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篇）2024年6月党建理论汇编

2024年6月党建理论汇编（31篇）

目录

1.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 3

2. 怀揣批判精神开启对人类解放的初步探索 13

3. 以深化制度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17

4. 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22

5. 聚焦“五有”发力强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功能 33

6. 以耐心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39

7. 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44

8.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历程 53

9. 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开辟广阔天地 62

10. 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 66

11. 坚持依规治党为增强法学研究中国特色注入动力 71

12. 文明与时代的变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引领时代 77

13.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总目标 92

14. 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路 97

15.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彰显鲜明特色 105

16. 畅通催生新质生产力关键路径 112

17.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 119

18. 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123

19. 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 133

20.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 136

21.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把握六大辩证关系 140

22. 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 145

23.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 150

24.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53

25. 品读《共产党宣言》：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159

26. 不断开创党的纪律建设新局面 164

27. 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 184

28. 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 192

29.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力量 196

30.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丰富内涵 202

31.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 206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研究】

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来透视新质生产力，对于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之“新质”的多维透视

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科学化、“总体工人”、“一般智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可以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及其多方面体现。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当代发展形态。马克思在对机器大工业的研究中揭示了生产力是多要素组合的复杂结构系统，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主客体及其中介结构，先进生产力首先就体现在这一要素及系统的全面发展上。新质生产力不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简单优化与量变迭代，而是形成一套新型的生产力要素结构系统，从要素本身、要素间关系、关系形成的结构、结构所发挥的系统功能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生产力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引领性。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要素方面发生了“质”的、结构性的变化，不仅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的技术提升，还将科学技术、信息数据、经济管理、人文经济等能动性要素全方位渗透融入生产力系统中的各个环节，迸发出强大的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赋能形式。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蕴的“自否定”力量即生产的社会化，并科学预言了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将为催生新的需要、新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提供关键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升级，将智能化、信息化的生产设备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社会性分工和协作、更大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化集中、更高水平的规模化生产的组织化，使社会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一个灵活、弹性的有机整体，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新质生产力是“生产的科学化”趋势的最新成果。马克思注意到，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过程就日益表现出科学化趋势，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要素。而新质生产力则体现了生产科学化趋势的最新成果，意味着科技直接成为生产力的趋势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不仅内在改变了劳动方式及分工协作方式，还重塑了中介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密相关，是科技创新密集型的生产力，是原始创新作为核心推动力的生产力，是生产科学化的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系统地取代传统的机械设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引擎和中介作用。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使生产活动更加依赖人类科技素养和集体创新能力的普遍提升。

第四，新质生产力是“总体工人”的最新体现。马克思揭示了机器大工业中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将劳动者的社会结合称为“总体工人”。所谓“总体工人”，是指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劳动者结合而成的社会性整体，包括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以及间接参与生产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等。“总体工人”包含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结构性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中介性结合、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差异性结合等。而新质生产力体现了“总体工人”及劳动社会结合的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内涵得到极大丰富。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创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事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等复杂劳动。这些创新型劳动者作为“总体工人”的中坚力量，不仅具备高度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而且能够灵活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的复杂问题，在劳动能力中体现出综合性、创造性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五，新质生产力是“一般智力”的合理发展形式。马克思揭示了机器大工业中“一般智力”的形成发展。所谓“一般智力”，是指现代生产科学化趋势中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化并被公共使用的智力因素，在狭义上体现为劳动社会化分工协作中的公共性智力因素，而在广义上则扩展至智力对象化产物的集合体，包括知识、科学、技术、机器、信息、数据等。“一般智力”源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受制于资本价值增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表现出相对于个体劳动者的异己对抗性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发展的“一般智力”则能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条件。劳动者不再仅仅直接依靠自身习得的知识技能来进行劳动并参与生产过程，而是更多地通过共建、共有、共享的信息网络的中介来进行劳动并参与生产过程。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催生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融合多种生产要素，“一般智力”的社会化、公共化趋势也日益采取数字化形式，因而，信息数据综合能力尤其是数字素养与技能成为劳动者的必备素质。相应地，新质生产力之“力”也主要表现为从以往热力、电力、信息力到“算力”的升级，而这种全球规模的云计算“算力”正是“一般智力”的最新体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生产关系成为具有高度弹性和可塑性的因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让一切创造人民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加快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里的新型生产关系，当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形式，但在生产关系的具体体制机制和要素环节中具有一系列新特征、新结构、新功能。第一，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更加具有弹性和可塑性。我们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更加灵活、弹性、高效的创新机制和市场机制，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充分发挥活力。第二，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更能保障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在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下，科技创新驱动日益强劲，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社会财富增长速度加快。这就更需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式，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通过完善劳动主体的“再生产”机制，不断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新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更加促进开放包容和共同发展。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信息共享、科技交流、文明互鉴日益紧密，这就使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条件需要全球整合。因此，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在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资本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权力。资本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特定生产要素上的体现，因而它一方面极大激发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将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资本自身的力量反过来对劳动者进行统治和剥削，不断榨取劳动者生存发展的时间条件和物质前提。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着主要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规定其存在形式和比例比重，并改造其内在特性，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以或直接或间接的不同方式支配着公有或非公有的各类资本，使之服务于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由此，新质生产力和资本之间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资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仍然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可以作为一种高度能动性的生产要素，激发高效、灵活、创新的资源配置，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的高效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警惕资本的逐利性及其野蛮生长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资本论》早就揭示了，资本具有盲目追求利润的本性，这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此外，野蛮生长的资本还可能通过垄断市场、压低劳动力成本、破坏生态环境等手段，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因此，我们需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确保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生产力，与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力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最大效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先进生产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现代文明成就的内核。由此，发展先进生产力，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和丰富的文明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等方面的进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劲的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丰富和形式创新。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以生产效率为核心的物质文明的发展，还蕴含着以劳动者能力素质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也在不断解放文化生产力：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明内涵、更加多样的文化形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驱动力量，既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特征，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力和引领力，继续深化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根本推动作用。生产力在本质上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人本身的能力素质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发展就是最大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落脚点，在于人的现代化与自由全面发展。只有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力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提升劳动者的科技水平，推动劳动者自身能力素质与物质生产力一体化发展。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有助于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有助于人的社会性潜能趋向创造性、全面化和个性化，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怀揣批判精神 开启对人类解放的初步探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的重要著作，是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初步探索。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深刻剖析了黑格尔在国家与法的问题上的思辨倾向，揭露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指明国家的根基在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限度，指明了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无产阶级通过人民革命走向人类解放的路途。

今天，我们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共同探讨三个问题。

一、法哲学批判之前，为什么阐述宗教批判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对德国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德国人从新教精神世界中解脱出来。德国的新教传统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甚大，造成了孤独的个体直面自己的灵魂的沉思，同时也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精神气质。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才能将德国人从“心灵世界”的神圣感中解放出来。

第二，将人的眼光由精神世界转向世俗基础。基于思辨哲学的宗教批判，将人的眼光引向了精神世界。在马克思看来，探索绝对精神的思辨哲学是宗教神学的最后的避免所。这种哲学把人从神圣形象中解脱出来，但是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的异化中去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基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对宗教的“祛魅”，而且指出宗教的基础在于它的世俗基础，才能使人们从精神世界中解脱出来，直面现实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世界，在现实的世界中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批判的理论成果的总结，肯定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作为批判宗教理论的成果，并且进一步将这套方法论作为批判思辨哲学的国家理论、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思想武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选择了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作为破除人的异化的方法论，将这套方法应用到对当时德国官方哲学的批判，意在破除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

黑格尔认为，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并具体论述了君主权、行政权、立法权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黑格尔以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态度看待现代国家。他认为现代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化身，是在人间的上帝，通过将国家神圣化的方式，确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范式。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现代国家制度建构。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的现代精神，但认为这种思想并不来自德国自身的实践，而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德国反思的结果。这种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是依靠对英法等国的亦步亦趋可以解决的。对这种抽象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应该诉诸实践。

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国家哲学和国家制度的批判，揭示出其抽象性和非神圣性，并且指出现代国家的本质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人民根本无法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等权利。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正是在揭露国家与社会分裂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无产阶级。

三、如何超越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

面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马克思始终在思考、在探索，得出答案：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具体而言，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需要以下条件：

无产阶级生成和发展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与工业运动相一致。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

建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青年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赞扬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个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可以满足德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提供彻底的理论指引。这种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立足于近现代德国发展的历史基础。马克思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他发现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无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的崛起，从而设想了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方式建构一种实现人的高度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个重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以深化制度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以深化制度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举措。深化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抓住供给侧、需求侧以及促进供给和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市场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做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有机融合和辩证统一。

以供给侧制度改革为突破，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力

构建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应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征构建最优的所有权结构，着重完善适应高标准市场竞争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企业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勇担前锋，充分发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的因势利导作用。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从法律和实践上确保国企民企、大中小企业平等的经营主体地位，让民营企业家享有与其经济贡献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从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和法律制度上彻底打消民营企业的发展顾虑。

构建适应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制度改革不仅要奔着释放这三种催生动力的方向去，还要加强统筹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产业变革三者高效联动，为创新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提供制度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

以需求侧制度改革为牵引，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消费基础作用和出口支撑作用

聚焦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在基础研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引导和带动作用，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聚焦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信贷政策，加快提升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升级。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的长期系统性影响，为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激发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潜力。

坚持着力扩大内需战略，发挥好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增强外需对内需升级的提振作用，推动内需和外需的高水平联动，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快深化土地、数据和资本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释放城乡融合发展动能。当前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需要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民、集体和政府等多主体的分配机制以及入市相关的配套制度，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激励水平，系统性降低入市的交易成本。宅基地改革与广大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各地差异性大、复杂性高，改革难度大，顶层的制度设计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的广度和深度，加快经验总结与提炼，着手进行法律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宅基地改革从试点改革迈向依法改革。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最优度需要权衡农民和集体的收益以及乡村振兴所需建设用地的成本问题。积极探索闲置宅基地转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机制，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内部跨区域流动的机制。深化数据产权制度改革，推动数据要素流通和数据交易。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改革在数据确权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制度，加快落实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加快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运用市场理念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制度环境，系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一步在法律和实践上落实和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公平竞争等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降低全社会的物流和信息流成本，破除长期形成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资源和产品市场。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宏观政策要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既考虑短期经济的平稳运行，也考虑中期的结构调整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加快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央地财政关系，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重塑地方政府竞争准则，引导地方政府聚焦于降低辖区内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通过完善营商环境和构建学习型社会来取得动态竞争优势。

