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西藝術文化的再認識——以中國古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比較為例

對中西藝術文化的再認識——以中國古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比較為例

中國是一個歷史久遠的文明國家，文字的發展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在我國遼闊的幅員上有許多民族，共同締造了絢麗燦爛的古代文明，但公元以前的文字主要是古代的漢字，另外就只有目前尚未解讀的巴蜀文字。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裏，中國的文字經過了一系列演變發展的階段。即使十分熟悉現代漢字的人，沒有經過特殊訓練也不能通讀古文字。在許多人心目中，古文字是帶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實際上古文字有其本身的規律。研究這種規律，釋讀古文字，借以揭示古代歷史文化奧秘的學問，就稱為古文字學。

象形文字這一稱呼來源於希臘人。古埃及人把象形文字雕刻在石頭上，希臘人非常確切地把這種書寫系統稱作Hieroglyphic，意思是“神聖的雕刻”。古埃及人把這種被稱為“聖書體”的書寫形式叫做神的文字。希臘人把古埃及人在紙草上抄寫宗教經文和文學作品的書寫形式稱為“祭司體”（hieratic），官方檔案和日常的書信使用的更為簡便的字體稱作“大眾體”。

結繩是一種原始的記事方法，有大事就在繩上結大結有小事就在繩上結小結。這種方法在我國一些少數民族中都曾使用。古人的結繩，和少數民族用過的方法應該是類似的，後來才被“書契”即文字替代了。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黄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關於文字的出現，最流行的是倉頡造字的傳說。這一傳說見於《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世本》等。

甲骨文絕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比殷墟甲骨文年代更古而與文字起源有關的考古材料，主要是陶器上面的符號。

我國古代流行過一種習俗，用龜甲或者獸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加以燒灼，觀察所形成裂痕的形狀，認為可以判斷吉凶。所以一般說來，甲骨文是指書寫或契刻在龜甲獸骨上用於占卜的文字，故亦被稱為“卜辭”。

對古埃及人來說，象形文字不是由人造的，而是造物主構思世間萬物的模型，然後說出它們的名字，宇宙由此生成。從這個意義上說，象形符號與物質世界之間確實存在一致性。象形符號先於物質，它們不是物質的影像，而是相當於更高一層的存在。

按照牛津大學著名埃及學家貝恩斯的解釋，祭司體很早就出現了，古埃及人實際上幾乎同時創造了聖書體和祭司體，而且祭司體使用的範圍更廣泛。這種狀況客觀上為聖書體的延續並被置於崇高的地位創造了條件。根據貝恩斯的觀點，聖書體與其說是表達，不如說是展現，很大程度上像一幅畫一樣。祭司體和大眾體在書寫時經常連寫，而且基本采用從左到右橫向書寫方式。相比之下，聖書體經常混用橫向和豎向兩種書寫形式，符號間的順序也隨時隨地發生變化，因為不僅要考慮宗教文化習俗，還要顧及視覺效果。因為在古埃及人的思維中，文字與圖像之間存在密切和有機的聯系，每個象形符號可以被視作一件藝術品，反過來古埃及人的藝術品都需要閱讀或者是解讀。

古埃及人之所以能夠借助聖書體把文字和圖畫融為一體，並把聖書體局限在宗教領域，正是因為他們先後發明了草寫的祭司體和更加簡化的大眾體。當象形文字隨著古埃及文明衰亡之後，人們已經不知道象形文字幾種書寫形式之間的關系，也不清楚它的內部結構。試圖解讀時，他們最大的誤區就是以為象形文字就是圖畫文字。

公元二世紀開始，隨著基督教傳入，埃及人開始皈依新宗教。他們借助希臘字母外加來自大眾體的六個或者七個字母（根據方言不同）創造了一種字母文字，就是現在我們說的科普特文。埃及人認為，原來由鳥、野獸構成的文字有偶像崇拜之嫌，於是主動把自己原有的文字廢棄了。公元三世紀開始，科普特文逐漸代替大眾體，最晚的聖書體象形文字使用的時間是公元394年；大眾體最後一次使用的時間是公元452年。隨著基督教在埃及站穩腳跟，無論是聖書體還是大眾體象形文字均退出歷史舞臺。

到了公元四至五世紀的時候，有一個名叫赫拉波羅的人撰寫了試圖解釋象形文字構造和原理的書，書名叫《象形文字研究》。他的目的是想讓希臘人和羅馬人理解這個復雜的書寫系統，他一共解釋了189個象形符號。到1419年的時候，在安德羅斯島發現了一份《象形文字研究》希臘文手稿，在佛羅倫薩出版。不久，拉丁文譯本也面世。學者們認為，文藝復興時期兩位巨匠布魯諾和伊拉斯謨均從中受益。需要強調的是，赫拉波羅把象形文字視為圖畫文字。之後不久，歐洲人發現了《赫爾墨斯文集》，他們以為它由古埃及智慧神圖特神撰寫，象形文字特別是聖書體文字被賦予了神秘色彩。

