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篇）百年xx的廉洁故事汇编

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汇编（30篇）

目录

1.“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 3

2.清正廉洁，公而忘私 4

3.为六角钱作检讨 6

4.贺龙坚持官兵一致 8

5.陈毅的“管住自己” 9

6.“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0

7.刘少奇严待子女 11

8.彭德怀拒特殊 14

9.刘伯承反对搞特殊化 16

10.黄克诚：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老百姓痛恨的事 17

11.王树声：三拒建新房 20

12.张云逸：党员就要严格按党员的要求来行事 22

13.“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 25

14.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 27

15.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29

16.在廉洁奉公上“以身先之” 31

17.管钱管物更不能搞特殊 33

18.凡事不能超越制度 35

19.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 37

20.作为党的干部，不能违反纪律，不能搞特殊化 40

21.不允许占公家便宜 43

22.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46

23.“爱和严相结合”的家风 49

24.严慈相济育家风 52

25.主席去作报告 55

26.总理拒进家门 58

27.总司令的两封信 61

28.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64

29.廉洁奉公一身清 66

30.廉洁守法的楷模 69

“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

50年代初期，徐向前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去的时候正值初夏，他们身着薄军服，随身仅带了一套普通料子便衣。到了莫斯科，由于购买武器装备的谈判进展缓慢，代表团在前苏联一住就是4个多月。莫斯科的气温比北京低好几度，刚进入9月，天气就已经很冷了。徐向前和同去的代表团成员把带去的衣服全穿上了，也不能抵御寒冷。负责管理生活的同志向徐向前请示，计划在莫斯科给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徐向前考虑到这要花去许多国家外汇，决定让使馆的同志告诉跑莫斯科的信使，请他把军事代表团成员家里的冬衣捎来。并特别嘱咐那位同志：“我家里有一件大衣，你帮忙取来。”有同志认为，买一件大衣也不值几个钱，就对徐向前说: “徐总，还是给你在莫斯科买一件吧!”徐向前说：“我家里有大衣嘛，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呢料贵，做工也贵。如今，每一块钱的外汇，我们都要付金子呀！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钱，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就是将来富裕了，不该花的钱也不能乱花。”他还说了一句名言：“历览前朝兴与亡，成由勤俭败由奢。”

清正廉洁，公而忘私

一生清廉、公而忘私的方志敏，为了革命，他能够坚持在清贫的生活里追求理想，不贪图高官厚禄。1935年，在北上抗日过程中，他率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堵，而他又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逮捕时，敌人竟然在他身上只搜到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大失所望的国民党兵怎么也不能相信，领导赣东北8个县根据地的苏维埃主席，被国民党悬赏费就要8万元的人，身上没有一文钱。

然而，事实真的就是这样。手上握有巨款的方志敏始终把自己看成穷人的主席，他身上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每日的伙食费，也仅仅只有7个铜板。他认为：革命的钱就要尽量节省，该花就花，不能花的坚决不能花。

在方志敏眼里，只要是党的经费，哪怕一分一厘，他都要锱铢必较，但当革命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碰到难处，哪怕花再多的钱，他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努力为他们解忧。曾经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参谋长的乔信明，一次在江西贵溪与敌人作战时腿部负伤，伤情危及生命。医生来了，看到乔信明的生命危在旦夕，决定将他的伤腿锯掉。醒过来的乔信明得知医生们的决定，一再恳求不要锯掉他的腿。他说：“失去一条腿，我还怎能行军！怎能打敌人！”万般无奈之下，医生把乔信明的情况告知了省委，他们希望省委能够拿出意见。

信转到方志敏的手上，他立即批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腿。”他还对具体负责的同志讲：“如果药在苏区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

乔信明的腿保住了。他做完手术后，深深地感激党，感激组织，并在以后的对敌斗争中舍生忘死大义凛然。

方志敏不仅认真对待党的事业，而且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那时，根据地生活异常艰苦，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他在冰天雪地里穿着薄薄的棉袄，脚上长年穿着一双草鞋。为抵御寒冷的天气，他在脚脖子上裹上许多棕毛和棉花。他的薄棉袄，由于长年跟随他行军打仗，许多地方都露出了棉花，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没了棉花，寒冷的北风呼啸着钻进他的身体，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有些同志想给他换换那身破棉袄，他总是讲：“队伍上还不宽余，能节省就要尽量节省。节省一点，乡亲们就会少一点负担。”方志敏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彰显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为六角钱作检讨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设在红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为了改善红岩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一天晚上，办事处的同志围坐在红岩村救亡室里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应董必武的要求召开的，会议开始后，董必武取下老花镜，翻开笔记本，认真地看了看大家，就开始作检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的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董必武翻看发票，都是买菜、买米、买煤、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就签了字同意报销。所长在报账的时候，办事处的出纳却发现有六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这件事情完全是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按理说，发现后纠正过来就行了，但董必武为此十分自责，执意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董必武在会上说：“同志们在生活上这样勤俭节约，但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错误，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

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董必武继续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六角钱这件事情，起码说明我的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对办事处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我必须为此作深刻检讨。”

贺龙坚持官兵一致

1928年冬，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吃不上一粒盐，喝不上一口稀粥。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大一点盐巴，给贺龙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尝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贺龙微笑着说：“我们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贺龙很生气，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接着叫他们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工兵连住。

陈毅的“管住自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和项英率部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作为领导人，陈毅和项英每人保管着一些金子，陈毅深知这些钱的重要性，保管极为精心，随时缠在腰间。可是到了夏天，因衣服单薄，腰部所缠的金袋凸出来了，陈毅觉得不安全，怕给党造成损失，他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后来，陈毅把这笔经费全部分给信得过的同志保存，自己没留一分钱。我党执政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部队一名执行公务的干部打了阻拦其闯红灯的旧警察。陈毅得知后，把这个干部叫到自己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军管、军管，一是管制敌人，二是管理百姓，三是管住自己。”过后，他又补充说：“前两条好办，最难的是管住我们自己。”

“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罗荣桓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可是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他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刘少奇严待子女

“不要打着我的名义，干个人的事情。”这是刘少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有许多的不准、不许。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一直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搞特殊，这一点在教育子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刘少奇子女们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和普通百姓向来没有什么不同。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当时正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样，只能依靠很少的定量粮食生活，偶尔回家吃饭，家里的饭菜也是一样简单朴素。由于长期吃不饱饭，孩子们日渐消瘦。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不忍，便私下询问他能否偶尔给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他对几个孩子说：“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受苦，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

除此之外，刘少奇的家也是相当简朴。一次，孩子们的老师来家访，发现刘少奇的居所陈设简单，非常惊讶地感叹道：“没想到主席的孩子居住环境竟是这样简朴，简直和我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在了解了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后，刘少奇和蔼地对老师说：“希望你们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去严格管教，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迁就他们，那样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刘少奇严于律己，更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他的大女儿刘爱琴曾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写道，“不少人以为我们是国家主席的子女，肯定处处受照顾享福。殊不知父亲对我们都是从严管教，有时甚至严厉到接受不了的程度。”

