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败局读后感（共5篇）

作者：芝晓婧 | 发布时间：2020-07-27 07:03:32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第1篇：大败局2读后感

大败局2读后感

角度1 从中国企业的诚信来看

今天看到抽屉里的南孚电池，不禁想起当年聚能环的广告。聚能环不过是个普通橡胶密封圈而已。如果把南孚电池的塑料皮撕掉，可以发现除了底部的那一小块是负极，整个电池其它露出来的部分都是正极，而所谓的聚能环的作用就是把正负极隔开一些防止短路。但是不得不说，当年的这个广告确实很有影响力，也忽悠了很多人。说到南孚就又想起来03年左右时候，南孚电池被竞争对手吉列公司收购的事情。

再后来，吉列被宝洁收购了。于是我惊讶的发现，原来我用的电池和洗发水，是一家公司的。

很多人为南孚从民族品牌一夜间变成外资品牌感到深深的遗憾。我一开始知道南孚其实不是民族品牌的时候，确实也是一样的感情，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在乎了。民族品牌和合资品牌亦或是外资品牌，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年国外的thinkpad到了国内，就没有了全球联保，被联想收购以后，美国的thinkpad在中国大陆依然得不到保修；外资厂商的汽车在国外召回在大陆没有，国内的汽车厂商不也是一个鸟样；有人说苹果的东西价高坑钱，君不见国内的平板厂家哪家不在坑钱？最让人觉得无耻的是汉王，苹果一代ipad降到2888以后汉王的副总说苹果的做法“断了国内厂商的后路”。还有什么饥饿营销，一天到晚各种吹风，产品从来不见上市，人家苹果好的没学到，尽学些什么东西！所以，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几乎从不在意我用的产品是出自哪里的公司。甚至有时候我会想（尽管很荒谬），如果国产的东西没人买，是不是就会少几个富二代，从而减少被汽车撞到的概率呢？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也许正是应了这句话。

角度2 中国的政商关系

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国的政商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世界这么多国家之中，我想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政商（我只是指的是民营企业）关系那么复杂、那么奇妙！

中国政商的关系处于这样的经济背景：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现行的经济体制之中还夹杂着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现在不提倡用行政的手段来对市场进行干预，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却在大量运用行政来干预市场。同时由于中国的法制和经济体制相当不完善，有时为了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就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市场。这就使得政府可以左右企业的生死，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分配。也是由于法律和经济体制上都存在大量不完善，一些民营企业有时就需要穿行在一些“灰色”的地带，当国营企业在其中时就十分安全，但是民营企业在里面却十分危险，民营企业要想减少其中的就必须要找政府来做自己的保护伞，利用政府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科龙创始人潘宁曾经常被问道香港（当时为了科龙在香港上市，他经常往返香港和内地之间）和内地经营环境的差别时，他回答“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这侧面反映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必要性。再加上在市场上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天生劣势，这样就形成了民营企业对政府进行依附的关系，政府对企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企业和政府搞好关系是对企业来说是有大量益处的，但是如果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过于亲密的说对企业来说可未必是一件好事。政府对民营企业进行大量关照，也是有它自己的目的的，大多数不是由于收受了大量的贿赂，就想让企业帮自己来提升政绩。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陷的太深，甚至都不能自拨了，是很危险的。由于行贿而企业倒闭或者自己深陷囹圄的例子不胜枚举。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帮助，企业和政府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和利益冲突，企业只会受到大量的礼遇，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政府为了培养企业下了大力气，企业却想把主要转移生产中心时或者出现其它的较大矛盾时，我想政府一定不会善待这个企业。如果对政府太过依附或者和政府关联过大，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发展，所以企业还是需要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和政府搞好关系是为了获得政府手中就拥大量的经济资源，比如土地的审批权，贷款的发放等。他们大多数并不

想成为政府的附属，只是由于他们相对国有企业的劣势地位，只能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就要求企业想尽办法和政府搞好关系，甚至对一些政府官员进行行贿。以致于现在民营企业要发展，就要对政府官员“送礼”、“搞关系”，这已经是民营企业之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虽然这样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现象，但是可以看出企业要想发展，就要学会利用政府的帮助，而政府也要利用企业来提升自己的政绩。这种相互利用、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时十分微妙，如果处理的好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企业生存条件，有时候也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政治手法对一些真正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应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企业不能不利用政府来帮助自己，也不能过多让政府来帮扶企业。它们之间既要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又要为各自的得利益互相博弈。也许在将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善，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会变的越来越简单，企业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处理企业的事物上。

角度3 企业管理方式

在《大败局2》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往往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更具有不可节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是这是企业家职业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成者上天

