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音乐交流在时代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论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音乐交流在时代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梁志怡 林运国

摘要：鸦片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为了争取自强独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乃至革命，最早从封建统治者自身的清政府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变法”梁启超、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改良派，再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最终到毛泽东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府，中国才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这一系列政治变革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得到了不懈传播并深入人心，时代文化大步向前，这离不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音乐交流才促进时代文化发展方面的深刻作用。本文将以中西方音乐交流作为切入点，从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西洋器乐、乐曲、音乐理论的传入普及这两大方面深入探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时代文化是如何受到中西方音乐交流而变革前进的。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重视中外音乐交流对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不仅要提升祖国文化软实力，也要建设好全人类和谐文化家园。

关键字：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音乐交流、时代文化

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时代文化概况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在政治上激起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完整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中国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鸦片战争在中国经济上的激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特别是鸦片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以及外国人广泛在中国设厂，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激起人民的反抗。

本章重点解析鸦片战争后中外文化交流对时代文化的影响。首先是晚清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康熙、乾隆时期的外国人来华仅限于做皇帝的私人家教，而鸦片战争后国门已开，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广泛地出现，这引发了基督教思想和儒学的冲突，所以传教士首先对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伦理观异同进行比较与会通,力求基督教教义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其次进行“学术传教”，通过翻译、编著中文期刊和书籍等介绍西学，同时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经典；最后通过推行“以学辅教”策略兴办教会学校,意图通过教育手段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传教士的活动造就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性，既融入了殖民主义的宗教文化，又渗透了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进作用。

其次是欧美留**的兴起，中国人第一次出国留洋是1872至1875年间清政府派出的120名留美幼童，此外，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至1897年四次派遣留学生111名。为中国近代化做了极大贡献的早期留学生中就有“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也有为西乐东渐作出具体努力的黄自。另一方面，陈季同写作《中国人自画像》生动而富有情趣地诠释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增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实现了以留学生为媒介从单一输入到双向输出的根本变迁。

由此可见，民主思想的火苗在中国这片土地迅速燃烧，从清政府洋务派到梁启超改良派再到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民主思想在政治上渐渐得到实践。尤其“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民主”、“科学”是1919年青年爱国学生所提出的口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进步思想深入人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干部上的准备。

其后到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传播的方式又发生了变化。现代交通运输和科技的进步，大大加强了中国同国际的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产业迅速建立，文化教育空前进步，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的文化产业成为当下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目标。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的时代文化是不断进步的，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有所作为，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二、近代中西方音乐交流——我国音乐形式的发展与演进

（一）我国传统音乐艺术获得改良与发展

从历史进度看来，中国传统音乐的发源、演进、流变、衍生下来的音乐文化形式中蕴含着中国沉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浓厚的素养与情怀，传统中国音乐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变，沾染了朝代的韵味和风气，展现出极高的本民族特征，其音乐表现形式由中国独有的乐器进行演奏或者弹唱，比如丝竹、石器或者各式木材，经过一番演化，其审美价值在乐器外观和内里方面都获得了极大地改进，加之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互相融合，其传播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从传播媒介性质和地域模式上的不同和差异看来，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口语传播、乐谱传播、电子传播等三个重要时期。而其按照音乐内容或者内容的个性化表现可以划分为民乐（民歌、歌舞、戏曲、器乐等）、宫乐（历代宫廷音乐）、宗教（佛道儒教派音乐等）、文人音乐（古琴、词调等）四大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音乐有一显著特征即服务于传统的民俗活动，以民歌、歌舞、曲艺、戏曲、器乐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民间村落、乡间田野、寺庙道观、邻里街道等文化繁多的群落划分中构成了具有地域差异性、形式多样性、风格丰富性，涵盖人民群众生活从小到大、从生到死、悲欢离合、荣辱衰败的传统音乐文化体系。1

