实质推理才得以适用。实际上，实质推理作为形式推理的补充，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如胚胎争夺案。最终就是直接参考伦理、情感、利益等价值因素对案件做出处理。

2.结论确定性程度较低。在实质推理中，大前提是法官综合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因素归纳出的原理或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大前提的得出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其推论结果融入了法官的认知、情感和价值，渗透了法官的主观因素，因而法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认知能力在审判的最终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由于不同法官对同一法律条款作出不同的解释或推论而引起“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因此实质推理的结果具有强烈的主管色彩和不确定性。

3.在价值观念上追求合理。实质推理以法律理念、价值取向、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因素综合判断，有时甚至会照顾到特定群体的情感因素，突破法律条文的框架，真正做到情理法相容。胚胎争夺案中，二审法院将受精胚胎定义为含有家族遗传信息与双方父母有生命伦理上密切关联性的特定的物，同时，基于对双方父母“失独”之痛的情感考量，为其寄托哀思、精神慰藉等人格利益，判决双方父母共同享有胚胎的监管和合法处置权。这一判决在体现法律严肃性的同时，融入了人情与仁义，是对实质推理追求结论合理的体现。

(四) 实质推理的优点

1. 实质推理能有效地纠正形式推理的缺陷。形式推理由于大前提的固定性和推理过程的僵化性，不能对现实的变化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因而在促进实质正义，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我国的司法大环境下，法官对案件审理的首选是形式推理，通过形式推理对案件有一个模糊的初断，但是随着案件从起诉、调查、辩论等各种程序的依次进行，只要法官在其中运用了实质推理，就会对自己的处理意见有一个价值评价，一旦形式推理的结果不符合公平正义等实质性要求，就能及时对其进行修正。在我国，随着法学教育的高等化和专业化，法官的专业素养和自身素质不断得到提高，经过专门性训练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只要以认真谨慎的态度对待案件，就能关注到个案中形式推理是否有效，在无效推理的情形下自然也能运用实质推理对其进行修正。

2. 是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变化，新的矛盾类型不断涌现，继而出现了各种新型的犯罪手段，但固有的法律由于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和法律稳定性的考量，不能事先对所有的情形都作出相应的规定，也不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便对法律进行调整。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和稳定性，法律漏洞和法律瑕疵十分明显，法律漏洞可以通过立法来弥补，但同时也需要严格的执法和守法来推动。具体来说，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尽管法律条文由于没有规定或者现有规定适用于个案明显不合理时，法官需要主动自觉运用法律推理，从现行的法律规范中提炼出符合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的法律原则，以此为依据作出裁决，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迫切要求法官尽最大努力掌握法律推理的逻辑方法并善于运用该方法，使裁判结果的理由说明“有理有据”，以克服成文法的某些固有陷。

3.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我国一直实行依法治国的政策，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治国的基本方针，其中公平正义是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基本原则。从司法的角度而言，这些理念的落实不仅仅是一种维护秩序和追求形式正义上的价值，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进而实现其实质正义的价值。以胚胎争夺案一审、二审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为例，两种判决都是没有错的，只是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的角度不一样，但从结果的可接受程度和社会反响来看，二审的结果显然更有“人情味”，更能体现出法律对公民的关怀，更能体现出司法的实质公正。法律是冷冰冰的条文，它的作用是规范和惩戒公民的行为，但在今天的法治社会，要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必须在适用法律时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实现真正的实质正义，实质法律推理便是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步骤。

二、实质推理在实践中的运用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成文法国家，只有以规范性的条文形式出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渊源，才能成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同时，司法受到行政的干预过于强烈，法官处理案件不再仅仅秉持公平正义理念，相反作为一项职业，法官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发展与升迁，断案时越来越谨慎小心，只在既有的法律规范体系内进行审理。法官审案就是单纯的寻找法条的过程，不敢越过法条的界限。面对法律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法官往往不再依靠自己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理解做出公平合理的决断，而是直接请示上级法院处理或者层层申报最高院发布指导意见。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实质法律推理受到严格的限制。

刑事司法中，罪刑法定是一项古老的刑法基本原则，在定罪量刑方面直接排除了实质推理的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只能是刑法的规定，自由裁量空间很小。民商事领域中，社会生活迅速变化与立法滞后性这一对矛盾始终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引入了案例指导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只是对形式推理实践缺陷的一项修正，并没有将实质推理真正地运用到基层司法实践中去。

三、完善实质推理在司法中的运用策略

(一)赋予法官适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在实质性推理过程中，最为关键与核心的一步便是由价值判断总结出大前提。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步骤的完成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进行了多年，法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已经普遍较高，因此在审理案件时，应当赋予他们适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官能够在审案遇阻是自觉运用实质推理做出合理判决。这里便要解决两个问题：

