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第三周时评
一、创新进行时 1.坚持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余建斌《 人民日报 》（2020 年 12 月 16 日 第 05 版）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是科技解决方案更精准的前提。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是科技解决方案更有效的基础 最新发布的一份全球报告显示，过去 5 年，16 个可统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中，中国在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和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等 5 个领域相关的科研产出居世界第一，15 个领域的相关科研论文数量位居全球前十。这份名为《以科研的力量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的报告表明，中国科技界正将目光聚焦发展，积极用科学研究助力破解发展难题、满足发展需求。
图片 目前，科技创新的角色越来越关键，担当的分量越来越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跑道上，我国近年来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为服务民生、造福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今天，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可以说，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
从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科技创新既是一种追求卓越的知识创造活动，也有着非常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到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再到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等领域科技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这些体现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的实际问题，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是科技解决方案更精准的前提。科学家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选择研究方向，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入手，会更有利于寻找到科研选题和突破口。对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提前部署。
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是科技解决方案更有效的基础。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研究亟待加强。只有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才能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与此同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为了打造核心竞争力、占据竞争高地，也需要逐渐向基础研究领域挺进。因此要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让高科技企业成为创新重要发源地。
加快科技创新，依靠的是奋战在一线的千千万万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及市场主体。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基础条件，就会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有效的科技解决方案。
2.博物馆文创，如何“牵手”数字化
蒋 多《 人民日报 》（2020 年 12 月 14 日 第 11 版）不久前，紫禁城迎来 600 岁的生日。“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落幕不到一个月，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又如约而至。近年来，故宫频频发力，借助数字技术手段，打破传统文创形态和模式，“故宫”这一文化 IP 日益活起来、火起来。
如今，依托馆藏资源，开发集审美、文化和实用价值为一体的文创产品，已经成为许多博物馆的共同选择。开发文创产品，让博物馆将优质内容生产放到了与收藏和展览同等重要的位置，将文化资源激活转化为可开发资源。数字化趋势无疑加快了这一过程的速度和效率。博物馆将内容数字化与在线教育、艺术普及等功能密切结合，消除了空间限制，并灵活运用5G、全息投影等新兴数字技术，让文创产品更具沉浸感和交互性。
