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辞职报告（共3篇）

作者：tgtkdb510 | 发布时间：2020-07-15 07:00:14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第1篇：高官会议

全体黄马会议会议议程

1.讨论人气怎么提升？

橙马三人

（小文：全频夜管没问题）

（彬浩：外宣部长？怎么上橙马）

（花依：执行会长没问题）

皇马

其他黄马都不可以封人，如果要封人请填写表格

执法部门有：场控部、巡查、橙马总管、OW

(______.oｏoｏoｏ◤夜色封人平台◢ oｏoｏoｏ.______)

高管名：

封人名：

原因：

请编辑好以上格式，发到高管群里

QQ群号：12349429

52.我们要PK掉8位ID，换上5位或4位ID，但是说我们的人气只够5位的，不够4位，我们的人气问题怎么办？

1.咱有将近60位高管，如果在线一半的话，每人开五个号就是30*5=150，再加上游客，就差不多了，（管理最少挂4个号）有人说我家卡，行卡对吧你开俩总行把，这样问题很简单了

2.还有就是在线时间，把每个人的在线时间打在公屏上

3.管理之间要团结，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吵起来了脱马甲走人了，这样不好，因为大家都是元老级的了，对吧

4.管理兼职问题，很严重，任何管理号不许在其他娱乐工会兼职，如

果发现了，直接封人不解释，你开小号去玩没关系，大号必须在，而且不可以闭麦，如果有事找得到你

5.管理无视OW的问题与进频道须知

无视OW：OW说话不听的第一次警告如果再犯果断下马甲不解释

1、禁止在楼顶逗留。请速度前往规定的频道！如您所在的军团频道，正在举行的活动频道或者前往自己的别墅专区!

2、个性签名禁止随意增加备注事宜和有损公会形象的话语。

3、会议期间禁止随意在频道内说与会议无关的话题。

4、禁止在YY内谩骂及“非玩笑性语言”攻击他人，会员不得辱骂，讽刺，贬低会内的会员。

5、禁止在YY公平里贴发黄色及反动等不良信息

6、会员不得在游戏专区频道播放音乐，电影等持续发声的行为。

7、会员如需要安静的话，可以进入静音的挂机房间，如是组成小组打比赛的，请自觉到比赛专区进行比赛，这样方便你们的指挥沟通，也避免影响其他人的正常游戏。

8、会员在上YY时请保证自己的麦的工作状态良好，如果麦的干扰过大，或者周边声音影响较大的，请把发音设置为按键发音。

9、会员在上YY时请保证自己的相对安静，特别是在比赛房内。不得任意发出噪音影响其他队员游戏。

10、会员互相通过YY宣传，教导，不得教唆使用外挂等。

以上情况发现一次警告处分，情节严重者封IP。希望大家遵守！

6.马甲乱上问题

【YY马甲结构与发放标准】

紫马：频道持有者。会长专属。1位

橙马：公会副会长。3位

黄马：各部门部长。2—4位夜色主唱、麦手除外

红马：各频道管理员。K厅除场控部、k歌歌手外不许上红蓝马：公会会员。

VIP：外交成员，娱乐嘉宾等

vip：想加入公会的朋友，本会会员朋友

k歌主唱。夜色主唱全部改成夜色主唱

7.【YY管理员标准】

1、不允许随意修改歪歪名字，修改后缀，必须挂有职务或本属军团（部门）。 0

2、不允许擅自建立删除或修改YY主频道，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不允许擅自发起全频语音广播，全频文字广播尽限制三次，以免干扰到他人游戏。 0

4、不允许乱用特权，禁止黄马甲为私利而擅调麦序，封麦、抢麦、加麦等。

5、不允许越权，到其他部门建立或删除子频道，任意上任红马甲或踢人（非公会成员除外）。 0

6、不允许黄马甲在未经他人同意下随意拉人（特殊情况除外）。

7、不允许随意发放VIP,除会长及外交部外，其他黄马甲无权授予永久VIP。

8、每位黄马甲都有义务担当起在其他管理人员不在线时，帮助和协调管理相应的频道和房间。

9、每位黄马甲都有权利永久性开除本属军团（部门）内部成员，但要在论坛公告板块发贴以示通告。

10、每位黄马甲都有权利任意建立或删除本属军团（部门）的子频道，及上任或下任红马甲。

11、要在本属部门的顶级频道公告里注明本属部门的管理人员名单，及进驻游戏QQ群等。

12、不允许顶级红马甲，擅自发放子频道红马甲。

13、不允许随意修改歪歪名字，修改后缀，必须挂有职务或本属军团（部门）。

14、不允许擅自修改YY主频道，建立或删除子频道，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5、不允许乱用特权，禁止黄马甲为私利而擅调麦序，封麦、抢麦、加麦等。