1951年2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爱琴党员预备期满。一般情况下，党员预备期内只要没有犯错误就可以转正。然而刘少奇在得知此事后，却提出反对意见。他专门给学校写信，认为刘爱琴并未达到党员标准，不应该批准其转正。“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他在信中说，对自己的女儿更应该严格要求。最终，组织部门没有批准刘爱琴转正。这件事对刘爱琴的打击很大，在她的心里，自己出身好，从小吃苦，经过艰苦环境磨炼，转正本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却没想到父亲这样不近人情。一时间，刘爱琴甚至有些埋怨父亲。然而等她冷静下来，认真反思自己，回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教育，在父亲近乎无情的严厉中，她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和关爱。1958年，刘爱琴主动响应国家机关干部下放边疆的号召，去内蒙古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终于在1966年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坚持要求家人积极参加劳动。在中南海居住时，除了日常的家务，他还让家人种植果树，甚至修建房屋时让妻子王光美带领孩子们去工地参加劳动。1958年，刘少奇觉得孩子们长大了，只在自家院子里劳动还不够，便要求孩子们暑假时半天时间复习功课，半天时间去公社同农民一起劳动，并且要像农民一样“不怕热，不怕累，不怕吃苦”。

一句句严厉的话语，彰显的不只是刘少奇对于子女教育的一份苦心，更是对党和国家的一片深情。

彭德怀拒特殊

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刚半个月，湘赣两省敌人便准备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打击敌人，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然而，在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同志不同意由刚上山的红五军固守井冈山。他们认为，平江起义推迟了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现在，湘赣两省敌人主力“会剿”井冈山，相对而言，对湘鄂赣边区进攻的敌人力量就减弱了。我们红五军已经完成同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应该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同时也能配合井冈山坚持斗争。彭德怀心里也明白，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但留下的部队人少弹缺，要守必然是凶多吉少。但是，彭德怀为了顾全大局，保住红四军这支红军主力，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准备牺牲，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红五军处境十分艰苦，彭德怀日理万机，昼夜操劳。有一天，军部后勤处长买了一只鸡和半斤牛肉，想给彭德军长改善一下生活。彭德怀知道后，当即把后勤处长找来批评说:“我们又不是旧军阀，对我搞这些特殊干啥！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并责令后勤处长把鸡和牛肉送到医院去给受伤的战士吃。同时还警告说:“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就得处分你。”

后勤处长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把鸡和牛肉送到了医院，医生、护士都为之感动。

刘伯承反对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刘伯承听后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搞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有件事对其长子刘太行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一天，身为南京市长的刘伯承带着孩子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正要带着孩子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刘伯承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孩子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刘伯承给孩子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黄克诚：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老百姓痛恨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黄克诚经常教育亲戚们：“不要打他的牌子、旗子，不准利用他的关系开后门、走关系，要靠自己奋斗成才”；“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不要去做老百姓痛恨的事”。

黄克诚的家乡在xx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是一个贫困山村。由于家境窘迫，黄克诚读书全靠亲戚的资助。1920年春节过后，他考取了衡阳省立三师，乡亲们送衣、送物、送钱、送米，由哥哥用一个旧木箱挑着，送他去衡阳求学。在衡阳省立三师，黄克诚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湘南暴动后，黄克诚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于是，他和两个战友来到家乡附近的太平山上打游击。白天，黄克诚和战友在山上活动，大嫂把饭送到指定的地方。她时而用篮子装饭，装成上山扯猪草；时而用提桶装饭，假装去浇菜。后来，敌人多次围村抓人，黄克诚都是在大嫂的机智掩护下脱离险境，逃出包围圈。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黄克诚身居高位，但是大哥、大嫂一直坚持在家务农。村里人纷纷劝大哥找黄克诚谋个差事，大哥却说：“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田。”

大哥大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黄开衡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大嫂对儿子说：“你去找二叔吧。听说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大官。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好工作，找条出路。”黄开衡终于见到了时任xx省委书记的二叔黄克诚。黄开衡就直截了当地说：“二叔，我要工作。”“你的文化程度怎么样？”黄克诚问。“只读过一年书。”黄克诚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侄儿说：“不错，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黄开衡连连摇头：“我不去挖煤。我要去读书。”黄克诚说：“读书？好！就去考xx革命大学吧。”第二天，黄开衡去参加考试，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黄开衡从来没学过，根本无从下笔，结果没考取。黄克诚当时正兼任xx革命大学的校长，却并没有为他开绿灯。黄克诚对侄儿说：“我看，你还是去衡阳铁路当个工人吧，当个信号工。怎么样？”但黄开衡还是坚持要去读书。见侄儿决心这么大，黄克诚就把他送到长郡中学，在那里读完初中和高中。临行前，黄克诚对侄儿说:“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就靠你自己了。”黄开衡读书十分用功，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政法学院。后来，他向二叔提出想从岳阳麻袋厂调到长沙工作，黄克诚没有答应。

1979年国庆前夕，堂弟黄时申去北京看望黄克诚。临走时，乡领导委托黄时申给黄克诚带去30斤茶油，算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黄克诚看堂弟捎带了礼物，语重心长地说：“请客送礼不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人先正己嘛！”并叫堂弟将礼物带回。黄时申感到很为难，离开时借故把茶油留下了。黄克诚得知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按市值折钱汇给乡领导，并亲笔写信告诫家乡的党员、干部，不要再搞请客送礼的事。

王树声：三拒建新房

新中国建立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考虑，国家正在搞经济建设，到处都需要花钱，自己能为国家节省一点是一点，只要能住下，有个办公、会客的地方就行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这所房子外无围墙，屋内装饰一般，陈设简朴，只有一些日常的木质家具，和普通的人家没有什么区别。

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原来居住的大院房产转属另一单位。组织上考虑他多有不便，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有关部门的同志很重视，积极帮助王树声挑选房址。开始，规划人员给王树声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这里紧靠八一湖，近临引水河，绿荫环抱，环境幽静，风光宜人。老将军一眼就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间民房，即问这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陪同的人怕老将军看不上，就指着护城河说：“您瞧，这地方难得呀。将来盖起了新房，坐在窗下就可以钓鱼了。”王树声连连说：“嗯，不错，不错！”接下来他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来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规划人员又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四合院，也无人居住。王树声到现场看后也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的人忙说：“他们早就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浓眉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王树声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他们迟早要回来办公的。”就这样，建新房的计划一再落空。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身为高级干部，王树声生活简朴得如大别山的普通农民。他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共产党人的品德高，不但要看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则立场，更要看日常小事，小事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特别是有了权、有了大权以后。

张云逸：党员就要严格按党员的要求来行事

1954年秋天，张云逸由青岛来北京安家后，工作人员劝张老让他小儿子光东到“八一”小学去读书，说那里教学、伙食等条件比较好。张云逸不以为然地说：“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让光东多交一些劳动人民子弟的朋友，增加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这对他成长大有好处！”说到这里，张云逸还把光东叫到身边交代说：“你到北池子小学读书填表时，只填你妈妈的名字，不要填我的名字了。”光东为难地说：“如果人家问我爸爸是谁，在哪里工作呢？”“那好办嘛！你就说我爸爸失踪了……”张云逸幽默地说。