7 家国内博物馆合作策划的创意视频“文物戏精大会”刷屏；各个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创意十足，在线上线下热销；故宫博物院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传播平台等新媒体上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普及历史知识，吸引众多关注……这些现象从侧面说明，数字化不仅能助力文创开发，也在文创产品营销、博物馆品牌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创营销和传播的链条上，数字化如何更深入？这需要博物馆建立文创产品开发跟踪管理平台，实时掌握开发种类、形式和销售情况，根据市场变化为不同的营销渠道调配产品，促使线上线下多渠道紧密配合。例如，上海博物馆从 2007 年开始探索建立商场网络销售系统，供后台分析产品种类、销售额等数据，及时调整商品库存。其文创设计团队每周都要和一线员工进行沟通，了解市场反馈，指导展陈设计，捕捉和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保持文创的新鲜感和艺术性。
博物馆里的文物不应该只留存于厚重的历史中，更应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看，文创开发、营销、传播等各个环节与数字化的亲密牵手，同样为博物馆更好利用文物资源提供了更多可能。不仅赋予各类馆藏新的生命力，也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不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二、人间惊鸿面 1.网红景区遍地垃圾 谁玩坏了“人间惊鸿宴” 陈广江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0 年 12 月 16 日 02 版）12 月 13 日，一则河南老君山景区金顶平台遍地垃圾的视频引发关注。据报道，因一句“远赴人间惊鸿宴，老君山上吃泡面”，众多游客涌上老君山吃泡面打卡，导致景区不堪重负。12 月 14 日，景区回应称，已注意到该情况，并已安排大量工作人员清理垃圾，同时奖优罚劣，督促山顶各商户立行整改，对于情节严重的实施停业整顿。（《北京青年报》12 月 15 日）图片 老君山景区上次登上热搜，还是今年国庆节期间，因洋溢着善意和温暖的“一元午餐”事件，老君山景区赢得了舆论好评如潮。尽管有一颗网红的心，也尝到了网红的甜头，但老君山景区似乎还没有做好成为“实力派网红”的准备。这场遍地垃圾的“惊鸿宴”，着实把人惊到了。
每每出现这种情况，游客“素质”是绕不开的议题。面对一地狼藉，商家和景区都吐槽称，游客实在太多了，垃圾越来越多，根本扫不过来，有些游客坐在垃圾箱旁，但仍把垃圾扔在地上。也有人说，网络梗的错误引导也有责任，但景区表示，“老君山上吃泡面”的口号并非景区宣传，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
景区的管理问题也显而易见，该背的“锅”是甩不掉的。比如，景区最大承载量是固定的，一旦放任大量游客涌入，就会出现“超载”问题。12 月初，老君山景区发布公告，宣布全面实施网上预约购票、实名制入园，门票单日出售限量 1 万张。既然有限流措施，又为何出现“游客太多”？ 景区和商家一边坐收客流红利，一边吐槽“游客多”“素质低”，未免有点不厚道、不客观。只要买票，山门大开；只要掏钱，泡面和开水管够；加之管理能力和水平有限，“破窗效应”一旦形成，出现垃圾遍地的情况实属难免。
一条来路不明的网络梗把景区搞得一片狼藉，再次给那些想成为网红的景区敲响警钟。当好网红不容易，要警惕“只要成为网红就可以名利双收”的急功近利思维，如果没有实力支撑，网红效应恐怕是短暂的，难以转化为社会和经济效益，还要面临舆论拷问。
现实中，不乏一些景区过度营销、炒作噱头，刻意营造网红效应，虽火爆一时，但终有“曲终人散”、归于常态的时候。要想红得持久，成色更足，景区需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基础设施、接待能力、服务质量，稳扎稳打，下足“绣花功夫”。
在很多景区或地方的宣传中，“远赴人间惊鸿宴”已经成为高频词和万能语句，甚至有造句、造梗比赛之势。“人间惊鸿宴”就是这么被玩坏的。
2.火星，中国来面对一碗泡面，景区管理为何如此狼狈了！《钱江晚报》评论员 项向荣 雪落下后，河南老君山就像人间仙境。不过，这次老君山上热搜，不是因为美景，而是因为金顶平台上泡面盒子遍地。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因某音上某网红一句“远赴人间惊鸿宴，老君山上吃泡面”，众多游客涌上老君山吃泡面打卡，导致景区不堪重负。这场遍地泡面盒子的“惊鸿宴”，着实把人惊到了。有网友打趣道，网红诗应当改成“远赴人间惊鸿宴，吃完泡面丢颜面”。
图片 12 月 14 日，景区回应称，已注意到该情况，“我们每天都有专人打扫”。景区商家表示，来的游客实在太多，就算专人打扫都无法及时清理干净，虽然旁边有垃圾箱，但不少游客就是随手一丢，不管不顾。的确，游客素质是绕不开的问题。都什么年代了，还乱丢垃圾，不觉得脸红吗？在成堆的垃圾面前，任何风景都失去了审美的意义。
但景区的管理问题也显而易见。景区的最大承载量是固定的，一旦放任大量游客涌入，总会产生超载。就在 12 月初，老君山景区发布公告，宣布全面实施网上预约购票、实名制入园，门票单日出售限量一万张。现实是老君山出现了“游客太多”现象，说明可能根本没有做到限流，也可能实际可承载量远小于规定承载量。景区管理还存在其他漏洞，如有游客在网上叫屈：“游客增多了，可垃圾桶却没有增加，而且还是那种小容量的垃圾桶，为什么就不分成干湿两种？吃泡面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都有，本就难以打扫和处理。可景区说带汤到垃圾桶里不行，可汤又没处倒，所以只能放外面桌子上了。” 如此，以至于有媒体调侃景区：“只要愿来，山门大开；只要买票，泡面和开水管够。” 破窗效应一旦形成，垃圾遍地现象则无可避免。而垃圾遍地后，愿意遵守规则的人就会随之减少。