16、不允许擅自踢出本属频道的会员，特殊情况除外，要即使汇报给本属军团（部门）的黄马甲。

17、不允许给自己所在的频道任意加锁，搞小团体造成沟通不便（特殊情况除外）。

18、当黄马甲不在时，顶级红马甲有义务担当起管理员的职责，代表处理一切大小事务。以上情况一经举报并查实，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立即下掉权限。望各位YY管理谨慎行使手中权限。多用自己的权限去帮助新人！

8.关系马甲问题：自己的助理的，在自己部门上红，在k厅上粉

9.不做事的黄马占位置的问题，需要讨论上麦讨论，卡麦打999

第2篇：高官复出

孟学农

新闻稿显示，五年内两度引咎辞职的孟学农已出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一职。2003年4月，出任北京市市长三个月的孟学农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他亦请辞市长职务。2008年9月，孟学农再因山西襄汾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2003年4月，因对SARS疫情的瞒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

2003年10月——2008年3月，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近年受处分后复出的省部级官员

曾被处以撤销中共中央委员、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中国文化部原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日前被任命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中国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南水北调网”日前刊发消息说，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鄂竟平近日宣布这项人事任命。

据悉，于幼军并非近年受处分后复出的省部级官员的唯一个案。2003年因非典事件被免职的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曾被免职一段时间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南方都市报》引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于幼军的复出反映出中共中央对于有能力但因犯错误而被问责的高级官员，既正视他的问题，又“治病救人”，宽容惜才，而不是在他犯错误后“一棍子打死”、求全责备。

1、孟学农

2003年01月当选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三个月后因非典事件被免职。当年9月，孟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部长级)、党组副书记。2007年7月，孟学农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2008年1月，当选山西省省长。8个月后，时运不济的孟学农因因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再次被问责。2008年9月，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在孟学农先后担任北京市市长和山西省省长的时间，加上“代理”主政时间，分别在两个岗位上工作了93天和377天。

2009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刊发孟学农的《心在哪里安放》的诗歌，来公开表露自己心愿。2010年01月孟学农结束赋闲生活，两次问责后，出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2、张文康

离正部级年龄任职上限还有两年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因非典事件先被中央免职卫生部党组书记，后又经全国人大表决免去卫生部部长一职。2003年10月，张文康复出，出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2008年3月，又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3、于幼军

2007年8月，身为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一职。一年后，因违纪被中央免职。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决定。在渡过两年的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期后，2011年2月，于幼军正式复出，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4、邱晓华

2006年3月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邱晓华，成为建国以来最年轻的部级高官。当因严重违纪，邱同年10月被免职。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邱晓华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邱晓华行政开除处分；建议依法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08年8月28日，邱晓华以大型国企中海油的高级研究员身份在媒体上公开亮相。事实上，2008年6月中旬，邱在出狱后，就开始任职中海油下属的一研究机构。

5、解振华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致松花江水环境污染。时任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12月2日因此提出辞职，国务院免去了其职务。

沉寂了一年后，2006年12月解振华复出，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继续享受正部待遇。

6、李长江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发现含有三聚氰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此监管不力，身为局长的李长江负有领导责任。2008年9月，李长江辞去局长职务。2009年李长江复出，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省部级问责高官复出,一向引人注目。2003年非典时期被免职的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的复出就引起广泛关注。

三种复出各有特点

有人事专家分析,近年复出的问责高官,复出路径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安排一个不太显著的职位。

比如张文康2003年4月被免职时已经63岁,当年10月出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至今。

第二类是对于比较年轻能干的官员,一般先安排一个职位过渡一段时间,再调到一线重要岗位工作。

最典型的就是现年60岁的孟学农,2003年4月去职,当年9月就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待遇不变。4年后的2007年8月,孟学农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年1月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但这次任职377天后,发生了襄汾尾矿溃坝事故,他于2009年9月14日去职,成为五年内两次去职的部级高官。

第三类也是对于比较年轻能干的干部,闲置一段后,直接调到其他重要部委工作。

比如,现年60岁的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解振华,2005年12月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待职一年后,2006年12月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正部级)。在最近的哥本哈根2009年全球气候峰会上,解振其他官员复出也受关注