堂,败者落地狱,其微妙控制完全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莫不一次又一次的叹息,他们都曾豪言壮语,如日中天,光芒万丈,让人不可直视!运用他们自身的优势,资金运作手段,把自己的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扩张.但我们分析其中的案例,里面不缺乏专注自己事业的人.也不缺少资本市场运作的高手,更不缺乏有政治身份搞国企的企业家.但却很少人能把几样因素都完美结合,充分考虑.在如今的中国,已形成了国资、民营和外资三方博弈之局面,民营企业在三方博弈中却处于劣势.书中提及的民营企业其实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他们的失败分析起来却归因于基本因素:如企业扩张得太快,只专注于重组、融资、整合等操作手段,却没实业根基;或缺少和政府有效的沟通,形成了一幅不可逾越的鸿沟,当问题发生想脱离国企包袱就受到政府的致命干涉和打击;或者企业一开始就是违法经营,却能违法扩张,而且牵涉却越来越广,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最后形成了一大群企业集体违法,问题一发生就产生难以估计的损害。所以,他们看似偶然的失败经历其实正是"中国式失败"基因的根本所在.这是一个还没有老去的时代,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正在经历一场从智慧到命运的"牢狱历练".从他们的失败中,我们不仅看清了过去,更看到了未来.衷心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健康、持续的发展!

第2篇：大败局2读后感

大败局2读后感

角度1从中国企业的诚信来看

再后来，吉列被宝洁收购了。于是我惊讶的发现，原来我用的电池和洗发水，是一家公司的。

所以，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几乎从不在意我用的产品是出自哪里的公司。甚至有时候我会想（尽管很荒谬），如果国产的东西没人买，是不是就会少几个富二代，从而减少被汽车撞到的概率呢？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也许正是应了这句话。

角度2中国的政商关系

中国政商的关系处于这样的经济背景：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现行的经济体制之中还夹杂着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现在不提倡用行政的手段来对市场进行干预，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却在大量运用行政来干预市场。同时由于中国的法制与经济体制相当不完善，有时为了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就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市场。这就使得政府可以左右企业的生死，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分配。也是由于法律与经济体制上都存在大量不完善，一些民营企业有时就需要穿行在一些“灰色”的地带，当国营企业在其中时就十分安全，但是民营企业在里面却十分危险，民营企业要想减少其中的风险，就必须要找政府来做自己的保护伞，利用政府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科龙创始人潘宁曾经常被问道香港（当时为了科龙在香港上市，他经常往返香港与内地之间）与内地经营环境的差别时，他回答“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这侧面反映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必要性。再加上在市场上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天生劣势，这样就形成了民营企业对政府进行依附的关系，政府对企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企业与政府搞好关系是对企业来说是有大量益处的，但是如果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亲密的说对企业来说可未必是一件好事。政府对民营企业进行大量关照，也是有它自己的目的的，大多数不是由于收受了大量的贿赂，就想让企业帮自己来提升政绩。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陷的太深，甚至都不能自拨了，是很危险的。由于行贿而企业倒闭或者自己深陷囹圄的例子不胜枚举。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帮助，企业与政府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和利益冲突，企业只会受到大量的礼遇，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政府为了培养企业下了大力气，企业却想把主要转移生产中心时或者出现其它的较大矛盾时，我想政府一定不会善待这个企业。如果对政府太过依附或者与政府关联过大，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发展，所以企业还是需要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与政府搞好关系是为了获得政府手中就拥大量的经济资源，比如土地的审批权，贷款的发放等。他们大多数并不

想成为政府的附属，只是由于他们相对国有企业的劣势地位，只能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就要求企业想尽办法与政府搞好关系，甚至对一些政府官员进行行贿。以致于现在民营企业要发展，就要对政府官员“送礼”、“搞关系”，这已经是民营企业之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虽然这样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现象，但是可以看出企业要想发展，就要学会利用政府的帮助，而政府也要利用企业来提升自己的政绩。这种相互利用、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时十分微妙，如果处理的好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企业生存条件，有时候也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政治手法对一些真正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应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企业不能不利用政府来帮助自己，也不能过多让政府来帮扶企业。它们之间既要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又要为各自的得利益互相博弈。也许在将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善，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会变的越来越简单，企业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处理企业的事物上。

角度3企业管理方式

在《大败局2》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往往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更具有不可节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是这是企业家职业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成者上天堂,败者落地狱,其微妙控制完全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从他们的故事里

我们莫不一次又一次的叹息,他们都曾豪言壮语,如日中天,光芒万丈,让人不可直视!运用他们自身的优势,资金运作手段,把自己的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扩张.但我们分析其中的案例,里面不缺乏专注自己事业的人.也不缺少资本市场运作的高手,更不缺乏有政治身份搞国企的企业家.但却很少人能把几样因素都完美结合,充分考虑.在如今的中国,已形成了国资、民营与外资三方博弈之局面,民营企业在三方博弈中却处于劣势.书中提及的民营企业其实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他们的失败分析起来却归因于基本因素:如企业扩张得太快,只专注于重组、融资、整合等操作手段,却没实业根基;或缺少与政府有效的沟通,形成了一幅不可逾越的鸿沟,当问题发生想脱离国企包袱就受到政府的致命干涉与打击;或者企业一开始就是违法经营,却能违法扩张,而且牵涉却越来越广,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最后形成了一大群企业集体违法,问题一发生就产生难以估计的损害。所以,他们看似偶然的失败经历其实正是"中国式失败"基因的根本所在.这是一个还没有老去的时代,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正在经历一场从智慧到命运的"牢狱历练".从他们的失败中,我们不仅看清了过去,更看到了未来.衷心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健康、持续的发展!