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系统谋划，加强系统集成，推动系统落实。制度改革需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既要从全局上提升制度系统的整体效能，也要提升系统中各项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和兼容性，发挥好改革的协同效应。制度改革也需要处理好不同类型制度改革的优先序和节奏问题，从发展演进的视角进行顶层设计。

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历史行进到了2012年11月，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国内考察，便选择了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个三中全会，便确定全面深化改革为全会的主题。这些都明白不过地向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新时代将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将因为全面深化改革而进一步获得呼啸向前的持久动力，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继续赋能的，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还警示，如果搞得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响亮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此后，我们党又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在实际工作中，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都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在领导上不断加强，持续推进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体系和严格组织程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召开重要会议郑重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地位、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等，是党最重要的政治规矩和制度安排，是党实行领导、加强和改善领导最有效的措施。党的不少重要会议因此而富有重大建树，因此而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们以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激发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急需赶上时代；从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长期“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存在，使“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彻底纠正受到严重阻碍。国内外大势呼唤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以改变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国内外的热切期盼中召开，这次全会全面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强调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次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这次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这次全会前后，邓小平理论开始逐步创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彰显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时间来到了2013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时间过去了35年。经过35年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但与此同时，国内外环境也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家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仍然在于深化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指出：“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之所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是因为这次全会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推动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是因为这次全会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因为这次全会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以强大动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这次全会科学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为谁改、怎么改等重大问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因为这次全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走过“前半程”的基础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擘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顺利进入“后半程”；是因为这次全会从人民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全面改革，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此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构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我国的经济总量从2013年的59.3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126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党和国家事业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认为，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正是基于这些重要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号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在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改革是充满艰辛的伟大事业，实践一再证明，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乎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性问题。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成果，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这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要把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深刻领悟转化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际行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必须增强战略定力，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这里所说的颠覆性错误，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因此，我们要把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面对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闯的勇气、干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坚持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领导权、主动权。

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必须落实领导责任，严密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要深化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今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国人民必将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聚焦“五有”发力 强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功能

核心观点

新时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上聚焦“五有”发力，即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政党有力、社会有序、人民有福，通过强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功能，更好地促进“五有”并增强合力，从而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增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上聚焦“五有”发力，即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政党有力、社会有序、人民有福，通过强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功能，更好地促进“五有”并增强合力，从而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增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市场有效，集中表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际生活中，市场有效性受制于诸多瓶颈和障碍：第一，对市场和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足。过度强调市场机制作用，会忽视一些公共利益问题和社会问题；过分强调市场失灵，过度倚重行政力量，会抑制市场作用；第二，“有形之手”何时伸、伸多长、伸多久？第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存在堵点。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第四，国内外市场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优势，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既有代差也有位差，如何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客观上存在雷区和险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实践表明，不能盲目绝对地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要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调动各方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做优、分好，实现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协同发力。

政府有为，集中表现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善于“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客观上，政府有为永远在路上。第一，如何最大限度避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政府职能转变仍有空间。第二，在政府功能发挥上，需要健全和完善政府监管等功能；第三，智能化政府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政府更加有为是一项系统工程，靠细枝末节的改革和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搞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靠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功能、提升政府效能，实现“三能一体”优化政府有机体，建设与市场契合度高、整体效能高、人民满意度高的从容法治型、优质服务型政府。

社会有序，集中体现为活力和秩序、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得到妥善处理。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追求稳定的社会秩序一直篆刻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也有对秩序的追求。无论何种人类文明，构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一直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实践表明，实现社会有序需要克服“管得太死”和“管得太松”两大堵点。“管得太死”容易导致社会僵化，阻碍创新和社会进步；“管得太松”容易导致分散无序和政治腐败。要真正实现社会有序，离不开有效监管和适度开放。在新形势下要把握管与放的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通过改革增活力强动力，通过法治化，促有序求稳定。

人民有福，集中体现为全面深化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自古以来，幸福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尚书·洪范》中关于“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终考命”的“五福”集中表达了中国古代个人幸福观的核心指标。东汉桓谭在《新论·辨惑第十三》中把“考终命”改为“子孙众多”。《礼记·礼运》篇描述的大同社会，集中反映了我们先祖的社会幸福观所寄托的朴素社会主义的理想愿景。新时代实现人民有福，体现在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同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相统一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要研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运动方式、冲突力度、产生影响、破解对策，走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由之路，深入实施改革驱动、创新引领，既要推进事关国家建设、治理、发展全局和长远的宏观战略性改革，又要推进事关民生、民主、民乐、民安、民和领域的微观具体性改革，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参与度、获得感和幸福感。

政党有力，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执政力和多党合作力。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最大制度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党有力首先是执政党的全面领导力和长期执政力，集中表现为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能力、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治国理政能力，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等方面。党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必须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继续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坚决革除一切不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党在不断经受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洗礼中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实现党的建设力、党内治理力、党的执政力、党的领导力的协同提升。政党有力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有效运行上，多党合作力、政治协商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体现。这种新型政党文明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三者相辅相成；政党有力是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的根本政治保证；社会有序是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政党有力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有福是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政党有力的目的和宗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江苏、苏州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要求，有必要进一步从实际出发，守正创新，勇于善于探索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政党有力、人民有福的有效实现形式和丰富内涵，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作示范。

以耐心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所谓“耐心资本”，是长期投资资本的另一种说法，泛指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且对资本回报有着较长期限展望的资金。我国进一步壮大耐心资本，有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耐心资本的特点

耐心资本是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是相对于短期投资而言的长期投资资本，是具有明确指向性、长周期成长性、风险规避性和总体收益性的中长期投资。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壮大耐心资本，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撑作用，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引导它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耐心资本是更为安全的投资资本。长期投资规避不确定性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理性投资和科学投资，理性投资是建立在对资本市场总体把握基础上的投资，科学投资就是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经济规律进行的投资。耐心资本注重规避风险、把握时代潮流及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大势，因此相比其他投资是更为安全的投资，不仅风险更低，而且具有稳定收益。

耐心资本是战略资本。耐心资本不是短期投资和风险投资，是由战略投资家着眼于国家战略和民族崛起而进行的长期投资，是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跟踪性中长期投资，是在战略眼光和科学判断下进行的长期投资。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能成为长期投资家，也不是所有的长期投资家都能成长为战略投资家，只有那些具有家国情怀，拥有哲学思辨能力和长远眼光，并且深谙资本市场规律和投资之道的投资家，才能具备长期的战略投资能力，才能驾驭和壮大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时间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的合力作用，才能呈现出生产力发展整体提升的磅礴伟力。耐心资本作为追求长期投资、战略投资、稳定投资的资本，可以成为反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风向标，引领资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

当前生产力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要素，其中的数据、信息等要素的形成与发展，都来自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离不开耐心资本等金融资源的长期支持，在此基础上推动创新性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向前发展。由此，耐心资本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支撑器和稳定器。与此同时，耐心资本也是连接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兼容性纽带，可以成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催化剂。

我国的金融市场由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领域构成，目前银行体系占比最大，保险和证券的占比相对较少。银行业具有相对强的稳定性，风险性低、产业兼容领域广，但它的投资性相对弱。从金融结构来看，促进证券和保险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投资的活跃度，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资金来源。促进耐心资本的发展，能够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实现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领域的均衡发展，稳定金融市场的格局，进而优化金融结构，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多层次的资本助力和金融支撑。

耐心资本布局的方向

耐心资本作为稀缺资本、优质资本、安全资本，要想更好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建议布局应多向重要战略领域倾斜，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引领性和全局性作用。

统筹支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科技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助力。在这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根据不同产业领域、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各产业、各地区、各个企业提升发展质量的策略和方法以及路径，从而形成各具特色、不同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为此，耐心资本首先是投资于实体经济领域，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投资领域。耐心资本也需要投资于虚拟经济领域，通过虚拟经济的发展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不断优化金融结构的同时，使耐心资本成为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于未来产业的领头羊。

投资于促进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中把握住关键环节，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从这个视角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这决定了由耐心资本支持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也必然是世界范围的。耐心资本应注重通过支撑中国“产品出海”、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出海”，来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全球化，彰显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重要意义。

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科学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既狠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又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扫除障碍，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了生产力的革新趋势和发展方向。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在集成电路、5G通信、高速铁路、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工业母机、能源电力等领域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时，我国还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等多方面优势，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抓住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新”源自科技创新。谁能在创新上下好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新质生产力的“新”也源自产业创新。科学只有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表现形式就是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具体来说，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为主动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领域、新动能实现生产力能级跃升，现实途径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要发展方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整合创新资源和现有产业基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为主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在生产力，通过促进科学技术、研发模式、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组织结构等全面创新，不断催生新产业、壮大新产业。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着力点，促进科技和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形成更具成长性和持续力的生产力。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纵深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会促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而主动完善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我国发展实践看，生产关系的完善总会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作出战略部署，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生动局面，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等等。这些完善生产关系的生动实践，提升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就要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使劳动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力，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有序流动；使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能够合理配置到各类劳动者手中，实现诸要素便捷流动、高效配置。对生产要素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就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总之，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重大原则、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完善和提升。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生产力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的渐进过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把握并用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营造良好环境，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实践中，要坚持全局观念，树立系统思维，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统筹起来谋划和推动。具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支持全面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把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进一步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评价、流动、激励、引进、保障机制，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才的报国情怀、奋斗精神、创造活力激发出来；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放开视野选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为人才提供一流的创新平台和发展环境。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历程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总结其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及精神实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仅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而且也需要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我们党自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使其成为党领导开展思想文化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为了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集中力量致力于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建立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那么，我们要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呢？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新文化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第708~709页）。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也从推陈出新的角度明确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领导力量及建设目标等问题，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949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其后，毛泽东同志还把这段话作为他给《新建设》杂志创刊号的题词。由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建设在未来新中国建设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扫盲运动，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深入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教育活动，推进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除旧布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旧中国的教育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