1.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实质推理的实现必须以法官得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为前提，在我国法官自由裁量的领域和范围很狭窄，而且受到外界主要是行政权力的影响较大。首先，应当完善司法体制的建设，排除一切外部因素对司法工作的干扰。其次，鼓励法官对新型复杂案件进行实质推理，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的掌握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实质公平的理念对案件做出合理判断，在现有法律框架综合考虑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序良俗原则、当地风俗习惯等对案件做出判决。

2.确定合理的限度。法官的自由裁量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是实质推理的关键步骤，以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为界，区分对待。对于民事案件，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应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准，不能达成合意的应当在两者之间做不断的调解与释明工作，以一方的意见另一方能消极的认同与接受，且不会对该方的生活工作造成影响与困扰为标准。对于刑事案件，法官要特别注意保护被告方的合法权益，使被告人的人权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得以保障，在此前提下，法官应当综合考虑案件各项事实，做出与被告人的罪行最为相当的判决，即其自由裁量的结果应以足以惩戒被告人为限。

(二)促进实质推理中的语用学转向

法律推理与语言密不可分，法律推理不仅要借助语言来进行，而且法律推理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言说行为。法律语用推理是通过正当性论证寻找与特定情境的案件事实相契舍的大前提，进而推理出结论的一种推理形式。它在命题内容的基础上，加上语用力量，通过语用行为来表达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影响并指引人们的行为。

法律语用推理强调主体间性，即主体与同样作为主体的他者之间的关联性与相关性。要求对内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听取被追诉人的意见，对外法律推理的结论应当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其次，法律语用推理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法律推理过程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思维模式，需要在动态的语境下去理解和明确话语含义。实质法律推理以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因素归纳出的原理或原则性规定为大前提，推理结论的不确定性较强，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实质推理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较大限制，可适用范围较小。促进实质推理的语用学转向，将实质推理逐步转变为重视主体间性的动态的推理模式，就能有效地克服实质推理的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当转向后的实质法律推理真正深入到审判工作中时，冤假错案出现几率一定会大大降低。

现代社会，司法追求的目标已不再仅仅是合法性，司法活动承载了比以往更多的价值。司法活动不仅要实现公平正义，更要尊重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质推理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本文重点介绍了实质推理的特征、优点，也针对实质推理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对实质推理推广适用的一些建议，希望实质推理在未来的法治建设中能得到广泛运用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篇10：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基础，也是司法考试的源泉。法学本科教育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司法考试制度带来的影响为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带来了契机。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既要坚持自身的学科要求和发展规律，又要充分考虑司法考试带来的积极影响，加快自身的完善，以努力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利用与司法考试的适应性，加强法学本科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必然路径。

关键词：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司法考试

一、法学本科教育性质辨析：通识教育抑或职业教育

（一）通识教育是法学本科教育的基础

法学本科教育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准，担负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双重历史使命。法学本科教育性质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争论的问题。准确定位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对于优化教学体系、确立学科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的定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争议的焦点是：法学本科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辨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着手。法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无论是法律通才还是特定法律职业人才都应是法律专业人才。所谓法律专业人才，就要具有基本的法律精神、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灵活的法律能力，都应该具有人文素质和法律专业知识。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基础层次教育，着眼于学生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法律知识的全面掌握，为中国基础法律市场提供充分的“法律职业人”和为这门人文社会科学本身以充分的研究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属于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了法学本科阶段，要注意学术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理性的养成。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须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而这一切只能由通识教育来完成。只有注重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才能在教学环节中真正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才能为后继的本科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提供优质的生源。

（二）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是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方向

强调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质，并不是说其不应含有职业教育的内容，恰恰相反，法律本身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要求高等法学教育应该重视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尤其是允许在校本科生参加司法考试以后，本科法学教育就不仅仅限于对法学理论人才的培养，还要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因此，本科法学教育负担着培养法学研究型人员以及为司法机关（包括公、检、法、司）培养人才的双重任务。另外，鉴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国家机构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即使在民营单位和企业，也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如果把法学教育局限在掌握理论知识之内，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我国尚未建立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前在“司法研修所”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本科法学教育也在实际承担着法律职业训练的一部分职能。“法律同时是科学和技能，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职业”。法学教育不应该只重视知识的传递和学术的研究，而忽略职业的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

既然通过司法考试是进入法律职业最重要的常规性渠道，法学教育就应当考虑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重同法律职业相结合。在法学教育中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职业训练等活动，不仅不与通识教育相矛盾，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司法考试体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特定法律职业的要求，法学教育在保留其通识性的基础上，应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成份，以消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的弊端。因此，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应当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且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把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简单地定位成职业教育或通识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与职业教育相结合。这是因为，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