景区管理亟待改善。难道景区就不能精准确定最大承载量并严格执行，以确保垃圾清理工作顺利进行？难道不能限制泡面的销售量，改为销售其他食品？
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总会有景区意外走红，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我们没有理由去追责网红的话引来太多游客，造成垃圾遍地，反而应该看到，网红引流是景区繁荣的一个机会。与之对应的是，老君山曾在国庆假期提供免费午饭，成为网红景点，吸引很多游客，且依然保持秩序井然。这前后对比，值得景区管理部门认真思考。
三、985 相亲局 1.“985 相亲局”透出的焦虑与迷失 作者：张 丰《光明日报》（2020 年 12 月 14 日 02 版）最近，一篇题为《通过层层筛选，我在 985 相亲局上见证了高端的失败》的文章引起公众关注，也让“985 相亲局”成了网络热词。
根据这篇文章的讲述，所谓“985 相亲局”，最早来源于两个大学生创建的网络平台，只允许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 4 个中国最顶尖大学的学生参加。后来，由于这 4 所大学的相亲学生“已经被穷尽”，才将范围放宽到其他 985 名校。平时，平台会发布公号文章，介绍这些“优秀人士”，也会组织线下活动。
线下活动才是重点，毕竟真正的相亲都要走进现实。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每一位参加者可以“面谈”16 个对象，为进一步“交往”提供参照。可以想见，这样的相亲局，成功率不会太高。时间短，无法进行有效交流，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加者来到这里，最想表达的其实是自己如何优秀，并没有敞开心扉、认真倾听。
图片 这样的相亲局注定是孤独的，某种意义上，它为我们展示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的缺乏”。文章中讲了一个男士的故事：从小到大不允许别人比他优秀，由于是所在地区的高考状元，在大学也是尖子生，所以毕业后在工作中也仍然不允许别人超过他，只能辞职创业单干。但是，他却想找一个和他同样优秀的、性格稳定的女孩做妻子，这样，他们的孩子将来才更优秀…… 这些名校毕业生，在高考中取得了人生的大胜，他们希望下一代还要超越自己。“赢在起跑线上”通常被理解成小学教育，这几年已经被提前到幼儿园的竞争，谁想到这些高才生更进一步，把“起跑线”提前到相亲上。这里的焦虑显而易见，高才生们希望能保住自己的优势，虽然这种优势来自于独木桥一战，本来就是脆弱的。
这种婚恋观让人瞠目结舌。它来自一种极端的进化论，相信两个学霸（高考已经证明了）的下一代，一定还是学霸。这种看法，排除了人生的偶然，不知道即便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看，从出生到高考，其实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下一代真的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他们会愿意做这种父母的孩子，去过这种被设定的、不但辛苦也缺少幸福和趣味的生活吗？ “985 相亲局”的一个荒诞处在于，它把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和高考成绩挂钩。参加相亲的人，至少都已经大学将近毕业，或者已经参加工作。名校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一个读了名校的人，理应拥有一个“更大的世界”，为什么还对几年前那场考试念念不忘？一个北大、清华的学生，如果不能从高考中走出来，大学就算是白读了。
这样的名校相亲局只是时下“高端相亲局”的极端形式。还有很多类似的相亲局，都会对应征者作出各种评估。学历（最好是第一学历）、收入、房产、汽车，逐个评估，最后大概能衡量出一个人的“综合竞争力”。这是所谓“大数据”在个人生活中的应用，看上去很客观，给人一种可靠的印象，但是它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婚姻的幸福，并不是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反，它更依靠的可能不是客观指标，而是主观的情感：你是否愿意倾听、付出和承担责任。
实际上，“985 相亲局”能够提示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幸福密码，而是一些人对幸福的误读。相亲表面上是一个起点，其实也是一个叙事的终点：如果一个人保持思维和认知的开放，或许就不需要到相亲局上去寻找机会。同样，如果从一开始思维方式就是封闭的，即便对象所有条件都合适，也可能会在寻求幸福的道路上迷失。
2.“985 相亲局”，一群高智商者的短见 《钱江晚报》评论员 陈江 一般而言，选人，会放眼于四海，如果只在小圈子里挑挑拣拣，很难选出特别优秀的人来。不过，有些人偏偏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找对象就在小圈子里选，比如“985 相亲局”。“985”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但这种相亲思路很不“985”，这样选下去估计连“211”都够不上。