为了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8页)。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的战略构想。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是根据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党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这一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2页）。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这些重要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强调物质文明建设，而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如果只注重物质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那就会走偏方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3~814页）。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大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实际，明确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战略思想。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系统总结了实践中所孕育的理论创新，并将其概括为“九个坚持”。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随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系统阐释。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概括了文化建设的“十四个强调”，并明确提出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七个着力”战略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认真回顾总结我们党一百多年来对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及其经验，对于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开辟广阔天地

坚持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法学界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开展深入研究，围绕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形成了党内法规学这一新兴法学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进一步对加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广大法学工作者坚持从依规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凝练新观点、创建新理论，推动党内法规学学科随依规治党实践发展而不断走向成熟。

服务依规治党要求，确保学科发展正确方向。创立党内法规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一项重要成就、法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世界各国都有活跃的政党，学术界都有相关政党研究，但我国形成了一门将政党治理规范化、理论化、学科化的党内法规学，用法学方法探讨、研究、呈现党内法规所代表的制度文明，更好向世界展现了“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党内法规因党而生、因党而立、因党而兴，是依规治党的重要规范依据。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党内法规学始终“姓党”，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依规治党实践为研究起点，以党内法规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指向，以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学术使命，以对依规治党开展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系统化构建为基本内容，研究解决党内法规制定、解释、适用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兴法学学科。积极适应依规治党的实践要求，确保了党内法规学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学理支撑。

围绕四个研究方向，推动基本理论研究深化。坚持依规治党，确保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始终自身过硬、能够领导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深刻展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新时代，随着党内法规制度大量出台、党内法规体系日益完善，围绕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配套党内法规制定和执行等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依规治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新兴法学学科日渐成长成熟提供重要契机。许多高校成立实体性的党内法规研究机构，配备专门研究人员，招收党内法规方向的研究生，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队伍和人才培养机制，并在党内法规的基本概念、本质、分类、结构、解释、实施等基础性问题，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等其他社会规范关系方面产生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刻反映出党内法规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独立性。近年来，立足依规治党实践，党内法规学基本理论的四个研究方向日益清晰、研究深度不断拓展：围绕党内法规的基本原理深入探讨党内法规蕴含的理念、价值与精神追求，党内法规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等；围绕党内法规的发展沿革深入探讨党内法规的历史经验和主旨精神、党内法规发展的客观规律；围绕党内法规的制度体系从党内法规的文本出发深入研究党内法规各项制度的基本框架、调整内容、调整方式、规范要求等问题，剖析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制度体系背后的机理与逻辑；围绕党内法规的实践运行深入研究管党治党中党内法规规范功能的发挥情况，助力解决各级党组织执行党内法规遇到的新问题。随着四个研究方向的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

把握党内法规差异，促进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体系是根据研究旨趣的不同，对学科内部所做的划分。反映实践需要的学科体系，构成一个学科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依规治党实践的深入推进，为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一些研究者认为，面对日益体系化的党内法规，只有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才能加强对不同类型党内法规的科学把握，提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水平。这也是党内法规学能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重要条件。围绕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出现了关于使党章学、党的组织法规学、党的领导法规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等成为相对独立的党内法规学分支学科的讨论。其中，党章学在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他党内法规都是为实现党章所设定的党的奋斗目标而存在的。发展党章学，确定其研究内容和范畴体系、界定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利于党内法规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创新发展，更好服务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要紧跟依规治党实践脚步，运用辩证方法、系统方法、规范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把握不同类型党内法规的制度特征、制度功能，由此不断积淀新的法学知识，推动党内法规学各分支学科走向成熟。

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厉行法治，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依规治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之治提供独特法治保障，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

完善法治形态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探索发展了依规治党这一中国独特的法治实践，促进法学研究不断深化对法治形态的理论认识。

法治具有多重规范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受“国家法中心主义”的西方法治理论影响，习惯性地将法治理解为“国家法律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进程，既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定位，也表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包括“国家法律之治”，也包括“党内法规之治”，两者都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突破了关于法治形态的“国家法一元论”认识，明确了党规和国法都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规范基础。

法治必须兼顾他律和自律。西方法治理论认为，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判断基础上作出的必要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他律型治理方式。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进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长效制度方案，是将党的自我革命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深度融合而形成的自律型治理方式。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一种将他律和自律有机结合的法治形态，也为世界政党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

发展法治价值理论

法治的价值追求关乎法治的形成动因、目标方向和战略任务。依规治党立足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初心使命，赋予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鲜明的价值导向，丰富和发展了关于法治价值的理论认识。

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更加重视党员履行义务。关于法治的价值取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曾被视为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不同于国家法律“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党内法规在保障党员权利的同时更加重视党员对自身义务的履行。党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承担着更多、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党员入党是要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依规治党，就是要通过压实党员义务和责任，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实现国家法律维护和发展人民权利的价值追求。更加重视党员履行义务的法治价值取向更好体现和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立场。

在制度建设执行上更加重视严格务实管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法治的这种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实效性和法律执行的严格性上。实效性、严格性历来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严格执法思想和“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务求实效精神，将其融入依规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提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生动体现了对实效性、严格性这两项法治价值的独到见解。

丰富法治实践理论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具有法治的共性，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依规治党在遵循法治一般逻辑的前提下，还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之治的具体实践需求。这对全面依法治国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突出优势，推动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法治中国建设在实践中如何展开、如何向纵深发展的理论认识。

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最可靠、最有效、最持久的治党方式，要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法治的一般逻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是为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注重发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的引导作用。这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体现在党员行为上，也体现在党员思想上，两者密切关联、相互促进。而党员的思想不能仅靠制度去规范、去塑造，道德对于依规治党不可或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等重要论断，将规范行为和引导思想、守底线和高标准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德规共治”的法治实践论，有力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由“制”成“治”。

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依法治国能否顺利推进，也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深刻揭示了依规治党对于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我们党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领导力量，发挥着设定法治目标、凝聚法治共识、推动法治进程、提供法治动力等重要作用。坚持依规治党，确保党始终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本身就是对依法治国的引领和示范；如果不能把党的各项工作纳入党内法规轨道，不能严格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也会落空。我们党充分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具有优先性的战略地位，与“治国必先治党”的要求相契合，丰富了对如何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理论认识。

坚持依规治党为增强法学研究中国特色注入动力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深刻总结“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历史经验，坚持将依规治党作为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管党治党，明确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要求领导干部不要当法盲，也不要当党规盲，实现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在法治轨道上相互贯通。坚持依规治党蕴含着深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拓展了我们党依法执政之“法”的内涵与外延，为滋育中国法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沃土，为增强法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注入强大动力。

促进法学理论研究范式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不能被西方错误思潮所误导”，强调法治领域改革“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意味着依规治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重要方面，体现出我国法治体系不同于西方法治体系的鲜明中国特色，也使中国法学理论研究迎来了一场范式变革。

法学是研究依靠规则治国理政的学问，具有深刻的实践性。长期以来，一定程度上受西方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法学主要以国家法律为研究对象，对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备的其他重要规则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可谓法律之学有余而法治之学还显不足。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础范畴，引领了新的研究范式，必将推动法学研究与我国法治建设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囊括的党内法规体系，体现了我国法治体系与西方法治体系的显著区别，深刻表明党内法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成为撬动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它将依规治党纳入法学研究视域，使党内法规成为中国法学的新范畴，强化了中国法学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使中国法学在观照和总结依规治党实践中凝练法学新概念，在分析和解决依规治党问题中生成法学新理论，推动中国法学实现从单纯法律思维到法治体系思维的法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变。

助推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如何理解法的概念，是建构法学知识体系的原点性问题。长期以来，“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的观点在我国法学界根深蒂固。依此形成的作为法学研究主流的法教义学，其基本研究方向就是把国家制定的法律作为必须坚定遵循的唯一规范进行体系化研究阐释。坚持依规治党，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丰富和发展了法的概念，为理解这一法学知识体系的原点性问题提供了新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制度哲学理论认为，法律是制度的最高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也即制度的形态来定义法的概念、把握法治体系，立足法治中国建设，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党内法规这一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法现象看待，充分表明我们党的党内法规与西方政党的规章制度存在本质不同。这是因为，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法律表现形式，而国家法律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区别在于国家法律是国家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党内法规是党的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从制度形态来理解法，就突破了关于法的概念的认识局限，解释了党内法规体系何以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的政理和法理，推动中国法学在法的概念上实现突破，确立起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新的理论原点。

赋予法治话语更多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治轨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具有标志性的法治话语，理论内涵十分深刻。正如具象意义上的“轨道”是由钢轨、道床、轨枕等多个部分共同组成，“法治轨道”也是由诸多法治要素、法治子系统等构成的宏大法治系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因此，在我国，法治轨道的“钢轨”主要由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共同铺就。这就赋予法治轨道这一法治话语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激发出中国法学在法治话语研究方面的旺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党内法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不仅规范党的自身建设，也规范包括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在内的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没有依规治党，就不能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就不能确保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始终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防止其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就不能抓住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决定法治体系运行质效的“关键少数”，确保其带头厉行法治。如果法学研究低估依规治党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忽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就不能总结好提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就不能形成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话语。法学研究要深入挖掘依规治党对于我国法治话语理论内涵的丰富拓展，不断彰显其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文明与时代的变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引领时代

