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城市文明之光，迈向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静心34240 | 发布时间：2022-02-07 16:56:41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拥抱城市文明之光，迈向民族伟大复兴

写在改革开放40周年，雄安新区建立1周年之际

五年之前曾在一本财经杂志上看到一个令我印象稍深的说法：“21世纪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靠两点，一是美国高科技的进展，一是中国的城镇化”。

三年前有段时间看过当代财经专栏作家吴晓波（专注于中国经济史和近代企业史）的系列书籍，其中《浩荡两千年》、《跌荡一百年》、《激荡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史三部曲和《历代经济改革得失》，后一本书是他2012年在杭州的古京杭运河边住处总结自己之前的思考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史回顾而写的一部中国经济改革通史（从先秦时期齐桓公/管仲-秦孝公/商鞅开创性的关于经济集权模式的两极实验，到两汉时期汉武/桑弘羊进行的强势集权的成功和王莽软弱又理想主义的失败，到唐朝中期刘晏重整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后破败的中央经济开启地域性的两税制从而结束了中国先秦以来历代政府传承而来的全国均税和低税制，到北宋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的失败并导致了党争和北宋的灭亡而使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对经济改革的恐惧，到近代清朝洋务派的经济集权的巨大失败，到国民党民国时期在北洋民国大分权后的30年代宋子文进行的中央经济集权，最后到解放后陈云和改革开放后朱镕基的再次中央经济集权）。作者还在书籍的开篇及最后对较早成型的中国集权的四项基本制度（国家盐铁专营控制经济命脉、郡县制控制地方、独尊儒术控制思想、科举取仕对全国知识分子开放政权）的逐渐形成，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集权与分权对经济社会导致的发展和稳定的矛盾（“一放就乱，一抓就死”以及“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谁先谁后的问题）做了思考。

近一年粗略看过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和思想文化脉络的了解。

书虽看过，但因自己个人实际阅历浅薄、理解能力也有限，只能拾人牙慧而对这些思想在大脑只有浅显的回荡而没有深入的思考，今天我想向大家简单探讨的是城市文明发展和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城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城邦是国家和民族形成的催化剂。

城（市）邦时为防卫安全和实现商品贸易和产业规模化系统化生产而慢慢形成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大规模使用的象形文字，“國”的本意就来源于在一个城邦中有人口和武备。

进入文明社会前，人类都是处在小范围的聚集成小部落过着朝不保夕、不断迁徙的渔猎、采集生活的部落文明时代。部落之间只有频繁的领地争斗、互换少部分特、通婚（保持种族繁衍）等交流，生产力都很低下。之后在肥沃的大河流域的部落靠着简单的石器发展出稳定的原始农耕文明后，有了部分富余劳动力分工到专门提升农业和渔猎生产效率和部落间战争的工具和武器的生产劳动中。在利用火提炼出最容易得到的金属——青铜后，人类进入青铜器文明后生产力飞速上升，改造自然能力不断提高，部落间贸易（剩余劳动产品增加）和战争规模（武器越来越精良犀利）越来越大。先进部落不断融合周边落后部落，在自己靠近河流或海洋的居住地内建立小的城邦，由战争扩大带来大量奴隶为充足劳动力的各种生产制造产业不断扩大，更加高效合理的劳动分工形成更大规模的金属开采、冶炼等产业中，各部落也不断到这些地点进行贸易，进而就近定居生活。这些地方不断吸引人口，最终城邦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产业种类和劳动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生产效率和技能不断提高，生产出更多的生产工具和精良武器，得到、转运和掠夺来更多粮食和补给，城邦实力越来越强，进而继续掠夺周边部落，获取更多奴隶，城市规模、人口、产业、贸易、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最终形成了民族和国家。

二、城（市）邦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也代表了先进文明的进展方向，代表了民族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人类思想文明的第一次顶峰轴心时代—东方中国的春秋战国和西方的希腊文明时期，东西方文明都从部落文明进入到城邦文明。这个时代也几乎诞生了东西方几乎所有重要思想的源头。