1959年秋天，光东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第四中学，后来又考取哈军工。张光东在哈军工读书期间入党之后，突然收到一封父亲写来的信。“父亲在信中称我光东同志，而且解释为什么称我同志，他说我已经是党员了，我们是同志了，要严格按党员的要求来行事。”张光东后来回忆说。“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管作战指挥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是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他还教给我不争名夺利。他本人从来不冲在功劳前头，从不为自己争成绩。”

张云逸二孙子小强，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张云逸高兴地说：“我们家里又有了一个农民，很好，我也是农家子弟嘛！”

1956年11月下旬，张云逸到山东济南视察工作。当天下午，省委统战部马保三部长陪同他到大明湖游玩，四面荷花三面柳的景色未能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返回住地的路上，马保三说：“明天，我们去千佛山、趵突泉看看。”

张云逸一听连连摆手：“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啊！”

他在济南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听取汇报，视察医院、食品公司以及郊区的农业合作社。每到一处都要召开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此时，人大常委会给他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写信人是解放军某部一名连队干部，来信反映他的家乡山东文登小屯村一位村干部，因为土地改革时的一些问题，对他的父亲于同海进行打击报复，希望人大常委会调查处理。张云逸结束在青岛的视察工作后，对青岛市委书记滕景禄说：“我还要到文登县小屯村去，调查了解一个军人家属被打击报复的问题。”

滕书记劝阻说：“现在气候很冷，您就别去了，让秘书去调查处理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些工作要向您汇报呢？”张云逸勉强同意了。

秘书到文登县后，了解了此事的前后经过和准备处理的意见。返回青岛后，把情况汇报给张云逸。他听后问秘书：“你到小屯村去看过于同海老人吗？”“没有，小屯村离县城还有30里左右，我看县里已经准备解决了，就没到村里去。”秘书如实回答说。“这个工作没有做到家嘛！这样吧！我再去一次，看看文登县的情况，也看望一下于同海老人。”

12月24日，在大雪纷飞中，张云逸来到文登县小屯村。于同海得知张云逸专程来这里了解处理他受打击报复的问题，感动得泪流满面，就要叩头致谢。张云逸连忙拦住说：“我受人民政府的委托，作为人民代表，到这里来了解与解决你的问题，是我应尽的责任，不必谢我，要谢就谢党和人民政府吧！”

在随后村里召开的群众座谈会上，张云逸认真听取了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干部的意见。他说：“我们各级人民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好事，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决不能以权压人，从私利出发，对群众打击报复更是党纪国法不能允许的。”他的话引起了群众的热烈掌声。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

这是聂荣臻元帅的亲戚、朋友、秘书给予他的评价。

聂荣臻元帅身居高位数十年，一直坚守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原则，曾有多个亲戚请他帮忙找工作等事情，他都拒绝了。

1950年7月，聂荣臻给妹妹聂荣昌写信，让她到北京相见，这个消息被他的一个表妹夫皮文蔚知道了，便找到聂荣昌，表示怕她一个人路上不方便，要专程送她到北京。此外，他还想请聂荣臻给他找一份工作。聂荣昌经不住劝说，只得同意。两人到了北京后，聂荣臻问清了皮文蔚的情况，就对自己的妹妹说：“他是来躲命的。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送他到华北革大去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原来，聂荣臻了解到自己这位表妹夫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伪乡长，因为害怕被清算，所以到北京避避风，结果，他没想到聂荣臻铁面无私，会把他送到人民革命大学去改造。后来，皮文蔚在改造中交代了过去的历史，得到从宽处理。

第二个找聂荣臻帮忙的是他的外侄李继均。那是在1962年，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严重苦难时期，很多工厂，学校都解散，停办了。李继均所在的航空学校也是停办的单位之一，依照规定，学生要转到部队去当兵，不过，李继均还想继续学习，就写信给聂荣臻，请他帮忙在北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到北京去继续学习。

聂荣臻看了信以后，非常不高兴，他写信给外侄，批评他不为国家着想，只考虑自己的事，要求他服从命令。之后，李继均安心服从分配。1967年，聂荣臻等人被诬陷了二月逆流，李继均也遭到牵连，被批判后专业到地方工作。1976年后，李继均所在的部队给他平反了。李本人就想回到原部队工作，于是，他把平反材料送给舅舅聂荣臻，聂荣臻看了文件后，对李继均说：“其他人的冤假错案，我可以签字平反，帮助安排工作，正因为是我的亲外侄，我就不能签这个字。”结果，李继均依然在地方上工作。

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

“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李先念经常与党员、干部谈话时说的口头禅。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曾先后担任鄂豫边区军事部长、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的毕业会上，李先念曾指出：“革命军队的每一个军人，特别是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大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在新四军第五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李先念特别叮嘱他身边的干部，要带头做好表率。他还多次在部队和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小油灯下“一支铅笔用得捉不住还舍不得丢”“思考问题时把灯芯拨得小小的”等勤俭节约的故事教育大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第五师警卫团的全体官兵表现得很突出。在干部中没有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战士中也没有发生拿过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事情。

在红安县档案馆内保存着一封李先念1984年10月26日写给红安县委的亲笔信，他在信里说：“今日去信，不为别事，只为今后县里来人不要给我带任何东西。买东西是要付钱的，这在党内早有规定，如果不付钱，那是占有别人劳动，这就很不合适了。请以后严格注意一下。”为何李先念会写下这封信呢？原来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老家红安县的乡亲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1984年10月初，红安县委的同志赴京看望李主席，顺便带去了红安的特产两斤天台山茶叶和10斤红安苕。11月初，县委就收到了李先念主席的亲笔信。从这封信件可以看到李先念一心为公的作风。

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1951年11月，陶铸胜利完成了广西剿匪任务，返回武汉途中，第一次顺路回祁阳老家。这次顺路还乡，再三叮嘱秘书关相生，“不要惊动任何人，买点水果作礼物就可以了。”

当天下午，陶铸就坐小船到石洞源老家去，开始乡亲们还有些拘束，陶铸就笑着叫起自己的小名来了:“我是陶猛子呀!怎么?难道还认不得我了么!”乡亲们一听，都笑了，看陶铸没半点官架子，说的话也就多起来了。有的说:石洞源山多田少，没得生活出路。有的要求陶铸多带几个族中侄辈出去，在城市安排个工作，让家乡“沾沾光”。陶铸笑着说:“石洞源山青水秀，冬暖夏凉，是个好地方嘛!稻田虽少，荒山闲土开垦不尽，还有林业，生产大有潜力可挖。不是没得出路，看你怎么想的、怎么干的”。他接着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啊!”