回顾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所遇到的一个困扰是：究竟是该以时代定义文明，还是以文明诠释时代。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似乎在用一种“互释”的方法向我们描述历史演变的轨迹、解释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1000多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虽然在文化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文明的质态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变迁，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不同景观。另一方面，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时代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比如今天的世界，身处全球的现代城市景观中，我们感受到人类似乎处在同一个时代，而当离开纽约、伦敦、东京、上海，走进非洲广袤的草原部落、北极圈爱斯基摩人的营地，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其中的人们似乎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中，他们的文明样态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文明。也就是说，在编年史意义上的同一时代坐标中，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不得不说，仅从历史直观的角度，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文明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鉴于此，讨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题，有必要对时代和文明的关系进行梳理，以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其中的丰富学术内涵。

文明视野中的时代观念变迁

关于时代的概念有两种理解：一是客观时间意义上的代际变迁。我们可以用某一种客观的时间度量来描述。时代观念起源于人的时间意识，大自然寒来暑往、四时更替的规律变化，让人们产生了最早的时间观念，并通过天文学的观察获得了衡量时间的刻度，由此人们可以按照自然规律变化来安排生产生活。如中国古人就通过天体运行的节律性变化，确立了年、季、月、时的概念。在一年之中，又根据季节的规律性变化划分了二十四节气，从而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遵循。这种主要基于经验观察获得的时间概念，实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运动规律的把握，也由此确立了人在自然节律性运动中的位置。

如果说人在观察自然变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时间的观念，那么“代”的观念则是通过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由此区分了人类血缘意义上的世系。在生物学意义上，这种“代”的区分确立了种群繁衍过程中的伦理秩序，从而避免了种群进化中的基因退化，构成人类种群能够不断向着进步方向演化的生物学基础。这无疑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巨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演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意大利的维科看来，婚姻是“第一次人间制度”。正是通过确立婚姻禁忌原则，人类确立了能够超越动物性的婚姻方式，这也是一切文明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为确立代际继承关系形成了一套基于血缘基础的伦理秩序，这也构成了文化传承赓续的基础。在中国，这种伦理秩序通过家国同构建立了“家-国-天下”的政治秩序。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王朝更迭，但是这种家国同构的基本秩序并没有大的改变，以维护这种伦理秩序为使命的儒家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从文明发展史来看，今天我们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断代划分，主要是以客观的朝代更迭为依据的，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主观评价。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是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近三百年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的纪年方式里，指的是周平王元年至周元王元年这段时间。但是为什么说是春秋时期呢？鲁国史官记载历史时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记录，故此简称“春秋”。历史编纂学也是根据这样的纪年来记录历史事件，从而让我们获得了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作为编年史意义上的“春秋时期”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春秋时代虽然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在修史时采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通过曲笔来呈现史家的真实意思，对人物的评价褒贬系于一字。他通过这种历史叙事笔法来表达他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折射了他所秉持的历史观。实际上，由孔子编订《春秋》所确立的历史叙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历史观的形成。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衡量大的时间刻度的方式。如在中国古代的朝代纪年，每个王朝都有以皇位更迭为坐标的朝代更迭谱系。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都有自己的纪年系统，如官职纪年、奥林匹亚纪年、卡皮托林纪年等。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则是以耶稣诞生年份作为元年，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时期。每一种纪年系统实质上都是按照一定的历史事件来划分的，包含着某一种特定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客观上的“时代”观念，才有了人的历史，历史不过是时代变迁轨迹的表现。但这种客观意义上的时代观念却在一开始被人赋予了某种人文的意义。所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虽然自然界寒来暑往、四时更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一旦这种变化的规律和节奏被人观察并定义，就有了人文意义。不仅如此，时代的观念在其后的演变中成为文明发展的刻度。因此，也就有了第二种意义上的时代观念，即文明史意义上的时代。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曾经在其长诗《工作与时日》中描绘了人类种族退化的场景，在他看来，人类种族的演变经历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变迁，处于“黄金时代”的人类与诸神生活在“天上的王国”，而处在“黑铁时代”的人类则“面对罪恶无处求助”。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种族走向退化的进程。无独有偶，在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思想，如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最好的时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而在“大同”之后，则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信而好古”的孔子曾经以艳羡的语气表达了对自己对上古三代的赞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可见，在古人的眼中，人类文明并不是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的。孔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谈到春秋战国时期，往往称其为“百家争鸣”的时代，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思想和思想家。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创造和碰撞交流，为后世文明发展和演进奠定了思想观念基础。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上其他地方似乎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老子，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成为不同地域文明走向繁荣的思想奠基人。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在中国、印度、西方同时出现人类文化突破的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文明的“轴心时代”。

由此可见，关于文明和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时代划分存在不同标准，对文明的理解也存在主观偏向。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正确看待文明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工具。这就是，其一，在文明的起源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劳动在推进人类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决定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其二，在文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生产工具的革命划分文明的不同阶段，从而确立了时代划分的客观标准。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等，实际上就是以生产工具革命性变革作为划分时代的依据的。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还按照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式来划分时代。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既表明了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内涵着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步步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种关于时代划分的流派，但真正揭示了时代和文明关系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时代和文明的关系。

一个时代的文明高度是由引领这个时代的民族创造的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依然是一个谜题，但是在后来的文明发展中却呈现出一种多个区域独立演进的文明景观。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留存在历史记忆之中最著名的古老文明有四个：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以及中国。其中前三个古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国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同时，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先后出现过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等，这些文明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创立了疆域广大的帝国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实际上，这些文明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帝国的崩溃而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延续到今天的民族文化中。

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我们也会发现，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域（主要在亚欧大陆、北非和环地中海区域），人类文明的演进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前进的状态，不同文明在这个跨越漫长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各自“独领风骚数百年”。从西方文明来看，从前希腊文明到古希腊文明，再到古罗马文明，先后经历了1700余年时间（公元前1200年～公元476年）。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古希腊城邦雅典、斯巴达兴盛时期，代表了希腊文明的巅峰时代，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对后来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典三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擘，对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成为西方古代文明的巅峰。公元前476年来自北方的蛮族攻陷罗马后，西罗马灭亡。欧洲由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当欧洲进入“黑暗时代”后，公元6～7世纪，阿拉伯文明却逐渐走向鼎盛时期，不仅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还垄断了东西方的贸易，推动了伊斯兰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西方人真正地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则是在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地理大发现，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德国的哲学革命相继推动西方现代化进程。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在创立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时候，提出了“世界历史民族”的概念，即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代表世界历史文明高度的民族，影响了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当然作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是建立在其“绝对精神”理论体系的统摄下的。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的“世界历史民族”，就是绝对精神在每一个时代的承载者，而其真正的理论诉求却在于为日耳曼人注定能够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进行辩护。抛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和民族主义的考量后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是抽象的，但是对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也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得到了进一步超越。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历史进步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不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等方面的差距，在最初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由此也塑造了文明的阶梯性和多样性，但人类历史总体上是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在马克思这里，不同时代的文明所展现的是整个人类进步的趋势，因为随着交换和分工的发展，生产力自身势必要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疆界。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人类整个历史来说，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担当了人类文明的主要角色，使其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而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高度也代表了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从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来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地球上的各个文明虽然也通过贸易、战争、移民等多种形式进行着漫长的文明交往，但这种交往依然是局部的。也正是由于文明交往的不充分，西方人认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充满神秘感的。17、18世纪的西方人对东方文明充满了艳羡，其中包含了《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但同样这也成为了西方人进行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动因。因此，自近代以后人类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也源自文明交往。在此期间，由于西方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域而言占据了历史发展的高势位，也掌握了对于历史话语的解释权。时至今日，在西方人的地理坐标中仍然有着中东、远东的标记，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地理中的鲜明表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引领时代的必然性

历史地看，影响一个民族能否成为世界历史民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文明积累的程度，反映了文明的先天禀赋；二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反映了文明的精神状态。当历史条件具备，历史主体又具备主动精神时，一个民族就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明高峰都是世代累积的结果，而文明的衰败则主要源于文明主体的精神退化。反过来说，文明的累积和创造性突破必然是历史主体自觉行动的结果。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能够通过历史遗迹和文献典籍感受到文明的薪火相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文明的断裂，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与古人相连。虽然自近代以来这一历史进程遭受威胁，但中华民族也恰恰是在经历惨痛教训之后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根脉”和“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从文明发展演进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主要源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家园之感”并不需要回到某一个特殊历史场景中才能找到。在生活、日常交往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这种文化的归属感。如今人读《论语》，孔子的形象栩栩如生，他在两千多年前留下的箴言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些独特的文明特性既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标识，也是我们能够在人类历史演变中始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民族相比，这种历经五千年积淀的厚重文明为我们面向未来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基，使现代的中国获得了源源不绝的文化滋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厚重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的，今天我们所要创造的文明并不是简单的返本开新，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基础上的创新。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具有的最大文化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化路径依赖的文化原因。中华文明自身的独特性，不仅昭示着我们能够在赓续基础上重建新文明的可能性，也建构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链接。从历时性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合乎历史逻辑的现代形态；从共时性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超越于缘起西方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典型样本，而中华民族作为这一文明形态的承担者，也就注定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主体。

从文明发展的主体条件看，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使自身成为创造新文明的历史主体，也通过历史动员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性。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没有像历史上的众多古老文明一样被摧毁、取代，也没有像近代以来世界上众多民族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附庸；而是在经过不断地抗争和奋起后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的文化新生和主体再构。从文明发展史意义上看，这一充满了挫折与勇气的历史进程，既是文明质态的历史性飞跃，也是文明主体的涅槃新生。而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革命性的历史变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上的革命使得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得到巨大的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理论上的主动是最根本的历史主动。

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极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新境界，为我们引领未来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和科学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超前的创新思维，不断地用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内涵，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概念、新判断、新原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新样态。特别是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现代化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从而也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有了全新的历史定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奋斗，不仅仅具有民族意义，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伟大进步，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因此，中华民族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再一次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将成为表征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型样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总目标

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我们党紧紧围绕这一总目标，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