第3篇：读大败局2有感专题

读《大败局II》有感

朋友推荐去读《大败局》，因为这些曾经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的没落是那么的让人痛心，千辛万苦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大败局II》，感慨万千。该书是一本关于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失败的教案，它全程回放了十多年前创立的那批新兴民营企业中最著名的九家企业跌宕起伏的命运和企业家悲壮的陨落。这些企业有李经纬的健力宝，潘宁的科龙，唐氏兄弟的德隆，吕梁的中科，仰融的华晨，孙宏斌的顺驰，戴国芳的铁本，赵新先的三九，宋如华的托普。作者吴晓波通过这些鲜活的案例揭示了这批企业由盛极到衰落的原因，在痛心的同时给我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中国每年约有100万家民营企业破产倒闭,60%的企业将在5年内破产,85%的企业将在10年内消亡,能够生存3年以上的企业只有10%,大型企业集团的平均寿命也只有7-8年。其中有40%的企业在创业阶段就宣告破产。在中国每天有2740家企业倒闭,每小时就有114家企业破产,每分钟就有两家企业破产。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0年,是我们的10倍;美国企业平均寿命为40年,为中国的13倍。中国企业,倒底怎么了? 在《大败局Ⅱ》中，吴晓波将这些企业的失败称之为“中国式失败”。“‘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逐渐的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这造成很多商业行为都将在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运行，企业家将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因此，在《大败局Ⅱ》中，吴晓波笔下描绘了李经纬、顾雏军、唐万新、吕梁、仰融等多位企业家人物的命运起伏，并在具体的记述中，总结出了导致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原因，他们是：“政商博弈的破局”、“创业原罪的困扰”和“职业精神的缺失”。这三个因素导致了从转型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企业往往遭遇灭顶之灾、经营性失败的宿命。

不难发现，这些原因其中有外因，也有内因；有社会、时代导致

1 的，也有组织、个人造成的。如果一味把中国式失败归咎于中国式国情显然有失公允。诚然，在那个时候，由于国家、政府不恰当的政策、命令、制度安排使得很多企业产权不明，致使政商破裂最后利益分野，或者在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被迫成为牺牲者，但也应该一体两面地看到，正是那个法律、制度、权责严重缺失的年代，才能造就某些企业短期内发家、迅速崛起。在一个所有领域都被规范得中规中矩、有法可依的空间里，像德隆、顺驰、中科创业那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资本积累，大胆金融操盘又谈何容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于这一点，吴晓波也意识到了，他引用了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话来强调：“我们多么幸运。我们不时遇到麻烦和灾难，我们不能期望逃离生命中的灰暗时期——因为以辉煌或金色为落日的生命是不常有的。”生命如此，国家如此，企业当然也如此。

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而失败则无所不在。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来说,失败则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但不可耻的事情,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地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并发动了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我称这些企业家是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各个都是营销的高手，在那个市场就是一切的年代，他们如鱼得水，大显神威，创造了曾经的辉煌。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冷静下来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用以祭奠那些辉煌一时的企业。这些游走在制度与政策的边缘的英雄们，一开始就宿命般的为自己的结局下了某种定论，归结起来，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政府与企业的矛盾。政商之间的博弈在历史和现实中也似乎不断的进行着，官员最重视的是本地利益及政绩的最大化，因此他们的视野带有一种先天的局限性，而企业家们最重视的则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他们为了寻求更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需要放眼全中国，因此就

2 难免产生利益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不懂得适当妥协的企业家，往往连带着企业成了博弈的牺牲品，当然这也并非出自企业家和政府的本意。健力宝就是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无论其管理多好，产品质量多高，市场多大，现金流多好，由于当地政府与李经纬经营团队的决裂，一切都成了空想。地方政府的意愿往往会主导企业的发展，比如铁本，原本戴国芳想一步一步发展，而当地政府为了当地利益，铁本项目从200多万吨级加码到840万吨级，工程预算为106亿元。戴国芳提出“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背着中央政府审批用地，最总导致铁本的胎死腹中。

