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华新作《第七天》

作者：gjzbb | 发布时间：2021-01-03 06:32:17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为沉默的生活而书写-----评余华《第七天》李丹1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市 230000 【摘要】七年磨一剑，《第七天》如平地惊雷一般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余华在新作中，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摆脱了传统的文化的桎梏，于荒诞之间揭开了隐藏在“无处葬身”故事背后的隐蔽力量，在多种叙事手法的转换之间传达出了对于历史和时代的反思。这种认识现实、反思现实、超越现实、预言现实，为沉默的生活而书写的现代反抗意识再次坚定了他的民间立场，也使他走上了越来越现实的道路。

【关键词】死无葬身之地权利叙述策略现代反抗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 <简介>李丹,硕士，安徽大学，在读，现当代文学方向。

电话：***；邮箱：lidancrown@163.com Writing for the silent life---The review of Yu Hua"s "seventh days".[Abstract]Seven years grinding sword, 《Seventh days》appears in public like a clap of thunder.In this new book,Yu Hua gets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imagination of a powerful and unconstrained style, exposes the power hidden in the story of " No place to be buried” in the absurd, conveys the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and the times in the conversion between the various narrative techniques.His realistic attitude: recognize the reality, reflect the reality, beyond the reality, prophecy the reality and the modern revolt consciousness of writing silent life, reaffirms his folk stand, embarked himself on a more realistic way.[Key word]Come to a bad end Right Narrative strategy The modern spirit of revolt 修改意见: : 文章就当代作家余华的小说《第七天》进行了论述。

文章论点集中，思路清晰灵活，分析到位，表述流畅。

不足：正文文字多有不妥，如“一”第二自然段中：家破人亡凄凉的（应为“地”）死去、第三自然段中：已经被社会剥夺的（应为“得”）一无所有了、但却“不由自主”的（应为“地”）走向了……，第四自然段中：……中下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周而覆辙（疑为“周而复始”）的命运；“二”第一自然段第一句多“把人”、而是有自我意识的（应为“地”）探索……；第二自然段开头：在余华在（应为“之”）外；文章此后还有 1 李丹（1992-）,女（汉），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硕士在读，安徽亳州人，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

不下8处“的”“地”混用，建议作者有些“的”可以删去，文意不变。

建议：修改不足后，可采用。

关注“宏大叙事”是中国文学的一贯立场，“历史”、“乡土”、“家族”、“革命”是这一视域中不可缺少的议题。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裹挟着政治转型和市场化经济大潮带来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一直试图在主流之外寻找到“别样的声音”。余华无疑是伴随着这种寻找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1984 年，余华带着自己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登上了文坛。这位在医院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凭借着自己对于“生命”这一母题的独到体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探索之旅，也打开了一扇新的文学之窗。

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年有余，余华只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和《第七天》。但这些仅存的硕果每一次都历经艰难，艰难在作家经过数年思考才累计出一篇字数并不多的作品，艰难在每一部作品在评论界都能引起轰然大波。在《兄弟》历经了洪水般的好评和非议的七年之后，这位一直在默默凝视着“生活”的作家，顶着更多的责难将《第七天》推到了读者面（删去的）前。在《第七天》中，余华再一次以“贴地”式的写作方式传达出了其“为沉默的生活而书写”的宗旨，成为了当下中国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作家。

一、《第七天》以《旧约•创世纪》“神”的安息为序幕，讲述了一个游魂死后七天的见闻。小说的主人公叫“杨飞”，反过来读是“飞扬（杨）”，但“杨飞”的人生并没有“飞扬（杨）”起来，相反这个充满了诗意的名字负荷了一个沉重的人生。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并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划分各个章节。在这样的框架中，小说的前三节合为一体，记录了杨飞对于自己的死因、婚姻、和身世的回忆，以“第四天”为界，故事以杨飞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游历为线索，完成了文本对“死无葬身之地”的构建与认同。

“死无葬身之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类似于诅咒的话语，以示某人恶事做尽，终有恶报。但在《第七天》中，它却成为了地狱中的第二个天堂，成为了庇佑游魂们的栖身之所，这种对于传统文化强烈而又反叛式的改写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游魂们为什么不得不“死无葬身”？杨飞们为什么摆脱不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命运呢？这样的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样板戏中赤贫的“佃户”：因为还不完的地租而借了“驴打滚”的高利贷，最后不得不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凄凉地死去；这样的问题一提出来，也就颇具有“底层书写”和政治审视意味。时代在变迁，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却并没有被改变。作家余华在这里扮演的更像是一位社会学家，他一直孜孜不倦的在探索着：“苦难”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上帝和这个世界的存在是否合理？把余华的长篇小说放在一起，《活着》可以看做是“农民”被命运挤压入干涸的土地却拼命挣扎的故事，《许三观卖血记》可以看做是工人阶层被剥夺的一无所有而卖血的故事，《兄弟》可以看做是市场化经济大潮对“土豪们”的吞噬，而《第七天》则可以看作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线间杂“农民”、“工人”、“土豪”为辅线的时代“死亡志”。

