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诉前鉴定工作汇报

作者：傻根的梦 | 发布时间：2020-11-02 18:06:53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第1篇：诉前鉴定申请书

诉前鉴定申请书

申请人：×××，男/女，××××年××月××日出生，×族，……(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住……。联系方式：……。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申请人：×××，男/女，××××年××月××日出生，×族，……(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住……。联系方式：……。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因(××××)……号……(写明当事人和案由)一案，申请对……(写明鉴定种类、鉴定事项)进行鉴定。

事实和理由：

……(写明申请鉴定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第2篇：建湖法院诉调对接工作汇报

关于开展诉调对接工作的情况汇报

建湖县人民法院

近年来，案件数量在逐年递增，各类矛盾一起汇聚在人民法院需司法化解时，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越来越高需求，成为处于超负荷状态，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人民法院亟待克服的难题，面对这一形势，建湖法院为有效破解难题、推进科学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于2008年10月在立案庭设立了诉讼服务中心，对外开展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诉讼服务，对内开展以法官为主导的审判服务，实现以责权为主导的法院模式向法官和当事人为主导的法院模式的转变，真正做到诉讼服务走出门，诉讼调解送上门。审判工作逐步呈现出调撤率上升、案件数下降、社会满意度上升、涉诉信访下降的“两升两降”良好发展态势。

我院诉调对接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发挥主导作用，培育纠纷化解中坚力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建湖法院牢牢把握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权，以打造一支化解纠纷的中坚力量为手段，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

1、设立专门职能部门。我院于2008年10月在立案庭设立诉前调解服务中心，2009年12月，根据省高院精神，我院又成立了诉调对接工作领导小组和诉调对接工作办公室，并配备专人负责我院诉调对接工作的协调、管理与考核，不断加强对诉调对接工作的领导。先后妥善化解20多起涉及县内重点工程案件，赢得党委政府大力支持，2010年8月诉讼服务中心被县编办批准为法院独立部门，由附属机构变成指导诉调对接工作的专门职能部门。

2、大力加强人员保障。我院不断加强诉调对接工作的人力保障，将案件调撤率位居全院前列的法官充实到诉调中心，源头预防化解纠纷。诉调中心的法官由2008年的3人增加到目前的5人。

3、努力提高人员素质。每年我诉讼服务中心均组织干警到市中院参加业务培训，每半年组织干警到盐城市其它县（区）法院进行交流取经，并在本院组织干警进行人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

二、借助外部力量，丰富纠纷化解工作载体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院充分利用工会、妇联、交警、工商、消协等社会力量，构建纠纷化解的网络，丰富纠纷化解的工作载体，切实提高纠纷化解的成效。

1、主动面向社会，开展法官五进活动。通过“法官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活动，主动面向社会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在重点企业设立法官办公室，建立劳动争议纠纷联合调处机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乡（镇、区）、村（居）委会设立“巡回审判点”和“诉前调解工作室”，构建覆盖乡（镇、区）、村（居）委会联动调解网络；定期赴社区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引导社区居民通过多元途径解决矛盾纠纷，促进社区和谐稳定；举办各种形式的行政执法专题培训，邀请工会、妇联等调解组织介入法院调解和执行工作，形成广泛和谐共建社会网络；选派法官担任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或法律辅导员，举办多种形式的校园普法活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2、丰富工作载体，成立专门调解中心。前移纠纷化解阵地，充分利用行业调解的优势来化解矛盾纠纷，在金融、交警大队、工会等部门成立金融巡回法庭、道路交通事故调解中心、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等专业化合议庭和调解中心；在县信访局设立信访接待窗口和信访调解窗口，全面了解人民群众诉求，2009年以来初信初访案件化解率达95%，成功化解进京赴省上访老户案件4件，连续两年没有新的涉诉信访案件发生；在建湖县经济开发区现场设立巡回调解服务点，专门调处企业的矛盾纠纷，2009年以来，成功调处企业货款纠纷20件，保障企业顺利运营；在重点贫困村组设立“法律脱贫”帮扶点，指导民调组织化解土地使用权、相邻权等各类涉农纠纷，以和谐促进村民发家致富，努力达到纠纷不出村、不出镇，涌现出以庆 2 丰镇东乔村为代表的无讼村。

3、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健全调解网络。积极争取县委支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专门出台《关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落实“五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将法院的诉调对接与“公调”对接、“访调”对接、“检调”对接、“纪调”对接一起，成为全县大调解网络的五大组成部分，进一步拓宽人民调解窗口的横向宽度。同时，在全县5个乡镇成立诉讼服务中心和人民法庭共同指导下的5个诉讼服务站和人民调解联系点，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延伸人民调解窗口的纵向长度，并扩大人民调解窗口的调处范围，从起初的以民商事纠纷为主，扩大至行政、自诉刑事案件及群体性事件，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均可进入人民调解窗口的调处范围。

三、凸显机制优势，打造纠纷化解知名品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院诉调对接工作的法律性、权威性、有效性、连贯性、便民性等优越性深入人心，使得利用人民调解窗口化解矛盾成为许多纠纷当事人的首选。

1、建立衔接配合机制。建立与县矛盾调处中心、交警、劳动、工会、金融等部门的衔接配合机制，在法院各职能庭明确专门的联络员，在诉前调解服务中心的协调下，同各部门建立起定人、定点、定时的联系制度，对行业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全面推行联合调解和委托调解，积极引导矛盾双方选择行业性调解组织调解，使得许多本来极可能诉诸法院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分流和化解，使矛盾消化在基层，从源头上减少案件数的上升。2010年9月，我们服务中心人员发挥能动司法功能，深入庆丰、芦沟两镇农户家中，耐心开展释法、疏导和案件的调解工作，使46家农户与县供排水管理处达成调解协议，共近200户农民自觉履行交纳水费义务。2011年4月，我诉讼服务中心在接到30件建湖县沿淮线公路收费站起诉被告冲卡未缴过路费并罚款的案件，我诉讼服务中心主动派专人专车为这些案件送达被告，因被告住址在不同的地方，经过几次往返后，及时与未缴纳过路费的被告联系，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收费站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均已自觉履行，3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2、建立诉前过滤机制。充分发挥诉调中心作为职能部门的组织优势，所有简易案件及疑难复杂、群体性、可能引发上访的案件必须由诉调中心先行调解，诉调中心通过调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及自身的努力，成功化解多起妨碍涉及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经我中心调解的案件，有给付内容，尽可能促成当事人当场给付，减轻执行压力。去年8月份仅用4天时间成功化解135名民工讨薪案。

3、建立协调处理机制。积极争取县委支持，出台《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重大群体性案件及时向县委政法委报告，通过县委政法委协调，将重大群体性案件的办理工作纳入县综合治理目标考核体系，涉及县内其他单位的重大群体性案件均召开涉案相关单位联系会议，共同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进行联合调解，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村土地征用补偿的群体性纠纷，该补偿按规定数额处理，确保农民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保护，促进重大群体性案件有效化解。通过县委政法委协调，近期成功化解一起以县、镇、村三级组织为被告的土地承包纠纷，收到原、被告四方均满意的效果。