制度与治理，是决定一个国家性质和竞争力的根本问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靠制度，要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看出，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实践充分表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征程上，只有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或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这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卓著成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新征程上，只有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需要出发，始终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才能进一步促成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劲动力。

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同时善于总结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冲击的经验教训，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组成的科学的制度体系。不同层次的制度范畴各自发挥作用，同时又紧密联系、互为支撑，充分发挥显著优势，形成强大制度合力，能够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只有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才能更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提供保障。

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紧紧把握当代科技发展前沿，积极探索生产力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的重大判断，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何在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整体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是发展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素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新质生产力要求摆脱高能耗的传统经济增长路径，是数字时代技术含量高、涉及领域新，高效能、高质量，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更具融合性的生产力，体现出生产力由旧向新的质态跃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需要一批具有更高劳动素质和业务能力、可创造及应用新知识新技术的新型劳动者，一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引领产业革新的战略型人才，二是熟练运用新型劳动资料、更好适应高端设备发展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可有效提高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占比，从总体上提高劳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改变劳动者就业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产业转型升级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也是实现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的必然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使落后产业逐步退出市场，简单重复的低技能岗位大幅缩减，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增加。新兴产业的就业环境、工资待遇较之传统产业有显著提升，将对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生活质量产生有益影响。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教育水平，培养造就更多创新型人才。无论是提升劳动者素质还是开发适应新产业的人力资源，都需要教育。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坚实的人才支撑，造就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必须深化教育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淘汰不可避免地引发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或转岗，而科学教育的普及化和终身化可以帮助其过渡到新的产业领域，缓解“发展的阵痛”。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可应用于教育领域，丰富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总之，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如何在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起迈向富裕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创造与巨大人口规模相匹配的物质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做大“蛋糕”提供新动能，催生出新兴产业集群，为共同富裕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同时大幅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财富创造的速度，扩大财富总量，实现社会财富的跨越式增长。

第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分配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共享性、公有化是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资料不同于传统生产资料的独特之处，数字经济中生产资料共享性越高，其创造的财富越多。因此，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可带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还可带动新兴产业发展，扩大和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数字化智能技术发展，税收、社会保障等分配平台可收集有效信息，透明、精准地实现公平分配。

第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平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新契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处于发达经济体水平，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条件比较成熟，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第一、二产业比重依旧很高。因此，可以形成“雁阵”，在经济发达的区域优先形成新质生产力，由东部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实现先进产业的梯度承接，从而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带动全国各地协同发展，优化城乡资源配置。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在提高人类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更高层面上满足人类精神文明需求。

一方面，传统生产力较多地依赖于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消耗，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数字技术、智能科技等将进一步替代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人类将拥有更多自由时间进行精神文明活动，不断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将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信息等新技术的革新将进一步催生智能化精神产品。新质生产力极大丰富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带来无与伦比的审美体验和精神享受，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提供滋养。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属性，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通过劳动不断与自然之间发生物质和能量交换，形成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创造了生产力。然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的基础上。那些把自然界作为掠夺对象，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终将遭到自然的惩罚。

传统生产力过度依赖不可再生资源，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生态环境的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传统生产方式的颠覆，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由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转向科技创新投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避免了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粗放利用，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外，新质生产力也包括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对传统生产方式迭代升级中推动经济向绿色、高效、智能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智能、绿色等高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力要素的创新配置，带动新能源、循环利用、生态修复等新技术的发展。这也为应对环境挑战、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和平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必将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一方面，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世界利益，必将壮大世界和平力量。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秉持互利共赢原则，以开放的胸襟与世界各国共享先进科技成果，共同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印度尼西亚战略研究专家韦罗妮卡·萨拉斯瓦蒂认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巨大机遇。”哥伦比亚对外大学国际关系学家戴维·卡斯特里利翁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使中国进口需求更加多样化，这将对中国的全球伙伴产生倍数效应，助力发掘发展中国家新的经济发展潜力。”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本身又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更多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先进生产要素的交互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我们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资金、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进一步强化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有效联动。高新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拓宽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渠道和形式，使人类文明交流更快捷、高效，各国人民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交流、分享发展成果，异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传播等也将更加便捷。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扩大人类交往，实现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彰显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彰显出鲜明特色。

更加注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思想理论创新引领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改革的总体目标、主攻方向、重点任务、方法路径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战略性、指导性的重要思想和重大论断，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以组织方式变革引领改革。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极大推动了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把牢正确方向引领改革。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路蹄疾步稳、勇毅笃行，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这表明，党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方面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

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协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谋划发展思路、擘画重大战略、推出重大举措，敢于作为、善作善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擘画，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对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党的二十大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对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作出了前瞻性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心部署、周密安排，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经历了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做任何工作，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在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时，抓住重点，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既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又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体领域改革的重点也有不同。全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分别指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反映了各领域改革的要求。在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同时，也兼顾其他，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合，把握改革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在推进改革中，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注意政策的差异化实施，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正是因为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才势如破竹、取得显著成效。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还更加注重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发挥法治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确保各项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将改革推向前进。我们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社会形成改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的生动局面。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深化改革没有穷期。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前进道路上，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畅通催生新质生产力关键路径

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必须把握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需主动顺应科技发展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支撑。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制约，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结合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科学识别和动态调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一批产业科技攻关工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产学研优势资源和科研力量协同发力，补齐产业技术发展短板弱项。

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我国自主创新正在由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特征的追赶型创新，向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特征的引领型创新转变。需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强化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布局，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科技创新倾斜。加快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研究和组织实施好一批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重大科技项目，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需围绕企业和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向企业尤其是向中小企业转移，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着力健全要素市场体系

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推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必须着力破除不利于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构建连接全球的要素市场体系，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推动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数据、人才和资本等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实现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着力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数字经济本质是数字技术驱动的数据经济，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结合形成的数字生产力是未来重要的新质生产力。发挥数据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生产要素作用，需加快建立数据要素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加大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构建多层次数据交易市场，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探索数据资产化有效路径，健全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和数据资产治理机制，让数据“放出来”“动起来”“用起来”，真正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需以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为抓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强化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加大对基础研究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加快形成规模宏大、结构优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尤其是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团队，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健全科技金融市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充分发挥多层次金融市场作用。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金融支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支持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担保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加快发展，拓宽创新创业资金来源，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资产化的有效路径，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产业结构重塑和产业发展范式变革。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上，又体现在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上。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探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有效路径，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主要载体，其技术传导性和战略先导性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高度吻合。需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领域，组织实施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提升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新优势、打造新引擎。未来产业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发展空间巨大，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强，是全球创新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新赛道。需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围绕量子科技、生命科学、通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未来网络等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相关领域，孕育未来产业，加强前瞻性和体系化布局。围绕构建场景和应用，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应用先行先试。

二是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发展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重构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促进具有通用目的技术特征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深化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又以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实现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到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产业全链条、生产全过程、管理全方位数字化改造。还要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释放数字生产力的长尾效应。

三是推动产业高端化和绿色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需扎实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实施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推动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行业基础共性技术和公共创新平台建设，促进企业工艺装备持续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需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推进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加快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持续推动绿色技术产业化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全面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

苏州实施平江路风貌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等，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文脉内涵；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复烧景德镇历代13座窑炉，使陶瓷非遗文化活起来；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运用VR技术，让千年壁画再现华彩……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各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给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人文活力。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向明、思路清。

伟大事业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导。总书记强调：“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自觉能动性、摆脱盲目性，推动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其深刻的洞察力、鲜明的实践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给予我们方向指引，让我们明确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这是对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革命时期，面对一些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我国大大落后于时代脚步之时，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大踏步赶上时代。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始终坚持正确前进方向、葆有昂扬奋进动力，在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

以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明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道路的政治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任何时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这些都是事关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只有以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明方向，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保持独立自主走自己路的坚定意志和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决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一系列重要要求，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理论的清醒坚定确保目标不变、方向不偏。

以理论上的守正创新明方向。实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理论上的守正创新为我们在实践中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不断回答中，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建设提供明确方向和路径、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跟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在实践中大胆探索。

以理论上的高瞻远瞩明方向。科学理论具有把握大势、洞察未来的智慧和力量。“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2020年3月，总书记到浙江宁波舟山港考察，回京后不久即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着眼全局的战略选择，成为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先手棋，深刻体现理论的前瞻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洞察时与势，把握危与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使自己更加心明眼亮，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推动各项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

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居于首位、具有统领意义的重要内容，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政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系统深刻阐明了加强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原则、实践导向，形成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文化篇，标志着我们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和拓展达到新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的意识、能力和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对于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使党的全面领导得到具体的、充分的体现。这是综合考量理论、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被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伟大成就所证明了的科学结论。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由党的领导地位、文化使命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庄严的政治责任。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自觉运用和发展。始终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重视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注意把宣传思想文化纳入党的工作格局之中并给予高度重视，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实施，为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一致、意志一致、行动一致奠定坚实精神基础、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取得新成就的根本原因。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正本清源、激浊扬清、校正方向的头等大事来抓。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及文艺、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哲学社会科学、高校思想政治、文化传承发展等座谈会，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在多个重大国际舞台上生动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的文化观、文明观。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怀、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党中央着眼全局，采取有力举措，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隆重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要赛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二

领导活动涉及领导主体、领导客体、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等要素。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同样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考察。经过不懈努力，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体系日臻完备，内涵不断丰富并上升到规律性认识高度，实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贯彻了党的全面领导总要求，又在具体领域使之得到生动体现。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首先必须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才能更好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而言，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全面准确完整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不打折扣、不搞变通，推动各项要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充分落实到各方面全过程。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具体的、实践的、全方位的。在工作格局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宽阔视野，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远追求，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方位、站位和地位，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在目标任务上，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在重点内容上，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首要政治任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是基础性工作；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有机组成部分。在平台阵地上，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牢牢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在队伍建设上，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要坚定党性原则，当战士、不当绅士，敢于斗争，勇于亮剑，同时增强本领，提高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成为行家里手。