最近，“985 相亲局”频频登上热搜，引发的讨论还在蔓延中。最新的一则报道称：12 月12 日，北京下了第一场雪，位于北京 798 艺术园区拐角处“爱的博物馆”餐厅，举办了一场“985相亲局”。这场活动壁垒森严，参与者必须名校毕业，精英圈子。参与活动的 200 名男女嘉宾中，硕士和博士占九成，嘉宾们无一例外为 985 高校毕业生，或拥有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名校的学历。参与嘉宾近一半在金融行业工作。男嘉宾多来自互联网、咨询行业，也有央企和机关单位，女嘉宾多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相亲的“8 分钟约会”，一桌 6 位嘉宾轮流充当应聘者和面试官，被相亲者形容为“像一场面试”。
不难发现，近一年来，“父母代相亲”“名媛群”“985 相亲局”等婚恋话题频频破圈，不时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公共话题，刺痛公众敏感的神经，因为它们确实碰触到了当下社会的一些真实状况。大家无非借用这些话题，来讨论社会现实，比如阶层流动、教育鄙视链、学历歧视等。
所有的高端相亲局都大同小异，是不是“圈内人”被视为首要的相亲准则。在这些相亲局里，一般 985 高校的不找 211 的；211 高校的不找普通高校的；研究生或是博士才考入 985院校的会被鄙视，只有本科第一学历才是硬通货。这样的相亲局，哪怕发生在美好的初雪之夜，哪怕发生在“爱的博物馆”，无非是一场失败而已。
男女恋爱本是私人之事，个体在择偶时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学历、职业、容貌、性格……婚姻一般是有功利和非功利之分的，不过大多数人的婚姻是介乎功利婚姻和浪漫婚姻之间的。过分强调 985 身份，不过是将婚姻越来越功利化的表现。
将婚姻赤裸裸地物化、标签化，一方面是在矮化爱情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折射出视野的狭隘。生活中无数实践证明，985 高校的学生未必优秀，一个普通本科生也未必不优秀，自学成才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同为 985 高校毕业生，个人品行也千差万别。死死抓着 985的标签，并不意味着会带来更好的爱情与婚姻，何况爱情无法格式化，更没有标准答案。
社会不必赋予学历太多的内涵。高学历不等于高情商，更不等于好性格。如果被 985的小圈子框住，反而选择面狭窄，未必能找到真爱。只有越过小圈子，视野开阔了，才更容易找到生活中的好伴侣。
四、裸泳网红店 1.雇人排队的“网红店”，不能再让其演下去 《钱江晚报》评论员 默城 据新闻晨报等报道，今年 11 月下旬开始，一则名为“奶茶排队群演暖场”的兼职招聘，不断出现在上海的各大兼职群中。“五个领队同时拉人、建群、拍照、管理，持续数天……”有记者实地体验证实，这些群演排队充场的奶茶店，是“茶芝兰”人民广场店。与想像中不同，这家奶茶店排队充场最终收割的目标，可能不是消费者，而是加盟者。
图片 网红奶茶店雇人排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其营造生意火爆的假象，一方面是为了吸引不明觉厉的消费者上钩，激发他们的从众心理；另一方面，则是给加盟者看，用虚假的火爆引诱加盟者上钩，进而牟取暴利。媒体曝光的上海网红奶茶店雇人排队制造假象，就属于后者。
在市场环境下，正常的包装炒作可以有，但包装炒作绝不等于虚假欺骗。这种针对加盟者的忽悠，可能让对方付出几十万元的代价。
据了解，雇人排队给加盟者看的这家奶茶店，实际上生意相对惨淡，营业数据也是造假的。门店的菜单琳琅满目，但许多茶饮处于无法制作的状态。如果加盟者有意向去实体店探访了解情况，则会被拒绝。若要加盟，则须花费 25 万元。如此，怎么看也不像是脚踏实地做生意的。
将种种迹象联系在一起，真相就浮出水面了。线下开店，雇人排队，这一系列动作形成黑色的利益圈套，对加盟者进行精准围猎。
问题来了，如此虚假炒作，到底算不算商业欺诈？我国法律对诈骗行为的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从这个定义来看，此事确有诈骗之实，至于能不能构成诈骗罪，需要司法部门调查并定性。
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这样的欺骗不应该被容忍。如果任由这种行为进行下去，每一个市场个体对其司空见惯，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惯性思维，久而久之，会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刺痛的便是全社会的利益。
网红奶茶店雇人排队忽悠加盟者的戏该停了，相关执法部门该及时出手。不仅要调查惩戒个例，更要整顿其背后的行业歪风邪气。只有不断提高欺骗成本，才会对忽悠者真正产生震慑作用，才能帮助商业良性运转。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商业氛围，是商业活动的基石。每一个商家都应该铭记“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对“信誉”二字要有根本尊重，体现在商业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做生意还是要以诚信为本，坑蒙拐骗、蝇营狗苟，注定会被钉在时代的耻辱柱上。