二、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互相支持下的良性互动

（一）本科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的基础与前提

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于高等教育规模化和行业准入正轨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本身就是高等法学教育规模化的一个产物。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连接点在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司法考试的起点，为司法考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格。例如，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由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依据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要求，确定了14门核心课程。这些核心课程是我国大学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基本课程，所涵盖的内容与司法考试的内容基本一致。这种课程体系对法学教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提高法学院学生的素质起到了引导作用，司法考试也正是以大学法学教育为基础，它的主要考试范围突出了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

另一方面，大学法学教育以讲授法律原理，培养法律精神为主，承担着培养法律职业的人文素质、法律专业知识的任务。大学法学教育在法律职业的选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的法律教育为构筑法律共同体提供了知识平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法治水平。大学法学教育的成熟和完善，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法治秩序构建所依赖的法律人”，这是法律职业的正规化的要求，也是司法考试选拔人才的主要目的。

（二）司法考试是法学本科教育的检验器

统一司法考试虽然只是一种资格考试，不能代替法学本科教育的评价机制，但是却可以用来检验法学教育的产品是否可以顺利地走向法律职业市场，从而影响着法学教育一定程度上的未来走向，并且在实践中必然要经历与法学教育之间的互动，最终形成一种构建良好的制度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不仅仅属于内向纬度的，而且还会必然要求向外辐射到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职业遴选体制。所以，虽然司法考试只是法律职业遴选体制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它已然成为了实质的首要环节。

同时，由于司法考试具有强烈的职业性目的，法学本科教育虽然不能以其作为教学指挥棒，但司法考试通过学生的个体选择会对法学教育施加影响。例如有志于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法学专业学生必然会参加司法考试；没有从事司法实务工作意愿的学生，通常也会把参加司法考试当作一次自我检验的机会，把通过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能力的证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会通过这种间接方式微妙地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实施。

而且，司法考试在题型和内容的设计上，逐渐侧重对理论的分析运用，重点考察学生的基本分析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有助于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法律教育结构模式的选择，有助于完善法学教育的管理模式。

三、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思路：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一）重新定位教学目标

传统法学教学忽视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性，从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院校毕业学生的反映来看，普遍认为正规法学院校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法学理论有余,法律实践能力不足。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法学本科教育必须密切关注法律职业，并作出积极的回应，革除种种弊端，这是法学本科教育获得活力和竞争力的契机。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法学本科教育应坚持以通识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过硬和适应能力强的，能够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实际工作和具有法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的通用型法律人才。”人才素质方面，在传授法律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培养法律人的伦理价值、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传播法律的精神。质言之，法学专业学生不但要具有坚定的职业信仰和缜密的思维方式，还要具有高超的处理实务问题的职业能力。

（二）改良教学方法

从具体教学方法上来看，适应司法考试重视司法实践的遴选方式，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对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将法律思维和实践技能训练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可以使学生更加符合司法考试对学生的考核标准。

目前在法学本科教育实践教学课程主要有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法律诊所等形式，很多法学院开设这些实践课程时由于经验不足，课程流于形式化和剧场化，并不能达到这些课程要求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强化“实践教学育人”的理念。实践课程的核心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真实或高度仿真的案例，有目的、有选择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实际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学会思考、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培养学生法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提高学生的法学素质。

另外，还要使实践教学多样化。结合不同课程、不同教学内容的自身特点，根据教学目的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样既满足了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又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可以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各种部门法知识。

（三）改革教学考评方式

评价体系关系到法学教学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问题，关系到教学秩序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问题。［5］传统的法学教学考评方式通常是笔试。在笔试方面，客观题考查学生对法条和基本理论知识的记忆能力、对案例的分析判断能力。主观题则考查学生对理论和制度的理解能力、逻辑归纳推理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虽然两类试题的结合，能够测试学生的多方面能力，但传统考评方式缺乏对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考量。而在司法实践中，说服当事人，表达委托人观点，法庭辩论，说服法官都需要犀利而准确的言辞表达，传统考评方式受到挑战。

因此，除传统的考评方式外，应考虑增加口试考核方式。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设计具有代表性的题目，根据学生答题的表现进行评价。这种方式除有助于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外，还有助于学生锻炼抽象思维能力、环境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教学评价实践来看，法学教育的考评方式改革和司法考试由一次笔试到笔试口试两次考核的趋势不谋而合。

（四）加强法科学生素质教育

法学素质教育是指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是解决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在中国语境下，素质教育有其特定的意义，是德才兼备的同义语。法学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是才的培养，品质修养和职业道德的养成则是德之体现，“德才兼备”方可称得上真正的法学人才。因此，司法考试在对法律从业人员遴选之时，将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纳入考核范围，是一种强性地灌输素质教育的方法，也是一种人文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对此，法学教育不但应对司法考试积极回应，更应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对高等法学人才素质教育培养的责任。在法律服务远不发达，法律人公信力普遍不高的中国当下，这种责任更显得意义重大而深远。它直接决定了我国将来法律服务社会的价值走向，可以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结语