完善领导体系、工作方式。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党组切实履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体责任，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制定方案、推动实施。树立大宣传理念，整合各种力量，形成齐抓共管良好局面。严格执行党内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活动、重要政策的宣传报道口径，新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全局性问题和不易把握的问题应向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请示。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明确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责任，并与其他工作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用制度刚性约束保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定国家法律保护英烈、表彰功勋、整治网络乱象，颁布《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文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入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三

新时代新征程，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从形势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还面临着不少深层次矛盾，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内外部因素交织，导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加艰巨，唱衰、抹黑中国的噪音将会增多，错误思潮也可能沉渣泛起。穿过激流险滩、胜利达到理想之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全社会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行动指南和团结奋斗的昂扬姿态，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落实政治责任。政治性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最显著特征。当前与今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结合具体工作实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要不断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承载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大政治责任，因此所有工作和工作者必须具备更强的政治意识、更高的政治素养。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所有工作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干扰面前，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决不能发表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决不能为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勇于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就在于通过体制机制政策变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把人民的智慧汇集成奋勇向前的磅礴之力。思想文化领域是最具创新性意识和创造活力的领域。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比如，如何在日趋多样化的环境下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如何在新技术新媒体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推进媒体融合，如何在文明交流互鉴大势下更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等。进一步回答和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持续深化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优化体制、创新方法、凝聚共识、激发活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调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和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展现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

强化法治保障。继续加大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建设力度，通过立改废释纂等多种途径，着重加强有关意识形态管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文献、遗址保护，传承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建构起科学完备、务实管用的宣传思想文化法治体系，不断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坚持德法并举，运用出礼入法、隆礼重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要素融入法治建设，让法治德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世界文化治理贡献极具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建强专业队伍。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方面，聚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聚焦体系化学理化以及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聚焦内化转化，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业中不断展现真理力量。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高扬文化主体性，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与马克思主义之“魂”，辩证看待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做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在新闻舆论、网络治理、文化传播方面，处理好繁荣与安全、活力与秩序、事业与产业、对内与对外等关系，更新理念，尊重规律，多管齐下，增强时效性和实效性，以新作为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终要落到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中，体现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这体现了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一，主要表现为事物在矛盾运动中前进式变化、变革性进化的状态和趋势。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明进步方向和价值目标，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指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把社会看作一个多种要素有机联系和协同发展的整体。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构成，人的发展涉及肌体健康、人口数量、人的素养、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等诸多方面。

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正是不断探索如何以社会进步来推动、提升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进史，就是一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奋斗史。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高质量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项涵盖广泛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总书记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人的现代化，必须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在人口总量充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推动现代化人力资源合理分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这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鲜明价值导向。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结果。在高质量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促进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不断强化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性，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汇聚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路线和具体任务，标志着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是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才能更好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把握历史主动，建设文化强国。

内在意蕴：以“坚定文化自信”为根本

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赋予的内在要求。先进的文化能够推动个体与社会的进步，落后的文化则会妨碍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削弱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彰显了大国情怀和大国担当，向世界各国积极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强大文化基因，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以史为鉴，如果中华民族缺乏文化自信，就难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难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只有增强文化自信，才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前进的动力，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谱写出新时代的文化强音。

实践遵循：以“两个结合”为原则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科学路径，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遵循。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工具，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指导我们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地改造世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蕴含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积淀和智慧结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马克思主义“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理论特质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是两者有机融合的先决条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不同，但在社会追求、治理理念和道德教育上却高度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与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相一致；马克思对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丈夫”“君子”等伦理思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天地万物，来源于真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高度契合。

目标导向：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阔的文化视野，为我国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融为一体，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上，体现出一种政治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迈向文化强国宏伟目标所肩负的一种责任担当，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完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构建，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含了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内容。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在社会文明建设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把握六大辩证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为新时代切实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贯彻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键要把握好六大辩证关系。

把握好务实与务虚的关系。务实和务虚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两个方面，有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和功能。要正确处理好务虚与务实的关系，如果只注重务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会流于形式，难以奏效，甚至会引起师生的反感；如果只注重务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会踏空，失去本来意义，会有丧失方向和灵魂的危险。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严肃紧张的务虚，又有生动实在的务实，既解决思想问题又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实起来，达到满意的效果。

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任何领域，传承与创新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传承，创新便无从谈起；没有创新，优良传统就会失去生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内容还是方式都面临着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总书记强调的“四个坚持不懈”讲的就是传承，包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这讲的就是创新，包括教材体系、课程内容、校园文化、社会实践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教育工作方法的大胆创新和改革，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把握好教育与管理的关系。高校是人才汇集的地方，教育是主要任务，管理亦不可或缺。现实中，有时存在着教管脱节的现象，不利于教书育人，更不利于教育形成合力。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要让每个教师明确教书育人的职责，在专业教学中加入思政教育，既教知识，又教做人，做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政工干部要紧紧围绕学生专业学习这个根本任务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多联系专业教师了解情况、互通有无，这样才能克服教管脱节现象，真正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齐抓共管局面。

把握好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着眼于群体, 也要着眼于个体。尤其要重视特殊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比如家庭经济困难群体、心理障碍群体、身体残疾群体、学习后进群体、就业困难群体等，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要发挥学生中党团组织的作用，充分调动党团组织、学生会等正式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带动“特殊群体”共同发展进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对象是人，对个体而言，要尊重个人基本权利，尊重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社会的人，且每一个人的发展都要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因此，我们既要肯定学生的“自我实现”价值观中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一致的方面，又要纠正学生在某些观念上的误区，让他们的个性得以健康发展，实现个体价值。

把握好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高校，教师是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学生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关键是如何让主体有效作用于客体,使客体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原来“我说你听”“只管灌输，不问效果”的单向说教式的工作方法，树立地位平等、和谐互动、共享交融的观念。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要掌握思政教育工作的技巧,要善于观察人、研究人、理解人、激励人,注意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投其所好”，把促使学生思想与行为的积极性变化作为主体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使主客体的关系成为主体“施之有道”与客体“受之有效”的双向互动、及时反馈的有机统一关系。

把握好管制与疏导的关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涉及面十分广泛，一切同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全面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范畴。新媒体环境下，学生了解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各类诉求大幅增加，有时会涉及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像治理洪水一样, 只能疏通引导, 而不能被动设防堵塞。疏导方法包括理论疏导、规劝疏导、慰抚疏导、警示疏导、谈心疏导等。不管采取何种疏导方法, 都必须在疏导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 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鉴别比较中，在法与情、义与理的思辨选择中, 提高思想觉悟。为此，教育者要在态度上亲近学生、在才华上吸引学生，在与学生的和谐共处中达成共识，促使双方达到思想共鸣、情感亲近、心灵聚拢。要加强自身的品行修养，提高人格魅力，提升理论素养，完善知识结构，理解学生、尊重学生、接纳学生，以善良、仁爱的育人之心，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和学生们交心做朋友，在亦师亦友的友好交往环境中最终实现立德育人。

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鲜明特征和本质属性。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有助于进一步体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意义。

人民多维需要是原点坐标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现实之因。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然从物质转向精神文化，从低维精神文化需求迈向高维精神文化需求，呼唤党和国家把握并实现人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创造并培育丰富的人民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国之大者”理念，十分重视人民精神富裕，作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文化建设工作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的文化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内在动因。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需求，更有文化维度的发展要求。“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觉察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推动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蓬勃兴盛，增强人民精神文化层面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为人民服务是价值旨归

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人民利益系统谋划全局工作，倡导文化为民、以文化人的价值导向，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尺，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各项文化事业开展的基本原则，生动彰显人民主体在文化全局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持续奋斗的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人民精神文化素质的培塑，倡导运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人民，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源流，创造并积累新的精神文化财富。

人民主体力量是力量源泉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文化是历史演进中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是历史进程中人的主动性创造。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文化维度的人民主体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悠久岁月中，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迸发智慧的光芒，孕育出璀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反抗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熔铸出革命文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增强我国文化创造活力，涌现出一大批宝贵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新时代文化建设应当持续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和发展文化的主体作用，善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激励功能培根铸魂。团结带领人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革命文化的新时代阐释，建设稳中向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激励人民群众在赓续中华文脉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激扬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和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主体共享是内核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享发展既包括物质文化方面的共享，也涵盖精神文化领域的共享。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文化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增进人民文化素养，让人民充分享受到文化建设带来的实在好处，使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享共通中逐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秉持文化成果共建共享。一方面，要立足客观实际，正视文化建设中地域差异、城乡差异的现实存在，肯定文化共享是一个持续性和渐进性的发展过程，应当在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循序渐进地推进文化共享。另一方面，实现文化共享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文化建设，做大文化“蛋糕”，增强文化建设领域的主人翁意识，摒弃片面享受的惰性文化思维，实现文化的共同建设、共同创造、共同享有。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

需要和可能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重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大问题时，强调“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在论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时，强调“我们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是统筹兼顾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体现社会或个体对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期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满足需要的过程。可能，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把握和发展趋势的预判，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积极作为。需要和可能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脱离可能的需要往往流于“空想”，不考虑需要的可能也会失去实质意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和谋划，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既体现引领性和前瞻性，又注重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既不墨守成规、陈陈相因，也不主观臆想、好高骛远，从而使各项工作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发展规律、反映人民意愿。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什么时候二者兼顾得好，事业开展就顺利，反之就会导致工作受阻、事业延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就是兼顾了需要和可能，既考虑了促进就业增收、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并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又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要求。当前，各地都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需要”，但各地又要考虑自身的“可能”。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区位条件等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各地的“可能”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防止一哄而上、搞一种模式。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只有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才能把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有机统一起来，使各项工作既积极主动又扎实稳健。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有阶段性的也有长期性的，对此我们要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要深入把握我们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要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深刻把握我国发展所具有的优势，不断增强信心和底气，塑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可能”。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要求领导干部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贯通需要和可能，在设定目标、校准目标、实现目标中统一需要和可能，在检验成果、评价成果、共享成果中把握新的需要和可能。在这一过程中，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至关重要。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需要和可能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二者的内在实质及辩证关系，对影响需要和可能的内外部因素保持敏锐察觉，使各项工作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协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为各地结合实际推进生产力变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因地制宜”不仅强调发展的特殊性、自主性，也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灵活性。在实践中，各地要立足自身实际，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对地区发展状况进行精细研究和精准施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更是生产力领域的重要变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更好集聚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符合高效、智能、绿色、可持续等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新动能和把握科技革命新机遇提供重要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构建合理区域分工体系、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新时代的硬道理，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与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相适应，引导生产要素顺畅流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领域。由于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呈现不同特征。东部地区科技与经济基础较好，要更加注重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的提升，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部地区区位交通和市场优势突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西部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等等。通过精准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实际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明确各区域发展定位，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我国发展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好用足各地科技人才和资源禀赋积极拓展多元技术路线，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发展合力，有利于更好把握新领域新赛道的新趋势新方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在认识和运用自然、社会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发展实情制定相应政策；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各地生产力发展状况，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路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积极探索发挥优势、展现特长的发展路径，培育壮大新产业和新动能。