以二胡为例，到了明清时期才广泛地流传开来，该种乐器逐渐也成为民间戏曲的主要弹奏工具。发展到近代以来，才改名为“二胡”，由于二胡的广泛流传的普遍性以及十分具有民乐的特点，所以在民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打开，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人们逐渐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民乐的发展，自此二胡的音乐地位也得到了上升。随着经济的进步，各类艺术学校的兴起以及对民乐的重视，许多学校也开启了二胡的相关专业，二胡也由早前的拜师学艺，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变成了规范系统化的学院派教学，从根本上发生了质的改变。在国门的不断打开以及音乐文化的碰撞，二胡艺术逐步与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有了更深的交流，也开始构架了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二胡文化。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瑰宝，那就是琵琶，琵琶是中华民族弹拨器乐中最具表现力的乐器之一，以其悠久的音乐文化历史而引人注目。琵琶在近代之前一直都是以伴奏乐器的方式存在的，在20世纪初著名的音乐家、教育家、演奏家刘天华先生对其创作，演奏进行了调整，完全是借鉴了十二平均律的标准。从此，琵琶进入了现代化的行列。

以另外一种音乐形式“戏曲”的视角切入观察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发展。戏曲对于20 世纪百年时间里中平淡国人生活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表现。特别是至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戏曲被视为可以“救国家、开民智”，是普天之下所有世人最乐睹乐闻、乐于所见的艺术形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阶段内，它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甚至由从社会教育工具转变为阶级斗争利器，指导着数亿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艺术审美。回顾中国戏剧研究在20世纪的钻研历程，经过王国维、吴梅、叶德钧、钱南扬、王季思、张庚等学术前辈的努力，给后辈留下不可磨灭的硕果。而如今，“戏曲”是国际性戏剧形态下中华民族戏剧的一个重要支流。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戏曲研究书目提要》统计，目前中国戏剧史著作有 59部之多。2

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与形式实际上都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趋势与状态，其作为在历史上生成并传承至今的音乐文化形式，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内涵取向与思想价值认同，是中国人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的传承手段。在鸦片战争以前“传统音乐”就是指中国音乐的全部内容，而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进入近现代历史时期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大程度的碰撞、冲击、磨合，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理念、思想感受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力。在音乐方面，西洋音乐文化以西式军乐、教堂音乐、学堂乐歌等途径在我国传播开来，传统音乐的生存空间一步步受到挤压和对抗，使得在当时中国传统音乐在构成类型与内容上发生了改变，打破了传统音乐一家独大的局面，形成了西洋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以及西洋音乐与传统音乐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式音乐”三足鼎立的局面。

（二）西洋音乐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

西洋音乐以优胜者的姿态出现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其具备成熟稳定的创作体系、不同阶层的艺术审美、透露着哲学等学科的思维方式，以各种各样的传播路径和手段进入了中国，类似于钢琴、小提琴等迅速在“上层社会”产生轰动。随着晚清 “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的尝试和展开，在当时的中国，但凡受到教育的人，无不受到这一音乐文化的重要影响。西洋音乐进入中国百余年，在改革开放之后蓬勃发展。绝对的西化产物很难被中国的审美观全盘接受，因此，西洋音乐的本土化嬗变从进入中国伊始就悄然进行着。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西洋音乐”在中国的发展从其创作，到演奏，再到教学，再到受众，已经从二十世纪初的绝对的“西洋化”转变为全盘的 “本土化”，其标志为，西洋音乐已经作为本土化的创作形式，流通全国乃至全球。直接地讲，当代演奏、演唱的 “西洋音乐”形式的作品，已经由本土作者创作出来，并加以流行。其进程大约分为: “学堂乐歌时期”“新时期成立后三十年间”“中国先锋乐派的兴起”等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有其各自的鲜明特点。学堂乐歌时期的创作特点是: 运用西洋旋律、填写汉语歌词、普及基础教育、推广西洋音乐理念，在国人 “不以词害意”的思维模式影响下，首先以朗朗上口的歌词使学习者和听者达到音乐意境，再熟悉其旋律，然后潜移默化地使学习者和听众接受和欣赏西洋音乐的特有和声体系。以 《送别》《大中华》《尚武精神》等等作品为例，均得到了迅速的推行，这些作品以其新颖的和声和乐音体系，影响了黄自、赵元任等一批民国时期的进步作曲家，在黄自先生的 《思乡》中，可以明确地感受到钢琴部分对于肖邦的模仿，而赵元任先生的 《海韵》，则无论从表现形式、钢琴织体，尤其是数字化震音的演奏要求上，都有着明显的借鉴舒伯特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主流审美、宣传导向的重心发生了巨大而积极的转移和集中，歌颂新中国、共产党，描写民众新生活、新风貌的优秀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也很快被受众所欣赏与接受，乃至于追捧，和词而歌不再能满足音乐欣赏和音乐活动。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完成了蜕变，西洋音乐已经从形式转化为单纯的创作手段、演奏乐器，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认同并融入西洋音乐主流创作的行列，与此同时，西洋音乐对于欣赏者，也由于其本土化的变化，尤其是民族作品的大量产生而从纯粹的 “舶来品”模糊地理解为 “中国曲调”“洋为中用”。