2.“名小吃”奖牌能买 口碑买不来 作者：朱昌俊《光明日报》（2020 年 12 月 15 日 02 版）“‘中华名小吃’奖牌怎么评？”“还评啥啊！2000 元一块，交钱拿牌子。”名小吃、名餐饮、名品牌……如今，城市里一些餐饮店尤其是“网红店”内，经常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奖牌。近期，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奖牌可以花数千元在颁发机构购买，但这些奖牌的颁奖单位均无备案信息，其注册地址、官方电话等信息亦存在疑问。名店奖牌熠熠生辉的背后，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
动不动冠上“中国”“中华”名号，标榜“名小吃”“老字号”的奖牌，居然可能是买来的。这或许会令不少食客感到意外。但这样的现象，在餐饮界其实早就成为公开的秘密。
买奖牌行为背后的商家心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他们未必都相信在自家店内多挂几个奖牌生意就一定更好，但既然大家都买了，不买似乎就显得另类。于是，可能多数商家就不得不被裹挟到这种“买奖牌”的风潮里。
但是，这种风气有害无益。一方面，此举不但构成虚假宣传，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也在客观上有不正当竞争之嫌。毕竟，还是有部分商家是靠实力拿奖牌，如此一来可能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这种需求的存在，也催生了各种专门卖奖牌的“山寨组织”。按照规定，名称中带有“中国”字样的各种社会团体，必须履行登记、备案手续。但从记者调查来看，那些常见于各式奖牌上的社团，基本上都没有在民政部门备案，大概率不过是专门敛财的“山寨”社团。因此，这些几乎泛滥的奖牌，未尝不是对山寨组织的一封举报信，也启示相关治理还应该加大力度。
客观说，餐饮界发放奖牌、挂奖牌的做法，其实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对商家的评价渠道不足，行业组织的背书就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一家餐饮店的服务、口味到底如何，基本上都能在网上第一时间查询到，尽管这种用户评价也可能存在造假的可能性，但还是比单纯的一块“牌匾”更具参考价值。明确这一点，其实餐饮行业完全可以有更大的勇气去抵制这种买奖牌、挂奖牌的风气。
事实上，对于习惯了查看网络评价的年轻消费者来说，一家店的奖牌挂得越多，越可能起到反作用。因为它意味着这家店还是过于依赖来路不明的“行业组织”“协会”的评价，反倒可能忽视消费者的直接“打分”。这样的商家，其实很难真正赢得市场。应该看到，即便不论那些买奖牌的店家，近些年，一些公认的“老字号”品牌，也屡屡陷入“翻车”的尴尬境地。说到底，奖牌再多，资历再老，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跟上市场的需求变化，消费者都不会“买账”。
一句话，那些一个比一个“唬人”的奖牌可以买，但消费者的口碑终究买不来。在今天，能够拒绝这种跟风买奖牌，或者说真正把消费者的评价放在第一位的店家，更值得尊重，也才有可能做得更大。
3.有多少“网红店”在裸泳？ 来源：红网 作者：程振伟 编辑：陈乘 2020-12-15 16:24:21 名小吃、名餐饮、名品牌……如今，一些餐饮店尤其是“网红店”内，经常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奖牌。有媒体调查发现，许多奖牌可以在颁发机构购买，仅需几千元。这些奖牌的颁奖单位大多无备案信息，注册地址、官方电话等信息亦存疑。
这年头，不粘点“网红”味道，都不好意思开店了。餐饮店为了蹭流量，买个“行业十大”奖牌，倒也能忽悠不少消费者。然而，并非连锁品牌店的新店开张，差不多从零开始，奖牌分明是造假，岂不是欺骗消费者？ 服务业都想把自己往“网红店”上靠，其实契合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心理。不少消费者选择消费，都习惯到网上看看口碑，打分的人多，口碑好，符合了“网红店”的预期，于是果断下单。然而，买一块“李鬼”式的伪造奖牌，或有短期效应，但总有被戳破假把戏的时候。
实体经济为何如此不自信？前些年课外培训机构，刚开业，有点经济实力的，都会从一些门户网站买所谓“中国十大培训机构”奖牌，金光闪闪，然而不过 5 万 10 万可得，试问，一家新开的培训机构，怎么就成了“十大培训机构”？有钱能使鬼推磨，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买镀金奖牌的钱还是会转嫁到买课家长身上。再有就是，现在新开奶茶店也是做足了套路。比如店内挂着“最受消费者喜爱奶茶品牌”奖牌，还有就是新开店总会站满了排队年轻人，等候几个小时不在话下，这些人是真正消费者吗？来源存疑。
过去叫“老字号”，如今叫“网红店”。网红店顾名思义，网上有知名度、有流量，互联网固然有快速、传播广等特点，但服务业注重顾客体验、产品质量得过硬的基本规律没有变。想打造网红店，希望用上互联网思维，尽快打造口碑、品牌的想法没问题，但也要借鉴传统老字号的品牌打造方法，得扎实、诚实，注重品质，绝不欺骗消费者。以为网上淘几个虚假品牌，雇一些职业排队人营造网红店气象，一时有利可图，可潮水褪去，裸泳者总会显形。
有多少网红店经得起挤水分？君不见如今大街上，“网红店”突然出现一派人声鼎沸的多，然后突然消失冷冷清清的也多，留得一派萧瑟景象。弄几个假奖牌装点门面，雇水军排队“哄
抢”的网红店造假套路，能忽悠一些人却忽悠不了所有人，能热闹一时却不能坚挺多久，其中涉及到的诈骗造假等违法违规且不说，总之做服务业开店，光有“网红”思维还不够，还要有做老字号的慢工细活和诚实诚意。