当前诉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虽然我们的诉调对接工作运行良好，但诉调对接工作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与构建和谐建湖以及上级领导的要求仍有很大距离。制约诉前调解工作取得突破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诉调对接的网络尚未实现全覆盖。我院的诉前调解乡镇工作站的网络尚未全部形成，与社会调解组织和相关行政机关尚未完全实现对接。目前，我院虽在五个乡镇建立了工作站，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调解组织的欢迎，但与社会对我们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致力在（1）县矛盾调解中心和各乡（镇、区）、村（居）委会、县妇联、县工会、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股设定诉讼服务站、人民调解联系点。每乡镇形成一个调解小组，由乡镇的首席调解员（司法所长）任组长、妇女主任及各村、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和一些积极热衷于社会调解事务的老干部、老党员，形成 4 一个三级调解网络及三线延伸机制。（2）对一些调解案件，法院可发出委派函委派这些调解组织单独进行调解，亦可派员参与或主持调解。对社会调解组织自行调解的案件亦可参与调解。对法院诉前调解的部分案件，法院可发出邀请函，邀请与案件有关连的调解组织参与调解。如交通事故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在当事人不认可事故责任划分决定书和对劳动争议事实认定不清时，亦可邀请交警大队事故处理股和劳动部门的人民调解员参与调解，同时对交警大队和劳动仲裁院自行调解的案件法院亦可派员参与指导或主持调解。尽可能将一些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化解在初始阶段，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2、开展诉中委托、协助调解等工作还缺乏社会力量的有力支撑。按照诉调对接的要求，我们要依靠社会力量的直接参与，积极开展诉中委托、协助调解等工作，但目前单纯依靠法院一家的力量是难以打开局面的，所谓“剃头挑子一头热”，其他社会力量虽有党委政府的文件推动，但在实际行动上还不能有大的进展。更主要的是社会力量参与诉调对接，其人员的素质以及法律业务知识尚难以完成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尖锐的责任重担。这些问题还需上级领导进一步重视解决，让社会力量参与的责任加大，使之成为他们一种自觉的意识；对所有参与诉调对接工作的人民调解员统一发聘书，既让他们感到荣誉，也让他们自感压力，特别对一些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及教师等让他们发挥余热，年度对一些先进的人民调解员进行表彰，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定期或不定期的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不断更新法律知识，向他们发放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引导他们化解矛盾；建立与他们的沟通、交流的机制；同时还要借助党委政府文件的直接推动把社会业余力量参与诉调对接工作的报酬及经费落实到实处，使开展这项工作尚未基层同志不再为依靠自生力量解决不了的问题犯愁。

3、诉前调解的影响力有待于进一步扩大。社会公众长期形成的争强好胜的意识和现代社会逐步形成的“陌生人社会意识、导致相当多的当事人因为不了解而不愿意选择用诉前调解 5 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因此我们要克服群众对我们工作还不是十分了解这个这个瓶颈，积极探索宣传途径，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把我们的工作和做法、创新之处多向社会宣传，让知晓诉前调解的受众面不断扩大，让人民群众听到我们的声音。提高人民群众对诉前调解机制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努力建立为群众了解、适应、接受、信任的诉前调解机制，引导更多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程序解决纠纷。

4、台帐建设及统计口径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目前现有的台帐建设工作最主要的依据和标准就是省高院苏高法（2010）134号文件，该文件我们认为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诉调对接的台帐要求尚未公布。二是这份文件中的诉前调解案件的台帐要求已未经宣布就不在使用了，目前使用的是一张单页的统计表，据中院讲是省高院定下来的。三是统计口径比较复杂，尤其是上次全省为开诉调对接工作推进会使用的几张表，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应让具体操作的同志好操作。四是诉前调解卷宗的具体样式和要求目前还没有，建议由省高院统一规定和提出具体要求。五是省高院应提出明确要求，将诉调对接工作的报表统计及态势分析等工作统一交由各法院的审管部门归口管理，目前是多头管理的状态。六是诉前调解的案件管理缺少一个软件的支撑，我院尽管已经开发出一个管理软件，但由于资金原因，该系统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建议管理软件的开发要在省高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只有这样，各家法院才不会各自研发，浪费经费，也只有这样，才会便于省高院的管理和考核。

今后我院诉调工作下一步打算诉前调解工作系我院一个品牌，目前在省市层面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如何提升诉前调解工作，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做大做强是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下一步我们打算：

1、在完善已有五个乡镇工作站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诉调网络布局，逐步在全县所有乡镇建成人民调解联系点和诉讼服务站，明确相对专职、专业、有从事诉调工作热情的人民调解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确保各乡镇民调解联系点和诉讼服务 6 站成为我院化解社会矛盾的前哨阵地。加强与社会各调解组织的联系，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在全县有选择的将一些矛盾易发、多发的部门如环保、妇联、医疗、交警、劳动仲裁等部门纳入诉调网络，参照乡镇工作站的模式，设立诉前调解巡回点，逐渐形成覆盖全县的诉前调解网络；

2、拓展诉前调解工作深度，丰富诉前调解工作内容，提升服务大局、服务人民水平。对当事人有调解意向并且有一定调解基础的纠纷，尽量将其纳入诉前调解程序，低成本、高效率的予以解决，逐步扩大诉前调解化解纠纷的范围和规模。对不适宜诉前调解的纠纷类型在实践中加以明确，以防止诉前调解工作的极端走向。在完善与社会调解衔接的基础上，将诉前调解与立案及信访矛盾化解工作紧密结合，前移矛盾化解关口，利用诉前调解的优势，快速有效的把特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3、强化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诉前调解流程管理机制。既然把诉前调解作为一项机制运行，当然应当建立与之配套的约束机制，对流程、选案要求、调解细则以及各环节期限要求等均应有明确的规定，在诉前调解机制的运行过程中，我们将认真思考，把有关标准、要求进一步进行细化、量化。同时，对所有参与诉前调解工作的人员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培训，不断更新法律知识，建立与兄弟法院沟通、交流的机制。

4、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联系，将诉前调解影响力进一步扩张。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把我们的工作和做法、创新之处多向社会宣传，让知晓诉前调解的受众面不断扩大，让人民群众听到我们的声音。提高人民群众对诉前调解机制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努力建立为群众了解、适应、接受、信任的诉前调解机制，引导更多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程序解决纠纷。同时我们还要对工作中好的做法以及经验多总结、多提炼，使诉前调解工作不断得到提升。

5、增加“公告办理”窗口职能，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办理相关服务工作。

6、开设“绿色通道”，对一些原告是年老、残疾、外地人 7 员案件铺设“绿色通道”，快办急办，让当事人感受到建湖法院的人文关怀。

7、探索诉前鉴定机制，针对交通事故和其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发现鉴定结论系由原告代理的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以及交警大队在诉前单方委托鉴定部门作出，在被告书面要求重新鉴定的情况下，可由诉讼服务中心直接委托本院司法委托鉴定中心办理委托鉴定手续并在诉讼服务中心流转，缩短案件的审理周期。

