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学文化基因,基于横渠四句价值基点与价值开展考察

内容提要：从文化向度出发，“横渠四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语境中具有融通的可能，并呈现出“和谐共生”“匹夫有责”“开放包容”“心怀天下”的四重价值诉求。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仁”为视域，以“横渠四句”义理为焦点，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的价值理性内涵，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双重诠释视域的融合。“横渠四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的具体生成方式上是有差异的，但二者对现实之人和形上的人之为人的共同关注，使它们在价值观念的层面得以汇通。

关键词：横渠四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诉求；文化自信； 宋初，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饱含着浓厚的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担当道义的社会责任意识，故被冯友兰先生誉为“横渠四句”。它是对其前的千年儒学的义理思想、价值宗旨的总结和升华，同时又开启了其后千年儒学的经世理想和价值维度，从而也为我们省思、创新时代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测焦点，具有独特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横渠四句”为观测点，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呈现出“和谐共生”“匹夫有责”“开放包容”“心怀天下”的四重价值诉求。对“横渠四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和价值向度上的融合的探究和省察，对当代文化自信建设具有学理建构和价值开展的双重启示意义。

一、“ 横渠四句”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点 作为一种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四个方面，内容涉及人类社会发展中需要求同存异的方方面面。因此，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诠释和价值期待是不同的。从文化形态出发，不同的文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理解会有差异；从文化功能出发，不同社会、政治、文化团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功能有不同的期待。从学理层面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超越文明冲突论和价值冲突论，但又要避免抽象的共同体，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逻辑起点。从中国文化的特征出发，以儒学的视角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核，具有更多的文化思想层面的合理性。

在儒学看来，“仁”绝不仅仅是道德情感而已，它还是一个理性范畴。仁贯天人，它一方面连通天理，一方面落实于人，仁作为理和情的凝聚点，实际上承载着天人合一的使命。对于天人合一，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不仅指自然之天，还是义理之天。同样，人不仅指自然人，更是道德的人。天人合一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物质层面的科学发展观；也指情与理的统一，强调人道与天道互通之下文明间的和解；还指基于仁(真、善、美)的人、事、物的圆融，即社会与人类发展层面的大

同世界。“仁”的这三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横渠四句”价值展开的向度和可能限度。

从“仁”出发，“横渠四句”所蕴含的经典化的儒学价值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的思维理路。“横渠四句”并不是分离的四部分，其在义理上的一贯性，保证了其价值体系的自足完整性。其以“仁”为核心，从天地仁爱的好生之德开始，无论是为百姓揭示天道与人道，还是继承往圣学问、致力天下太平，都是从一颗仁爱的本心开始，以天地之“仁”推至人世之“仁”，是“仁”由形而上向形而下一步步落实的过程。人存于世所做的努力，无非就是践行一个“仁”字而已。“横渠四句”所揭示的人与宇宙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道德—价值关系，即由抽象的概括到具体的学术和政治理想，遵循着儒学由内圣开出外王的为学传统。

“横渠四句”的价值体系是在“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总体框架中提出的，张载对天人关系的创造性阐释，确立了“我”的价值主体地位。“天”在孔子那里是主宰世界、至高无上的；到了孟子那里，“天”具有更多的伦理色彩，成为命运之天、义理之天①。无论是主宰之“天”，还是义理之“天”，似乎都不可测、不可抗且不可知。张载在继承原典儒学、易学的基础上，对天道进行了创新性的诠释，传统的听天由命变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本属圣人、贤人之事，“为万世开太平”本属王者之事，张载却将之转化为“我”之事，是“我”必须承担和完成的责任与使命，并在论述“民胞物与”的基础上给予每一个平凡人、普通人成圣的可能性，进而接通、彰显天地之道，成就万民，开拓伟业，实现天下大同。张载对“我”之道德—价值主体视角的转变，体现出儒者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当仁不让的担当意识。而且，他对“我”的提升，使之具有了个体之我和天下之我的双重意涵，那么从价值主体意识看，“横渠四句”所体现的就不仅是匹夫意识，更有天下意识。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涵的“共同命运”“共同担当”的共同体意识，具有一致的思维理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其所面对的21 世纪是一个人与万物互联的时代，科技、经济、文化、资本市场成功实现了对人与万物的捆绑，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当然，我们也看到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日益增多和激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竞争和冲突在直观上表现为价值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但并不否定共同的价值理念。从辩证的角度看，“异”之存在的根本在于“同”。利益分配的矛盾，科技、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遮蔽了共同的道德伦理基础，也自然遮蔽了以道德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观。现实世界中从现象(用)出发建构理念(体)的方式，使多种价值观的存在成为可能，但这显然并非“是什么”意义上的价值观，其思维逻辑也是不符合儒家仁学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解决方案，更是一种价值理念。作为价值理念，它是以中国传统儒学的德性理念(仁等)和思维方式(由体到用)为基础的，作为解决方案，它是由理念(体)生发的方法