他在祁阳只住了一天一晚，第二天就返回武汉。秘书关相生和警卫员商量：陶铸搞革命，离家二十多年，就这样一筐水果探家吗?他们私下决定，给陶铸母亲和他哥哥留点钱，但这事又不能明告诉老人，告诉了，她肯定也不会收，便在离开时，悄悄地在他母亲和他哥哥的桌子抽屉里，分别各放了50万元(旧币，合新币50元)。回到武汉，关相生向政治部副秘书长刘云初汇报了陶铸的工作，并告诉了这件事。刘副秘书长认为关秘书这件事办得对，批示报销结账。关相生还不敢向陶铸汇报此事，便向曾志谈了这个情况，希望曾大姐能从中帮着说几句话。不料当天晚上，陶铸手里拿着100万元，走进关秘书房间来，板着面孔对关相生说:“你这是好心办了错事啊!我不是早就向你交代过吗?对私人的事情，不能动用一分钱公款。我是政治部主任，能带这个头吗?明天快把款子交上去，报销条子取回来。”

陶铸的母亲长期住在农村，他每月给老人寄30元生活费，有个时期老人埋怨钱给少了，不够用，陶铸一再恳切地对老人说：“目前群众生活水平还不高，我们干部家属生活上不能脱离群众。”有好几次，组织上打算让陶铸的母亲迁入城镇落户，陶铸都严词拒绝，说:“农村老人那么多，你们都给迁了，再考虑我母亲。”就这样，他母亲1962年病逝前，都一直住在祁阳农村。陶铸的堂弟、侄儿等十多位亲属，一直在石洞源农村劳动。

在廉洁奉公上“以身先之”

1948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著名的平津战役。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叶剑英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1949年2月2日，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同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华北局、北平市其他领导人一起进驻北平。叶剑英在领导市政建设中，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正人先正己，作为一市之长，他自己则率先垂范，克己奉公。

当时，叶剑英领导接管的旧北平市党政军机构的物资，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高级家具，有成千上万件毛毯、被服，还有珍奇古董、名人字画等。一天，军管会物资部长童陆生报告叶剑英:“现在物资部分配得差不多了。我给军委机关分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些被服和办公用具，每个领导干部都分配一些，您要些什么?”叶剑英严肃地说: “我是军管会主任，又是市长，领导接管了这些物资，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分配呀?我不能搞特殊!”

有一次，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莫文骅向叶剑英汇报说: “警备部队守卫的一座仓库里有一批车子，可战士们一辆也没有动用。他们成天跑路，能不能给他们解决几辆值勤用车?”叶剑英反问“批一些车子给他们，以便值勤，完全应该。可是，现在要东西的单位太多，我们军管会所属单位应该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宁肯咱们自己吃点苦，也要尽量把东西分给别的单位才好。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权力不能私相授受啊!老莫，你说对吗?”

叶剑英在廉洁奉公上“以身先之”，也要求下属这样做，决不许任何人“以身害之”，即使是小事也不放过。市政府有一个留用的旧职员，经常看戏不买票，戏院很有意见。事情反映到叶剑英那里，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结果这个人还有其他腐化行为。于是，叶剑英果断决定将这个旧职员开除，并要求将此事登载在《人民日报》(北平版)上，以此为例教育更多人。

1949年10月，叶剑英担任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和政委，同时还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政策，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接管工作方针和政策，仅用了43天的时间，广州就基本完成了接管任务。

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从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长女叶楚梅对父爱记忆犹新。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她满怀深情地说，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使自己确立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叶剑英还常常通过书信督促教育子女，引导并鼓励他们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管钱管物更不能搞特殊

1944年，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陈云（主任当时仍由贺龙兼任），主持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供给保障工作。由于身体不好，出汗多，衣服烂得快，他穿的那套军装补了不少补丁。管后勤的陈清泉看到这情景，就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给陈云送一套新军装来。陈云知道后，立即把陈清泉叫去，非常严厉地说：“你是只给我新军装，还是给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同志都发？”陈清泉忙说明给他增发一套新军装的理由。陈云严肃地说：“现在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马上打电话撤销刚才的通知。”看到陈清泉脸上有愧悔之意，陈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老陈，我们是管钱管物的，如果搞特殊化，不按制度办事，那还怎么能管好全边区的财政？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

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有的干部想给自己安排个好单位，也安个家，一时争房子、争汽车的风气抬头。作为xx军管会主任，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要找好房子住下很容易，可挑选的对象很多，花园洋房有的是。经过自选后，陈云连同秘书住在一所很普通的房子里，没有花园。这是国民党占领期间的交通银行职员住宅，是背靠背的两栋二层日本式建筑，面积不大。陈云住一栋，两个秘书各住另一栋的一层。陈云实际上也只住同样的一层，因为楼下一层是警卫员和孩子等人住的，坐的汽车也是接收过来的旧汽车。

建国初始，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经手钱财以亿万计，生活却十分简朴自律，那时，中财委办公处所的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里很冷，行政部门看到陈云经常感冒，便给他的办公室里配了电炉子，但他为了节约用电，很少用。他只开过几次电炉子，那都是在苏联顾问到他办公室谈话之前为苏联同志准备的。正是由于陈云的以身作则，中财委上下形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

有一年，11月10日左右，北京的气温骤降。周恩来去陈云那里，发现陈云正拥着棉被坐着办公仍抵御不住寒气。周总理看着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烧暖气。陈云却很坚决地推辞了：11月15日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凡事不能超越制度

任弼时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一生严格自律，艰苦朴素，他有自己的原则与规矩，也用这个标准规范家人、要求下属与身边的人。从他身上折射出的是共产党员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本色。

“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任弼时始终以“三怕”精神要求自己，约束家人。他再三强调：“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

刚进北京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

他的住房临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不仅严以律己，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很严格，不许他们享有特殊待遇。1946年，延安生活条件艰苦，生活实行配给制，10岁的二女儿从老家xx来到延安，她跟着管理员到仓库去玩，管理员看她非常喜欢一个粉色小本子就给了她。任弼时看到后非常生气，让女儿立即送回去，还说：“这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们不能特殊化！”

任弼时经常向他的夫人陈琮英询问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比如伙食费是不是超过了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用。他很少给孩子们买衣服，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做成小孩的衣服，大的穿完了小的接着穿，直到破烂得不能再穿为止。他经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妹妹，想让他委托xx省委给自己的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拒绝了妹妹的要求，认真地对妹妹做思想工作说：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人民做事的，不能谋私。

淡泊名利不搞特殊化，不向组织提要求，不为子女谋私利，是任弼时的做人准则。任弼时的次女任远征说：“父亲严慈相济，家训甚紧，影响后辈几代人。”

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张闻天和刘英结识于长征途中，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不论时代和生活格局发生多大改变，二人始终艰苦朴素、甘苦与共，营造了互相照顾、互相扶持的家庭氛围，成为模范夫妻表率。刘英晚年回忆起张闻天，说他生前节约，衣服领子坏了换领子，袖子坏了换袖子，同事都笑话他：领子袖子不是一个颜色，时髦啊！到使馆上班也总是先关电灯，仓库灯亮着也去关掉，到处关灯。他还说留钱给子女亲戚没好处，给多了会腐败、乱用，他们有本事自己去挣。

张闻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5年，他从苏联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夫妻二人将任苏联大使期间结余的1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全部上交给了国家。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任外交部副部长。儿子张虹生当时想报考外交学院，因对外语没有十分把握，希望父亲给分管学校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就上，没本事就别上。”张虹生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张闻天对人对己不搞特殊化，对待子女的严格更是近乎苛刻。古人云，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要留好样给儿孙。这不是他第一次拒绝儿子的请求，也不是最后一次。