8、制作意见簿。由经诉讼服务中心调解的案件当事人在意见簿上留下意见或建议，以测试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工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满意度。

第3篇：“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傅郁林

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中，调解不仅成为全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和法院结案的主要方式，而且随着法院调解与社会调解、诉讼调解与诉前调解、庭前调解与庭后调解、立案调解与审理中的调解……的多向联动，法院的角色似乎正在趋向于成为整个社会纠纷的调解中心。[1]翻开建国初期关于法院便民措施的大量文献，似乎历史的车轮在经过50多年的旋转之后又回到了原点，[2]法院的角色定位和运作机制始终走不出工具主义的怪圈。从技术视角看，社会纠纷的解决过分依赖于法院，民间解纷机制发育不良，导致官方与民间、诉讼与讼外、裁判与调解之间角色混同、浑然一体，即使在司法工具主义的意义上，这种制度安排也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历史循环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程度上也表现出“螺旋上升”的势态，司法改革20年来举步维艰推行的立审分立、司法专业化、程序规范化、诉讼法治化、解纷机制多元化等等，并没有完全付诸东流。当下法院在所谓“诉前调解”的概念下推行的形形色色的改革尝试，如果能够厘清司法权与诉权的关系，能够正确定义和解读法院的角色，那么有些尝试可能促进一个兼顾纠纷解决与规则形成双重功能的纠纷解决体系。这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和谐有序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调解与司法

（一）作为纠纷解决途径的调解与司法

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纠纷解决体系，应当是一个官方与民间、正式与非正式、专业与非专业……多种解纷途径并存、竞争、各具个性、优势互补、可自主选择的多元体系。在这样的系统中，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平行发展，各具所长，各显其能；调解、仲裁等非诉讼途径真正成为可供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替代”途径（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为ADR。）仅就纠纷解决的功能而言，司法在一个平行或平等的多元机制中，其角色与调解、仲裁一样，只是供纠纷当事人进行比较和选择的途径之一。司法不适当地介入诉讼外纠纷解决过程，实际上形成司法垄断纠纷解决途径或者解纷途径形式多样但模式单一的状况，无助于真正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变相垄断意味着当事人无法真正按照自己的具体需求和价值取向，自愿选择“适销对路”纠纷解决途径，因为“自愿”或“权利”都是以存在“选择”机会为前提的，在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背景下，自愿无异于被迫，权利也只是无法兑现的支票。

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意义自不必言，其独特优势已为实践和理论、现实和历史、国内和国际所广泛认同。与裁判相比，调解可以减少对抗性而实现纠纷解决的和谐性和修复性，可以超越诉讼请求范围而实现纠纷解决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可以降低对于证据和法律的依赖而实现纠纷解决的便捷性和低廉性，可以在权益模糊的区间避免非白即黑的结果，实现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公允性。然而，调解上述优势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即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合意。这一前提本身也正是调解的局限性之一。比较而言，调解更注重的是利益，是感受，是未来；裁判更注重的是权利，是事实，是过去，由于纠纷本身就是当事人双方就事实、权利或利益发生分歧或冲突的产物，因此，当澄清事实、明断是非、确定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当事人将纠纷诉诸第三者的真正意愿和目的时，当事实、是非、权利义务的明确性对于双方之间乃至在与双方相关的范围内的未来关系具有分界性影响时，当情感、利益等因素成为谅解、调和、妥协的障碍，而不能作为化解纠纷的资源时……调解就无用武之地了。此时就必须有一个社会机构或政府机构介入，由中立的第三者通过仲裁或审判来得出结论，了断纷争，而不管纠纷解决的结果是否为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与调解相比，裁判的优势是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对抗而呈现事实真相，通过非白即黑的裁断而明了是非，通过程序的规范性和结果的确定性而维护被纠纷破坏的规则和秩序。

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当民事纠纷没有可供选择的其他救济途径或当事人没有选择其他途径时，由司法承担提供救济的责任，这是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内涵之一。法院作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有义务为纠纷当事人求助时提供最后的救济机会，为此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都将诉诸司法的权利（亦称司法裁判请求权）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可以无条件地接纳一切没有其他救济途径的民事纠纷。司法权介人民事纠纷的范围，即民事诉讼主管范围或曰纠纷的可司法性，在国家与社会（亦即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界线层面上，取决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性；在法院与其他国家机构（亦即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的界线层面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司法权的依赖程度及其为之提供的资源支持，并反过来决定着审判权在承担社会冲突解决方面的能力；此外还取决于纠纷自身的性质，即争议的事项必须是可以通过运用司法权力加以实际控制和解决的，比如争议事项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或理论问题等，而且提交司法救济的时机既已成熟又还具有实际意义——尚未构成实际争议或者诉讼事由已经消失的事项均不具有可司法性。[3]

此外，根据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另一内涵，当存在前置性解纷途径时，纠纷当事人在穷尽前置性救济途径之前，不能启动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更不能主动介入前置性解纷途径。这一普遍奉行的原则，一方面是为了使替代性解纷途径真正成为分流司法压力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也为了保障各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互独立性和司法审查的事后性。与司法介入民事纠纷范围的有限性原理相同，这一原则也使司法承担纠纷解决之外的更重要功能成为可能。

（二）承担纠纷解决之外功能的民事司法

司法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并不像调解等其他解纷途径一样仅限于解决纠纷，相反，“司法是一个法官诠释公共价值内涵的过程”。就其英文本义而言，司法和正义同义，使用同一词汇justice；而法官的核心就是判决，judge与judgment词根相同。司法的制度架构是针对复杂的、专业的、对抗性强的纠纷而设计的正式的、专业的、规范的程式；其意义不在于它服务于多少比例的案件，而是成为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标准，是可供其他解纷途径中讨价还价时用于作为参照系的砝码——如果调解不成，进入司法将是怎样的结果以及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司法判决所确立的标准和规则，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参照标准，人们在决定将案件提交诉讼或自行和解时，在考虑是否接受和解或调解结果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案件如果审判将意味着怎样的成本投入和收益，因此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被称为“在法律的阴影下谈判”；个人之间的纠纷“私了”常常以国家法律为索赔标准。按照调解专家给定的公式：“可接受的调解/和解结果=请求的金额×诉讼胜诉率+/-诉讼的成本”，在这个公式中，司法并不需要直接介入本次纠纷解决过程，但整个纠纷的解决过程却是在司法的阴影下进行的。我国民事司法制度本身即以调解为重心，诉讼程序呈现非正式化、非规范化、非专业化等特点．抑制和消解了司法作为法秩序维护者和规则形成者而对整个社会纠纷解决的导向功能。因此，通过诉讼之前及之外的人民调解、民间调解等将案件进行分流，使司法归位于其本来的角色，是优化整个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路径。