尊重差异性实现精细化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尊重发展的特殊性、差异性、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条件、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客观上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因时制宜，实现精准化发展。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行动研究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举措。完善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环境来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推动科技成果实际应用和产业化转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方向性指导。谨防脱离实际、盲目攀比、任性蛮干、一哄而上等不良倾向。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形态多样，各地发展重点难点不尽相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要立足各地实际，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避免同质化、重复化、无序竞争的低水平发展。例如，科技资源富集地区要紧扣科技创新核心要素，加快构建完善的创新生态，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国家级制造业集群和产业基地要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紧密结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资源型地区要加大资源精细化、高效开发利用，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等等。

同时，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先立后破”主要指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时度效，处理好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关系。在新动能培育起来之前，不能把传统动能都抛弃掉。“因地制宜”主要指结合本地区实际，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分类指导”主要指各地根据先进生产力的成长路径和规律分类推进，精准施策。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产业基础、要素条件是不同的，需要精准匹配，分类指导。

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国际竞争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让每个地区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不断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科技创新。经过多年发展建设，我国科技创新条件不断改善，新兴前沿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增强。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快速涌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完善激励机制，建立有利于集聚全球创新要素的开放合作机制，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引领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要载体。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和总量规模优势突出，但也存在科技与产业结合不紧密、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不够等问题。要依托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加快建设国家级开发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具有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生特点。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要依托生态环境较好或绿色资源较为富集地区，积极培育一批发展绿色生产力的示范区，推动产业和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促进高端要素汇聚。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畅通流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全面优化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供给。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让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成长。此外，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和配置能力，形成吸引高端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

品读《共产党宣言》：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内容摘要】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公开发表。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唯物史观的系统阐释。《共产党宣言》贯穿和渗透了唯物史观的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二是人类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使得整个社会获得解放的最后的阶级斗争。

第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位的科学阐释。《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阐释：一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二是促进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革；三是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等级秩序；四是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五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六是资产阶级具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社会关系的本性。

第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产物的科学论证。《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用来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现在又成为对准自身的物质武器，并创造了使用这个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由此，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即“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必然”的结论。马克思后来又提出“两个决不会”作为补充，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品格的深刻阐述。《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共产党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立场的鲜明表达。《共产党宣言》毫不掩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旗帜鲜明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边，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伟大作用，把无产阶级看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强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第六，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纲领和崇高理想的确立。《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并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者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这两大发现基础上的，两大发现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主要理论依据。

它是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标志。在此之前，工人运动只是零星的、自发的，多数是经济斗争，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共产党宣言》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交给了工人阶级，加速了其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

它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独立运动，前者局限于知识分子，后者局限于工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是极具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它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从社会历史的大跨度来看，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观察和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对我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宣言》的真理力量是永恒的，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不断开创党的纪律建设新局面

为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的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党的一大召开的时候，与会代表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激烈争论，有代表提出应该是“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但这个主张遭到与会多数代表的严厉驳斥，“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明确党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统一组织、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党的二大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党的二大通过的首部党章以“纪律”专章的形式对党的纪律作了规定。二大党章特别强调，地方党组织必须执行和宣传中央的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尤其在“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上，“不得单独发表意见”，这反映对中央权威的初步认识。二大党章还首次对违纪行为作了“开除党籍”的惩戒规定，使党的纪律具有了刚性和操作性。党的五大在我们党的纪律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党的五大首次将严守纪律提到党员义务层面，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首次提出“政治纪律”这一概念；首次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五大闭幕后不久，党中央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明确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45年，党的七大首次把纪律写入党章总纲，并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纪律建设方针，为党在全国执政后加强纪律建设提供了宝贵依据。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四个服从”，我们党对纪律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创造性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要求全党同志牢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些重要论断和实践探索深刻揭示了党的纪律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希望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全国执政后党的执政经验和自身建设经验，指出：“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没有纪律，党决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每一位党员自觉遵守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这个时期我们党制定了“第二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1961年党中央印发的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和定稿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保证当时党中央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伴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组织系统得以恢复并不断发展。1978年、1979年，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相继恢复重建。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颁布有力推进了党的纪律建设。为维护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从严治党的要求。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反党的纪律，都必须给以应有的处理。”由此可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落实从严治党方针的举措之一。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党内督查监管体系得到完善，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把加强纪律建设和管党治党原则贯彻到党的建设和中心工作中，不断调整纪律建设的制度、实践和体制机制，逐步推动党的纪律建设进入新阶段。

加强纪律建设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展现出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用严明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形势和规律系统总结和深刻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把我们党对党的纪律建设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加强纪律建设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保证。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时期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科学把握新时代纪律建设的特点和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上，加强纪律建设，就是要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加强纪律建设是强基固本，坚守理想信念宗旨高标准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深刻把握新时代纪律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让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正确处理自律和他律、治身和治心、信任和监督、原则和感情、高标准和守底线的关系，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永葆政治本色。

加强纪律建设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有9800多万名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深刻把握新时代纪律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就是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加强纪律建设是严厉整饬作风的有效途径。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取得显著成效。党的二十大向全党发出了“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的动员令。越往后执纪越严不仅是新时代驰而不息正风肃纪的基本特征，也是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的有力保障。深刻把握新时代纪律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加强纪律建设是维护党内法规制度的关键举措。执纪有力，制度才有约束力。没有严明纪律作保障，制度就是一纸空文。维护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就必须有刚性约束、纪律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严格执行党章，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增强。深刻把握新时代纪律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抓落实、重执行，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加强纪律建设是开展源头防贪治腐的重要手段。纪律建设具有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两方面作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些人在腐败泥坑中越陷越深，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身上出现的一些违法违纪的小错，党组织提醒不够，批评教育不力，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就可能导致要么不暴露，要么就出大问题。实践表明，如果开始就咬耳朵、扯袖子，在执纪方面抓得很紧，可以让多少人避免违法。深刻把握新时代纪律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使所有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综合发挥惩治震慑、惩戒挽救、教育警醒的功效。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进入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的纪律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确立了顶层设计，成为推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思想武器。

强调“党章是党的纪律规矩的总源头”，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根本依据。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党规党纪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表文章，引导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必须回到源头，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加自觉地学习贯彻其他党内法规，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强调“‘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要义。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全党必须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调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做到对党忠诚。既要体现高度的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又要有坚决的维护定力和能力。

强调“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点任务。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如果政治纪律守不住，就会影响对其他纪律的遵守。强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强调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组织观念、组织程序、组织纪律都要严起来。强调要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

强调“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于实践。强调要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理论、实践、制度创新成果总结提炼为党规党纪。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扎紧制度笼子，实现制度与时俱进。

强调“加强纪律教育，养成纪律自觉”，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途径。一个人的清正廉明，从根本上讲不能完全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觉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自己管不住自己，别人再怎么管也难以管住，因为别人总不可能时时刻刻看着。强调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强调“强化纪律执行，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关键环节。纪律规矩立起来后，执行要跟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定了纪律、立了规矩，是要遵照执行的。强调要严格党的纪律，坚持党纪面前党员人人平等，提高纪律执行力，对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决不能把纪律当成“橡皮筋”、“橡皮泥”，切实维护纪律的刚性、严肃性。

强调“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显著特征。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强调“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运行机制。党的性质、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强调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纪执法工作机制，把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结合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一体推进。强调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责任担当。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更好发挥巡视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强调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推动各类监督协调贯通，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上述重要论述，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一脉相承，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纪律建设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标志着我们党对纪律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新时代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在坚定不移的实践奋斗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锲而不舍抓执行，全体党员制度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不断增强，逐步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抓住“关键少数”，精准监督执纪问责，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等，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十多年来，党的纪律规矩已经鲜明地立起来、严起来，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连续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理论和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规范、转化为纪律要求。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着眼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对《条例》再次作出修订。新修订的《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从党章这个总源头出发，坚持严的基调，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范，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学习贯彻《条例》将进一步促进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条例》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负面清单”，完善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通过明确纪律要求，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处分规定，增写新条款坚决打击具有严重政治危害的非组织行为，针对监督执纪中发现的问题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将“两个维护”的要求贯穿始终，体现在方方面面。