早在张虹生还小的时候，他看见父亲的小汽车便也想坐一坐，面对儿子的“耍赖”，张闻天宁愿走路去上班，也不让他“得逞”。

后来，张虹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卫生条件艰苦，没多久就患了肝炎，并发展成慢性肝炎，他写信给父亲，希望回北京治病。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治得好最好，治不好就慢慢来。”这样的话语让张虹生心寒，但他最终理解了父亲。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他更要自食其力，他最终留在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治疗，这一呆就是15年，在那里结婚生子，没有享受任何作为高干子女的照顾。

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病重，虽然经受党内极不公正的待遇，被批斗被监视，他仍一再嘱咐刘英：“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张闻天逝世后，刘英将储蓄4万元连同利息169.6元作为党费上交，未给子女留下一分一毫。

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张虹生才凭政策调回祖籍江苏。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回北京工作，时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却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母亲的意见，留在南京，后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

张闻天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许就是“闻公立志解民忧，逆风疾雨劲更道。诲人不倦深得益，甘为孺牛照千秋。”的真实写照吧。

作为党的干部，不能违反纪律，不能搞特殊化

1949年6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粟裕担任南京军管会主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随后，一些亲戚、好友、乡邻去南京投靠粟裕。对来访的乡亲，粟裕总是热情接待，安排吃住，嘘寒问暖。但对少数人提出的安排工作、参军、上大学等要求，却婉言拒绝，并耐心劝说，“我作为党的干部，不能违反纪律，不能搞特殊化”。并给他们回程的路费，让他们回到家乡搞好生产建设。为此，粟裕专门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规定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其名义谋取私利，提供方便。

粟裕姐姐要求给安排一个工作，随便什么工种都行，粟裕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又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给你安排工作，是给单位增添负担，以后你就不用去工作，我来养你。”以后几十年，都是粟裕赡养着姐姐，直到她去世。

1951年年初，粟裕胞兄粟沛到南京见粟裕，兄弟阔别25年重逢。粟裕十分关心哥哥，送哥哥到医院治好了多年的顽疾，并要粟沛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改造学习。谁知粟沛不情愿：“那是收留旧职人员的地方，我不想去，我想去军政大学学习。”粟裕断然拒绝：“军政大学是高干学习的地方，人家都有多年的革命历史，你怎么行？我送你去，我要挨扁担的！”粟沛听了心有不快，但也无奈。

粟裕只有两兄弟，胞兄粟沛1949年前曾在会同县国民党政府担任财政局长、副参议长等职，但多受粟裕连累，屡屡遭到当局刁难打击。抗战时期，他捐钱捐物大力支持抗战，曾与乡绅一道组织八百会同子弟上前线抗战，在三湘传为美谈。但是，粟裕在任何时候都将骨肉亲情压在纪律之下，没有为哥哥讲过一句话，打过一个招呼。

在子女眼中，粟裕非常严厉，甚至“不近人情”，3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特殊照顾，他甚至还把子女送往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工作。

粟裕将军对亲人是这样，对子女是这样，对自己也是这样。他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一生有“五不讲究”。不讲究吃，炊事员做什么吃什么，从不挑三拣四，吃的不是山珍海味，每餐只有两菜一汤、一荤一素。不讲究穿，衣服总是烂了又补、补了又穿，一件在南京任市长时接见外国友人赶做的毛料衣服，一直穿到他逝世。不讲究行，从未动用公车为家属孩子行过方便，经常走路去上班；不讲究玩，不会跳舞、不会打牌，没有不良嗜好，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不去参加任何私人应酬，有时间就去搞市场调查、研究沙盘。不讲究住，1951年担任副参谋长时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北京一栋有两百年历史的四合院里，院落有正房厢房，房子跑风漏雨，正房他让给别的领导同志住了，自己住在厢房里。因为年久失修，人踩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夜里老鼠从地板缝里钻出来，在房间里来回穿梭，管理部门的同志见状便提议把老房子扒掉，新建几间房子，粟裕硬是不同意，说补一补能住就行了。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总后勤部对各首长住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他卧室后墙出现裂缝，才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维修。将军30多年如一日，安居陋室，恪守清廉。

粟裕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人脉、资源为家属、亲人、朋友谋取半点私利。在他的心中，组织原则高于一切，党纪党规大于亲情，党员形象重于泰山！

纵观粟裕大将的一生，其心怀天下，国而忘家，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深蕴光华、熠熠生辉。

不允许占公家便宜

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徐海东被誉为“虎将军”。从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再到抱病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徐海东身经百战。他打仗10年9次负伤，全身共有17处弹痕。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评价他“对党有一颗红心”。

由于长期艰苦转战，1940年1月，徐海东在一次干部会上作报告时，口吐鲜血，病倒在战斗岗位上。从此，徐海东人生的最后30年时光，绝大部分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55年，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他知道后深感不安，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总理深情地对他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对自己要求很严，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也推辞不要。1955年，周恩来安排有关部门给徐海东修建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却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一次，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见到徐海东时问道:“你为什么不让修建房子?”“现在有房子住，很好了!”徐海东再次拒绝修房。

作为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徐海东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他们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殊。

1925年，徐海东大女儿徐文金出生。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前妻田得斋被关进大牢，徐海东也被迫逃离家乡，大女儿被三伯父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事后，徐文金隐姓埋名，成为一个乡村人家的“童养媳”。徐文金长大后，与乡村医生高正凯结了婚。新中国成立后，徐文金得知父亲不仅活着，还做了大官，她和丈夫就计划着找父亲讨份好工作。1951年，徐文金第一次走出大山沟，到大连一家疗养院见到阔别23年的父亲。陪父亲住了2个月后，徐文金将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向父亲说了出来。徐海东沉默了许久后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殊化呢?再说，我们流血闹革命图个啥?现在农村有田地种，有房子住，穷苦的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你回到农村与乡亲们一道种田有什么不好呢?”

徐文金告别父亲，回家乡后继续当农民，夫妇俩先后生育了4男1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5个孩子因为饥饿常常生病。1962年春天，丈夫也因饥饿和疾病离开了人世，生活的重担几乎将徐文金压垮。尽管如此，徐文金从不向父亲伸手，坚持把5个孩子抚养成人。如今，她的孩子们还生活在当地，两个儿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儿子在部队当了7年兵。

在家中，徐海东从不让孩子们乘坐公家为他配的专车。徐海东说:“这个车是党和人民给我用的，不是给你们用的。”就连公家配发的信封、信纸、墨水，徐海东也一律不许孩子们用。他还教育子女，钱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家的钱，私人是不能花的;一种是自己的钱，但也不能随便乱花。

大革命时期，徐海东家族失去了66位亲人。解放后，为了纪念他们，徐海东决定修个烈士墓。尽管亲人们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但徐海东认为，为他们修墓是“自己家的事”，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他拿出自己养病和老战友送的钱，加上子女积攒的压岁钱，于1949年10月在家乡湖北大悟建成“徐海东亲属烈士墓”。

