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专题九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使大学生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历程，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提高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和决心。

二、教学时数

教学计划3学时。

三、教学主要内容

所谓中流砥柱，比喻能担当重任、起中坚作用的人或集体。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行动，首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中国共产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行动，首先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处于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岀版的《救国报》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实际上，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五条意见是：（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同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岀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

这时，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但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发展，英国、美国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对于中日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而交由外交部长张群办理，并且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蒋介石不放弃同日本谈判，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日本毕竟没有能从这个谈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东西。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也被搁延下来。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下台。李宗仁、白崇禧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由于蒋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7月10日，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个讲话比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已有所前进。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对于他“孤军抗日，迭获胜利”表示祝贺和声援。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如果继续那样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帜来反对他的统治，他和广大人民的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尖锐。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几年来对日的妥协政策。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

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封信说明，中国共产党确认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指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中郑重申明：“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信中表示：我们“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信，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决议也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澈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

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为此，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则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2.中国共产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

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

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根据对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在18日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5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箝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 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 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 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

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次日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3.中国共产党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面临破裂、瓦解的危险。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并执行了一整套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为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尤其是为了发展这些阵地，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侵犯陕甘宁边区，并在山西、河北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军队给予了坚决的还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揭露和斗争而被制止。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上述路线、方针的提出、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率先并始终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

1.中国共产党率先并始终高举抗日救亡旗帜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党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时间为1941年12月9日，追随的是美国的对日政策。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是1941年12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

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以后，又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冀东农民开展打游击等斗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各地学生还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变更“剿共”政策，“全国一致对外”。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自发进行了抗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进攻上海的日军，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以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作战。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在同盟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300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惜的是，吉鸿昌于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这就是福建事变。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事变失败后，共产党人同李济深、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继续保持着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开始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

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6万人。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人。9月，原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根据地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大后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从上海移居香港，于1938年6月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投人抗日斗争。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870多次，歼敌3.76万余人。许多台湾同胞还来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岛内的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则坚持不断地发动抗日暴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台湾同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中，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香港、澳门同胞也积极支援内地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同胞更在内地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开展打游击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2.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这是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1937年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也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在妥协退让的方针下，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实行前一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实行后一套办法，就不可能坚持抗战，结果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做牛

马当奴隶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记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和发言。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由于时间紧迫，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能充分讨论。虽然这时国民党还没有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正式承认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是鉴于华北危急，会议仍然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这一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因此，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实行这些纲领，就能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

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这主要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桂系和川军等地方实力派拥蒋抗日；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保卫、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3.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持久战方针

抗战前，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论调。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给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带来一些悲观失望情绪。另一种错误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代表了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盲目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200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

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的人是很多的，并且相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是，在相信持久战的人中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蒋介石的“持久战”基本上限定为一种军事上的指导方针，是单纯的军队和政府的行为，缺乏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同时，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拥护持久战，但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的思考。

面对“亡国论”与“速胜论”的纷争，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指岀，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胜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对国民党的将士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程思远后来回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当时抗日战争还在进行，日本势头正盛，日本国内有人看到之后就预言，日本必败无疑，理由是日本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军事家。美国有媒体载文称毛泽东为“中国游击战之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帮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认为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之父”。新中国成立后，此书共出版了大约172个版本。这部光辉著作列入了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中。

（三）中国共产党开辟和扩大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1.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

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基本依靠力量。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要使这支力量承担起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任务，关键是实行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即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素质好，但数量太少，武器装备更差，即使全部集中起来打正规战，也不能对日本侵略军构成大的威胁。但是，人民军队有一种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特长，即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只要人民军队发挥这种特长，将正规军变成游击军，分兵发动群众，同战区和敌后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迅速地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就会在敌人后方开辟广阔天地，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这样，就将给日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并将逐渐发展成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人民军队实行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是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一种最佳选择，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相当打击。”红军正式改编后，经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在总的战略下，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原则是：（1）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之自由；（2）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3）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依傍山地，不打硬仗。洛川会议后，8月下旬至9月初，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前线。随后，第一二九师也沿着这条路线进入山西。根据原来的商定，八路军准备进入恒山地区配合友军保卫山西，拱卫华北。