2、诚信的缺失。诚信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信用的发达程度。如果企业只想“过把瘾就死”，那么诚信就可以抛在一边。但是如果企业要谋求可持续发展，诚信则是维持长期市场穿透力的基本前提。在信用不举的社会里，诚信的作用比较有限，甚至讲诚信的企业可能要吃点眼前亏，但即便是这样，客户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仍会对诚信给予特别的关注，对讲诚信企业情有独钟。

3、不规范的经营。中国的经济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或者说漏洞。也许靠着小聪明能占到一时的便宜，但是市场终究会觉醒，会走向规范。德隆，顺驰的短融长投，最终导致资金链的崩溃。中科的坐庄操纵股市，托普靠玩弄一些新概念或高科技，忽悠政府市场，空手套白狼，都不得善终。

在本书的9个案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和感触良深的案例是健力宝的案例，那个曾将陪伴我快乐童年、家喻户晓、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东方魔水现在已经彻底的消失了。当健力宝被仓促卖掉的那一刻，李经纬仰面朝天，泪光闪烁的那一声长叹，难掩无限落寞。他的定格，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悲情的时刻。

我认为李经纬是营销的高手，因为：

1、他是懂得抓住机遇、善于动脑子、敢于创新的创业者。1984

3 年3月李经纬把目光瞄准了8月即将在美国落杉机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决定中国代表团指定饮料是什么。就是这次契机让李经纬创立了“健力宝”的品牌，从起名、包装、设计、配方等无不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尤其是用易拉罐做包装的健力宝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的举措。1984年奥运会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作为中国奥运会代表的首选饮料，健力宝获得了不可想象的关注，而新闻媒体的炒作更让健力宝借助女排（东方魔女）获胜而一夜而为天下知。

2、他懂得借势造势，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1987年11月在广州举办全国第6届运动会，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企业与国外跨国企业（可口可乐）同场竞争的场面。李经纬以250万元击败对手可口可乐（100万元）获得“六运会指定饮料”的名号，并外加赠送10万元饮料。在赛会期间，在新建成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大到墙壁，小至痰盂、垃圾桶，都铺天盖地地印上了健力宝的广告。闭幕式当天，200多名工作人员身着清一色印有健力宝标志的运动服，还向入场的8万名观众每人赠饮一听健力宝饮料。通过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李经纬是一位很懂得市场营销的人，同时也说明他很会进行市场定位，怎样在自己势力并不大的情况下借势造势，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

3、他的健力宝不随波逐流，而他本人能拒绝诱惑。健力宝在创业的前10年无竞争对手，但1994年前后沈阳飞龙和山东三株以其大胆的营销方式抢占了保健品市场。沈阳飞龙的“太阳神”口服液以毫无投放技巧和艺术效果的密集型广告轰炸市场，而山东三株以任意夸大功能、欺骗消费者的营销方式屡试不爽。当李经纬发现了危险性后，及时阻止了健力宝的随波逐流，并始终以体育运动为投放主轴，以小投入、小效应的新闻公关策划为特色。在1997年全国保健品市场信用总崩塌的时候，健力宝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它甚至没有走上多元化扩张的道路，产品线一直非常单纯，现金状况很好，资本运作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进行。这一切说明了李经纬有着卓越的定力和善良的秉质。

4 但是李经纬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客，因为：

1、产权不明晰，是李经纬的致命弱点。“健力宝”到底是谁的？一直困扰着他。这个问题不光是健力宝的问题，可能是更多企业的问题。健力宝名义上是三水的地方国有企业，而其实却是李经纬独力做大的事业。在创业的前10年里，地方政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健力宝，无论在企业用地划拨还是各项优惠政策上都给予大力倾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健力宝想走的更远更好是很难的。一旦企业做大做强后，政府对企业的制约和限制又使企业很难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保持强有力的生命力。随着TCL李东生与政府签定的放权经营协议和美的集团整体出售给创办人何享健及其团队的出现，李经纬在设计他的宏伟蓝图时显得太一厢情愿。

2、李经纬是“政商博弈”中失败者。随着李经纬对产权理顺计划的逐步实施，三水市政府对健力宝的离心行动认为是叛离。1997年李经纬策划健力宝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方案将通过，方案中其中包括了经营层的股权分配。但三水政府以李经纬团队“没有香港暂居证，因为不得购买H股原始股票”为由，拒绝批准该方案。李经纬一怒之下，放弃上市。从此，矛盾变得公开化。从1998年开始，三水市政府加大了对健力宝的控制并警惕李经纬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这个时候的三水市政府可以说是步步为营紧控健力宝，但个性豪爽而耿直的李经纬始终没有放下身段，与政府部门沟通以缓和关系，这也是他最大的失误。1999年三水市政府换届，李经纬的处境更加艰险。在这个时刻，李经纬提出了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的几个方案，均很快被三水市政府否决，理由依然是“担心经营层的钱来路不明”。随着健力宝的经营业绩逐步下滑并由“香饽饽”成为“烫手山芋”时，政府宁愿把健力宝卖给外人，也不愿意把企业买给创业者，这也是注定了李经纬失败的结局。