司法考试对于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司法考试为本科法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而本科法学教育对于司法考试而言，既是前提又是基础。没有法学本科学历，不能参加司法考试；没有发达的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就缺乏充足的优秀的应试者。法学教育可以是多元的，应当充分考虑培养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能力。各个法律院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生素质、教学设施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考虑法学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联系程度，合理地开展教学活动。总之，司法考试不能忽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必须衔接好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契机，加快法学教育的改革步伐。

篇11：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面临着人财物等办学资源的局限性、培养目标定位的模糊性和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等现实问题。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要达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办学定位，以形成独有的办学特色，不断优化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和丰富教学模式，进一步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和教学设施保障，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并以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育为核心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路径

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无论是办学软硬件资源、生源素质，还是办学经验积累等，都存在着“先天不足”。要想寻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找准自身办学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开发、利用现有的办学资源，形成切合实际、独具特色、以培育法科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这样才能摆脱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需求“两张皮”的现象，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现实困境

1．办学资金的匮乏

法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办学规划和措施，还需要有足够的办学资金做支撑。然而办学实践中，多数新建本科院校举办法学教育不仅没有与办学规划相匹配的办学资金做支持，而且对法学教师福利待遇的改善也困难重重。无奈之下，为求“发展”，一些学校想尽一切办法创收，且创收的形式和途径与专业发展毫无关联，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这样就势必会分散教师的精力，最终影响育人的效果和质量。

2．教学基本条件及教学保障建设滞后

图书资料和网络教学学习资源不足、专业阅览室建设缺失或者功能欠缺、教学经费投入不够、其他教学基本条件和教学保障建设滞后等，是目前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此外，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滞后且单一化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例如：尽管大多新建本科院校也都设有模拟法庭，但无论从场景、服装、道具的逼真程度上，还是从其本身的实践教学功能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模拟”效果不佳，而且其他形式的法学实践教学设施建设也普遍缺失。

3．师资队伍的“质”“量”均欠佳

一方面，教师的职称、学历不高，业务素质和能力欠缺，即“质”不佳；另一方面，每个教师往往要上两到三门甚至更多的专业课，一些非法学专业的教师也被拉来上法学专业课，即“量”不足。师资队伍结构严重断层，专业底子较好、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年龄偏大且人数少，而青年教师虽然数量较多，但理论功底和教学经验都尚显稚嫩。此外，由于新建本科院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较少，教师的专业视阈比较局限，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4．培养目标定位的模糊性和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

在培养目标定位上，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往往不切实际，盲目求高求大且没有一个具体的规格标准，以致办学导向不清晰，制约了专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其中既有新建本科院校之间相互攀比的因素，也有为本校法学专业师生鼓劲的意味。比如，提出“早日建成国内或省内一流法学院校的目标，实现跨越式发展……培养法学高级专门人才”等此类口号，这种脱离自身实际空喊口号、乱定目标的结果只能是“目标归目标，口号归口号”。

此外，与培养目标定位模糊相对应，新建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学生专业技能的应用实践类课程开设明显不足，类似于模拟诉讼、法律诊所、律师实务、司法鉴定等课程，即便开设了，课时也很少，不受重视；二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失调，选修课开设较少，仅起到点缀的作用，而且部分院校要求学生某个学期选修课的学分与开设全部选修课的总学分相同，选修课实际上成了必修课，这不仅使选修课失去了意义，而且也不利于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培养；三是课程设置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即课程设置方案受到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只考虑个别教师一些不合理的主观想法，而放弃了课程设置方案本身科学性的要求，导致该开设的课没有开设、不该开设的课却一直在开设。

二、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措施探寻

1．结合自身办学实际和优势找准办学定位，形成独有的办学特色

办学定位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新建本科院校只有结合自身的办学实际和优势合理确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凝练，才能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当然，法学教育中对于培养法律人的一般性、普适性的要求，诸如法律人应具备的法律价值观、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职业道德等都应为新建本科院校开展法学教育所重视。此外，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还应将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育作为本科法学教育的重点，并善于借鉴国内外法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经常性地加强与同业同行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尽快完善自身办学条件，形成办学特色，进而实现法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优化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模式

新建本科院校应更多地增加法律实务类课程以及与培育法律人应具备的技能素养相关的课程和课时。对于一些偏理论的、在法学课程体系中不十分重要的专业课程以及以往因人而设的、不必要的、与培育法律职业技能和素养关联不大的课程，应当不开设或者即使开设也相应地缩减其课时。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内容应主要涵盖案例分析和讨论、法律文书写作、法律实务操作、模拟法庭等，并尽可能多开设与其相对应的技能型法律课程。此外，还应结合本校的优势学科来开设一些相应的课程。