进而言之，司法的规则功能并不能仅仅因为纠纷解决过程被称为“司法”或“诉讼”而自动产生，它需要以相应技术结构才能保障和实现。比如，假如司法的结果本身就是调解，那么基于调解结果的不确定性和达成结果原因的多元性、不可知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预测性，这样的“司法”结果不可能成为其他纠纷的参照系；或者，司法虽采用裁判的形式，但裁判本身不具有公正性、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那么司法同样不能承担起这一角色。司法超越于本案纠纷的价值正如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言，如果单纯以“一定人力或物力为基数平均所解决的纠纷件数”为标准来评价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效率，那么司法会被认为是最没有效率的方式，但司法在解决个案纠纷的过程中，通过形成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普适性（或参照性）的规则，通过解决具体纠纷来维护一般规范秩序，为潜在纠纷的解决和预防提供依据或参照，从而在宏观和长远意义上降低“一案一审一标准”的总成本，产生“批量生产”的效应，大大增加司法作为纠纷解决和社会控制（治理）手段的效率。

与规则功能相关，司法在解决纠纷的功能之外，还承担了对调解、仲裁等其他纠纷解决结果进行审查、监督和保障的功能。这是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内涵之二，其他救济途径所形成的结果，最终都要以不同形式接受司法审查。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审查是对其他解纷途径所形成的“结果”的“事后”审查，并不“事先”介入其处理纠纷“过程”。

（三）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对司法规则功能实现的意义

那么，如何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虽然答案是多方面的，比如要有一个拥有法律信仰、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的法律职业群体，一套正式、规范、透明、科学的程序规范，一个职能分层、相互独立、法律权威逐级增加、终审上诉裁判具有说服性判例效力的审级结构，一个依赖于当事人权利制约和上诉程序监督、享有裁判终局性和独立于外来干预的作为“自组织体系”的司法系统和环境[4]……然而，没有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对目前司法所承受的案件进行有效分流，司法的目标就会在专业化与大众化、规范化与便捷化两个相反的目标上摇摆、平衡、无所适从。

规则的生成依赖于专业化、规范化的程序和以法定性、普适性为取向的裁判，而不大可能从因案而异的调解中产生。因此，期待能够生成规则的司法制度必须以裁判为重心。司法的专业化与程序的正式性不可分，而专业化、正式化、规范化则意味着高成本。因此，纠纷解决的收益（个人和/或社会收益）不足以抵偿司法成本的案件不宜适用司法程序。程序的专业性和正式性难以兼容便捷性和灵活性，试图在同一程序设计中兼顾复杂与简单、规范与灵活、大额与小额、裁判与调解、高成本与低成本各类需求，在技术上会陷于困境，在目标上会迷失方向。因此，必须以不同目标来设计不同的解纷途径——由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独立地分流目前由司法所承担的大量案件，以促进司法向着规则生成的方向发展。如果整个诉讼制度以个案解决为唯一目标，诉讼的功能就无异于诉讼外解纷途径，而且缺失规则、反复无常、冲突频生的司法会突显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劣势。这种状况又会导致司法被厌弃，在缺乏其他可自由选择的替代解纷途径的背景下，司法只能进一步向着低成本、非正式、不专业的方向发展。目前一些法院介入“诉前调解”过程的做法就是这种结果，即使不考虑权力的正当性或诉权保障问题，仅就程序设计的技术而言，司法提前介入非诉讼纠纷解决过程，要么意味着司法程序屈就于简易、便捷的案件，无法满足司法的专业化和规则功能目标；要么意味着以高成本的正式程序去承担由低成本非正式途径即可解决的纠纷，从而与司法的成本收益原理和效率目标背道而驰。

二、我国“诉前调解”的现实形态及法院的角色

目前我国司法界称之为“诉前调解”的实践形态多样，法院在其中的角色也各不相同。在不同法院，同一形态的实践称谓不同，或者同一称谓之下的实践不同。比如，在一些法院中被称为“调解”的形态常常在另一些法院被称为“和解”，如诉外和解、诉前和解、庭前和解等。本文以调解活动发生的阶段进行了以下划分：一是当事人起诉之前的调解，本文称为诉外调解；二是起诉之后、立案之前的调解，本文称为诉前调解；三是立案之后移交审判庭之前的调解，本文称为立案调解。[5]以下分别探讨法院在上述三类调解中的角色。本文所称的调解，无论主体是谁，也无论发生在哪个阶段，均指由中立第三方介入纠纷解决过程、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活动；在此前提下，以调解人身份的不同，区分为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等。不过由于涉及诉讼的“和解”与“调解”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概念不清，恰恰涉及法院在其中的角色，故本文须首先确定定义标准并予区分。

（一）“调解”与“和解”的概念辨析

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信息交换和沟通，就产生纠纷的事项达成共识和就纠纷的解决作出一致决定的过程和结果。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结构模式，和解主要依赖于“协商”（negotiation）甚至有时混用。调解（mediation）是指纠纷当事人在中立的第三方（调解人）的介入下，通过谈判达成和解、解决纠纷的过程和结果。调解人的主要作用包括帮助其他人进行决策，为此支撑、恢复和发起协商。

和解与调解的关键差异是，纠纷的和解不必借助于中立第三者的介入，在最简单的和解形式中，纠纷双方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进行接触，尝试着通过信息交换和理解来达成共识。但是，和解并不排除纠纷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作为辅助人参加，比如当事人各方的朋友、邻居或代理人、专业人士等等，帮助其中一方原始的当事人，站在单边立场上提供帮助和建议，甚至直接与当事人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来参加协商。在有辅助人参加对话和协商的复杂的和解机制中，和解与调解之间有一个看似模糊的区域。但是，调解区别于和解的最本质特征或要素是调解人的非党派性，即调解人至少在形式上是中立和公正的。[6]无论调解人在协商过程中的积极程度如何，都不直接和任何一方当事人结盟，即使他（她）实际上并不必然被双方当事人都认为是“中立”或者“公正”的。在上述原则之下，调解是一个并不固定的标签，在“调解”这统一名称下进行的“促进协商”机制有各种各样的主体、技术、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调解人干涉和介入纠纷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调解的主体和效力也不一样。

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语境中，区分和解与调解的上述标准发生了变化。比如诉讼和解（又称为当事人和解、当事人自行和解或庭外和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自主协议或借助于法院以外的力量，达成以解决纠纷的协议，并以此终结诉讼的活动。[7]这样，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的本来差异在于，法院没有介入纠纷解决过程，或者法院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消极的或超然的。至于法院审判人员之外的其他人是否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了协商过程，是否在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结果中起到了“调解人”的作用，不影响其“和解”的性质。换言之，我国司法制度中划分调解与和解的标准不是纠纷解决过程的特征，而是介入纠纷解决主体的身份——法院或非法院。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法院通过调解书加以确认的，诉讼和解即转化为诉讼调解，这种曾经作为隐性规则的实践在司法解释《民事调解规定》第4条中获得了进一步明确和法定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至此为止，诉讼和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分野虽然模糊却仍然依稀可辨——无论诉讼和解的过程是否有法院以外的中立第三方介入，只要法院尚未介入，均为“和解”；也无论法院介入的阶段是协商过程还是协商结果，只要有法院介入，即为“调解”。