古希腊诞生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的思想，留下了人类文明高峰。城邦中的雅典共和国更是以强大的海外贸易收入组建了强大的海军成为称霸整个地中海的霸权城邦。这与希腊各城邦间为了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激烈的贸易、军事竞争中不断进化理论思想并实践的产物。

同时期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第一次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时期，各诸侯邦国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优秀底层仕阶级孕育出儒、墨、道、法各家的思想和哲学。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各诸侯国同样为了发展自己的邦国也不断争夺人才。这样的双向选择产生了“朝秦暮楚”一词，就是说的那个皆有争心的竞争大时代里，各国君主和华夏的人才双向选择的激烈。最终处在西部边陲的秦国借助国内贵族阻力少的优势依靠不断吸引东方人才（自商君后其历任执政大臣皆出自东方六国）而进行了国内较彻底的变革获得了强大的生产力才统一了中国。

罗马这个原来的小城邦更是以罗马城为根基在与地中海地区各城邦的不断竞争交流中扩长成为以地中海为内海的大帝国，成为和秦汉王朝几乎相始终的第一批大一统帝国。

三、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后人口和产业流动集聚的自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标志，从一个朝代或国家的城市的规模、分布、产业结构反过来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地域的发展水平和民族精神文化气度。按中国城镇化率和民族精神开放程度把中国历史分成三段；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后诞生的大一统秦汉至两宋为一节点是中华民族和社会的上升期和稳定期，秦人简朴、汉人英烈、唐人雄浑、宋人宽和；崖山之后的元明清是城市化的衰退期也是民族精神趋于保守的时期；辛亥革命民国之后出现的五四运动和近代的改革开放是民族精神重新开放进取的时期。

据史料的可靠记载，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从春秋战国时候的15%-20%左右上一直在不断攀升到宋末的25%—30%，中国在这一时期一直是个城市文明发达的国家。春秋初齐国自管仲确立工商业立国后，出现了“比肩接踵”、“挥汗如雨”这两个成语来形容当时齐都临淄人口的繁盛和经济的发达。这一时期，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市经济辐射力强，商业文化浓厚，大城市不断涌现，工商业活跃。汉代出现五个区域的产业和经济中心，唐代东西都长安和洛阳以及商业发达的两宋都城汴京和临安人口都超过百万。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国人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就是在宋发明，是当时国家生产力进步、领先世界的证明。围绕两宋都城更是留下《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和《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两本当事者追叙京都繁华和风俗的文学书籍。

这也和那个时代注重法制(汉承秦制，注重律令，唐初在北朝基础上制定的大唐律和唐六典成为之后历代通行的法律范本)、城市化率高、人口和产业相对集中，赋税低，区域城市工商业发达，各地自治化程度高，地方城镇经济活跃，能留住地方人才是相关的。各郡（州）县城作为当地产业商业文化中心，边疆郡守整合资源抵御和征服外族的能力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也强。强汉直至盛唐时期的中国统一政府，靠着轻徭薄赋和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使民间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开放的思想和活跃的商业氛围促使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继开发出来，更加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发展。以此为支撑并依托高效的政府组织能力，中华文明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很大的拓展，奠定了现的领土和文明的范围。秦在统一战争后北逐匈奴，南并百越。汉武帝开始重新对周边进行开拓和经略：北向对匈奴的攻势作战最终将其驱逐到欧洲，东北方向征服朝鲜半岛的卫满政权，南向消灭南越将中华文化延伸到越南，西南征服西南夷开拓到云贵高原，西向征服西域，将国力和文化延伸到亚欧大陆桥的中心开拓出通畅的丝绸之路，繁荣了商路和经济。自秦汉开拓边疆之后直至唐朝灭亡的近1000年间，虽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但中华民族靠着领先周边蛮族部落制的城市工商文明积累的物质财富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民族自信力，“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是那个汉文明强盛时代的宣言。