那么在《第七天》中，让以杨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鼠妹和伍超为代表的农民工，以李月珍为代表的普通市民“死无葬身之地”的“不具名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小说的第一节讲到杨飞要到殡仪馆把自己烧掉，“A64”的预约号只能坐在配塑料椅子的普通区，不能坐在有沙发的贵宾区。这样一个看似不显眼的细节就像一个闸口一样，它开启了小说所有“不

平等”的人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使小说从表层走向了深刻与宽广。“杨飞们”在来到“死无葬身之地”之前，已经被社会剥夺得一无所有了，不管是从物质到精神，还是从从肉体到生命。作为一个从火车上掉下来的孩子，杨飞被铁道工人杨金彪所收养，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被寄居于生父生母家中时亲人之间如兽类般的争吵所割裂；与李青之间美好的婚姻终究是爱情在诱惑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为了给养父治病，他又辞掉了工作、卖掉了房子、花掉了所有积蓄，最后一场莫名的餐馆爆炸案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杨飞就像芸芸众生中每一个普通人，一直在竭尽所能的想把生活过好，但却“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一无所有”，走向了“死无葬身之地”。

当一个人身处在一个不断努力却不断被拒绝，不断希望却不断被绝望，越生活越艰难的社会中时，任何一粒尘埃都会成为压倒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像“鼠妹”为了男朋友给自己买了一部假苹果手机而选择跳楼自杀一样。余华在冥冥之中揭示出了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中下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周而复始的命运。《第七天》所要表达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小说还揭开了蒙在隐藏在“张开嘴巴吞噬人的社会”背后、被赋予了杀生大权的“权力”和“金钱”的面纱。金钱在小说中就像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买到安息的墓地、可以买到李青的婚姻、可以买到亲人们的“封口费”、可以买到上访者不再闹事。不过两两相较，“权力”似乎更胜一筹，当富人贵宾们在高谈阔论谁的骨灰盒和墓地最贵时，“市长”被引入了代表着更高地位的豪华贵宾室，“贵宾们没有了声音，豪华贵宾室镇住了沙发贵宾区，金钱在权利面前自愧形秽” [1]。但让人发笑的是，象征着“权力”的“市长”据说并不是因工作操劳过度去世，而是死在了嫩模的床上。但为了“市长”隆重的葬礼，城市封锁了道路，导致了连环车祸的发生。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市政府”也是手段通天，可以强拆居民住宅，可以报假新闻，可以谎报政绩，做出了许多超越现实底线的荒诞事。余华在这里运用了文学的独特性把大量的新闻素材漫画式的集中到了一点来发力，深入底里的探究“变化之中的不变性因素”，显示出了没有轮回的苦难人生，以及造就苦难的恒久不变因素。

二、就像恩斯特•卡西在《人论》中所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我们应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2]，读《第七天》很容易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小说在一团浓雾中揭开面纱，仿佛进入了一场似是而非的梦境，不过主人公没有变成昆虫，而是化为了一缕游魂，这一抹游魂也不再局限于狭小的房间中，而是探索起了死后的未知世界。余华也正是借用了卡式的超现实荒诞手法勾画出了一个无所皈依的灵魂的七天漫游历程，以它的记忆为桥梁勾连起了两个有巨大反差的世界--“现实世界”和“死无葬身之地”，直抵叙述的核心。

在当代文坛中，擅长并常用荒诞手法来表现现实的作家还有阎连科。作为同样擅长表现“苦难”的作家，两人对待写作（删去的）态度如出一辙，阎连科曾说过：“今天我们的一切写作经验都没有生活本身更丰富，更深刻，更令人不可思议。一切写实都无法传达生活的内涵……使用任何狂放、细腻、周全的写实手法，所表现的所谓的写实，都显得简单、粗浅、小家子气，使写作者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们不得不借用非写实的手法，只有用超现实的方法，才能够接近现实的核心，才有可能揭示生活的内心” [3]。而余华在《第七天》的研讨会上也更明确的点出了自己的这种态度：“06 年我写完《兄弟》下部的时候，有多少人说小说是虚假的，现在没有一个人认为《兄弟》是虚假的，这次我拿出来的全是你们熟悉的事情……我就是想在不大的篇幅里，把今天的中国集中表现出来，到了 2012 年和 13 年的中国，我们的现实比 05 年、06 年更加荒诞，你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我们时代中那么多荒诞的事情集中起来” [4]。因此，《第七天》的宣传标语就是“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