五、执法的善意 1.9 岁孤女被限制高消费，如此大动干戈欠妥当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 年 12 月 16 日 何勇 据《南方周末》报道，8 年前，陈蔓的生父杀害了她的生母和外婆，后被判处死刑。父亲行凶后准备卖房，但买主王某交了 55 万元购房款后，房子没能过户。2017 年 3 月，王某把当时 6 岁的陈蔓告上法庭，要求判令购房合同合法有效，被法院驳回。2018 年下半年，王某再次起诉陈蔓，这次是要求判令解除转让合同，归还购房款 55 万元，获法院支持。11月 25 日，法院向 9 岁的陈蔓发出限制消费令。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9 岁孤女成老赖”、“国内迄今为止最小的老赖”这类说法是哗众取宠的“标题党”行为，与事实不符。9 岁孤女陈蔓只是被限制高消费，并不是所谓的“老赖”，也即失信被执行人。按照最高法《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被执行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再者，9 岁孤女被判需要归还购房款 55 万元的判决并不是糊涂断案。虽然现代法律已经不再奉行“父债子还”原则，但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这意味着继承人不能只继承遗产不继承相应债务，陈蔓继承父亲留下的房产(其中仅一半产权属于父亲遗产)，就必须承担父亲留下的 55 万元购房款债务，要求买主自认倒霉毫无道理。
但即便如此，法院向陈蔓发出限制高消费令仍然欠妥，如此大动干戈太过冷酷无情，值得商榷。
9 岁的陈蔓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她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而且，陈蔓虽是房产的所有人，但却无法处置房产，也不能拍卖其继承的房产还债。换言之，9 岁的陈蔓本就不能单独进行高消费活动，对她发出限制高消费令，起不到任何作用，对司法执行没有实际意义，只会给陈蔓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使用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 实际上，按照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而在本案中，陈蔓名下的房产是否属于其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其实需要讨论，9岁孤女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应是监护人名下的住房。换言之，9 岁孤女继承的房产如果不属于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应当进行强制拍卖，用来归还购房款，而不是对 9 岁孤女发限制高消费令。
总之，法律是无情的，但司法部门、司法人员要有起码的同理心，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要站在人性角度尽可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法院为 9 岁女童公开道歉，体现执法善意 《钱江晚报》评论员 陈江
近日，“9 岁女孩因无力替父还债，被法院限制高消费”一事备受关注。12 月 16 日凌晨1 时 49 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在“金水法院”官微发布《致歉声明》表示，通过对案件的复查，现在郑重地对大家说一声：“我们错了！” 同时，法院指出，对未成年人发出限制消费令不符合相关立法精神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毕竟“儿童健康成长高于一切”。
图片 目前，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已经依法解除消费限制令，并就此错误向当事人和网友诚恳道歉。
法院及时道歉并立即纠错的做法令人欣慰。这关系到一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让大众看到了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也有滋润人心的温度。
说起来，这案件背后有一出惨绝人寰的人生悲剧。2012 年，女孩的生父杀害了她的生母和外婆，随后将住房以 68 万的价格转让给王某。王某付了 55 万首付款后入住。没等房子过户，生父就被抓获并判处死刑。2019 年，法院判决认定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王某将房屋返还孤女。随后，王某起诉要求归还卖房款 55 万元，获法院支持。2020 年 10 月，河南郑州中院终审判令 9 岁女孩“替父还债”55 万元。因无力归还，9 岁女孩成“老赖”。11 月 25 日，法院向她发出限制消费令。
有人说，既然房子已归 9 岁女孩所有，法院这么判也符合相关法律条文，还款无果被限制消费也无可厚非。
但此案有一个特殊之处，该女孩仅仅 9 岁，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孩子作为遗产的继承人，对于父亲留下的债务，她的偿还义务不能超过所继承遗产的范围，并且，债权不能高于生存权。不能让一个无任何收入的 9 岁孤女，居无定所，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也是该案一经公布，网友纷纷指责法院执行之处。