国家治理上这一时期中央相权能抑制隔离王权，地方自治力大，国家架构简洁，没有思想压迫。秦汉时国家确立郡县制，只有两级地方政府（汉之九州和唐之十道均为虚设，不实际管理政务，只定期派刺史/御史负责到地方考察吏治并做汇报）。在中央只有三公九卿（唐后更为三省六部制）等附属的少量官员当政。地方和中央的官员升迁考核有相应的法制传统可依。汉时中央政府的九卿和各郡（汉时郡数量有30多个；唐宋时期的州较小有数百个，地位稍弱，但仍有“宰相必起于州郡”的共识）郡守俸禄和地位是一样的，常有九卿与地方郡守的轮换，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民意代表三老的交流和了解很简洁，使中央制定政策符合实际，地方政府也落实主动。

但地方自治权大的同时，需要中央能有强有力和廉洁的政府以及与地方的良好沟通。东汉时期王室衰弱，宦官外戚轮流专权，地方士族门阀形成并进入中央把持政权，吏治腐化，影响了中央和地方民意的交流，中央统治趋于混乱。自此直到宋代开始收缩战略前，每当中央内部斗争之时，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离心力，导致了中国自汉末到隋唐之间的混乱期。

但瑕不掩瑜，唐朝前半期在良好吏治和轻徭薄赋之下国强民富，人民生活水平高，国力空前强盛，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不断、持寸铁便可游走全国的盛世景象。当时的国都长安和陪都洛阳人口都超过了百万规模，其他区域中心：西南的成都，运河的扬州，新近崛起的海上边镇杭州、泉州、广州都是商旅不断，人口繁盛。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城市及国内的都市区，布满了商旅。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户家。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但盛世之中的唐帝国好大喜功，扩长过度，又对外族太过包容（任用诸多外族降将任为边将），府兵制崩溃后使边将拥重兵而国都守卫空虚，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时国力收缩不及，导致藩镇割据，战乱连年而使盛世过早终结，此后的中国统治者惩前之弊、矫枉过正、民族精神日趋保守。

安史之乱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唐王朝兼容优恤照顾下，边疆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吸收边疆地区的汉人农耕文明崛起，而中央政府无力平息藩镇割据导致连年的战乱导致河西、关中、关东等这些延续千年的北方传统的膏腴富饶之地和经济、文化中心在战乱中不断衰退。无法安居乐业的人们无心经营土地和产业导致土地荒芜、产业消失、水利和城垣失修，城市人口不断流失。整个北方地区，包括曾经的汉唐文明中心关中地区和自春秋以来一直富庶的黄河中下游城市规模和人口锐减，华夏文明从这些地方不断退缩，而同时期南方在长期和平下人口的流入，加上历代政府不断兴修水利、土地开垦、兴办教育，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

宋辽金夏时期，关中地区已在战乱导致疏于水利治理而破败无法作为首都，初期意迁洛阳又未落实。北宋因而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建都于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而而周边毫无地利之险的王朝。而同时，占城稻和棉花的引进使宋时期的土地承载能力增强，对外扩长获取土地和人口的需求下降。宋朝的帝王和他的文人士大夫统治集团乘五代武人乱政之弊，采取重文偃武，重内虚外将地方的精兵和财富转移至中央，使各地叛乱可能性降低的同时也使各边疆没有了财力和军力保卫和扩张领土、同化异族，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断下降。而此时的契丹和西夏民族在唐王朝宽容的政策下吸收了汉文明制度和农耕文化，非以前那些落后的纯游牧民族可比。此时中华领土和文明范围已无法拓展，只能和周边少数民族开始了在边疆地区旷日持久的军备相持和消耗导致边疆残破、国力虚耗。

两宋虽然中央相权和地方自治权逐渐变小，但仍能保持相权对王权的抑制，地方还留有一定的发展资源，儒家的程朱理学教条还未被统治者故意利用发展为禁锢人们的思想（至明朝仍有独立的学术自由，发展出心学对抗理学）。此时的城市商业文明更进一步发展到了王朝时代的顶峰：城市中打破了市与坊的界限，大大开拓了国内的商业发展；在丝绸之路断绝的情况下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方沿海商贸城市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产业链日趋扩大；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文化教育不断发展，南方经济在长期和平和北方移民的帮助开拓下日渐繁荣，慢慢超过北方承担了华夏文明的延续的任务。