法学本科教育不是培养理论性人才的，因此应侧重于基本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上也应注重与法律职业需求的结合。具体来说，就是应根据国家司法考试所确定的法学各科知识体系来规范和确定具体教学内容，并以司法考试的.考核目标作为教学目标来推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相衔接。基于此，还应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应结合自身实际，采取“2+2”和“通识+模块”的法学教育模式，并将“理论学习”“案例分析”“课内的实践演练”“课外的实训锻炼”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即大一、大二不分专业方向，以16门法学主干课程为主，辅之与法学专业相关的其他人文社科类课程，对学生进行法学专业基础教育，到大三、大四再根据学生的兴趣志向分专业方向，再以这些专业方向为基础来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训演练的机会和时间。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重视模拟法庭教学，并积极创造条件引进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中推行的“法律诊所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_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3．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强化教学设施建设

充足的教学经费和健全的教学设施是法学教学工作卓有成效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应不断加大对教学经费的投入，组织针对自身实际的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项目，力求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形成一批优质的教改成果，以加快教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为配合教学改革的需要，还应不断强化教学设施建设，诸如专业资料室、阅览室以及网络教学学习资源的建设，尤其是法学实验室的建设，这对提升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和技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除模拟法庭实验室需进一步完善其配置和功能外，还应逐步创造条件探索建立具备其他功能的法学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演练的机会，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4．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1）充实和优化教师队伍，着力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在积极引进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同时还要严把进人质量关，分期分批组织教师进行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教育教学技能培训和外出进修学习，并且在“双师型”教师中选拔培养一批职业道德高尚、业务素养深厚、学术思想活跃、勇于开拓创新的骨干教师，将他们作为教学和专业建设的核心力量，让他们肩负起本专业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任务。

（2）鼓励和支持教师深入法律实务部门实践，促使其熟悉法律实务工作

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脱产参加法律实务的培训或直接赴法律实务部门实习，还可以鼓励教师到律师事务所兼职或到法院、检察院进行业务调研，使他们了解并探索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这些做法既能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又能使他们把在办案中取得的经验、职业技能更好地传授给学生，进而促使他们向既是教师，又是律师、法律职业者的“双师型”人才方向发展。

（3）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业务骨干和专家作为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

将兼具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请进来，担任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形成较为固定的兼职教师队伍，通过专题讲座或短期集中授课的形式丰富和充实法学教育教学内容。这样不仅能够缓解现有教师法律实务能力薄弱的问题，还可逐步建立起一支适应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教学要求的人员充足、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5．注重法律职业技能培育，构建法学实践教学体系

（1）加大课内实践教学的比重

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即采取课堂案例讨论、观摩审判、模拟法庭、调查参观、演讲、影视教学和实验等多元化的实践课形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穿插进行，使学生边学边练，教、学、练结合，从而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巩固，进一步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2）注重课外实践教学及实训演练的强化

组织播放法治栏目的视频，聘请实务部门专家举办法律实务方面的讲座，组织开展各类法律实务技能与知识的比赛、竞赛活动，组织学生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12·4”法制宣传日等特殊日子以及暑假深入农村、社区、校园进行法制宣讲和咨询活动，强化课外实践教学效果。此外，还要加强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不断改善实训实习基地条件，为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于司法实践提供平台。校外实训演练以安排学生到基层法律部门或者企业、社区等法律服务部门进行专业实训实习为主要形式，使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法律实务操作演练，增强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网络法律信息平台建设

利用校园网建立法律信息中心，提供国内优秀法学论坛、法学研究网以及法律实务部门网址的链接，为学生及时了解法学、法律的热点和动态以及获取相应的信息提供便捷的渠道。还可以在校园网设立网络学习答疑模块，使之成为师生交流的窗口，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新建本科院校要科学谋划、精心组织，不断优化、整合现有的办学资源，在突显和体现自身办学特色上多下工夫，并以法科学生的就业为抓手，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升教学质量，在力争全面达到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评估各项指标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发展，从而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保障，也为培养高端法学、法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龙.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J].中国法学,1997,(6).

[2]李龙.我国法学教育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__,(13).