为了更深的扎入现实土（删去的）壤，余华在《第七天》中还采用了夸张、讽刺、对比、寓言化、极致化、奇景化等叙述策略。小说采用了“放大镜”和“显微镜”的视角，以杨飞、杨金彪、鼠妹、李月珍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呈现人性善的一面，以“市长”、“市政府”为代表权力阶层处于被全盘黑化的状态，前者就像文中反复提到的“雪花”一样美丽、温暖、纯洁，后者则集中了社会所有的污点，如幕后的黑手一般操纵了所有的罪恶和骗局。这种纯善与丑恶的鲜明对比，将政治和民众放置到了两个对立的极端，传达出了强烈的反思意味。有不少评论家基于此点，批评余华没有肩负起一个作家的责任，让绝望淹没了希望。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小说在极致化的放大与缩小之间坦露出的并不是作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出走与叛离，而是作家置身于政治与人民的立场之外，将善、恶都汇聚到一点，对两者的碰撞和冲突做出的大胆假设与预言。这种“错位”化的叙述拉大了“文本现实”与“社会现实”（删去的）的差距，深刻揭示出了小说的精神内质，隐喻出了中国式政治文化氛围以及社会变革的迫切性。

三、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少年“堂吉诃德式”的旅行到《第七天》中游魂的七天游历，余华的写作越来越现实了。他在有意或无意间保持着与实现的距离，避免在作品中出现过度的弘扬与赞美；他也越来越呈现出“向下看”的趋势，关注游离在“人民”之外的“边缘人”；他以一种清醒的现代反抗精神，紧张的关注社会现状，以笔为工具，立志创作出一部能够使国家和时代疼痛的作品，毫不讳言《第七天》做到了。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呈现出了许多不良态势（删去的）：我们越文明，越发展，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大。但谁也没有办法的阻止社会文明的车轮向前进，没有办法弥补这样的前进给人类带来的黑洞。相比过去，今天我们要承受的更多。在余华以前的作品中，我们的祖辈贫穷的是温饱，他们为了生活，像福贵一样低下头颅，像李光头一样为钱癫狂，像许三观一样去卖血。在今天，我们贫穷的不仅是物质而且是精神，英国经济学家汤森（Peter）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相对贫困”的理论，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加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倡导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5]。在《第七天》中，底层人在贫穷之中承担了更多所谓发展带来的恶果，他们除了丧失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还丧失了血缘亲情，丧失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永远重复着无法挣脱的噩运。

（删去的）现代反抗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曾把它描绘为：“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 [6]。多年来，余华一直在努力突破现实，挖掘变化社会中的不变因子，社会在合理范畴之内的不合情理之处，并尝试以更新颖、更合理的方式将这种发现放置到文本之中。但《第七天》中新闻材料的运用却引出了不少争议。其实，纵观二十世纪整个大背景，文学创作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一直很微妙。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了更多的接受信息的渠道，文学受自身特性的限制，它的及时性、纪实性、娱乐性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新闻媒体，不能再与现实同步，“生活比文学更精彩”应经成为了一种普遍认知。十年文革也贻害深远，阎连科这样评价过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文学：“二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走的是艺术加安全的道路。因为艺术，所以安全；因为安全，所以艺术”[7]。《第七天》这种夹杂着社会热点、依旧贫穷着的“危险”书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文学自身新的逃离，它在虚拟化的手法中呈现出了社会可能面临的“极恶”一面，提醒着世人在生活中、在前进中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人”。而这种夹杂着温情和希望的反抗，为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也为我们的文学精神所需要。

《第七天》饱受诟病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觉得先锋作家不能够把握宏大的现实题材。但有趣的是，历史已经以“五四文学”为例，告诉过我们：“文学可以醒世，但文学不能救世”。作家反击现实，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责任，但同样因为作家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他只能做到是展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或者说，现实根本无法告诉作家应该如何去解决问题，因为没有一束光明能点亮整个社会。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出发，当原本应该作为普适性情感的“爱”与“人性”变成支撑小说精神力量的内核时，人类精神的殿堂已经出现了坍塌。这不是余华所面临的困境，也不是先锋派作家们所面临的困境，而是整个作家群体所面临的困境。文学要想打破现存的瓶颈，需要的是更多的尝试、更多的出走与反抗，更多的现实反抗精神。

天才和疯子在更多（删去的）时候只有一步之隔。余华曾经说过，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缺乏两个品质，一是独立性，二是批判性。在《第七天》中，余华为自己保留了这最可贵的两个品质，改变了作家“宁可求助于文本的虚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 [7] 的普遍弱点，在错位中再现了中国式政治文化中的荒诞“悲喜剧”。余华的这种接受现实、反思现实、超越现实、预言现实的写作态度和现实主义精神使他打破了沉默生活的沉默一面，揭示了沉默之外的残酷与非理性，为“困在铁屋子里”的人发出了呐喊之声。

[1]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第 14 页.[2][德]恩斯特•卡西.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 34 页.[3]艾读，阎连科.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受活”.据阎连科作客新浪网采访，详见: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38005-21889.html.[4]张清华，张新颖.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3(05).[5][英]Townsend Peter.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第 1 页.[6]《鲁迅全集》编委会.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 214 页.[7]阎连科.写作最难是糊涂【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 16 页.[8][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 1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