除了这些省部级高官,市县基层的问责官员复出现象也成为媒体报道焦点:

今年3月份,同样因“三鹿”事件受处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出任安徽省出入境监督检验局局长、党组书记；

去年10月因胶济铁路超速事故被免职的原济南铁路局局长耿志修,今年以铁道部安全总监的身份参加公务活动；

去年因“瓮安事件”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数月后调任贵州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

2007年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省原洪洞县副县长王振俊,早已复出并任该县县长助理职务；

原重庆市彭水县县委书记蓝庆华因“彭水诗案”被免职,两个月后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

■声音

应通过制度化程序让可以复出的官员复出

对于问责官员的复出,也有网友认为,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单学刚认为,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复出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规定比较模糊、笼统,必须通过制度化程序让可以复出的官员复出。南方日报记者陈枫

华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引起关注于幼軍（資料片）

兩年前，以“開明和改革”著稱的原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在調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後，突然“出事”，消失于報端。他身邊的知情者説，沉寂的兩年中，于幼軍天天在國家圖書館讀書度日。

現在他低調地復出。

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南水北調辦”)的網站日前確認，于幼軍已于去年12月出任該辦黨組成員、副主任，按照慣例，這是一個副部級職位。

而公眾關心的是，在過去的兩年中，這位曾經的明星官員，在陡然跌落之後，到底度過了怎樣的人生？

“書讀進去了，人走出來了” 哲學博士、“政壇明星”于幼軍被“留黨察看”時，正是他聲譽達到最高點的時刻。此前他曾任職深圳市市長、湖南省副省長和山西省省長。他在媒體的眼中頗有善譽，在2007年的山西黑煤窯事件中曾主動檢討反思，亦被認為敢於承擔責任，中央在將其調離山西時，評價他：“視野開闊，改革開放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強；敢抓敢管，作風務實。”

隨後的事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關於幼軍受到中央處分的具體原因，至今未在更大範圍內公開。但當時人們普遍猜測，于幼軍的仕途或將從此終止。

“好比一個高速運轉的機器戛然而止，他的整個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一位接近於幼軍的人士對記者説，“他沒想到會在這個問題上摔跤。”曾有媒體報道，當年8月見過他的人，都稱其精神很差。

“有些問題只能是留待以後才更清楚。”一位接近於幼軍的人士對記者説。知情人士透露，賦閒的兩年間，于幼軍依然是在文化部工作。“在沒有復出前，于幼軍的正部級待遇一直沒有變，他還是黨的高級幹部。”在官員的任免中，待遇級別與職務級別間沒有必然聯絡，即使是後者降低，前者也可能不發生變化，這一般被視為一種安撫。

知情人士説，從低潮走出的于幼軍決意讀書。文化部在國家圖書館給於幼軍安排了一間辦公室。“他這兩年就一直泡在那裏，主要工作就是讀書、寫書。”上述接近於幼軍的人士説。

上世紀80年代，于幼軍曾與他人共同撰寫普及性政治讀物《社會主義四百年》，一舉成名。不過，當時只寫到了“十月革命”。這次賦閒期間于幼軍繼續寫作自“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共社會主義運動史”。“已寫到‘文革’之前，三十多萬字，預計年內可以完結。”

“他跟我們説過一句很經典的話：‘書讀進去了，人走出來了。’隨著時間的沉澱，他把書讀進去了，人也從困境裏面走出來了。”上述知情人士説。對於陡然跌落後的人情境遇，上述知情人士説，“當然也不排除一些人情冷暖，但于幼軍之前就很愛交朋友，他走過的地方，廣東、湖南、山西的大部分老朋友對他一直很關心。”

“應該説他這兩年的精神生活很充實，除了寫書，也下去調研，新疆、寧夏都跑過，這兩年就是這麼過來的。”該人士説。

留黨察看後，為何還能復出？于幼軍的此次復出表明，兩年多前的處分期滿後，他並沒有結束政治生命，中央對其留黨察看期間的表現，應屬滿意。

根據《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留黨察看”的程序重於“撤銷黨內職務”，輕於“開除黨籍”。在“留黨察看”期間，儘管被處分者沒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若有悔改表現，期滿後就可恢復其黨員權利。

一位分析人士認為，于幼軍的情況與其他“問題官員”並不相同。儘管于幼軍被認為有問題而給予了處分，卻沒有觸犯法律。所以，是按照黨規黨紀給予處理，“如今期滿了，對他的工作還是要安排”。有評論認為這説明中央對高級官員既正視其問題，亦寬容惜才。