事实上，2019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将“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制度化、规范化。强调从实际出发，在依法维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和充分保障被执行人正当权益中寻找平衡，寓法理情于执行之中，积极促成多方共情共赢。该制度为执法者的善心和同情心留下空间，惠及大众。
法治的理性和善意，总是体现在执法过程中。这个过程，是人性、情感与理性的“结合体”。法律不是冰冷无情之物，而是有温度的。法槌落下的那一刻，不只是一个案件的结束，还决定着他人命运的方向。
该法院在致歉信中说，这个错误发生的原因是“我们个别司法人员机械执法，对未成年人发出限制消费令，不符合相关立法精神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可见，在无声的法律条文面前，保留对人性的敬畏，体现执法的善意和温度，是法治的重要内涵。
六、强化反垄断 1“强化反垄断”倒逼互联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2020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四 北京青年报 远山 日前，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调查，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和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三家涉事企业分别处以 50 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这被称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的首个重磅案例。在此之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针对电商平台经营者“二
选一”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至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要看到，互联网产业监管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利用监管漏洞，通过与传统行业不正当竞争来获利，实现“监管套利”，包括电商领域的假冒伪劣、偷税逃税、恶性价格倾销、“二选一”等。
这一方面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比如不少网店依靠刷帖、刷量来获取虚假品牌效应，获得平台流量倾斜，诱导用户下单，让其他合规经营的网店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一些网店偷逃税费，形成对实体经济的不公平竞争。至于一些平台搞“二选一”垄断，强迫商家“站队”，更是对商家及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剥夺，损害了市场竞争。
此外，一些互联网企业通过恶性低价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流量形成市场垄断后，通过涨价、高额抽成等反向“收割”，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行业生态和商家、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最终造成的风险和恶果却又转嫁给了社会和国家，何其荒唐？ 凡此种种，大多与部分互联网企业陷入“唯流量论”有关。某些企业先期以免费、低价为由获取流量，通过流量撬动资源，“价格战”使传统行业的正常利润难有保障。一些互联网企业在收割足够流量后，开始所谓“流量变现”，改变游戏规则，肆意涨价、扣费，让线下运营商家和消费者为之买单。
对于流量的恶性竞争，在之前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已有深刻教训。风光一时的共享单车企业因低价营销引发巨额亏损，最终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大量用户的押金无法退回。近期社区团购给中小商贩、菜市、零售店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对互联网企业而言，必须清醒认识到“唯流量论”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多重损害。未来发展重点不能放在与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争利、导致一个又一个产业生态恶化的“低级竞争”上，而必须转变思路，真正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出发，在产业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坚持技术创新，同时坚持依法纳税、开放经营、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自觉履行法律底线职责和社会责任。
规模越大的互联网企业，越要对得起每年巨大的营收，要在助力实体经济良性发展、为消费者创造更多创新福利上下功夫。互联网企业再也不能走“恶性流量竞争”的老路，否则必将受到反垄断之剑的制裁，为之付出高昂代价。