(用)。正是在此思维理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得以展开，这正是其作为中国方案的理性特征和思想特色。

二、“ 横渠四句”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以“仁”为中心，“横渠四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展开便具有了一定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体现为特定的价值诉求和维度。“横渠四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语境中的“遭遇”，为我们提供了二者在文化向度上汇通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才有价值观念的“不谋而合”。

(一)“为天地立心”与“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地之心”出自《周易·复卦·彖传》：“‘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发展自纯阴之卦，震下坤上，一阳处于地下，意味着阴气尽、阳气复生。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生而阴气杀。阳气复生预示着万物的复生，也预示着正终克邪、善终克恶。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互变化，却始终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状态。阴、阳皆不会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阳气过旺则阴气暗藏，阴气过盛则阳气渐现，在阴阳相互消长交感运行中，万物生长、交替收藏。因此，阴阳之道实现的过程，就是大千世界化育日新、彰显出盎然生命力的过程。故《彖传》认为日月星辰运行、四时寒暑交替、万物生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便是“天地之心”。张载进一步阐发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②天地借阴阳消长之道化生万物，推动万物实现生长消亡的生命历程，充分显现出其作为大千世界本源意义上无上的好生之德，“生生”成为宇宙的第一要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系辞下传》)，天地生化万物的同时，又赋予它们各自独特的生命和价值，每一生命都拥有彰显自我、表达个性的权利，从而为尊重生命多样性、实现宇宙大和谐，奠定了终极性命上的根据。

“为天地立心”，就是为天地揭示出其“生生”之心、“生生”之德。然而天地虽化育万物却不自知，“天地之心”虽存在却无法自我诠释，此规律只能由能够贯通天理、具有高度生命自主性的人来揭示。张载曾说：“天地之德，谓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也。禀五行之气以生，最灵于万物，是其秀也”，“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气，物生皆然，而人为备焉”③。天地虽在造化过程中赋予万物以不同的气质与秉性，人却是天地之间能够借助生命体认与自觉来揭示、开展天地之大德的最高境界的生命存在。“故思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④，天地之德性虽下贯而赋存于所有生命存在，但只有在人这里才能得到彻底的揭示与开显，知人必得知天，不知天何以知人。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具有极高的主体担当。人要在天地自然中承接起维护和促进万物和谐共生、并行不悖的责任，为天地立出“生生”之心，这种责任来源和生成逻辑，担保了责任意识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人

虽然是万物之灵长，却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掠夺者和破坏者。人所应当承担的，是“天地之大德”的揭示者、维护者和发展者。从张载“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角度来看，天地万物皆是太虚的聚和散，“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⑤。人作为万物之一，本质上也是一气之流行、一气之聚散，因而与其他生命存在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当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包容每一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并给予其自由生长和独立生存的空间，而不是以主宰的视角横加干涉、妄加指责。“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地、人的互动贯通中，人应当履行好守护、传承的责任，接续好天地的“生生”之义。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向度。

(二)“为生民立命”与“匹夫有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有见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意为天所赋予的命令、规则。“立命”则源于《孟子》“立命”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⑥尽心知性以事天，天所赋谓之命，人所受谓之性，天在造化人的过程中，将其德性也赋予了人类，使此德此性成为人沟通天地、认识生活世界的根基和本然原理，而人在充分开显发用此德性时，也会逆向体认到天、天道和天理，进而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天赋人受的角度看，“命”体现了天理的普遍永恒性，人力无法改变，只能接受。

但孟子认为，人在“命”面前不应当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而应当努力修正自己的身心，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各种“命”。“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无论寿命长短都安然处之，在“知命”的基础上正确待命和积极从命。从这个角度而言，张载的“立命”，实际上带有“正命”的意义。他还说“义命合一存乎理”，“义”是人后天修为之遵循，当人的行为操守与实际结果相符合，与个人命运相一致，便是达到了“义命合一”。“义命合一”的提出，使得个体的积极有为和自强不息与顺应天命、尊重自然结合起来。这就是张载为世人确立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为万千生命所谋得的精神依归。