但从8月下旬起，日军迅速占领南口、张家口后，分数路向华北广大地区进攻：一路沿平绥路西进，一路沿平汉线南下，一路沿津浦路进攻山东。日军的作战主力在平汉线，同时以一部兵力从右翼迂回夺取太原，企图首先占领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威胁平汉线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和河南、山东的侧背，最后完成对整个华北的占领。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决定改变八路军的部署。9月16日、17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必须改变，否则将处于敌人右翼迂回包围中而陷于被动。八路军三个师应逐次分别配置在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晋西北的管涔山，晋西南的吕梁山和晋东南的太行山、太岳山。这样的部署，是为了使八路军处在战略上展开于日军侧翼的机动地位，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态势。当日军进攻时，可以配合友军作战，从侧后钳制、打击敌人；而当正面友军向南撤退时，又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北方局的电报中又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首先，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规定下，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总体战略。所谓独立自主，即在政治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包含人民军队在作战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动与自主指挥。其次，抗日游击战争是广大民众的革命战争。分散的作战形式，便于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战争，这是任何集中作战很难办到的。其三，抗日游击战争有利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军民结合、军政统一，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实现有根据地、有后方的持久作战。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2.游击战的战略展开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把游击战争第一次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

所谓敌后抗战，就是在日本人占领区内的抗战。共产党军队出没的游击区，不是在国民党统治范围内打仗的，而是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内。事实上，没一个大城市是国民党出兵解放的。共产党解放了占领区内99%的土地。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形成了和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支持的战略态势，为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支持东北爱国官兵和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派出大批干部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使敌人真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克服严重困难，采取“敌进我进”方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又参加忻口会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第一二九师还以一营兵力担任主攻，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削弱了当前之敌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1939年至1940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人民军队在有利条件下也进行过运动战。如1940年8月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

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威震全国，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从后来日本人编著的《大东亚战争史》所解密的二战战报来看，从1937以1945年，日本兵在中国发生的大小战斗行动总计20余万次，其中同国民党接触的大大小小的战斗约1000次。这意味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近20万次战斗。

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大量歼灭和牵制敌人兵力，给予正面战场有力支持，同时使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在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中国人民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广泛发动和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为游击战的战略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中，各地人民群众利用最熟悉战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势，在战斗中创造出各种巧妙有效的战术和方式袭击敌人。冀南人民创造了隐蔽游击方法，挖掘数万里沟道，改变平原地形，限制日军部队行进速度；冀中白洋淀人民群众组建抗日武装“雁翎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淀区芦荡遍布，沟河交错的有利地形，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以弱胜强，痛击日本侵略军，“小兵张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华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发明了“地雷战”“地道战”“车轮战”“推磨战”“蜂窝战”等，出其不意、巧杀敌军。特别是“地道战”，打造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形成房上、地面、地下“三通”的“立体”战斗地道体系，把村落地道变成了打击日军的“迷魂阵”。广大人民群众在配合主力军队对日作战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显示出了高超智慧，弥补了我军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不足，成为正规战的有力补充，并为我军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进行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3.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将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地。早在洛川会议上，对我军参加抗战规定的五条基本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

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原失守以前，八路军主要是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太原失守以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实现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1938年4月以后，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空间。日军则力图强化统治，使其完全殖民地化。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地区必将成为敌我激烈争夺的战场。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战场，不仅使敌人不能稳定地保持其占领地区，而且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配合。但是，在敌后地区作战是很艰难的，因为它是脱离自己的后方的作战，而作战的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这是各根据地建立的共同的基本条件。地形条件一般是以山地为支点，逐步向平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在山西抗战期间和其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实行战略展开，在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根据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各部先后在日伪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新四军在组建后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皖南、苏南等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40年底，华北各地的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并开始同华中根据地连接起来。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创建和发展了琼崖等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发展，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1944年，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部分沦陷区还变成了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遭遇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后，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战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得到完全恢复和巩固，而且开辟了新的解放区。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族根据地在内，全国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近100万，民兵220万。这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四）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