徐海东对家人“抠门”，对家乡却很慷慨。新中国成立不久，徐海东找xx省要了40多万株茶树种到大悟，如今这些茶树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树”。后来，他还筹资修通了从大悟到武汉的公路，帮助家乡建起了烟厂、化肥厂、榨油厂。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你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徐海东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林伯渠出生于xx临澧县的一个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十分注重自身品格的修养，自律定力的锤炼，这为他日后从政严守底线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军阀混战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腐败成风、浊气横流，即便在这种环境下，林伯渠依然坚定地保持了清廉品质。

1917年11月，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xx省财政厅长，为推进孙中山在西南的护法运动筹办财政。当时，各方势力、各级官府衙门及官僚豪绅均视财政资金为香饽饽，想方设法妄图从中分一杯羹，向他送礼行贿者很多，林伯渠一律拒收并斥责。在任国民政府xx省财政厅长期间，林伯渠仅给家里买过一匹青布。其实，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筹办财政本十分艰难，但正是因为林伯渠工作出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为护法运动提供了经费保障，卸任时还弥补了前任亏空。

从1933年开始，林伯渠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重要职务，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不论职位有多高，林伯渠对清廉的坚守始终一以贯之，不忘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仅严格约束自己，还严格要求他人。1956年，家乡的两位干部到北京来看望他，并想请他给县里买2部汽车，他以“汽车是国家计划物资，不能乱批条子”为由委婉拒绝。

林伯渠工作中，始终保持朴实勤勉的作风，他从不计较个人享受和地位，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党员干部做出表率。长征路上，年近半百的他有马不骑，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拐杖，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跋涉，从不搞特殊，不享受特殊照顾和待遇。在陕甘宁边区，有关部门按规定为他砌了三孔窑洞，他坚决不住，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

为促进大生产，厉行节约，他带头制定“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保证全年种粮二担(每担150公斤)交工，并衣被自给。他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配发的衣被从不领，衣服打着多处补丁，系的裤带是麻绳，枕头是衣包书。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他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他爱抽烟，但从不买商品烟，抽自己种的旱烟，取名为“兰花牌”。

1944年，林伯渠去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半年多时间，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他把这期间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作为生产任务补交。全国解放后，他家住在中南海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组织上多次安排修缮，他嫌费用过高，拖了近十年，还降低了标准。下基层视察，他严格坚持“四不”准则(一不要搞组织迎送，二不要影响工作，三不要宴请送礼，四不要生活特殊)，如有违背，他一是及时劝阻，二是对当事人予以严肃批评教育。

林伯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几十年奔波不息，与子女聚少离多。尽管如此，他对子女们依然是严厉有加，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林伯渠一贯公私分明，对子女的教育也尤其注意这一点。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高干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不搞特殊化，这是关系到党的形象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后代健康成长的大问题。”他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做什么都要靠自己奋斗”，注重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杜绝特殊化的苗头。

1946年，阔别8年多的女儿林利从国外回到父亲身边。不久，组织上决定林利到东北工作，他深情地对女儿说：“多年不在一起，本来是想留你在身边的，但是，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他叮嘱女儿，到东北后，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争取在基层锻炼的机会，还特意提醒她不得为私事要求组织上和他通电报。正是因为林伯渠的一贯严格要求，他的子女亲属从没有利用他的职务和影响谋取私利。

“爱和严相结合”的家风

吴玉章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不断追求真理，勇于坚守信念，严于剖析自己，他高尚的革命精神，得到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重和爱戴；他感人的廉洁故事，更为广大的共产党员树立起精神典范、革命者标杆。他在自身经历和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深切体会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对晚辈始终坚持“爱和严相结合”。“爱”和“严”，成为这位老革命家对家风的最精炼概括。

1940年冬，终日为革命事业奔忙的吴玉章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甚至一度病重休克。当时，吴玉章的侄孙吴本清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党组织安排他暂时离开学校，去杨家岭照料吴玉章。有一次，从xx荣县来延安学习的黄才焯来探望吴玉章。吴老听说他没有钢笔，又见他一心向学，便当即给他五元边币买钢笔，并勉励他努力学习进步。吴本清考虑到自己没有过冬的鞋袜，平时都是在草鞋里衬一层包脚布片勉强御寒，于是也大胆地向自家叔祖要几元钱，表示想买双棉鞋。这时，吴玉章问道：“其他同志都穿上棉鞋了吗？”吴本清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吴玉章严肃起来：“这是因为反动派封锁边区，组织上有困难，所以才不能给同志们发棉鞋和布袜。你可以向我要钱买鞋，其他同志又怎么办呢？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提醒过，延安的生活苦，你不是说别人能过你也能过吗？”吴玉章干了几十年革命，从来没计较过吃穿：他的一套西服是20世纪30年代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中山装是出席国民参政会时党组织给他添置的，一件黑色的老羊皮大衣还是滕代远送给他的。吴玉章的自律与对吴本清的批评，让吴本清低下头，承认自己错了。

1949年9月，吴玉章的独子吴震寰在成都不幸去世。吴玉章强忍着老年丧子之痛，把四个孙辈接到北京与自己一起住。1960年，正值我国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全国粮食、油料、蔬菜和副食品非常缺乏。吴玉章的孙女吴本立由于营养不良而生病，请假离开学校回家休养。当时国家实行供给制，伙食分为大灶、中灶、小灶三种。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按照规定可吃小灶，伙食相对好些；四个孩子按规定到人大食堂去吃大灶。那时，食堂大灶常常只能供应稀粥和馒头，馒头也常常是又黑又硬，被人们戏称为“小二黑”。眼见得孙女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由于营养不良而虚弱不已，年逾80的吴玉章十分心疼，内心陷入两难境地。有一天中午，吴玉章将自己碗中的饭菜简单吃了几口，站起身来对孙女说：“本立，我今天胃口不好，吃不下去，你帮爷爷把剩下的饭吃了吧，浪费了怪可惜的！”说完，不等小姑娘回答，自己就转身走了。从那以后，吴本立常常是在食堂吃完大灶后，回家还要负责解决爷爷的剩饭，自己气色逐渐好看些了，但本就清癯的爷爷却比平时更瘦了。

吴玉章多次指出，教育子女的正确方法“最主要的应该是爱与严相结合”，在生活上既要给予晚辈无私的爱，在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又要严格要求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爱”。

1963年11月20日，吴本清去探望吴玉章，临别时请求老人为他写一句话作纪念。吴玉章就在吴本清的日记本上题词，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这句格言至今仍是吴家后辈倍加珍视的家训。

严慈相济育家风

陈赓1903年2月27日生于xx湘乡，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陈赓的爷爷陈翼琼曾是湘军猛将。小时候，陈赓经常缠着爷爷讲打仗的故事。尽管爷爷反对，但他自己觉得从军没什么不好。爷爷一过世，他就离开湘乡，投身湘军。