篇12：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随着我国对国际业务开发力度的加大，我国跨国投资中的一些活动也涉及到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加入WTO以后，我国跨国投资和融资企业越来越多，与国家交流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法律冲突和规则适用不同的情况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些冲突和规则并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是我国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法律冲突及规则适用的相关角度探讨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一、跨国证券投资法律冲突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保障跨国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各国都针对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一些问题制定的专门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不具有世界性，而是各国从本国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其中的冲突也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法律关系存在冲突

证券投资的认识各国本来就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在制定法律和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存在很大不同，首先是证券发行主体、方法以及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别，在规定上认识是非常不同的;其次是对于证券交易的方式、支付等一些规则的制定存在出入;再次国有关证券监管结构、监管方式与措施、证券权益保护机制方面的不同规制;最后是各国对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规定亦存在差异，涉及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证券投资公司、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与身份确认方面的法律冲突。

(二)各国对于证券投资行为的规制存在不同

跨国证券投资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行为，在这些行为的规范和指定的标准规则方面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比如各国在规制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时，对于如何认识两种行为，以及在两种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控制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在规制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企业上市的条件和对于该行为的监管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跨国证券投资中世界各国对一些行为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不同，这些不同的认识，也就产生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不利于共同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以上内容主要通过概括的方式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各国法律存在的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其实在理论研究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有一些学者在概述法律适用冲突的过程中将这一问题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发行主体的冲突、发行客体的冲突以及发行行为和管理的冲突，不论哪一种划分都冲根本上认识到跨国证券投资中存在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解决的部分。

二、跨国证券投资中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

世界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的`行为都有规定，而且还存在着一些国际条约、多边条约等，那么在真正出现跨国证券投资问题时应当如何适用、如何选择?国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五种不同的问题，不论在证券交易还是发行都是存在的冲突规范。

(一)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

在跨国证券投资中，一旦出现法律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时有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即由这个发行投资行为的跨国公司注册地的法律决定法律冲突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最主要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在其国际私法第28条第4款规定：“如果证券涉及社员权利，证券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适用发行人属人法。

(二)根据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法律解决纠纷

这就是典型的属地主义的思想，也是国家上比较多的做法，各国在规定一旦出现法律冲突如何解决时，许多情况下都是规定由营业机构所在地的法律解决冲突，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因为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能够切实、准确的了解到一些跨国证券投资企业的情况，并可以通过登记情况的调查了解到及时的信息，也便于当事人举证和裁决机构对纠纷的解决。

(三)适用物所在地法律

跨国证券投资中，其发行和交易的对象是广范围的，那么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产生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国对法律纠纷解决的规定是不同的，为了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也同时为了实现权利的及时救济，比如韩国法律就规定了对于无记名证券的权利取得、丧失适用无记名证券所在地的法律。

(四)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发展

这是针对跨国证券投资过程中证券交易如何使用法律的问题规定，不同国家的规定存在区别，但是许多国家规定了在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时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对纠纷进行解决。《匈牙利国际私法》第27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合同，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规定：”在交易所所为的法律行为之债，依交易所所在地法。“《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1125条第3款第2项规定：”在拍卖、招标或股票交易中缔结的合同适用拍卖或招标举行地或股票交易所所在地国法律。“此外《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奥地利国际私法》第39条、以及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115条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亦与”场所支配行为“的传统国际私法理念一致。

(五)由交易进行地法律进行调整

跨国公司证券交易不同于国内证券的交易，跨国证券投资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证券交易，而且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证券交易的跨空间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发展的状况，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一些国家法律规定了对于纠纷的解决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比如阿根廷法律规定，债券和向持票人付款的票据，其转让，适用转让地国法。

此外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规定”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及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适用指示证券支付地法。"

三、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特点和发展

(一)证券交易的双重法律适用问题

在实际的工作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出，有关证券规定的法律其实是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而且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的证券交易的双重适用的问题：强制法规定和直接适用法，在这两种不同立法思路的指引下，造成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交易问题规定不一。但是从主体和交易的强制性方面看，这是私法调整的领域，但是从国家规范证券交易和发行秩序以及管理行为上看，这又是公法的范畴。因此其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法律适用。

(二)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问题

各国对证券市场实行管理的制度属于公法领域的规制范围，应当不同于传统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问题。

证券监管领域中的这些问题，是各国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领域，不存在当事人选择适用或传统的法律冲突。如违反证券监管法规，则应承担行政责任，如致他人损害还应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证券监管属公法领域，但其所调整的证券发行与交易关系及其规则在性质上仍属私法内容，所以证券法是兼具私法与公法内容的特殊法律部门。证券法规范证券市场各方主体的行为，而以民事责任为主的私法规制则是构建证券市场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各国对证券民事责任的构成的规定不同，导致了在证券跨国发行及交易的情形下产生一定的法律冲突，所以首先应对证券法中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识别，区分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以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四、结语

跨国证券投资的发展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也是实现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与世界各国进行有效的经济链接，利用世界的资金以及其他资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是一个可取之道。但同时也要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国在竞争力、经营方式上的差别，这些问题最终都是要依靠法律进行解决，只有做好法律适用的选择，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才能我国跨国证券投资业务的发展提供依托。