进入80年代后，西洋音乐随着政治风暴的结束，奇迹般地被推崇者们推上了 “神坛”，人们把 “高雅” “文化”这样的褒义词语与西洋音乐联系在一起，西洋乐器的学习成了 “时髦”的代名词。20 世纪 80 年代，音乐剧传入中国，以其震撼的舞台效果，新奇的表演方式，优美的曲调旋律，成为了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舞台表演艺术。1982 年，中央歌剧院创作了中国的第一部音乐剧《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中国的音乐剧正处于萌芽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音乐剧在 2003 年成功引入《猫》《悲惨世界》《歌剧魅影》等西方作品后，在中国的成功上演，使得中国的音乐剧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西洋音乐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创作体系，也具有了固定的受众群体，中国西洋音乐的走向也随着西洋音乐的整体走向、美学观点进入了新的纪元。西洋音乐的整体发展不但需要中国文化元素，中国西洋音乐的创新与影响。以推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哲学系想为前提和目标的西洋音乐创作，引领以传统西洋音乐形式为基础的新的创作目的，是为中国新一代音乐者的目标。

三、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音乐交流在时代文化发展中的影响

中外音乐的交流历史比较久远,隋唐时期这种交流就已经十分繁荣,为我国后期顺利开展中外音乐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终于在清朝末期,各地开始崛起新式教育学堂,秉着将外国文化为中国所用的教学理念,使得西方文化在我国迅速传播,而学堂乐歌作为中外音乐的最大交流转折点,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并使音乐教学形成了良好开端。中西方音乐交流反过来也提升了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

（一）鸦片战争以来中西音乐交流在中国国内的影响

首先，最早的中外音乐交流促进了白话文的传播，普及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推动民主运动向前发展，同时，把西洋乐器和音乐理论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保守的国家，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容易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新思想，何况在传统社会中，只有有钱的地主阶级才有受教育的机会和资本，人民群众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文盲覆盖率极高。学堂乐歌所选用的曲调虽然来自外国，但旋律好听又简单，此外还填上了通俗易懂的白话词，以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作为歌词的主要内容，朗朗上口，小学生和工农阶层都能传唱。这就使得当时许多普通人接触不到的先进文化思想潜移默化地广泛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推动了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主革命向前发展。

其次，中西音乐交流促进了中国特色音乐文化的交融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欧亚各国携手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举措，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旨在通过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机制，打造区域合作平台，通过高扬历史文化符号，借助“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高度文化融合性的人类交流事实，激励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认关系，共创“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我国本身就有波澜壮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多民族的灿烂文化，西洋乐器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我国的艺术家运用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塑造出一批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作品，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舞剧《红色娘子军》等，都是在国际乐坛上代表中国的音乐符号，也是中国人民引以为豪的经典佳作。如今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在所难免，在“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战略环境下，中国应在对外交流中不断实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完善。

最后，中外音乐交流对我国音乐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学堂乐歌将西方音乐理论更好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 有力地促进了西方音乐在我国的推广和传播。受此影响, 我国开始对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研究和探索并朝着现代音乐教育的方向迈进。改革开放以来，官方举办音乐表演、音乐竞赛，社会团体积极响应，展开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推动音乐教育的发展，也是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地不断提升，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素质提升的要求增加，个人的求知领域开始不断拓展。最终的结果就是，第一，中国音乐教育理念发生转变，重视音乐教育，因为音乐教育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辍学率。第二，我国音乐教育体系引进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柯达伊音乐教学法等先进方法，取得显著效果。第三，拓展了音乐教学思路，网络线上教学被接纳，多元文化差异被更加深刻地感知。第四，音乐教师队伍获得更专业的培养。