30年代初期，陈赓不幸落入敌手，蒋介石亲自劝降，他在嬉笑嘲讽之间，置蒋介石于无限尴尬，最后脱出敌营;红军长征时期，周恩来曾在草地上命悬一线，是他将周恩来救出病魔之手，被周恩来称之为“福将”;抗美援朝时期，陈赓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虽一生从戎，严于律己，陈赓却格外疼爱孩子，而且毫不掩饰，他不仅爱自己的孩子，对别的孩子也倾注了很多的爱。他生前收留了很多烈士子女，对待他们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尽管疼爱孩子，但陈赓绝不允许儿女滋长哪怕一丁点特权思想。他和妻子不让孩子上干部子弟学校，而是鼓励他们凭自己的本领考上最好的学校。陈赓一生不仰仗权势，不为子女谋取哪怕一星半点的福利。他的长子陈知非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我们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不为高官厚禄所惑，甘当人民公仆。”虽然父亲是陈赓，但是陈知非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权。1952年，他从北方大学（今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毕业后，想去苏联进修。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去苏联学习，陈赓就要陈知非主动往后排，到后来陈知非才有机会去斯大林汽车厂实习两年。陈知非回国后，父亲也没有为他特别开绿灯，而是让他一直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底盘车间当技术员，直到陈赓去世才调到北京航天部。

“己身正，不令而从；己身不正，虽令不从。”陈赓从不过多地给孩子们灌输理论，而是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孩子。长女陈知进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这样慈爱的父亲教育孩子也不是无底线地纵容，他绝不允许子女说谎，还要求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他的儿子讲到父亲曾经训过堂哥的一件事，因为堂哥在高中时不仅要学习还要处理学生会的事情，由此考试成绩太差，自己改了成绩，被陈赓发现后，叫来了所有的孩子，然后大骂了堂哥，然后告诉所有孩子无论何时，诚实都不能丢。在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上面，他也一直没松懈过，他叫孩子上小学开始就自己洗袜子，不可以随意糊弄，不然就会被骂。他从不讲大道理，只从点滴的小事中影响孩子。除了身教之外，他还注意让孩子们自己去体会，去学习。1961年初，为了回避北京寒冬对身体的影响，陈赓在妻子傅涯及几个孩子的陪伴下，前往上海的丁香花园养病。回到阔别33年的上海，陈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安排孩子们去参观汪精卫特务机关，以及陈赓曾经待过的提篮桥监狱。在那里，孩子们看到了各种残酷刑具，陈赓告诉他们，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抓起来后，就要受到严酷的刑罚，有一些甚至是他们想象不到的。通过这次参观，孩子们对革命先辈对更加崇敬，也体会到了父亲的深意。

陈赓还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行军打仗中，他也会经常记日记，日记本是一定要放好的，所以一直都保存得非常完整。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陈赓日记中有关战争的记述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女儿陈知进至今还能背诵父亲的很多篇章，她说：“这是我们家风家训的好教材。”

主席去作报告

1940年延安，初秋的空气有些清冽，毛泽东应邀为马克思列宁学院作形势报告。当天早晨，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叮嘱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位同志：“提前吃饭，今天请毛主席来学院作报告，由你们接送。饭后你们就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席。”

当年延安的条件异常艰苦，设在兰家坪的马克思列宁学院，其校舍就是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教学设备也很简陋。“怎么去接毛主席？”韩世福等四人犯了难。张启龙看到他们为难，便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

那时的延安，从兰家坪到杨家岭有一条蜿蜒小道，三四公里的路程，中间隔着延河。韩世福等四人来到延河边，走到用木板搭的便桥桥头时，与毛泽东相遇了。

毛泽东开口就问：“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要干什么去呀？”

邓力群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毛泽东笑了笑。

邓力群解释道：“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泽东摇了摇手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来接，要不得！要不得！”接着，毛泽东环顾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都笑了，毛泽东看着他们也笑了：“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又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就这样，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走到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为师生作了报告。报告会结束后，毛泽东又独自步行回杨家岭。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从杨家岭到兰家坪，毛泽东走这条路时，何尝不是带着对权力和职位的清醒认识在走，何尝不是用求真务实的新风正气在走。

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陕北，到1948年党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13年间，党中央在延安的黄土地上书写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凝聚着人民至上的伟大力量，讲述着清正廉洁的革命风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穿越风雨、踏平坎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

总理拒进家门

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罕见地对秘书发起了火。

这位秘书叫何谦，平日里主要负责总理的生活和保卫。而让总理发脾气的原因，正是何谦未经总理允许，擅自修缮了总理的住所——西花厅。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这个长方形的四进庭院建于清朝末年，曾是溥仪父亲居住的花厅。

陈旧、阴暗、潮湿，夏天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屋内木头也有些腐朽了，梁柱上的漆皮剥落得厉害，这就是总理的住所。如果说老旧尚且可以忍受，潮湿却是十分麻烦。在西花厅居住期间，周恩来腿疼的毛病经常犯。时间久了，秘书何谦也看得十分心疼，屡次劝总理将西花厅适当修缮一番，但都被回绝了。

看到总理态度如此坚决，何谦悄悄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1960年初，周恩来赴广东出差两个月，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何谦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木地板、封严漏风的窗户、更换发霉的旧地毯及旧灯具、将已经破了的白布窗帘换成较厚的呢子窗帘……何谦抓紧时间修缮，同时也考虑到总理平日勤俭节约的作风，尽量减少开支。西花厅装修完毕，何谦还暗想，这样应该能符合总理的要求。

谁知周恩来视察归来，还没踏进屋门，就发现了这些变化，于是便有了大发雷霆的一幕。

何谦连忙检讨：“总理，是我错了……您先进屋休息吧……”

周恩来气愤地反问：“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随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完扭头就走。见此情形，其他人忙追上去劝总理，只听他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灯具、窗帘等能够挪动的东西全部搬走。已经修缮好的地板、窗户，再换的话，又是一笔费用。周恩来只好让秘书算账，换过的东西他要个人付款，绝不用国家的钱。他说：“国家现在这么困难，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金，怎么能用公款为我家里装修，这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

等西花厅恢复了旧貌，周恩来才进了家门。事后，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多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检讨自己，并教导秘书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总理也。”这是陈毅对周恩来的称赞。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住进医院，直到去世，再没有回到过这里。

“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古朴简陋的西花厅，既是周恩来的“小家”，也见证了这位国家总理无数为“大家”忙碌操劳的身影，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转眼百年，是这信仰，让那艘嘉兴南湖上的小小红船，乘着历史的汹涌波涛，成长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擎天巨轮。从曾经的贫穷落后到如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见贤思齐，中国共产党人将汲取老一辈革命家的不竭精神力量，加强党性修养，引领中华民族昂首走向复兴，在新时代铸就新的辉煌。

总司令的两封信

1937年初冬，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华北地区一片萧瑟，驻扎在山西洪洞战地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笔写了一封“借款信”。

朱总司令竟然也需要借款？

原来，在外领兵打仗多年的朱德得知家中近况颇为寥落，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一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亲在这个荒年可能吃不饱也穿不暖，朱德心里虽急，却因囊中羞涩而无可奈何。

这时，他想到了在xx泸州开药店的好友戴与龄，希望他能接济一下家中老母。但这笔钱，总司令却明确表示，还不起也并不打算还。

“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戴与龄小朱德两岁，两人一同参加过科举考试，都考过了乡试和府试。朱德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戴与龄曾多次接济朱德，后来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挚友。