1.中国共产党对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后是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来具体领导的。

1937年12月，在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于长江局及所属组织的努力工作，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连续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南方各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建立，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长江局不仅为这一时期抗战新局面的开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都西迁重庆。

1939年1月，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1）对国民党的工作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他们始终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中国共产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华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2）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支持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的成立

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相互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于是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对民主政团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3）多方面对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开展工作

四川的卢作孚、胡子昂，重庆的康如心，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等人通过参观他们开办的企业、同他们座谈等活动，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后来，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4）积极争取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内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四个月后，中共中央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并设立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同年9月，南方局派人赴云南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秘密电台。

（5）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

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联系，促进华侨支持祖国团结抗战，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

（6）对宗教界人士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周恩来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7）广交外国朋友

南方局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8）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并同国民党的报刊检查制度和其他压迫手段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报刊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并对如何做好报刊工作给予指导。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各项建设的成就，切实反映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

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城市通过进步报刊和中间性报刊，鼓励不同阶层的群众为坚持抗战、民主、进步，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努力。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的党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大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1941年4月日，香港《华商报》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在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运动。不少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9）十分注意开展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通过将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西北地区是全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又是连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的重要通道，因而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

为了更好地动员和组织西北地区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38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北各省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整个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在新疆，主要是通过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战斗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人数近4万，并创办《西北战线》、《老百姓》等20多种报刊，开办11家书店，进行抗日宣传。

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指派党员发起成立抗敌后援会、妇女慰劳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其中，以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全省25个县建立72个分团，团员达3000 多人。

由共产党员担任主编或编辑的《西北青年》、《抗敌》等抗战刊物陆续出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爱国学生组成工作团，分赴各地城乡向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号召群众捐献钱物，慰劳抗日将士。

在党的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新疆人民募捐购买战斗机10架，送往抗日前线。到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士捐款折合大洋222万余元，首饰2万余件。党组织还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进步书籍8万多册，分发给新疆各族群众。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抗日爱国力量。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教育界名流以及各地绅士等。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中不少人解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使党的威信得到提高。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联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各界人士，提出开展民众运动、整顿军队等建议，逐步打开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参谋部及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到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并会见一些进步人士。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新疆，与盛世才在一个时期内建立起特殊的统战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安排到省政府以及军队、新闻、文教、群众团体等部门任职。党通过新疆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支援了全国抗战。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组织，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干，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党组织和青年团体还向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学生。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展了党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沟通了党同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系，支持和帮助了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敌后游击战争，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1.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1）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2）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且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就会组织松散、软弱涣散，不可能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不可能具备优良的作风，更不可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革命胜利。

（3）这时的党不仅已经有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而且抗日战争规模更宏大，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因而经验也更丰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更加充分。伟大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为创造了前提。

（4）毛泽东本人这时不仅处在党的领导集团核心的位置，在客观上有可能站在更高处来综观和统筹中国革命的全局，而且有了较好的主观条件（如有可能搜集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了更充分的读书时间等）来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来加强党的建设。

这些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也刻不容缓，必须结合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2.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1）抗战前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回顾及初步纠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旗帜，确定了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和国民党进行合作，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也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之后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也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特殊情况是不能彼忽视的。这就是: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资本主义的欧洲。这个理论总结来源于欧洲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是用来指导欧洲工人运动的。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国情和欧洲各国不一样；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农民阶级占主体。在这样一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该怎样以马列主义为旗帜？该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二大之后，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有义务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都曾经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不过，从根本上说，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这种做法本身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共产国际的工作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错误。

中国共产党内对上述情况还没有一个清醒的统一的认识，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致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明显地滋长了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种背景下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但是，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红军长征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至于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即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等等，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遵义会议没有解决。

（2）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等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岀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

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3）驳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论调

针对国民党借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时机，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论调，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4）系统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包括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前途、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并总结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5）开展整风运动和确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在全党的确立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广大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

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出了幼稚者的蒙昧。所以，毛泽东提岀，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的同志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岀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岀《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整风运动文献，联系党的历史，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了思想路线，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在这期间，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6）中共七大命名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岀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制定了实现政治路线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七大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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