此前的2000年，原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徐鵬航，被處分“留黨察看兩年”，並被撤銷中央候補委員職務───這與對於幼軍的處分程序相當。但當正部級的徐鵬航察看期滿時，年齡已經偏大，只出任了相關行業協會的副職。

現在，既然于幼軍的“留黨察看”期已滿，中央對他的工作也做出了安排。

有關於的復出，亦曾有意外風潮：去年7月，甘肅平涼市莊浪縣政府官方網站顯示，于幼軍曾以“文化部副部級領導”身份，對該縣的雨水集蓄利用工作進行調研。一時風起，被外界解讀為他即將復出的重要信號。

“我知道這純屬偶然意外，當時跟縣裏沒交代嚴格，被縣委辦的新聞通訊員一時疏忽，給捅了出去。他之前十多天的行程，都沒有報道。”知情人士説，當時只是順路經過，聽説莊浪縣的雨水收集工作做得較好，因為于幼軍在山西時就關心乾旱地區農田用水的問題，才臨時加入了這一行程，不想惹了滿城風雨。

當時被媒體稱為“于幼軍視察甘肅水利工作”的行為，雖屬偶發，但不想如今于幼軍卻真出任了和水利相關的南水北調辦副主任。

生於1953年的于幼軍，今年已經58歲。按照黨內慣例，副省部級官員的退休年齡為60歲，而正部級崗位則可延至65歲。這意味著，若于幼軍今後只停留在副部級別，兩年後便將退居二線或者直接養老。他這次出任“南水北調辦”副主任一職，究竟是為其安度晚年正名，還是今後看表現仍會另有任用，現在仍然無法判斷。

官員“復出”如何選擇去處

有意思的是，比孟學農早兩年擔任山西省省長的于幼軍，在孟學農接任自己的山西省長位置之後，如今又回到了孟學農7年前的位置上。

2003年4月，孟學農因“非典”辭去北京市長，近半年後出任“南水北調辦”副主任。2007年9月，他轉赴山西，繼于幼軍之後接任省長。同一時間，于幼軍則辭晉入京。

知情人士説，儘管于幼軍並非水利專業出身，但其任山西省省長期間，一直關注水利問題，當時在山西推行的“興水戰略”，也被視為是于幼軍的得意之作。南水北調辦的職務，“大家都覺得是很好的崗位，治水是實實在在的利國利民的事”。

而在不到8年的時間裏，“南水北調辦”兩次成為“問題官員”的復出之地，亦讓公眾對其發生了興趣。

事實上，就目前的復出案例看，有一些普遍的規律：比如復出時都是出任副職。如原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曾因松花江環境污染事件提出辭職，復出後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而孟學農曾因山西潰壩事件再度去職，2010年復出時，出任了中直機關工委副書記。

比如，因“非典”被免職的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復出後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而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引咎辭職的原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出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

從上述現象看，復出的機構一般都是選擇諸如南水北調辦、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這樣的相對不太引人注意的“辦事機構”，如果復出官員比較年輕，還未到退休年齡，比如于幼軍和孟學農，給安排的職位則更實在一些，以利於發揮更大作用。而像張文康、李長江這樣復出時接近65歲的退休年齡的官員，安排上相對會更向二線機構靠攏。

在因公共事件而去職的官員中，也有人尚在等待中。同因三鹿奶粉事件而被免職的原石家莊市市委書記吳顯國，就還無新的消息。而那些因為問題性質不同而被“雙開”甚至涉及刑事的官員，自然就再談不上復出了。

比如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復出時，就沒有重新獲得行政級別。2006年10月，邱曉華因捲入上海社保資金案被“雙開”(開除黨籍及行政開除)，並因重婚罪被判刑。2008年，當他以中海油高級研究員的身份歸來時，已無行政級別，算不上是一位復出“官員”了。

本版稿件據《南方週末》于幼軍簡介

1953年1月生，江蘇豐縣人，197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山西省省長，現任國務院南

水北調辦黨組成員、副主任。

現在在南水北調辦的網站上，復出後的于幼軍在三位副主任中排名第三。南水北調辦內部人士對記者透露于幼軍現分管黨委、財務和環保工作。

第3篇：高官悔过书

篇1：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5-03-25）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挣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

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谨防“投机性悔过”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篇2：“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官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正如媒体盘点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农民的儿子”后来“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上了歧路”，不过，这个草根出身的身份抛出来时，博取同情、呼求宽大的动机，并不难看出。