然而，这一区分标准当即被《民事调解规定》的另一规定推翻，“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这一规定在两个维度上进一步模糊了和解与调解的界线：其一，法院介入了“协调”过程，无论其角色是否为中立的第三人，却不影响纠纷解决的“和解”性质；其二，协调过程有中立第三方介入，无论该第三方是法院主体或非法院主体，均不影响其“和解”性质。因此，无论以纠纷解决过程是否有中立第三者介入这一普遍特征，还是以介入纠纷解决的主体是否为法院这一我国特色的划分标准，都不足以区分我国诉讼和解与调解。至此为止，和解与调解之间的界线依然可见——即使纠纷解决的过程有中立的第三者参加，即使法院已介入纠纷解决过程，只要纠纷不是以协议的结果解决并经法院确认，均为当事人和解而非法院调解。但这一区分标准在逻辑上已明显不能成立，在促成协议并加以确认之前，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行为，不是调解，又是什么性质？法院在其中的作用，不是调解人，还能是什么角色？[8]但无论性质或角色如何，由于纠纷解决已进入诉讼过程，在整体上属于司法权作用的范畴，因此至少在法院介入纠纷解决（无论过程或结果）时权力正当性的问题还能勉强过关。但当法院进一步介入立案之前的案件调解时，这一底线已经突破。

（二）“诉外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真正意义上的诉外调解（而不是名称或符号意义上的诉外调解），是指当事人将纠纷诉诸法院之前，由中立的第三方进行的调解。最常见且与法院角色发生关联的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司法厅共同出台的有关意见，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当事人共同要求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的，法院应及时进行审查。如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可变更、可撤销或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在5日内出具民事调解书，且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这一规定通过将诉外调解在当事人自愿、合意的前提下转化为诉讼调解，从而使人民调解协议经司法审查而获得了强制执行力。这种尝试既不违背调解的自愿性，也不违背司法权的被动性和司法对诉讼外纠纷解决结果进行审查的事后性，在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方面有明显优势，加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相对成熟和固定并受制于政府管理的民间组织，相对于一般民间调解，其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的风险较小，因此应当成为重要的诉讼外解纷途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真正的诉前调解中案件尚未起诉，因此法院在诉外调解机制中的角色应当限于事后审查和保障，而不能提前介入调解过程，无论是委派审判人员还是委托非审判人员，否则司法权的行使就缺乏正当性，也使司法审查权的行使陷于困境——同一法院既参与调解过程，又审查调解结果；此外司法人员的投入实际上增加调解的人力成本。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人民调解转化为法院调解，在审查标准上应当采取实质审查还是程序审查？笔者认为，实质审查标准安全性较高但效率性较低，可能导致诉外调解便捷、低廉之功能丧失。因此原则上应采取程序审查标准，即，法院只需要确定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自愿性，但同时对调解协议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权益时保留事后救济的途径，在司法政策上启动这一救济途径的条件应当比经法院主持达成的诉讼调解宽松。

除人民调解之外，还有当事人亲友、代理人、专业人士、所在社区、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等主持的民间调解，以及行政主管机关主持的行政调解，都是诉外调解的重要形式，但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与普通民事合同无异，在诉讼制度和正在起草的人民调解法上尚未取得独立地位。目前法院权力的触角已开始伸向民间调解，但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主持的半官方半民间的调解在获得人民调解同等地位方面仍在期待之中。

行政调解由于调解人本身的管理者身份对于自愿性的潜在威胁，笔者对于赋予行政调解同等地位持审慎态度。除此之外，诉外调解还有劳动仲裁和商事仲裁所进行的调解，但仲裁调解作为这两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组成部分存在，而不是解决纠纷的独立方式，其司法审查的程序和标准都不相同，故不宜列入诉外调解的范围。

（三）“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这里所称的诉前调解，是指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之后，法院不予受理立案，而告知当事人先经人民调解等其他途径解决。就过程而言，法院在诉前调解中的角色因地而异，有些法院成立了调解中心，直接主持诉前调解；另一些法院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还有一些法院与人民调解联合调解。就结果而言，诉前调解达成协议的，通过法院审查确认，转换为法院调解；诉前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立案受理。勿庸置疑，法院的角色是应当事人请求对争议事项作出裁判或进行调解。法院在立案之前介入纠纷、进行调解，无论以怎样的形式介入纠纷解决过程，都是十分荒谬的。

其实，这种尝试并非当今司法实践的新发明，而是饱受诟病、并成为改革力图根除的历史积弊。早在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以前，由于“案件积压很多，引起群众不满”，[9]且审判错误连连发生，成为司法工作总结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这种状况建立了人民接待室以减少积案，体现我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工作宗旨。[10]其任务是在院长直接领导下处理人民来信，接见群众来访，解答有关诉讼和法律的疑难问题，代写诉状，代录口诉，并处理不甚复杂、毋需很多调查即可解决的简易案件。虽然根据当时权威部门的明确解释，“法院的人民接待室不同于审判庭”，[11]司法统计也将人民接待室受理案件的数量排除于“人民法院收案”数之外，但是实际上接待室承担了审判职能，“这种人民接待室的建立，首先使人民法院可以及时地解决群众的疑难和简易的纠纷，简化了司法诉讼的程序，从而大大地便利了人民”，且对于解决法院的积案问题立竿见影，“人民法院的收案确实大为减少。如吉林省当年七八月份接待室处理的简易案件占审判庭结案总数的43.1％。”[12]

以方便群众诉讼、加快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为宗旨，其合理性不容质疑。但问题在于，人民接待室作为由法院设置的非审判组织，其处理纠纷的审判权依据如何？人民接待室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如何体现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它们直接处理或拒绝受理案件的权限对于诉权保障的侵害如何纳入司法监督的框架？它们与审判庭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这些问题成为历次改革的动因，人民接待室也逐步演进为信访室、告申庭和今日的立案庭。[13]无论是立审分离的司法行政管理模式，还是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决定要求以正式裁定的形式作出并受制于上诉程序的审查监督，都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然而，20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成果，在案件数量的成倍增加、和谐社会目标和司法统计的重重压力之下，变得如此不堪一击。这一模式的诉前调解可能产生的两个后果必须警惕，它可能导致以“方便群众”之名行剥夺人民诉权之实，也可能导致司法权越位于诉权制约和程序规制的范围之外。

（四）“立案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所谓立案调解，是指在受理起诉之后、案件转交审判庭之前，由立案庭经当事人双方同意而主持的调解。相比将案件拒之门外而进行的诉前调解，立案调解是在立审分离的机制和繁简分流的理念下进行的新的尝试。由于案件已经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进入法院权限范围之内，因此法院介入纠纷的被动性、正当性没有瑕疵，虽然立案审判化的问题值得探究，但由于立案庭本身已按照审判职能和专业化的标准建制，因此，由立案庭的审判人员进行调解，与传统的诉讼调解相比，除了在介入阶段和审判机构的内部分工上有所不同之外，没有实质性差异。