篇13：202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侵害及环境公害等问题越发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在立法层面，20__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协会行使公益诉讼的权利，首次在经济法领域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需要。在学理层面，该制度的创设很好地弥补理论空白并促进学理体系的完善。目前，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在运行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并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因而需要在立法层面上对其进一步完善。文章从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概述、制度设计及建议等方面着手，对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经济法；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

一、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

公益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权理论、法院角色、判决的既判力等方面与传统诉讼存在区别，其根源在于公益诉讼的理念在维护一种超越个人、关乎社会的利益价值，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表现形式、以经济秩序和经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利益也正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在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凸显了公共利益的本位观，这也促使“现代型诉讼”之称的公益诉讼与经济法有着很强的契合性，因而基于经济法上权利义务而产生的公益诉讼即经济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但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在针对经济法领域侵权方面的制裁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会制约对经济层面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由于现有诉讼模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而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新型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十分有必要。其优越性体现在，从民刑及经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尝试解决上述的违法侵权事件，使得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处理具有全面性和根本性，从而弥补了现行三种诉讼制度之间因不同诉讼程序切换导致的各种问题。

二、经济公益诉讼理论概述

（一）经济公益诉讼含义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对于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由专业法官主持的，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特殊性，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赋予一切个人或组织有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譹訛经济公益诉讼的被诉客体为经济违法行为。国外以经济法和经济公益诉讼法为主要适用法规，国内在经济公益诉讼立法方面，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率先弥补了立法空白，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新的突破点。

（二）经济公益诉讼特征

经济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其有如下特点：

1、目标具有公益性体现在其法益目标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旨在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不同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它们的法益目标是典型的私益诉讼，虽然刑事公诉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但也主要是由于违法犯罪行为侵犯了公民或单位组织的具体利益而引起的。

2、主体具有开放性在原告范围上，直接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害的当事人（社会组织）当然可以提起诉讼，而没有受到侵害的也有资格进行监督，当国家或者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遭到损害的，也可以依法行使权利成为原告。此外，被告的资格范围也拓展至所有对公益或整体的经济利益造成或即将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

3、程序具有严格性由上述可知，经济公益诉讼的宗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与公益性，因此，较之民事等私益诉讼，其在实践中的施行须具有更为规范和严格的程序，从而来实现其宗旨。如在诉讼中不允许随意撤诉等。譻訛所谓“无限制的权力并非好的权力”，适当限制诉讼主体的权力，有利于规范其合法合程序的行使，从而保障良好的诉讼秩序。

4、作用具有预防性对于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当事人当然可以行使诉权，而在另一方面，针对具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潜在可能性的行为，也赋予当事人以诉权。根据法理可知，任何法律均具有预防的作用，经济法层面亦是如此。该功能可以有效地帮助社会公众免于遭受更大的损害，维护多数群体的利益。由于其侵犯的法益具有广泛性，因此其预防的效益也就更为突出和显要。

5、效力具有广泛性同理，该类违法行为侵害法益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所产生效力的广泛性，如同其他类型的公益诉讼，其最终的判决效力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和广泛性。这种制度设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极大地节约诉讼资源和整体的社会成本。因一个诉讼行为所产生的具有涉及他人效力的性质，可以使其他被侵害权益的免于再次花费高昂的费用进行长时间的诉讼。根据乘数理论可知，当被侵害的对象数量越多，其可节约的资源和成本也就越多，社会效益也越明显。

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一）案件受理范围

区别于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涉及领域方面，经济公益诉讼主要出现在国家经济调节方面，关乎国家或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公共权益。其二，在涉及的当事人方面，原告方往往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人数较多；而被告则往往是国家调节管理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尽管部分案件表面上双方均为个人或组织，但一般仍因国家调节引起，且双方在经济、政治、专业水平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实力不对称。依据漆多俊先生的观点，案件受理范围可分为：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

2、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产业政策、国家计划、政府经济调节手段等方面；

3、国家投资经营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国家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

（二）原告主体资格

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的主体应当具有多样性，具体包括：

1、公民个人从社会角度看，国家和社会是由无数个单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公益也应当由公民个人来最终具体地实施和享有，只有当个体的权益得到合法有效地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才能更加高效、稳健的发展，因此，公民的原告资格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由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原告主体资格应当具有包容性，即原告主体范围应当予以扩张，这样才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广泛大众参与到对该类行为的监督中来，并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更有利于赢得诉讼，享受该制度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2、社会团体虽然宪法基本原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生活中双方在各方面实力差异，受害群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况，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则可以利用团体的社会影响力来与强势群体相抗衡。社会团体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一方面，能够十分有效地解决专业能力不足、资金缺乏、精力不够等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使社会团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更好地集中和行使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检察机关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检察机关都具有原告资格。从理论上讲，以公权制衡公权，是防止权力不当行使的基本模式。当行政权行力突破法律制约的牢笼，侵害到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公共职能者，理应对行政权力予以监督和限制。从其法律职权来看，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对此类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具有行使监督职能的必要性和当然性。