当然，仅仅“我”意识到“我”能够认识、阐明和发展“天地之心”、能够把握和顺应“天命”，这还不够。天地虽然通过阴阳交感变化化生万物，赋予万物以共同的本性，但于具体事物上仍有个性的差别。于人而言，也有君子小人、圣人庸人之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体认、感悟到“天地之心”，具备天赋使命的担当意识。所以“我”所要做的是为“生民”解释“命”与“理”的存在，为天下百姓寻得安身立命之所。如此一来，浑噩茫然的民众也能够感知天命，正视人在天地之间沟通、存续的地位，进而了解作为人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西铭》有云“民，吾同胞；物，吾予也”，我与万物不是互相割裂、互不相干的，而是处于密切深厚的联系之中，我有责任为同胞的幸福和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生民立命”体现了个体的积极作为与责任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与倡导“从我做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⑦，“在互联共通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俨然已经进入了“地球村”时代，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任何一个人的作为都可能影响他人的生活和生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一个“我”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分子。张载所倡导的“为生民立命”，饱含着对个体积极作为的期许，对“匹夫”自觉担当的希冀，彰显了儒者“心怀天下”“心忧万民”的高尚品格。“为生民立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内涵了不同种族、民族以及地区的人民在形上本源意义上的相同性与共通性，以此成为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关联整体的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道德情怀，从对本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关切，扩展到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世界未来发展走向的关心。

(三)“为往圣继绝学”与“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往圣继绝学”充分体现了张载的学术道统理想。张载认为，往古圣人是能够达到天人合一、实现应然生命发展最高境界的人格典范，圣人以一种责任与担当意识承续天地生生之徳，并将其应用于人生实践，觉民体道，开创出以知天为追求和根本，下贯

至人与物，揭示出宇宙人生形上本源和价值应然的天道性命贯通的天人之学，即其所谓的“圣学”。然而，这一学问在孟子的时代遭受诸子之学的冲击，秦汉之后逐渐衰落，在张载时代更是有被佛、道取代的危险，这是当时儒者的普遍观点，如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曾明确指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佛、道的流行，对儒学的传统正统地位和话语权形成了极大挑战。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也曾将中国思想史分为“能动时代”和“受动时代”，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作“能动时代”，汉至宋之前视作“受动时代”，而宋则为“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⑨。可见，儒学自诸子百家后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宋明发展出新儒学才有所改观。针对“孟子之下而不得传”的绝学危险，张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⑩，宋代以前的传统儒学不太注重对宇宙本体的论述，或存而不论，或论而不详，致使儒学人道与人伦理论缺乏形而上宇宙层面的根据，“知天”成为儒学中模糊不明的领域。而张载则认为，“知天”与“知人”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关系，要想实现儒学的复兴，恢复儒学的话语权，就必须承继先秦儒学的道统，在知天知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发展儒学。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需要不避异同，兼收并蓄，综合创新，开放包容。张载曾受范仲淹“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的诲诫，精读《中庸》。同时又出入佛、老，充分汲取释、道两家的思想

智慧，在宇宙论、认识论和人性论层面，开创了崭新的学术思想局面。

“往圣绝学”是不断发展的，有着新的时代内涵，在根本上，它也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本体依据。因此，“为往圣继绝学”在实质上包含着内容与方法、思想与价值的辩证统一。这种“精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逻辑前提是肯定世界一般情况的多样化存在，在此基础上强调合作、互利、共赢，其中内在地也包含了“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价值内涵。“和而不同”体现在协调发展中尊重个性和差异，包容不同文化间的差别，使得“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而“开放包容”体现在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在进行文化交流时能够求同存异、互鉴互补，以丰富发展本国、本民族、本地区文化。前者侧重于内容和思想的融合，后者侧重于方法论和价值观，二者密不可分。在“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下，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都是世界文明之林的瑰宝，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有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均为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和思想精华是我们共同的财富，要实现全人类共同的发展，应当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吸纳各家之长，以资于世界文明的进步。这也是“横渠四句”对当代文明发展的价值启示之一。

(四)“为万世开太平”与“心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自古以来便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大学》“三纲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功夫，“修身”是基础，“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自然延伸和最终完成。中国“身心一元”的传统哲学观表明，“明明德”不仅是明内在仁心，也要推仁心明德于事事物物，故“明德”“亲民”体用一元。由此，儒家功夫在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之间构建起有机的联系，并提供义理依据，使得圣凡皆走向“止于至善”的共同道路，体现了儒家对人之为人的终极意义的人文关怀。孟子指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 之 责 者，若 己 推 之 而 内 之 沟 中，其 自 任 以 天 下 之 重 如此”width=17,height=17,dpi=110，可见儒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惠及天下的理想抱负。儒学持守仁心本体，但在功夫上更重“行”，故在价值展开上，更侧重现世。作为入世之学，家国天下是儒学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必然展开之域和理想归宿，故实现天下太平和“大同”社会是儒者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张载之学以天理为体，自然开出“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希望世人能够将圣人之学作为精神武器和理论基础，依照儒家的道德伦理逻辑和政治学说建立起天下秩序，为世世代代“开”出太平盛世。马一浮先生曾就张载所用“开”字特别论述，认为“开”不同于“建”和“立”，“建”与“立”是立足于原来的基础上，而“开”则意味着创造新天地，充分展现出宋儒的宏大抱负和极高自信。