立案调解属于法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方面的事项，不存在权力正当性方面的障碍，但需要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因此，立案调解机制所要关注的是，立案庭与审判庭的权力分界、立案调解结束与移交审判开始应当划定在什么地方，才能增加而不是迟延整个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效率。笔者认为，即使在大立案模式之下，立案庭的基本功能是完成诉答程序。因此，立案调解原则上应当在原告起诉之后、被告答辩期届满之前完成。在这一原则下，当事人希望继续协商或自行和解的，可以通过书面协议，请求立案庭在当事人确定的期限内推迟移交审判庭。但这样变通，主要是考虑立案阶段与审判阶段收费标准和退费手续上的问题，但答辩期届满后，立案庭主持调解的活动应当终止，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由审判庭制作调解书。这样划分边界，有助于从当事人和法院两方面防止拖延诉讼的进行，使立案调解真正成为分流简易、小额、对抗性弱的案件的有效机制，而不会成为被告拖延诉讼的新契机。

【作者简介】

傅郁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4篇：诉前委托司法鉴定申请书

诉前委托司法鉴定申请书

申请人：XXX，男，XXXX年X月X日生，住XXXXXXXXXXXXX.电话：XXXX 被申请人：XXX，男，XXXX年X月X日生，住XXXXXXXXXXXXX.电话：XXXX 被申请人：XX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中心支公司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XXXXXXXXXXX。电话：XXXXXXXXX 请求事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定司法鉴定机关对申请人申请的伤残程度、精神、智力残疾、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医疗护理依赖程度（根据需要选择鉴定项目）进行诉前委托司法鉴定。

事实与理由：X年X月X日，被申请人XXX驾驶……申请XXXX人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申请人在XXXXXXXX住院治疗。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依法申请贵院依法确定司法鉴定机构，对上述请求事项进行鉴定。

承诺：除非有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提出重新鉴定：（一）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此致方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

2017年X月X日

第5篇：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发言

文章标题：法院涉诉信访情况汇报发言

贯彻人大信访会议精神认真做好涉诉信访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各位领导：

现将我们全市法院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认真做好涉诉信访情况报告如下，请予指正。

近年来，特别是市人大信访办成立以来，我市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市人大加强和改进信访会议精神，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开拓创新，勤奋，努力使全市法院的涉诉信访出现新局面。在做好涉诉信访中，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健全涉诉信访机制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社会主体需要调整的利益逐渐增多，人们的法治观念逐渐加强，信访案件也逐渐增多。为了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市人大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信访的领导、指导和监督。前年市人大成立了信访办，就把信访纳入市人大重要日程，不仅加强了市人大自身的信访，还加大了对一府“两院”信访的监督和指导力度，使全市的信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我们牢固树立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认真贯彻市人大加强和改进信访会议精神，把法院的信访置于人大的严密监督之下，进一步建立健全法院信访机制，完善法院内部信访流程，使全市法院的信访快捷、高效、有序进行。这方面的主要是：

1、成立专门信访机构，完善信访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法院信访，使涉诉访案件得到依法、及时、妥善处理，构建和谐社会，中院党组于2005年10月11日研究制定了《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规范信访的若干规定（试行）》，成立了信访领导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各主管副院长及立案庭庭长担任，监察室、信访办、赔偿办主任及各审判庭、执行局正职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专门机构——信访办公室，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市中院信访办与基层法院信访机构为上下级领导关系，接受省法院信访办，市人大信访办的监督指导，协调与市政府信访部门的关系。我们加强充实了信访办人员，任命了主任、副主任，现在信访办共计7人，并为信访办配置了一台新车，配备了一台针孔式摄像机，8支录音笔，为信访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样，使信访机构从和立案庭套在一起到完全独立，成为市法院的一个独立庭室。这在全省中级法院是第一家。

2、两级法院对信访齐抓共管

针对近年全国法院系统信访案件增多的情况，中院党组进一步明确：院党组书记、院长是法院信访第一责任人，主管副院长主抓、信访人员和各庭室长具体抓信访，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两级法院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信访局面。院长、各庭长每周二必须到信访一线接待上访人，把苗头问题解决在初访；狠抓案件质量，从源头上杜绝和减少上访。在信访中，两级法院一直坚持一把手抓信访，重大案件亲自部署、亲自处理。06年以来，市法院先后12次召开信访会议，主管副院长率领信访人员8次到基层院、人民法庭检查落实信访，逐一商讨解决信访中的问题。院长王树江同志每周二无特殊情况亲自接待处理信访案件，他对市政家属集体上访案、中央红集团改制职工集体上访案、肇州县丰乐供销二商店职工集体上访案、让胡路区丰泽园小区15户居民上访案、赵奎上访案等一大批重点涉诉案件进行了接待，均收到明显效果。

3、加强日常接待和周二院长接待日制度

日常接待，每天信访办7人全天候接待，消化了一部分上访。有些上访人要求见院长或主管副院长，经信访办联系后，随时可以见到院长或主管副院长。每周二院长或副院长必须亲自接待上访人，各业务庭长、局长参加，完善和强化了周二院长接待日，使一些初访得以有效处理。同时中院在北京派1人常年驻京接访、劝返，他们与中院的信访办形成联动，及时沟通，及时处理信访问题。

4、严格法律程序，落实“四包四定”

对排查出的重点涉诉案件，我们确定院庭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四包为：包接待、包复查、包处理、包稳定。四定为：定人员、定时限、定措施、定目标。对社会影响大、处理难度大、涉案人数多、当事人情绪激烈的案件，班子成员集体接待，共同做息诉稳控。对现有的所有上访案件都明确了办案期限。07年我们尚存的叔凤云、刘桂香、周云秀、张涵秋等38件上访案件，均明确落实了“四包四定”。如依淑芬上访案。依淑芬的儿子夏立彬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并签有合同。后因在村委会挂帐844.27元义务工费引起纷争，夏立彬起诉，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重审，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土地返还给夏立彬耕种，另一方给他承包费1000元。法院又判决赔偿夏立彬的损失1750元。挂账的义务工费，乡

政府不再收取。由于依淑芬不停地代儿子上访，法院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又给其困难补助2000元的上访差旅费。至此，应该说依淑芬的所有要求几乎都达到了，但她还是继续上访，索要补偿。对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上访人，06年中院及大同法院确定了“四包四定”，将其稳控在当地，避免了进京异常访的发生。

在人大交办案件中，重复访、越级信访、进京信访、集体上访案件占有一定比例，且难度较大。对此我们采取各种方式迅速排查，党组成员采取“四包四定”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二、认真落实人大交办事项，妥善处理涉诉信访案件

实践证明，依法妥善处理好当事人每一件来信来访案件，是法院信访的主要内容，也是法院信访中的重中之重。而到法院来信来访的当事人，有80同时到人大来信来访。对这些来信来访，市人大在做好的同时，都逐件对法院作出了批示，交办函，转办函等。对人大交办的案件，院长亲自督办，做到在要求的时限内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对重点案件以“案件专报”形式回复。市中院还专门成立了人大代表联络办公室，每年至少向人大代表发一次征求意见函，收集、整理后，逐一研究整改。两级法院还适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信访再审案件庭审旁听，指导信访。几年来，全市法院处理人大内司委、信访办交办案件500余件。对人大信访部门交办的各类案件全部及时转到相关业务庭，并按照要求及时上报结果，对要求再审案件尽快复查、对符合再审条件的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尽快启动程序，交由审监庭及时审理，宣判后报处理结果，基本上做到尽快审理、及时上报结果。