健力宝的这个案例中，在处置国有企业产权的时候，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出于对经营层的极端不信任，转而试图从外部寻找产权改造途径，国有资产成为跨国公司和资本运营者们争相追逐的猎物。

5 在这个过程中，对现有经营层的无情排斥，与对外来力量的盲目信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经营层因为缺少透明的操作流程而有国有资产流失及不公平现象的话，那么，健力宝式的改造途径则产生了更大的经营风险和交易的灰色性。在这个案例中，所有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商业戏剧性——神话、欲望、博弈、阴谋、报应、轮回都一一上演了，它充满了那么多的偶然性，但却又仿佛滑行在一条必然的悲剧之轨上。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案例和感到特别的悲伤，正是因为健力宝这个产品的陨落不是因为道德的缺失，不是因为经营的不规范，这明明是一个有着无限潜力和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好产品。而这样一个产品消失的原因根本上来说只是企业家和政府的一场博弈的产物。我不禁想问：中国政府究竟在企业的发展上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谁来为这个企业家辛勤的耕耘买单？谁又来为这个产品负责？谁来为这个产品忠实的消费者负责呢？

最后我想说，在《大败局Ⅱ》中所有失败的企业家，尽管有时候，他们会漠视道德的底线和破坏他们自己参与建立的商业准则，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冲破旧的规则，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用他们自己的辛酸和血泪给我们点亮了企业发展和制度制定的引航灯。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虽败犹荣！

第4篇：浅谈《大败局2》——刘帅

作者：刘帅时间：2011-2-16

浅谈《大败局2》

大败局为我们讲述了过去10年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商业兴衰案例。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句，如有偏颇处，还望读者多多包涵。

健力宝美誉魔水，无奈政府愚摧残。

科龙电器实力强，官场无良断送财。

德隆资本意炒作，庄家作浪念东窗。

中科创业名人在，操盘控股陷囹圄。

华晨合资产华车，政府奶妈乱棍打。

顺驰地产真奇才，妙用资金惜未长。

铁本创业势正涨，非法占地被曝光。

三九政府好儿郎，难医国企胃溃疡。

托普科技无人赏，盲目扩张终撑胀。

读完这本书，内心很沉重。我将书里的案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有企业在市场改制时期出现的种种悲剧，第二类是企业人盲目扩张因多方原因被市场搁浅。

首先一起探讨一下国企问题，一下言论都是我的个人看法，欢迎读者与我一起讨论交换意见。在建国初期公司高度国有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私有企业才慢慢的像小荷一样才露出尖尖角。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实施国企改制，这个做法确实是一个英明之举，但是上面的政策在个别地级政府的手里似乎早已变了味道。当时的健力宝形式如日中天，但是身为国有企业的它始终因为政府的控制而难以施展。儿子长大了，准备离家远行了，奶妈怒了：“臭小子，长大就不要娘了，你要是跑了，以后谁来养活我啊！”每年健力宝上缴的丰富的税收让三水市市政府难以容忍羽翼逐渐丰润的健力宝割断“国企”的关系。不牺用非法手段强行制裁企业领导人，身为小股东的政府完全无视公司法的规定，无视大股东的话语权。

科龙与健力宝同病相怜，企业的产权没有明晰化限制了潘宁电器（科龙的前身）的发展，真正在努力经营企业的团队无任何股份，而真正拥有股权的是垂帘听政的镇政府。读者也许会说，政府手里攥着股份也无妨啊，潘宁还是潘宁。但问题也就出在政府这里。政府这个大奶妈她不只有一个好儿子，她有一打好儿子。一些不知名的小国企也效仿潘宁产电器，但是可耻的是盗用潘宁的品牌，也就是挂牌出产。奶妈说道：“都是一家人嘛，你（潘宁）的弟弟们也不容易啊，用用你的品牌也无妨啊。这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此等无奈，怎一个愁字了得。后来企业和政府矛盾激化，领导花了一批又一批，终不能根治自身的顽疾。

国企华晨汽车命运和前几位一样不幸。风风火火的海外合资产车却稀里糊涂的被政府割喉。原因是原本在辽宁的汽车企业要去中国浙江宁波开新厂。这回奶妈火了：“好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把你养肥了居然不好好孝顺我，要去孝顺宁波来的新奶妈。”当时正值东北大肆宣传要振兴老工业基地，政府不会予续像华晨这样的聚宝盆轻易跑掉。呜呼，几招之下，企业经营者败下阵来。

999牌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这位国企大哥大实力确实雄厚。一盒三九胃泰横扫千军万马。不过这位好同志和前几位有所不同，它是被许许多多的国企小弟们活活撑死的。奶妈们见