2.处罚互联网巨头，强化反垄断发出强烈信号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社论 12 月 1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发布通告称，该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腾讯控股子公司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权、丰巢收购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了调查，并于2020 年 12 月 14 日依据《反垄断法》第 48 条、49 条作出处罚决定，对阿里巴巴、阅文集团和丰巢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罚款 50 万元，对互联网巨头们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起处罚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因为据媒体报道，“这是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对涉及协议控制结构企业违法实施集中作出行政处罚”。
收购股权，看上去十分正常的市场行为，为什么会受到反垄断机构的处罚？ 一般而言，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合并、购买、技术控制等方式自愿联合，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竞争能力。但如果经营者过度集中，又可能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排除和限制竞争，乃至损害消费者福利，所以各国政府都对经营者集中进行政府监管。按照《反垄断法》，中国对此采用的是事前申报制度，即经营者集中一旦达到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申报标准，则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透露，三项交易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营业额明显达到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而在集中实施前，却均未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看来违法事实是清楚的。至于处罚方式、罚款额度的选择，据称缘于调查显示“这三起案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尽管罚款额度较低，也没有采取取消集中等更为严厉的处罚方式，但其价值却不能低估。须知，互联网企业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的并购交易，但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的案例却如凤毛麟角。
以本次查处的案件为例，当初阿里巴巴收购银泰、丰巢收购中邮智递，市场上均出现了强烈质疑的声音，认为交易涉嫌经营者集中，而且已经触碰到了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标准，进而呼吁监管部门及时出手，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遗憾的是，尽管几家企业在行业内拥有巨大影响力，而且不缺专业的法律团队，但最终均未依法主动申报。
不论涉事企业抱持何种动机，本次处罚都是一个信号，也就是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所强调的，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所有企业都应当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近段时间以来，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堪称热门话题。无论是平台的“二选一”，还是社区团购，都引来了众多围观者。这一现象背后实际反映出公众对互联网巨头会不会成为垄断“怪兽”的担忧。在传统经济时代，这种担心已被证实并非没有道理。而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中新用户增加的边际成本微乎其微，互联网经济其实更容易形成“强者恒强”、“赢家通吃”的局面，目睹互联网巨头们的横扫千军，人们的担忧更甚似乎也不意外。
消除这种担忧，维护竞争和创新，就必须让反垄断这把利剑高悬。
近期的政策信号已十分明确，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11 月 10 日，市场监管总局又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次，监管部门对三大巨头“动刀”，显然应放在这一背景下审视。
查处一批案件有望起到警戒作用，个案的价值不言而喻。但鉴于反垄断立法始于 2008 年，考虑到社会经济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让相关法律法规适应互联网行业的特点，怎样推动反垄断的措施与时俱进，无疑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