“为万世开太平”以“为往圣继绝学”为理论基础，前者又是后者的现实应用和具体实践。感悟天地、承接使命、传扬圣学，最终

要落实到为百姓谋幸福，落实到政道和治道上来。张载深信儒学绝不是“一世”的有用之学，其揭示的是天地万物的恒常规律，是能够为“万世”的百姓提供处世之道和治国之法的显学。作为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继承了儒学“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道德传统，内含了“心怀天下”“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来说，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已经不是一“己”之事，而是关切到人类整体的命运走向。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提倡者，今天的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全球视野中考虑问题，将自己放在友好互助、有商有量、互惠互利的角色上，心系整个人类群体的利益和发展；在面临全球性危机时，中国也积极承担起大国责任，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在有序进行国内防疫工作的同时，不断捐赠防疫物资，派遣防疫专家支援疫情严重的国家。可以说，中国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切实践行，知行合一，积极地以实际行动诠释和落实同舟共济、天下为公、权责共担的交往理念和处事原则。“为万世开太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属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两个命题，虽然它们代表不同的思想形态，但在价值理念上的共通之处使前者具有了当代新阐释。

三、“ 横渠四句”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融合的省察

“横渠四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的价值融合，首先呈现为话语语境的融合，其次体现为价值观念的融合，而在根本上，其表现为二者价值生成方式之异遮蔽下的德性观念之同。“横渠四句”产生于中国传统思想语境中，一元论的世界观和对本体的重视使其价值在体用一元的思维模式下得以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于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其价值在于对现实的有效性。前者的价值根源在于德性本体，具象化为方法途径，指向对“人”的肯定；后者的价值在于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对人和人化世界的成就，追溯其价值源头及评价标准则亦离不开德性的内涵。因此，“横渠四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融合之成为可能在于话语语境、价值生成方式的异中有同。在某种意义上，二者之“异”构成了对价值的双重诠释维度：一为以传统儒学为视角，从德性出发，以意义建构为目标的价值诠释；一为以实际效用为评价标准，以德性意义和理想为价值导向的价值诠释。二者之“同”，即对“人”和德性意义的肯定，保证了上述双重诠释维度的视域融合，并担保了二者价值汇通的形上依据和可能性。当然，这自然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双创”的内在根据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的向度之一。

“横渠四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和价值向度的汇通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毫无违和感。一方面，从文化向度而言，“横渠四句”的提出，主要目的是从佛、道那里夺回对于人、人道和人伦的解释权，维护儒学一尊的地位，因此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烙印和形而上学色彩。这种生成语境显

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语境是有一定距离的。在文化思想内涵方面，“横渠四句”在处理人与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具有更多的道德伦理色彩，其所开出的和谐共生、匹夫有责、开放包容和心怀天下的价值理念，也同样具有内在的伦理维度。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诉求的价值，显然超出了德性意义的世界，注重于人与自然存在层面的和谐共生，而不是生命与意义的相感相通；注重基于自身发展的社会责任，而非“命”所从出的责任；注重世界多元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的包容并存，而不是以“我”为中心的汲取融摄；注重世界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而非以成圣为目标的成人与成物。可见，“横渠四句”所包蕴的价值精神在新时代是有诠释局限的。然而，毋庸置疑，悬置价值对象和实现价值的方法之差异，“横渠四句”与和谐共生、匹夫有责、开放包容和心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

另一方面，从价值向度而言，“横渠四句”是价值理念和价值生成方式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从传统“仁学”出发，“横渠四句”的“四为”既是道德理性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主体自觉自为的行为，是道德原则和方法论的统一，这构成了其价值的基础。因此，“横渠四句”的价值生成和评价标准是基于形上的德性本体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现实层面更侧重于问题—方法的价值生成，其评价标准也更具科学性。在此意义上，“横渠四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悬置价值(生成方式和具体方法)本身，二者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可以汇通的：“横渠四句”的“价值”源于人之为人的“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成就人之为人，无论是作为本源，还是目标，“仁”的德性内涵和以人为本，都将成为最终极的价值尺度，由此，二者的价值诉求得以汇通。

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与认识

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