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祥林嫂是怎么活着的

作者：弹个琵琶 | 发布时间：2023-11-18 10:50:10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浅谈祥林嫂是怎么活着的

山西省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 **

摘要：

祥林嫂是鲁镇的祥林嫂，她的灵魂已被深深烙上“鲁镇”的标签；祥林嫂也是“我”的视角里的祥林嫂，她的形象也印上了“我”的态度。从小说的安排来看，祥林嫂是怎么活着的要比她是怎么死的更有意义。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句“穷人的死都是相似的，富人的死各不相同”，在鲁四老爷的短工不假思索的看来祥林嫂像所有的穷人一样有且只有一种死法——那就是“穷死”。短工以自身的处境来猜测祥林嫂的死并似乎看见自己的未来。祥林嫂出场没走几步就被“穷死”掉，从小说的安排看，祥林嫂的死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她是怎么死的——冻死的、饿死的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是怎么活着的，怎么一步步活到“穷死”。

祥林嫂是活在鲁镇的祥林嫂。祥林嫂虽然不是鲁镇人，但她人生的几个重要转折都发生在鲁镇，她的思想行为完全符合鲁镇浓厚的封建传统道德的要求。她已经被贴上了“鲁镇”的标签。

祥林嫂在“我”的叙述里两次出现在“鲁四老爷”家都是“顺着眼”，就是第二次在孩子被狼叼走、丈夫又死的极大的精神创伤下也还是“顺着眼”。“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她 “顺”着的显然是“鲁四老爷”所遵循的旧道德， “安”着的也是“鲁四老爷”所遵循的旧礼教。当然，以祥林嫂的处境，这无可厚非；但是，把她放在封建思想浓厚的鲁镇的坐标里来看，并参照“我”的“不顺从”（“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她的“顺从”和“安分”便多了一层深意。鲁家也正是看上了这种“顺从”才决定留下她。而祥林嫂后来似乎受此 “鼓舞”，在被迫再嫁时“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对“一女不嫁二夫” 封建礼教的不可理喻的决绝的顺从。“可是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既然“卫老婆子”都这么说了，我们再把它看成祥林嫂的“反抗性”就多少有点不老实了。

在“我”的叙述里祥林嫂是一以贯之的老实。后面祥林嫂凡四次交代到“我真傻”，不是说从自己口中讲出就显得“真不傻”，反而是对读者的一个提醒和对祥林嫂形象的一种不经意的强化。这种强化还包括两次几乎一模一样的对“阿毛被狼叼走”的叙述，祥林嫂可以不厌其烦的讲述很多次以表达内心的惨痛；但作为叙述者的“我”不厌其烦的单调的重复就不怕读者厌烦？或许，“我”正是以此来表现祥林嫂 “老实”的另一面——麻木，也使读者在对其心生同情时不至于失了理性。祥林嫂的形象在这个阶段已由“顺着眼”而变为“直着眼”：“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但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如果说第一任丈夫的死是祥林嫂命运的不幸，那么第二任丈夫的死就是不幸的命运；如果说丈夫相继死去注定了祥林嫂不幸的命运，那么自己孩子的死则竟使其安于不幸的命运而不得。她被剥离在封建伦理“三从四德”之外， “顺从”“安分”也找不到依据。她直着眼睛，失去了灵魂。

后来捐门槛而不得其门，以至被逐出鲁家，她的命运已是受人摆布。自从失去灵魂那一刻就注定了她悲剧的下场。与“我”最后的见面中，发出“灵魂”有无的疑问，算是她灵魂的“回光返照”，在“我”“说不清”的推辞中，她的灵魂彻底沉寂。

如果说小说开始的前两段是鲁镇浓厚的封建传统的“面”，祥林嫂就是鲁镇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点”。所以祥林嫂的出现同“祝福”的旧气氛、“四叔”的旧书房一样成为促使“我”离开鲁镇的原因，或者说是更主要的原因。

祥林嫂是活在“我”的视角里的祥林嫂。那么“我”是怎样的人？为什么祥林嫂会令“我”不安？只要把握了“我”的形象，才能更准确的理解“我”的叙述视角下的祥林嫂的形象。

开头“我”与 “四叔”“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胖了”本应就是寒暄的内容，为何又独挑出来。联系到后面祥林嫂“瘦削不堪，黄中带黑”的乞丐形象，“胖了”是有用意的；再后来当封建礼教在“吃”祥林嫂的时候，“我”在想着吃福兴楼的鱼翅，（“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不知增价了否？以往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胖了”是有深意的；文章末尾“我”回味完祥林嫂的故事后，“懒散而且舒适”，俨然符合“胖了”的形象。所以“胖了”一词是理解“我”的形象的一个切入点。

面对祥林嫂的死，作者对“我”反反复复的 “纠结”进行了发反反复复的描述，最终，“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终于，“我”也做到了“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对“我”的讽刺不言而喻。“讽刺让人难受。并非因为它在嘲笑，或者它在攻击，而是因为它通过揭示世界的暧昧性而使我们失去确信。”①作者对“我”的形象塑造是“暧昧”的：“我”既有不容于封建传统的一面，又有难以面对底层苦难的一面；既有对祥林嫂的怜悯，又有对自我安适的追求。

在“我”的“暧昧”的叙述下，祥林嫂的形象就具有了乘方甚至立方的文学意味。当“我”怜悯时，就放大了她悲惨的一面；当“我”逃避时，就突出了她麻木的一面。她几乎遭受了封建礼教所能给予的最大的苦难，又不可思议的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决绝固守；她不幸的命运让人同情、哀怜，麻木的灵魂又让人着急、激愤；她的死让人难以接受，又令人无可奈何。祥林嫂就是这样活在“我”的眼中。

读者在这种“暧昧”的左右撕扯中，被不间断的并越来越深的触痛和警醒，使我们不至于像那位短工一样只知道“穷死”地活着。这或许就是祥林嫂“活着”的启示。

注释：

【1】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