（三）举证责任分配

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专业水平、社会关系、信息来源等方面实力悬殊，且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往往模糊复杂，如果片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则明显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能力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可实行举证责任的部分或全部倒置。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正当性，曾为德日和英美法上的举证距离说和危险领域说所论证。譼訛当然，针对一些特殊证据，受害者可以申请由法官、检察官收集或协助收集，并且还可以学习国外充分发挥专家在举证责任中的作用。

（四）诉讼费用制度

基于经济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公益利益，且时间和金钱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诉讼费用制度方面，可以吸取国外先进做法作出有利于原告规定譽訛：一是在费用数额上，针对不同类型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所需成本不同，划定不同层次的费用减免制度。二是在费用来源上，当原告为检察院时，费用可从国库中支付；当原告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原告败诉后诉讼费用可进行转嫁，比如设立相关保险及基金制度。基金可来源于三个方面：国库拨款、从胜诉经济公益诉讼费用或罚款中提留一定比例及社会捐款。此外在程序方面，须由原告主动申请，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批准以及监督。

（五）奖励及惩罚制度

1、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为防止“搭便车”效应妨碍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公益诉讼的先进制度，实行对胜诉的原告予以奖励的政策。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有“损害赔偿三倍化”等制度。这些制度既能够在事后弥补起诉人的诉讼支出，也可以从物质层面给予民众以现实的和直接的支持，并给予其更多的信心。对此，我国可以移植借鉴，从而鼓励更多公民和组织加入到法律监督的队伍之中。

2、滥诉赔偿制度立法在给予该新型制度相关“优惠”，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也须防范他人因私人纠纷而提起恶意的诉讼，最终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他人权益遭到损害、司法公信力被破坏等不良后果。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可以纳入滥诉赔偿制度，对于那些提起虚假诉讼或者恶意诉讼，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人，要求其承担各种费用，并赔偿他人或者社会公益所遭受的损失。从浅层次来看，是对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制约和规范，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从深层次来看，则是规范诉权的合法合理行使，从而维护该制度的良好运行效果。

四、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工业时代，在他们成熟的运行体制下，西方的经济及资本制度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在经济公益诉讼方面的立法也相当地完善，目前主要集中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违宪审查等领域。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工业发展相对较晚，经历的时期短暂，发展也不够充分，因此，要避免完全的“拿来主义”或全部西方主义，将他们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相反，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设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着重对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政府滥权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进行规范和保护。

（二）拓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范围

由上文的论述中可知，我国在设计经济公益诉讼相关制度时，应当对原告范围进行延伸，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三大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具体来说，应当将公民个人、有资格的社会团体以及检察机关纳入主体范围之中，从而使行使诉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这既是适应公益诉讼的特点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复杂多样的经济市场的国情的需要。国外在此方面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以及“私人检察长”理论等，但不论是何种理论，在现实的立法中，都呈现出对主体资格予以扩大的趋势。因此国内在制度设计上也应跟上国际步伐，设计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原告资格制度，以适用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法院自身改革以适应能动司法需求

在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方面，法院在自身改革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以下层面：

第一，态度由消极保守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这里的积极主动并不是说法院应当主动干预，主动要求他人参与诉讼，而是指在某些方面，诸如案件十分新奇，现行法律尚未规定，或者案件影响重大、民众关注较高等的经济公益纠纷，而现行的制度尚不足以很好地解决时，法院可根据立法目的，借鉴国内相似先例，或者参考学者学说等寻求依据和法理支撑，从而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第二，对于案件新颖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当法官自身专业能力不足或现有法律尚不完善时，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实践，引入专家、委员会等相关人才支持制度，综合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案件特点，独立作出裁判。

第三，开展司法合作制度。一方面，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涉及范围广泛，该制度恰好能够解决管辖权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四）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此处所讲的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与上文所论述的原告胜诉奖励制度和滥诉惩罚机制是相通的。一方面，基于经济公益诉讼自身特有的诉讼周期长、取证困难、专业知识相差大等特点，建立起原告胜诉奖励等激励制度，给予他们充分的社会支持和物质帮助，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诉讼热情。另一方面，也需警惕他人钻法律漏洞，利用诉权侵害他人权益。因此，为了防范恶意诉讼，滥用诉权，浪费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行为，也需要建立配套的惩罚制度，对此权利的行使予以制约和规范。只有做到激励与惩罚相结合，才能确保经济公益诉讼的体制更为完善，也能有助于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能够从容地应对更多、更广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