但经历过崖山之后的华夏文明出现第一次断层，在少数民族暴力统治之下的统治愈发专治，明清时期小农经济逐渐形成。客观上是由于自宋代引进推广占城稻（棉花）、明代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后土地对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导致对外扩张和贸易的需求降低。主观上由于统治者为专治的便利开始实行路引制度、户籍分类降低商人的地位等专治制度限制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交流，这在客观上又限制了工商业和技术的进步，导致其发展困难；同时不断放宽的自宋朝放松的县城以下不允许设立贸易市场的禁令，使城市的市场调节和资源集聚效应崩溃，产业分散崩溃，人力被土地束缚。清王朝更以小族统治大族，为了防止思想的分散可能的反叛实力集聚，更是大力推崇小农经济，压制工商业和城市发展，清中后期的王朝统治者越发闭关自守，关闭了除广州之外的海上贸易）。

小农经济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不增反降，人力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但人口飞速增长的同时单一的土地产出有限，没有对外交往，导致生活水平无法上升。农村地区的长期低水平劳作，人们的思想越发愚昧和保守。难以想象，在之前的商业文明中，社会生产力领先世界的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首先发明了交子这一纸币用于商业贸易，却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慢慢走向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突飞猛进之际开始闭关锁国、压制工商业。这些政策带给这个国家的是工商业发展的思想萎缩、资源被土地束缚，生产力徘徊下降、国内人民生活长期贫困、国民思想愈发愚昧保守、社会没有活力。

中国城市在同时期西方开始工业革命的“羊吃人”的城镇化运动中反而开始了奇怪的“散沙术”，城市人口不断逆潮流回流到农村，城市化率甚至到了低于10%。闭关锁国没有了科技学术发展和民主进步思想与外界的交流；小农经济导致没有了对产业技术的动力。最终结果是使中国在世界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展、民主运动兴起的大时代里潮流的被孤立而落后，国家贫弱、管理混乱、缺乏活力导致此后的内部反叛和外敌侵入。

清之后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思想文化解放的时期，民族工商业在积极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下稳步的快速发展，但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中断。在中国人民经历重重苦难最终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之后站起来后，又过于建国初期过度的模仿苏联采取过度单调的经济制度压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活力。

改革开放后在农业大包干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被压抑的中国人民在80年代迎来思想文化解放的同时，再次展现了无限的商业活力。改革之初，中央实施财政大包干的政策下一些传统上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如苏南的乡镇企业和浙江、广东等地的县域企业产业链迅速形成，在地方县政府的扶持飞速发展起来；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确立开始推动城镇化带动投资、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新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一步借鉴日本和“四小龙”发展出口加工贸易发展经济的经验，在自己原有产业分布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优势的人力资源利用和吸收国外海量投资和先进技术，成为全球经济产业链上的重要要一环，成为继日本之后的更大的“世界工厂”，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过40年的发展，以各地城镇为中心的工业产业链快速形成，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市民的民主法制科学思想不断传播、思想也越来越开放进取。一批城市借助区位优势不断恢复活力并相继崛起，成为国内和世界上极具发展竞争力的中心城市。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美好愿景下，民族复兴想见不远。但中国的基本国情任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十四大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还有许多不足和问题，金融和财政政策在融合调动资金和调节国内收入分配上还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有很大差距，政治和经济改革还任重道远并进入利益纠葛的深水区。

同时期我国城市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城市的重复性建设和过度、非理性开发给国家长远发展带来了很大隐患。去年，党中央制定了一批着眼长远的决策，包括以千年大计的眼光和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作为未来城市发展样板，引领中国北方城市群的合理发展和复兴。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千年前繁盛于关东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的那些千年名都重镇的重新崛起，重新看到了千年前我们民族的自信和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