作者：刘帅时间：2011-2-16 到这么厉害的好儿子，再加上上面企业改制的圣旨，纷纷把自己家里营养不良的儿子们贱卖给这位好同志。一口气吃下这么多小国企，好比一个人多长了N条腿。好家伙，乍一看一条蜈蚣啊。吃了这么多终究害了胃病，自己产的三九胃泰也救不了自己。赵新同志（当时三九企业的管理者）终于被自己贪婪的胃口整趴下了。

第二类是私有企业的盲目与贪婪。

德隆的老板唐万新和我是老乡（新疆），说起来也倍感亲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代庄家，但他的确是一位成功的庄家。企业在他们面前只是一颗颗小珍珠，庄家用资本的线把它们一颗颗的穿起来，可惜的成也萧何败萧何。当资金的线逐渐变细。线上的珍珠逐渐变多的时候。啪的一声就大珠小珠落玉盘了。其实唐先生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发展步伐快速向前的同时忽略了融资的风险。千钧束于一发，惜其用武而不能终矣。

中科创业告诉我们，千万别和品行不良的人厮混在一起，不管他给你多大的诱惑。吕梁（真名吕建新）是当时一位文人，抱着对巴菲特的憧憬与南方商人一起下海从商。当买下那位南方商人所看上的公司后才发现上了黑船。牙一咬，将错就错。名人效应在媒体上为自己的公司造势让股票上涨，高级操盘手为他助阵。似乎股票的涨跌不再是牛熊博弈的争斗，而是吕梁每天的心情，想涨多少就涨多少。这可比国企要听话的多。天网恢恢，东窗事发时，必是锒铛入狱时。

由于不想占用读者太多宝贵时间听我在这里絮叨，我把余下的三个案例所谓一段。顺驰的老总可谓奇才，他把资金运用的效率发挥到极致。而且避免与当地政府有灰色接触，为自己节约自己运作时间。但他的钱好比一根绷得太紧的皮筋，稍有波动就溃不成军。而铁本钢铁却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飞来横祸。一篇“土地未征先用”的报道，一个2亿虚假发票的企业自我检讨书，一个支持国企与外企炼钢的潜规则，一个对铁本混沌莫名其妙的公诉书，所有的这些内因外因都导致了一个私有炼钢企业破灭。托普原本生产一些专业软件，时过境迁，梦想被自己的贪婪所吞噬，大跃进式的放卫星来吹嘘自己的成就，抓住地方政府急于寻觅政绩，狂建虚无的软件园来夸张自己的势力。但假的终究是假的，黄粱美梦也终究会醒。

以上就是我对大败局的读后感，敬请期待下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读后感。欢迎各位读者与我一起探讨，如有不足之处，请各位多多指教。

第5篇：1946年四平保卫战是林彪军事生涯中罕见的一次大败

1946年四平保卫战是林彪军事生涯中罕见的一次大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全力抢占东北，为中国革命夺取背靠苏联的稳固的重要战略根据地。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从华北、华中抽调8万部队、2万干部分别从海陆挺进东北。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根据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政府公开对东北进行“接收”，对中共方面则加以压制。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也相继登陆向东北推进。由于东北出现了复杂局面，中共中央紧急点将，派林彪赴东北担负军事指挥。自从1938年初在山西隰县被晋军哨兵误伤之后，时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的林彪便离开了战场，先后在延安休养，去苏联治伤，回国后又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至此已经7年多。林彪原定是要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结果走到半路被中央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截住，令其紧急转赴冀热辽实施军事指挥，阻止国民党军进军东北。林彪转身又往关外赶，没多久中央再来命令，任命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全权指挥到东北的部队作战。经过几个月的较量，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了沈阳以西至辽东半岛的大片地区，中共军队则控制了公主岭、长春、哈尔滨以东以北广大地区，双方形成对峙状态。1946年初，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之名仿自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意图一在对外打掩护，二在争取东北群众），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提出“分散安家”的口号，将工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较远的城镇和乡村，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到东北各地，放手发动群众，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建立根据地和地方武装。1946年3月初，根据中苏协议，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军回国。国民党方面由于有“接收”重任，走到哪都是大包小裹，迈不开步子。眼看着苏军撤退速度很快，而国军接收速度则比较慢，那是瞪眼干着急。中共方面则出现了转机，原来受苏军制约的因素已不再存在，加上苏方态度也出现了变化，由先前遵守中苏协议刻意限制中共进占大中城市，变成提前通报撤军日期，好让中共军队能够抢先占领城市。东北局抓住机会，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抢占大中城市，在国民党军推进到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达到与国民党各霸东北一方的战略目的。根据东北局命令，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率领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迅速北上，在苏军撤出之后一举攻占了重镇四平，歼敌保安队300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打通了