（二）鸦片战争以来中西音乐交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不仅给中国带来丰厚的文化财富和启迪，而且促进中国音乐文化向外传播发展，增进国与国之间友好感情，也是我国新时代任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中国的民族乐器，比如唢呐、中阮、琵琶等，已经收入世界上最好的现代音乐学院——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来自中国一流的音乐留学生把民族乐器带进了美国的爵士乐，在全球各大媒体网站或社交平台上大红大紫，令人耳目一新，国际上这样的平台有Youtube、Ins等，国内也有B站、微博等。这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乐器也可以融入到世界性的音乐潮流，这不仅是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的发展延续，也是世界多元音乐风格的突破创新。在音乐理论上，五声音阶在爵士乐里除了布鲁斯音阶的用法，也可创作中国民乐的曲调。除此以外，不同国籍、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师的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坐在一起开办讲座或者研讨会是常有的事情。中国高校音乐界已经开始重视跨文化音乐传播的“策略资讯开放”的“互动的音乐共同点”和中华民族音乐理论这两大方面。这些努力都推动中国音乐界在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不断为世界顶级音乐学院输送人才，也吸引着外国青年前往中国学习民族乐器。

中国现致力于建立文化大国的形象，加强文化软实力是重中之重。今由中国牵头重新提出丝绸之路新文明，通过构建沿路各国的平等对话机制实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互信、互认，打造以开放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尊重为理念的国际音乐市场环境，在助推地域间全方位交流合作的同时，为中华民族音乐提供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进而赢得中华民族音乐在国际音乐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对外的音乐交流和传播，向世界展示大国形象，也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和有着丰富文化瑰宝的国家。中国乐于分享文化成果，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昌盛。

四、结论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也打开了中国一直以来固步自封的大门，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开始不断的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西方开始用传教的方式开始像中国传输宗教音乐，记谱法和乐器等等。在此时，中国音乐也逐步的向外传播开来。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和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一些音乐学者及一些音乐爱好者积极的在国内开展音乐活动和致力于普及音乐教育，新式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拉起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大幕。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民间乐器得到了发展，如二胡，琵琶在一代优秀的演奏家手上，结合了西方音乐的精华，将其发展到了顶峰，彰显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至此，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中外音乐交流同时促进了白话文的传播，普及了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推动民主运动向前发展，同时，把西洋乐器和音乐理论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中外音乐交流对我国音乐教育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学堂乐歌将西方音乐理论更好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 有力地促进了西方音乐在我国的推广和传播。受此影响, 我国开始对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研究和探索并朝着现代音乐教育的方向迈进。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不仅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对西方音乐以及国际社会都具有着重大的意义。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不仅给中国带来丰厚的文化财富和启迪，而且促进中国音乐文化向外传播发展，增进国与国之间友好感情，也是我国新时代任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必然使得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愈演愈烈，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将中华音乐推向世界，让世界为中华音乐而喝彩。

[参考文献]

1.何艺.论中西音乐文化交融性发展[J].黑河学院学报,2020(11).2.李景霞.中国琵琶演奏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3.张健.琵琶演奏技法的传承与创新分析[J].戏剧之家,2015.4.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5.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论戏曲的本位传播和延伸传播[J].艺术百家,2006,(04).6.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曲研究书目提要[C].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7.臧艺兵.记谱法的变更对传统音乐传承的影响[J].中国音乐，2000(01).8.林辉真.重视民族音乐教育弘扬民族音乐文化[J].科技致富导,2011,(23):2-9,.9.田太红.漫谈近代中外音乐交流状况（1840-1949）[J].北方音乐,2020（24）.10.张杨.中外音乐交流对我国音乐教育产生的影响[J].北方音乐,2014（15）.11.魏艳斐.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中华民族音乐产业化意义研究[J].中国音乐,2020(01):179-186.12.贾安琪.中国音乐的跨文化教学与传播策略[J].当代音乐,2020(12):154-156.1 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2 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论戏曲的本位传播和延伸传播[J].艺术百家,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