我市两级法院都能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内司委，信访办交办或函转案件，认真研究，确有问题的案件坚决再审，如内司委交办的李福根诈骗案，经过审查，原判确实存在问题，及时提起再审，并改判。上访人石金宝所反映的其与马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复查发现，该案一审办案人肇州县法院的王荣志和执行员王守成均不同程度存在违反程序问题，根据有关规定，分别给予了记过及警告处分。

三、紧紧依靠人大支持，维护正常信访秩序

做好信访，必须有良好的信访秩序，而良好的信访秩序又是维护国家机关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紧紧依靠人大的支持，密切与有关部门的沟通配合，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

就涉诉上访案件而言，不乏一些无理缠诉上访的，也有些人私欲膨胀，为一已之利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借上访来扩大影响，给司法机关施加压力。针对这类案件当事人，我们强化说服教育，要求接待人员热情、耐心接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可因态度问题引发新的矛盾；对违反国家法律及《信访条例》有关规定，经说服教育无效的违法闹访者，本着惩处少数，教育多数的原则，收集证据，依法严肃处理，并选择典型案件，进行宣传，遏制违法上访现象发生。如曲淑霞上访一案，中院、省院和省委政法委均确定为无理上访，可她

市人大领导，市人大内司委、信访办对法院涉诉信访既依法监督，又大力支持，并给予及时指导，使法院的信访一步一个台阶，出现了较好局面。一些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解决在萌芽状态；有的集体群访案件没有出市在当地就地解决；有的当事人上访有理，案件办得确有问题的得到纠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有些案件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但当事人不理解而上访，通过耐心细致的，使当事人息诉服判，缓解了矛盾，维护了稳定；对个别无理上访、缠访、闹访的当事人，经多次教育无效后，我们也采取了果断措施，防止了事态扩大，教育了当事人。这样，我市法院涉诉信访急剧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信访秩序得到维护。

在05年—06年集中处理涉访案件以来，经答疑解惑、立案复查、启动再审，基本做到了新访随收随结，125件重点上访老户已经停访、息诉87件，仅余38件，涉诉信访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05年—06年，仅中院信访办就接待来访群众1200余人（次），处理人民来信26件次，复查、立案再审各类申诉案件825件，处理市委政法委交办案件12件，市人大信访办、内务司法委员会交办案件504件，基本做到四个百分之百。

对我市法院的信访，上级领导给予充分肯定。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院主管副院长带领14名信访人员进京接访，就地解决了一大批信访案件，没有发生一起闹访或异常访，更没有发生“告洋状”的现象，省法院对我们的给予好评，并专门为大庆中院的信访发了两期简报，通报表扬。但是，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的还有不少差距，还存在“漏洞”和“死角”，法院“信访难”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上访量高的势头下降幅度不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中下功夫解决。我们决心借这次会议的东风，虚心向兄弟单位学习，进一步增强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切实加强和改进涉诉信访，把我市法院的信访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法院涉诉信访情况汇报发言》来源于网，欢迎阅读法院涉诉信访情况汇报发言。KjE

二、认真落实人大交办事项，妥善处理涉诉信访案件

三、紧紧依靠人大支持，维护正常信访秩序

《法院涉诉信访情况汇报发言》来源于网，欢迎阅读法院涉诉信访情况汇报发言。KjE

第6篇：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发言

文章标题：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发言

贯彻人大信访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做好涉诉信访工作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各位领导：现将我们全市法院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认真做好涉诉信访工作情况报告如下，请予指正。近年来，特别是市人大信访办成立以来，我市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市人大加强和改

进信访工作会议精神，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开拓创新，勤奋工作，努力使全市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出现新局面。在做好涉诉信访工作中，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健全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社会主体需要调整的利益逐渐增多，人们的法治观念逐渐加强，信访案件也逐渐增多。为了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市人大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前年市人大成立了信访办，就把信访工作纳入市人大重要日程，不仅加强了市人大自身的信访工作，还加大了对一府“两院”信访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力度，使全市的信访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我们牢固树立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认真贯彻市人大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会议精神，把法院的信访工作置于人大的严密监督之下，进一步建立健全法院信访工作机制，完善法院内部信访工作流程，使全市法院的信访工作快捷、高效、有序进行。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

1、成立专门信访机构，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法院信访工作，使涉诉访案件得到依法、及时、妥善处理，构建和谐社会，中院党组于2005年10月11日研究制定了《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规范信访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成立了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各主管副院长及立案庭庭长担任，监察室、信访办、赔偿办主任及各审判庭、执行局正职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专门机构——信访工作办公室，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市中院信访办与基层法院信访机构为上下级领导关系，接受省法院信访办，市人大信访办的监督指导，协调与市政府信访部门的关系。我们加强充实了信访办工作人员，任命了主任、副主任，现在信访办共计7人，并为信访办配置了一台新车，配备了一台针孔式摄像机，8支录音笔，为信访工作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工作条件。这样，使信访机构从和立案庭套在一起到完全独立，成为市法院的一个独立庭室。这在全省中级法院是第一家。

2、两级法院对信访工作齐抓共管针对近年全国法院系统信访案件增多的情况，中院党组进一步明确：院党组书记、院长是法院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主管副院长主抓、信访工作人员和各庭室长具体抓信访工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两级法院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信访工作局面。院长、各庭长每周二必须到信访一线接待上访人，把苗头问题解决在初访；狠抓案件质量，从源头上杜绝和减少上访。在信访工作中，两级法院一直坚持一把手抓信访，重大案件亲自部署、亲自处理。06年以来，市法院先后12次召开信访工作会议，主管副院长率领信访人员8次到基层院、人民法庭检查落实信访工作，逐一商讨解决信访工作中的问题。院长王树江同志每周二无特殊情况亲自接待处理信访案件，他对市政家属集体上访案、中央红集团改制职工集体上访案、肇州县丰乐供销二商店职工集体上访案、让胡路区丰泽园小区15户居民上访案、赵奎上访案等一大批重点涉诉案件进行了接待，均收到明显效果。

3、加强日常接待和周二院长接待日制度日常接待工作，每天信访办7人全天候接待，消化了一部分上访。有些上访人要求见院长或主管副院长，经信访办联系后，随时可以见到院长或主管副院长。每周二院长或副院长必须亲自接待上访人，各业务庭长、局长参加，完善和强化了周二院长接待日工作，使一些初访得以有效处理。同时中院在北京派1人常年驻京接访、劝返，他们与中院的信访办形成联动，及时沟通，及时处理信访问题。