接信后，戴与龄随即给朱德家里寄去了两百元中币，差不多是现在的四万元。

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十数年实无一钱”，着实令人震惊。而从下面这封他于同年9月写给前妻陈玉珍的信来看，却又一点儿也不奇怪。

“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朱德在信中托陈玉珍对家中小辈提出了这个“不近人情”的要求。

他还解释道，“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坚守“革命良规”、身无分文的朱德就这样“狠心”拒绝了亲族的投奔。他决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谋一点儿私利。

1941年春天，朱德到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视察，看到院子里挂着战士们猎来的豹子皮，走过去摸了摸，连说：“好皮子！好皮子！”教导队的同志们早就听说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几个干部一商量，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

当天下午朱德要离开时，教导队的领导把一张捆好的豹子皮拿到朱德面前。

“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啥子‘贡’呦？我们党是有规矩的，不兴送礼这一套，我这个当总司令的更得带头遵守啊！”

随后，他指着教导队的战士们说：“同志们很辛苦，穿得却那样破旧。一张豹子皮可以换七八匹布，能做好多套衣服，让我白拿豹子皮，那我不成了‘剥削户’了？总司令‘剥削’大家，这多难听。”

正是对“革命良规”的坚守，朱总司令一生戎马、两袖清风，无愧于一个“德”字。

如今，战争的硝烟散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火中锤炼的廉洁作风却一直警醒着我们：一切腐败都滋生于贪婪，只有坚守“良规”，才能无愧人民。

在2016年11月召开的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这两封信，并说道：“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再一次重温朱总司令的这两封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令人肃然起敬。

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徐特立，1877年出生，xx长沙人。新中国建立后，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特立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位高、贡献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

1957年1月，徐老去长沙出席xx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领导建议说：“您老都80高龄了。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您就不用参加了。”徐老却说：“我这次回来，正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就这样，每次小组会议他都提前10分钟到，认真听，认真记。那时正值隆冬，长沙的天气又阴冷，徐老患了感冒。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天天到会。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上为徐特立配备了专车，可他却很少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对他意见很大。徐老知道后，对警卫员说：“你知道小车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吗？……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要靠从外国进口。我们进次城，来回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的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警卫员听了徐老这一番话，想想自己也是名共产党员，心中豁然开朗了。

1968年11月，徐老在弥留之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廉洁奉公一身清

谢觉哉同志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们尊称为谢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谢老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对子女和亲属更是严格约束。他经常告诫儿女们：“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不许子女特殊化，是谢觉哉家风的特色之一。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他的孩子到机关食堂玩耍，正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孩子吃“小灶”，谢觉哉坚决反对，马上要求孩子回家，并嘱咐他们以后少去“小灶”食堂。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因工作需要，公家配给谢老一辆小车。有一次，偶然发现儿女用了车后，谢觉哉非常生气，“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利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随后，谢觉哉叫家人付了车费，还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就孩子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谢觉哉参加革命前在xx老家育有4男3女。新中国成立后，xx老家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照顾”，走出农村到北京工作。谢老写信劝他们不要来，他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xx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还作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将自己比作家乡村子里一辈子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周老官，这显示出谢老的人民公仆本色。后来，有的儿子不听劝阻来京要求安排工作，谢觉哉依旧铁面无私，他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面对妹夫提出介绍工作的要求，他则回应道：“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去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49年后，谢觉哉曾三次回到xx，有两次到南馥冲老家。在老家，谢老对子女和家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顿的情况很有意见，他批评教育道：“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并坦言：“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农村要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是幼林。”言语中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清廉正派的风骨。

谢觉哉生活非常节俭，常常是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一穿就是十几年，每当家人要给他买新衣、做好吃的时，他总是说：“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谢老不仅自己生活节俭，还经常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20世纪60年代，谢老家中人多，孩子们吵吵嚷嚷地喊着要换房子。为此，谢老给儿女们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写道：“有一个观点必须更正：这个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点点子毛病，就叫嚷起来。”他以“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也只能分到4两油，鸡蛋、肉也很难买到”等例子告诫子女“要看过去，看别人，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廉洁守法的楷模

罗瑞卿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廉洁自律方面，罗瑞卿堪称楷模，他的秘书罗家祯回忆：

罗瑞卿同志1949年6月从军队到公安部任职，1950年住宅迁至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这是一个独门小院，罗家住楼房七间，另三间为办公、会客、餐厅。院内的附属房为秘书和公勤人员居住，他家人口多，一个孩子已工作，独立生活，七个孩子上学，一个烈士子女(邓发之女)也在上学，五个亲属，加上他们两口子，最多时有16口人。1953年实行工薪制，他是行政四级，月薪400元。他又是公安军司令员，大军区级，本可拿军队较高薪金，但他以主要工作在公安部为由，坚持拿地方工资。他的夫人郝治平行政十二级，月薪200元，全家每月生活开支及学费、服装和日杂开支，所剩无几。他常穿有补丁的内衣，孩子们的衣服多是大的穿过小的穿。他从未接受过组织上的特殊照顾，也从未接收过部属的馈赠。他为人热情，常自费请熟识的同事到饭店吃饭。他有一个妹妹在xx老家，偶尔也给些经济支援，但对她提出安排子女工作的要求，坚决拒绝。他到外地考察工作时，关照秘书要付饭费、按标准吃，莫要特殊化。可以说，他家的生活是一般常人的生活水平。

人的眼睛里容不了一粒灰尘，罗瑞卿胸中容不下一点腐败。他嫉腐如仇，毫不手软。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揭发出行政处长宋德贵有严重贪污浪费行为。经过专案审查，证据确凿，经法庭审理，判处死刑。正当大会公审前夕，我接到一个电话，反映宋德贵在红军东征时作战有功，负过伤，意思是在审判中是否注意到这个情节。我不敢怠慢，立即向他反映。他听我说完后，脸色变得十分严厉。立即召集公安部党组同志开会，说枪决宋德贵，是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并经法院审判定案的。现在有人动摇，说宋德贵东征有功，负过伤，他的功再大，比得过刘青山和张子善吗?党组同志同意罗瑞卿的意见，决心已下，不应动摇。我当时虽颇为难堪，但对罗瑞卿嫉“腐”如仇的精神有了深刻的印象。

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是执法的领导同志，也是守法的普通公民。有一次，他和两位随行同志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随行同志来不及买站台票，便领着罗瑞卿直接到了检票口，对检票员说了句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想起了进站的情景，忽然问道：“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同志摇了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立即对那位随行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

有一次苏联顾问伊凡诺夫由莫斯科经乌鲁木齐到北京，在乌鲁木齐拉了一些哈密瓜，请人送一些给罗瑞卿。罗瑞卿立即吩咐转送给病号。有时，南方一些省市送来一些时鲜果品，他总是一面让送礼的人今后不要再送，一面将东西送到医院去。1957年冬，罗瑞卿去苏联访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送给他一台带有点唱机的落地式收音机，他回来后即送给部机关团委，供他们开展机关文化娱乐活动之用。在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期间，有些地方代表带来了苹果、葡萄等土特产，罗瑞卿在大会上宣布：“各地带来的东西，一律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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