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

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

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

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分析之四：语言战术表功化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

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本应篇3：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2014年07月03日03:15 第一财经日报

王培霖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量的加大，以及众多贪官的查处，落马之后和贪污腐败有关的忏悔，也几乎成为多数落马官员必做的动作，甚至去年被查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已经写了一份悔过书，并成为其他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而落马官员因何而贪？在贪腐的路上，他们又走了一条怎么样的心路历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就获悉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腐败官员忏悔书内容，这份忏悔书是一位曾经位高权重、于去年被查的腐败官员在今年1月所写，再结合此前已公开的其他贪官的悔过书，依稀可看见他们的心路历程。曾经很“单纯”

既然是贪，就和钱脱不开干系。上述这位官员在悔过书中说，他调任到某市做市长，发现工资比此前所在的城市减少了十几万元，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才有了后来贪腐的事情。

除了心里不平衡，这也和贪官们所处的充满诱惑的环境有关系。上述贪官也多次提及了就职当地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业务，钱权也很快达成了默契，贪腐由此发生。

从2002年至2011年初，李日亮在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的犯罪道路上走过了9个年头，最终在2011年8月初的一天因举报而事发，他回忆说：“反思自己陷入受贿犯罪的漩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权力惹的祸。” “随着职位的升迁，自己耳濡目染一些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思想上渐渐发生了变化，直至发展到收受他人贿赂。”李日亮说。

悔过书六类型

对于腐败官员的忏悔，有时候也会被拿出来让在任官员进行反思。比如去年被查的南京前市长季建业的忏悔书，就成为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

据国家土地督察网发布的消息，今年4月22日晚，国家土地督察局云南玉溪例行督察工作组临时党支部，根据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国土资源部监察局要求，召开支部扩大会议，组织学习季建业的悔过书。

上述支部负责人要求每个人要深入思考，无论年龄大小、级别高低，要以季建业为戒，牢固树立终身自警自律自省的意识。

国家粮食局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在今年“五一”节假日来临前夕，四川省粮食局通报了全省一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查办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季建业的认罪“忏悔书”等，用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干部职工。

而今年4月14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刘星星在人民网发文指出贪官忏悔，因官员不同，类型也不同。

据人民网披露和分析，贪官忏悔分为三个时间段：“双规”、庭审和入狱后。“双规”阶段，问题官员希望以忏悔逃过司法，而到了司法审理阶段，则是先忏悔后翻供屡有发生。而等到入狱后的忏悔，那就会在报纸和专题片上体现，并成为反面教材。

刘星星的文章里，也将贪官忏悔分为六大类型，即声泪俱下型，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代表；请罪求情型，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为代表；引经据典型，以河南省开封原组织部长李森林为代表；表功型，以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代表；忆苦型，以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为代表；避重就轻型，以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为代表。

(原标题：落马官员的六种类型悔过书)篇4：贪官忏悔有博同情有想减刑悔过书现抄袭现象

贪官忏悔有博同情有想减刑悔过书现抄袭现象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贪官忏悔

内容基本具备“四要素”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贪官心态

有些悔过书避重就轻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 1 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 2 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 3 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专家观点

悔过或从轻量刑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深谙潜规则的电视台长

简历：史联文，男，195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研究生学历。2009年出任辽宁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2012年4月退休。

犯罪事实：史联文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人民币1140.45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5万元、金条三根300克(价值人民币10.18万元)、江诗丹顿手表1块、鸡血石1块，挪用公款550万元。

判决：2014年7月21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判处史联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忏悔：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行，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据中纪委官方网站“忏悔录”栏目

贪官悔过书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高调表功型(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

告诫建议型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重演篇5：贪腐官员忏悔辞大数据分析

自由谈来源：凤凰评论原创出品 2014.12.23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

官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正如媒体盘点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农民的儿子”后来“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上了歧路”，不过，这个草根出身的身份抛出来时，博取同情、呼求宽大的动机，并不难看出。

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

分析之四：语言战术表功化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换了一种隐蔽的形式，功劳还是表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姿态低入尘埃，软磨硬泡，只求保住性命。虽然拙劣，却也是战术的一种。

将忏悔战术玩到极致的，上述这些人还不算。忏悔功利化，也是个官场战术的问题，官员落马后依旧将这套战术用得游刃有余者，当属成克杰。他在纪委环节忏悔道，“接受党和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态度诚恳，不卑不亢，岂料庭审环节，推翻之前的交代被他完全推翻，强调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工作失误，为政治生命做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