中國文字學的發展

萌芽時期

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

十五年，宗伯曰：“故文，反正為乏。”

昭公元年，醫和曰：“於文，皿蟲為蠱。

——《左傳》

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

——《韓非子·五蠹篇》

可以看到，關於漢字的結構，自春秋中葉就開始有人研究。

說文學時期《說文解字》編撰的背景

（1）讖緯之學的盛行

（2）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之爭

許慎編撰《說文》的動因有二

其一欲擊敗穿鑿附會，任意曲解經意而盛極一時的今文經學派，提高古文經學的地位。

其二想要從根本上糾正當時社會上任意解說文字的混亂現象。

《說文解字》的貢獻

（1）系統的闡明了漢字的起源、發展和功用，總結並發展和運用了漢字的“六書”理論，為我國文字學的創建和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2）首創字典詞書的部首分類編排法。

（3）保存了大量東漢以前的漢語言文字資料和中國古代社會百科全書式的珍貴資料，為後代研究古漢語漢字和古代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

說文學時期的研究著述

《字海》：唐代字典，武則天掛名撰，元萬頃等人代撰。

《類編》：宋司馬光等人編撰，收31319字，多有唐宋間產生的新字新義，是閱讀古代文獻的重要工具書。

《字彙》：明代梅膺祚編，對漢語字典的編排做了重大的改革，收33179字。

《正字通》：明代張自烈編，為增訂《字彙》而作。

《康熙字典》：清張玉書等編撰，收字達4.9萬，是清初以前漢字的總結。

科學文學時期

《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編。著錄41956片甲骨，是甲骨文發現以來的集大成之作，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全面、科學、準確的資料。

《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撰，共計16冊，是金文研究及著錄之大成的著作。

孫海波《甲骨文編》、李孝定《甲骨文集釋》、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黃德寬《古文字學》、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等。

商博良破譯埃及象形文字

在18世紀後半葉，越來越多歐洲人到埃及探險和遊歷，為公眾廣泛和真正了解埃及提供了條件。其實在商博良真正開始借助羅塞塔石碑破譯象形文字之前，許多人的創造性成果構成了堅實的基礎。1761年，法國人巴泰勒米提出了橢圓形裏面的象形文字表示神和國王名字的觀點。1785年，另一個法國人認為聖書體、祭司體和大眾體象形文字之間相互關聯。1797年——拿破侖遠征埃及的前一年，丹麥人索伊加提出了象形文字當中包含表音符號的見解。另外一個客觀條件是，1798年4月，法國督政府授權拿破侖遠征埃及。

拿破侖遠征不僅僅是軍事行動，還有約160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到埃及進行各個方面的研究。回國以後，法國學者利用他們三年多時間在埃及製作的筆記、拓片、臨摹、素描等材料，編撰《埃及誌》。從這個意義上說，不久之後隨著商博良破譯象形文字誕生的埃及學，盡管收集的內容是埃及的，但是埃及學的研究手段和理論框架，無一不是西方的。埃及學是啟蒙運動之後，新的知識考古興起的必然結果。

除了外部因素外，商博良也具備了解讀象形文字這個天書的所有條件。首先，商博良是語言天才，他熟練掌握大眾體象形文字、科普特語、古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迦勒底語等古代語言。第二，他尤其是對古埃及歷史和文化著迷。第三，他立誌破解象形文字。商博良短暫的一生似乎完全是為了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

商博良認為，在羅塞塔斯碑上象形文字與希臘文在內容上對應，假如聖書體和大眾體文本中每一個符號表示一個事物、行為或概念，石碑上的象形符號應當與希臘文本中的單詞同樣多。但是，石碑上希臘文只有486個單詞，而象形符號卻多達1419個，如果把破損部分的符號算在裏面，數量將會更多。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非常關鍵的結論，不可能所有的符號都獨立表意。接下來，商博良考察埃及本土國王的名字，得出的結論是，古埃及人在需要時完全可以用象形符號拼寫他們的語言。商博良歸納了象形文字是基於圖像但是並非圖畫文字，每一個符號可以充當表意符號、表音符號和限定符號。他在1822年發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象形文字終於被釋讀，這一年被視為埃及學的誕生之日。

商博良的發現大抵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大眾體只不過是聖書體的簡寫，二者語法規則相同；第二，數量很多的象形符號各自發揮不同的作用——表音符號、表意符號和限定符號，有的可以兼具多種身份，同一個符號在不同的情況下可以轉換身份；第三，象形文字從本質上說是字母文字。但是，在破譯了象形文字之後，商博良受到諸多非議。有的人不贊成他的解讀方式，也有人認為他玷汙了象形文字這個具有神聖色彩的書寫形式。他去世時未能培養能夠繼承事業的弟子。在商博良開創性成果的基礎上，德國學者萊比修斯構建了象形文字語法、創辦了埃及學雜誌、創建了埃及研究所，為後來埃及學真正成為一門學科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