（四）平齐（齐哈尔）、（四）平梅（河口）两条铁路线，横断东北，控制了中长铁路的整个枢纽地带。与此同时，从沈阳出发的国民党军也兵分四路发起全面进攻，相继占领了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开原、法库等地。双方争夺的焦点逐渐汇集到了东南西北满的交通枢纽四平。对于四平的得失，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判断，只要能坚守住四平，并给予国民党军以重创，不仅能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可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这样，就能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中共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之目的。虽然当初想“独霸东北”已无可能实现，现在能争取到一半东北也是胜利。因此，毛泽东接连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集中主力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4月初，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第71军等部向四平推进。与此同时，林彪也调集了东北民主联军黄克诚、万毅、梁兴初、罗华生、杨国夫、邓华等部主力近8万人云集四平，摆开防御阵势。4月7日，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了。这一仗打得惊天动地，成为了国共双方军队在东北的第一次主力会战。两军在四平周围反复交战，来回争夺，均损失惨重，一时形成对峙状态。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廖耀湘新6军等部进攻本溪得手，解除了攻击四平的后顾之忧。在蒋介石命令下，廖耀湘率新6军北上加入攻击四平，形势顿时急转直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接连遭到突破，守城部队有遭敌合围的危险。在此之前，指挥第3师负责四平左翼防御的黄克诚就已感到不对。在双方反复争夺形成对峙时，黄克诚便认为这样死守下去不是办法，应适可而止。本溪失守后，国民党军已加调兵力杀向四平，形势更加严重。黄克诚先后给林彪发了几次电报，认为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他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要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他建议不要与敌人硬拼，应尽快撤出四平，把这个包袱甩给敌人去背。部队转入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转变。然而，林彪是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令黄克诚颇为纳闷。他哪里知道，林彪也不赞成死守四平，并已将日益困难的形势报告给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政治大局出发，坚持要求守住四平，甚至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要林彪向四平增调兵力，像二战前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国政府保卫首都马德里那样保卫四平。林彪既已知晓毛泽东的意图，便不好强行违拗，所以虽然心里赞同黄克诚的主张，但只能既不给他回电，也不从四平撤兵。黄克诚则按捺不住，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认为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如长期打下去“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因此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连占领不久的长春也应放弃。此时正值国共双方谈判进入激烈阶段，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焦点就在于东北问题。毛泽东判断四平关系全局，是重要的谈判筹码，不能轻易放弃，必须坚持。因此，他没有给黄克诚回电，而是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强调“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这样一来，林彪就只好在四平继续打下去。到了5月18日，四平东北侧的要点塔子山失守，整个防御已经动摇，四平前线形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前一直不言“撤”字的林彪却早已有了盘算，他不待中央回电即令守军全线撤出四平。随后，林彪才致电中央，报告形势已“无法挽回”，“现正进行退出战斗”。19日，毛泽东终于承认了既成事实，回电同意放弃四平，并将此后采取何种方针授权“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到此结束，东北民主联军虽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不少部队连排以上干部换了好几次，严重损伤了元气，却仍没有守住四平，打了一个惨烈的败仗。从四平撤出后，毛泽东电令林彪、彭真，要求他们守住公主岭和长春一线。由于部队打得过于疲劳，战斗力大减，且长春一线幅员广大，地势平坦，东北民主联军兵力不足，又无预备队，勉强固守势难所强。林彪、彭真很快复电毛泽东，阐述了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并报告彭、林、罗等人决定撤出长春，东北局已转抵哈尔滨。正如黄克诚先前所料，因为双方实力对比的大势所趁，一旦弃守四平，长春便也只能放弃。再观国民党方面，根据美方代表马歇尔上将的建议，蒋介石判断打下四平后在国共谈判上就占据了主动，可不必再向长春推进。他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东北前线督战，并传达蒋介石的指示。然而杜聿明认为，夺取四平后如不乘胜前进，必将前功尽弃。因为中共军队在组织上有天然优势，得到喘息之机便会迅速发展壮大。而国军转运东北的成本太高，难以足量补充，双方相持下去必然会导致攻守逆转。杜聿明说服了白崇禧，仍按自己的原计划打。此后白飞回南京汇报，杜聿明赶到前线主持继续进攻。说来也巧，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跑过来投降了国民党军。王继芳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上过抗大，跟随林彪多年，深受林之信任，掌握了林彪指挥部的大量机密。由于他在驻地和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女人坠入爱河，革命意志消退，加上四平战败，觉得共产党是大势已去，遂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叛变投敌。杜聿明由此了解到四平一战后东北民主联军已伤亡惨重，许多部队减员过半而失去了战斗力，目前正向松花江以北撤退。