4、严格法律程序，落实“四包四定”对排查出的重点涉诉案件，我们确定院庭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四包为：包接待、包复查、包处理、包稳定。四定为：定人员、定时限、定措施、定目标。对社会影响大、处理难度大、涉案人数多、当事人情绪激烈的案件，班子成员集体接待，共同做息诉稳控工作。对现有的所有上访案件都明确了办案期限。07年我们尚存的叔凤云、刘桂香、周云秀、张涵秋等38件上访案件，均明确落实了“四包四定”。如依淑芬上访案。依淑芬的儿子夏立彬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并签有合同。后因在村委会挂帐844.27元义务工费引起纷争，夏立彬起诉，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重审，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土地返还给夏立彬耕种，另一方给他承包费1000元。法院又判决赔偿夏立彬的损失1750元。挂账的义务工费，乡政

府不再收取。由于依淑芬不停地代儿子上访，法院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又给其困难补助2000元的上访差旅费。至此，应该说依淑芬的所有要求几乎都达到了，但她还是继续上访，索要补偿。对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上访人，06年中院及大同法院确定了“四包四定”，将其稳控在当地，避免了进京异常访的发生。在人大交办案件中，重复访、越级信访、进

京信访、集体上访案件占有一定比例，且工作难度较大。对此我们采取各种方式迅速排查，党组成员采取“四包四定”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二、认真落实人大交办事项，妥善处理涉诉信访案件实践证明，依法妥善处理好当事人每一件来信来访案件，是法院信访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法院信访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到法院来信来访的当事人，有80同时到人大来信来访。对这些来信来访，市人大在做好工作的同时，都逐件对法院作出了批示，交办函，转办函等。对人大交办的案件，院长亲自督办，做到在要求的时限内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对重点案件以“案件专报”形式回复。市中院还专门成立了人大代表联络办公室，每年至少向人大代表发一次征求意见函，收集、整理后，逐一研究整改。两级法院还适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信访再审案件庭审旁听，指导信访工作。几年来，全市法院处理人大内司委、信访办交办案件500余件。对人大信访部门交办的各类案件全部及时转到相关业务庭，并按照要求及时上报结果，对要求再审案件尽快复查、对符合再审条件的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尽快启动程序，交由审监庭及时审理，宣判后报处理结果，基本上做到尽快审理、及时上报结果。我市两级法院都能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内司委，信访办交办或函转案件，认真研究，确有问题的案件坚决再审，如内司委交办的李福根诈骗案，经过审查，原判确实存在问题，及时提起再审，并改判。上访人石金宝所反映的其与马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复查发现，该案一审办案人肇州县法院的王荣志和执行员王守成均不同程度存在违反程序问题，根据有关规定，分别给予了记过及警告处分。

三、紧紧依靠人大支持，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做好信访工作，必须有良好的信访工作秩序，而良好的信访工作秩序又是维护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紧紧依靠人大的支持，密切与有关部门的沟通配合，维护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就涉诉上访案件而言，不乏一些无理缠诉上访的，也有些人私欲膨胀，为一已之利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借上访来扩大影响，给司法机关施加压力。针对这类案件当事人，我们强化说服教育工作，要求接待人员热情、耐心接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可因态度问题引发新的矛盾；对违反国家法律及《信访条例》有关规定，经说服教育无效的违法闹访者，本着惩处少数，教育多数的原则，收集证据，依法严肃处理，并选择典型案件，进行宣传，遏制违法上访现象发生。如曲淑霞上访一案，中院、省院和省委政法委均确定为无理上访，可她

七、八年来经常背着一捆玉米秸上访，从我市到省，从省到京，几级法院、人大、政法委几乎都知道大庆有个上访的“苞米秸子”。为了解决她的生活困难，法院先后给了她近5万元。她也因闹访被拘留过几次。省法院为减少矛盾，把以前的判决全部撤销，再次发回萨尔图区法院重审，重审时萨区法院及中院均驳回其诉讼请求。曲淑霞继续上访、闹访，2006年4月12日，省人大召开常委会期间，曲淑霞爬上省人大门口一棵大树上闹访，被哈尔滨市公安机关拘留15天。拘留期一满，第二天她又到省里上访。经协调，公安机关准备对其实施劳动教养，她才有所收敛。但今年“两会”又进京上访。对违法缠访、闹访的，建议市领导小组批准，采取惩治措施，现已拘留11人，劳教2人，判刑1人。我们对个别以上访为名，无理取闹，扰乱政府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及时收集、固定证据，抓住有利时机，依法打击惩戒，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如上访人关成福从1995年以来，多次上访，曾于1997年6月在市法院副院长办公室拿出汽油自焚。近几年来，关成福又多次煽动串联他人上访，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下跑哭棺，煽动他人到中组部聚集上访，多次发生违法缠访、闹访行为。针对关成福的违法行为，我院协调大庆市公安局依法对其进行劳动教养3年。对无理缠访，阻挠政府规划实施，抗拒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多次进京，以死相威胁的张宝珠劳动教养3年。对无理上访并登上中院办公大楼，扬言炸法院、杀法官，并以跳楼自杀恐吓、威胁法院的上访人王巨发判刑1年零6个月。2005年3月8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我院将违法闹访的周云秀、张淑霞、依淑芬、刘波、孙晓芬、宋凤芝及王亚文从北京强制带回大庆，并协调公安机关对这7人实施行政拘留，2006年对无理闹访并以割腕自杀、跳楼自尽相威胁的上访人左春莲拘留了10天。以上措施有效地震慑了无理上访，遏制了缠访急剧增多的不良势头。市人大领导，市人大内司委、信访办对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既依法监督，又大力支持，并给予及时指导，使法院的信访工作一步一个台阶，出现了较好局面。一些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解决在萌芽状态；有的集体群访案件没有出市在当地就地解决；有的当事人上访有理，案件办得确有问题的得到纠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有些案件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但当事人不理解而上访，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当事人息诉服判，缓解了矛盾，维护了稳定；对个别无理上访、缠访、闹访的当事人，经多次教育无效后，我们也采取了果断措施，防止了事态扩大，教育了当事人。这样，我市法院涉诉信访急剧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信访工作秩序得到维护。在05年—06年集中处理涉访案件以来，经答疑解惑、立案复查、启动再审，基本做到了新访随收随结，125件重点上访老户已经停访、息诉87件，仅余38件，涉诉信访工作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05年—06年，仅中院信访办就接待来访群众1200余人（次），处理人民来信26件次，复查、立案再审各类申诉案件825件，处理市委政法委交办案件12件，市人大信访办、内务司法委员会交办案件504件，基本做到四个百分之百。对我市法院的信访工作，上级领导给予充分肯定。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院主管副院长带领14名信访工作人员进京接访，就地解决了一大批信访案件，没有发生一起闹访或异常访，更没有发生“告洋状”的现象，省法院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好评，并专门为大庆中院的信访工作发了两期简报，通报表扬。但是，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差距，还存在“漏洞”和“死角”，法院“信访难”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上访量高的势头下降幅度不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下功夫解决。我们决心借这次会议的东风，虚心向兄弟单位学习，进一步增强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切实加强和改进涉诉信访工作，把我市法院的信访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发言》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