杜聿明立即更改部署，一反先前谨慎推进的方针，命令部队大胆实施机械化追击，分兵冒进，穷追猛打。结果林彪正指挥部队撤退，国民党军就以多路平行纵队追击上来，在空军支援下对民主联军实施迂回包抄。这次国军的表现非常大胆，不像以往那样密集靠拢，而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敢深入追击，大打出手。民主联军虽勉力招架，但根本抵挡不住敌人空地一体化的攻击，许多部队被打散和割断在敌后，与上级失去联系，呈现出混乱状态。林彪只得命令部队不分日夜加速撤退，一定不能被敌人追上缠住。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路败退，不得休息，疲惫不堪，立脚不住，一直被敌人赶到了松花江北岸。国民党军则连续占领公主岭、范家屯、长春、海龙、德惠、农安、小丰满等地，兵临松花江南岸，趾高气扬，非常嚣张。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即长征）逃窜时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彪戎马20年，打过多少险仗恶仗，但还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撤出四平之后，他就病倒了。然而国民党军来势汹汹，林彪也只能撑着病体继续指挥部队撤退。对于敌人的异常举动，林彪感到很是纳闷，国民党军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像是算准了一样追着民主联军打？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了。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成为了四野战史上的一个严重教训。直到1949年，已当上军统少将的王继芳在重庆被二野部队捕获，专程将他送到四野司令部驻地武汉，经过公审后枪决，才算消了当年的四平战败之恨。对于四平保卫战的失利，黄克诚很有意见。5月24日，他再次致长电给中央，从五个方面汇报了当前部队、地方的情况和对今后的作战意见。黄克诚坦诚建议，今后的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目前应争取一个时期来整理部队，恢复战斗力，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最为有利。等到敌人分散后，再伺机作战，即使失掉一些城市也值得。在电报的末尾，他特意加上一句话：“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对于黄克诚在电报中所述说的当前形势，毛泽东已从与东北局往来的其他电报中知悉。据说毛泽东一接到黄克诚的电报便感叹：“又是这个黄老！”是褒是贬，只有他自己清楚。5月27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指示目前的军事方针应以一部扰乱敌人，主力脱离与敌接触，不怕丧失地方，远离敌人，争取时间补充休整。并强调四平之战“为一时的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已吸取了四平保卫战的教训，今后不再主张打这种消耗战了。国民党军取得大胜之后，杜聿明的本意是乘胜进攻，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把中共军队撵进黑龙江。按当时的双方实力来衡量，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林彪甚至都没有去哈尔滨和东北局会合，而是率领民主联军总部退到了哈尔滨东南约100公里的五常，随时准备撤到农村去打游击。然而，蒋介石于此时飞到东北视察，国军高级将领纷纷前来觐见，不得不停止了军事行动。不久，萧华、吴克华等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歼敌一部，迫使杜聿明不得不从北满抽调部队南下支援。在此期间，在马歇尔的力主告诫下，蒋介石宣布停战15天，国共双方继续讨价还价，杜聿明也只好暂时偃旗息鼓。由于判断松花江防线难以守住，东北局当时已准备放弃哈尔滨，到农村去打游击，让各部队化整为零独立开创局面。紧急关头，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准备停战，遂急电东北局，令他们坚守哈尔滨10天，并强调这是“至要至要”！从国共谈判的进程看，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是要打的，和平希望渺茫，其短期停战不过是为了要休整部队，调整兵力，准备发动新一轮的进攻。然而此时东北的中共军队则更需要休整，应“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为配合东北形势，中央军委命令关内部队实行积极的自卫反击，打击敌人，调动敌人。6月7日，陈毅指挥山东军区部队毅然开打，连续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即墨、高密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收编的伪军3万多人，严重威胁了国民党控制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安全。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只好命令将原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回来应付山东战事。这样，东北国民党军也一时无生力军补充，因占领了大量城市而不得不分兵驻防，战线扯散，需要休整，只能暂时终止了攻势。东北民主联军面临的军事压力得以大大减轻，最危险的局面过去了。为了加强东北局的集中统一领导，摆脱东北工作目前面临的困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于1946年6月16日向东北局下达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上述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务委员会。如此，赋予了林彪一元化领导东北党政军全局工作的权力。林彪能以中央委员身份领导一群中央政治局委员，显示了毛泽东的魄力及对林彪的巨大信任。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加快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利用东北战事暂息的几个月宝贵时间，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了充分休整和补充，东北局也指导各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根据地建设，终于站稳了脚跟，恢复了元气。等到国共双方在东北再次开战时，形势已大不一样了。几年后，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大败亏输，丢掉了整个东北。蒋介石这才如梦方醒，认识到1946年6月初宣布东北停火是个极大的错误，悔不该不听杜聿明的建议，失去了一举消灭中共在东北势力的天赐良机。恼羞成怒之下，蒋介石将板子打到了当初力主不要追击共产党的马歇尔身上，大骂其“冥顽不灵”。可是，有什么用呢！历史，已经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