学习贯彻《条例》将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确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组织体系建设，通过有效的组织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不懈努力。《条例》为党组织和党员划定了组织纪律的“高压线”，通过条款保障党章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围绕党的事业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聚焦推动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增强党员组织观念、保障人才评价机制落实等方面严明组织纪律，着力推动正确执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学习贯彻《条例》将进一步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弘扬清廉之风，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全面查找廉洁风险点，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条例》专列一章对“廉洁纪律”开列负面清单，落实党章规定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完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通过具体条款加强对党员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在规范领导干部本人不廉洁行为的同时，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相关违规行为的规范，教育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学习贯彻《条例》将进一步巩固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筑牢初心使命，不断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条例》划出了群众纪律“红线”，将维护群众利益的要求以纪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惩处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行为提供制度依据，围绕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回应时代需要和人民期望，直面不同时期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实践中的新动向新表现，着力织密保障群众利益的纪律网，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公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学习贯彻《条例》将进一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奋力完成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对党是否绝对忠诚、是否遵从党组织要求、是否做到廉洁自律、是否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都体现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需要工作纪律做保障。《条例》对工作纪律作出充实完善，同时针对党员干部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瘴痼疾划出明确界限，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的要求，立足引导党员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作出清晰规定，对着眼规范党员履职尽责、规范用权等提出新的要求，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勇挑时代重担，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做到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学习贯彻《条例》将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严以修身、严以律己的自觉，树立起共产党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光辉形象。“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欲明人者先自明，欲正人者先正己。”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既是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它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养成和保持做人做事的优良品格，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作风建设，更好地团结和带领身边群众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条例》明确列出生活纪律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对党员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进行规范，立足“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重要要求，增写了生活中铺张浪费造成不良影响行为的处分规定，紧跟时代发展，及时回应了当前现实需求和社会关切，对党员网络言行进行规范和约束，涉及个人品德、传统美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永葆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要在工作和学习上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也要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成为廉洁自律的榜样，使自己正气充盈、腰杆挺直，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好、越走越稳。

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引发国际社会热烈支持和普遍赞扬。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21年9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倡议，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担当与气度。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突破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等四重论调，为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和平发展与交流互鉴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

一、打破“历史终结论”，为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发挥中国作用

1989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年，他在该文基础上加以扩充，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一著作。福山在其文章和著作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体系已取得了历史的终结性胜利。“历史终结论”基于一种先验的普世价值观，假定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趋向于一个普遍的“终点”。然而，历史的发展远比福山所预言的要复杂得多，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受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有着各自独特的发展路径。三十余年来的人类政治文明并没有按照福山所预测的那样演进，“历史终结论”未能预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种种新挑战。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展示了除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用铁一般的事实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与“历史终结论”的线性视角相比，全球文明倡议认为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明间彼此平等，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文明倡议并不否认存在着一些为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并且强调要尊重不同文明对上述价值理念的理解和诠释，在追求这些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应当允许不同文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历史终结论”的单向史观，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动态的，不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点”，鲜明反对将某一特定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并强加给其他国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如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环境危机和技术伦理风险等共有难题，亟需立足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新视角，放下文明偏见和歧视，通过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和各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寻找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中国方案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将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视为文明的唯一评判标准，认为其他非西方文明都是落后的、愚昧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认为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足够的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直到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的冲击才使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演变。上述观点过分放大了外来的西方力量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中心论”曾长期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它将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视为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标杆和样板，一味忽视或否定其他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中心论”充满偏见和狭隘的视角不但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合作，有时甚至还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矛盾和冲突，其局限性和弊端日渐显现。国际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呼吁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寻求更加平等、多元和包容的理论和实践新视角。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路径，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选择。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存在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倡导通过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展现了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全球治理新视角。相较于“西方中心论”往往隐含的文明优越感，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发展观，充分尊重各文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与“西方中心论”下常出现的利益不均、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文明倡议秉持开放、包容、普惠等理念，提供了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新模式。面对种种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和人类共有难题，全球文明倡议提倡合作而非对立，互鉴而非排他，共赢而非零和，为充分理解并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和谐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三、跳出“国强必霸论”，为各国文明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国强必霸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论调认为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寻求向外扩张，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主导他国，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国在成为强国之后采取了扩张和霸权行径，如欧洲的殖民扩张、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等，这些实例在一些人看来构成“国强必霸论”的实证基础。然而，“国强必霸论”过于突出竞争和对抗，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实现共赢的可能性，往往促成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和短视的国际政策，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国强必霸论”的局限性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愈发凸显，对国际关系的理解需要超越简单的力量对抗，寻求基于尊重、合作、共赢的文明交往互动新理念。

“国强必霸论”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即使是在综合国力最强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对外殖民掠夺、没有炮舰政策、没有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为了自己称王称霸随意侵略他国。全球文明倡议诞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了赓续千年的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丰富智慧，牢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历史教训，秉持和谐共生、以和为贵的交往准则，成功跳出了“国强必霸论”的陈腐逻辑。全球文明倡议明确摒弃“国强必霸论”的旧有思维，强调国家力量的增强并不是无可避免地指向对外扩张和霸权行径，应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全球文明倡议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道，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避免零和博弈、实现共赢发展的范例。在上述倡议和理念共同构成的框架下，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维护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携手面对人类共有难题和挑战，共享文明发展成果，增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这种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新模式、新秩序，将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稳定、和平、安全、繁荣的国际社会。

四、超越“文明冲突论”，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汇聚中国力量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论著中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主要源泉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体制的差异，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他将世界划分为八种主要文明，并且预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导形式，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重大挑战。在“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视阈中，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双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国家行为不再仅仅由意识形态决定，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冲突论”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一些人批评它可能加剧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与和平共处。不幸的是，“文明冲突论”似乎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强调文明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心理预期本身就增加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将“文明冲突论”上升为政治价值观、政治哲学观，过分突出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冲突性，则无疑会导致不同文明间产生更多的纠纷和争端。

全球文明倡议展现了中国在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解决“文明冲突论”所预设的文明对立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文明冲突论”的狭隘视角和悲观预期与现实世界中日益加深的全球合作和愈发紧密的文化交流形成了鲜明反差。比起文明冲突，国际社会更需要一个包容和多元的视角来尊重、理解不同文明间存在的差异。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认同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念正在取代“文明冲突论”，有力地推动各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互鉴。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狭小框架，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深入交流，以文明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和谐共生为基础，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全球文明倡议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虽然各民族在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源泉。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各文明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与对话，反对以单一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文明的优劣，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开放的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近年来，中国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极大促进了与共建国家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了民心相通，加深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汇聚了磅礴的中国力量。

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

“文化”二字，最早出自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周易》中的“贲卦”彖辞说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即止于文明，亦即《大学》所言止于至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文化人、化育人心，形成文化共同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连续性根本上来自中华文明的文明意识、文化意识所形成的文化内聚力。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根本上在于文化认同。经史之学以及儒学，提供的正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文化意识、文化认同。《论语》所说“政者，正也”，是中华文明对于政治之本质的深刻理解，也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文明的关键所在。

换言之，文化大国之文化，关乎可大可久之道。文化事业之文化则是文以化之的“大文化”，文化事业之事业是进德修业之“大事业”。

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政治与教育意义。中共在革命时期就重视文学以及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子夜》等长篇小说、《风云儿女》《渔光曲》等左翼电影、《白毛女》等新歌剧、延安秧歌剧、延安木刻版画就是典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对文艺工作有根本指导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则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改革开放时期，中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进入新时代，延安文艺座谈会72年后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时代的十年在文化事业上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网络生态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文化事业日益繁荣。

文化事业中，文艺直接作用及感发人心。文艺也是中华文明传统重视的诗教，诗教作用于人心，作用于性情，作用于血气，是政教的最精微处，正如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之教，养人温厚之性情与德性；诗有兴观群怨之功，能观政治之得失并凝聚百姓之心。

新时代的文化事业，考古文物、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得到空前重视，因为其关乎历史文明记忆的延续。传统之为传统，一定如流水一样活着，就像《论语》所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将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根本上是以对山川、大地、历史之游而养人悠远、温厚、从容之暇心，以此方式而化成天下。

图片外国友人体验中国茶艺文化。李拾欢 摄

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因应着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而有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正所谓“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新时代的文化事业，离不开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首先，是重新理解一万年来中国农业文化所建立的人与土地、祖先、历史的深刻联系，在现代具有新的文明普遍意义，从而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让乡村达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同时，要深刻理解城市历史文化意义，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层面要作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之为文化，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关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中国已进入富而好礼的社会，富而好礼之礼乃是礼义，即德性生活之为美好生活。如此，则每个中国人从上到下都能安身立命，在天地之间找到人生意义，无疑关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之所在。

文化事业是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润身的工作，止于至善的德性，如“形而上者谓之道”渗透其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融为一体的新文化。它将是全面继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集古今中西与马克思主义之大成。在此过程中，还应坚持、丰富、完善中国新文化的文化主体性，从而建立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新道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力量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崭新命题，这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历史结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力量正是一种以精神上的主动性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志气、勇气，坚定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影响力，从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劲精神动力。

旗帜鲜明的价值引领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文化在价值层面的引领能力，以主流价值文化能否在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人民群众向正确方向运动和发展为重要判断标准，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定文化自信为主要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融入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发展中的集体精神状态。“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和肯定了坚定文化自信的地位和力量，对从精神层面引领全民族养成独立自主意识、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具有指导意义。

安民和谐的社会向心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汇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提升社会共识、增强行为规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向心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发展思想，要求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遵循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发展路径，通过推动文化民生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和享用者，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明确新的文化使命，为的是让社会文化建设劲往一处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在满足人民需求的维度上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感召力与吸引力，增强了人民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向心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强劲精神动力。

团结统一的民族凝聚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凝聚力相区分，指明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基础，凸显了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在和而不同中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始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源远流长的“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始终富有凝聚力的历史基因。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观念，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扩展为覆盖更全面、更宏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有机整体性。中华民族始终以中华民族精神为凝聚核心而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儿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奋斗，展现出极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开放包容的国际传播力

国际传播力事关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相应的文化影响力，也是该国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际传播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了兴文化和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兴文化”主要指在国际传播中坚持融通中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构建全人类的文化共识和共同价值，不仅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还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展形象”即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均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引领，积极对外展现中国声音和中国智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陆续提出“新型国际关系”“文明交流互鉴”“共建共治共享”“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文明特质，又融通着世界智慧，将中国理念融入世界表达，在交融互鉴中提升自身国际传播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守正创新的文化创造力

中华文化自中华民族诞生起就具备鲜明的文化创新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创造力改造社会实践的观点，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彰显了持续不断的文化创造力。“守正”是文化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关键，要在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文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作了深入阐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适应和协调，改造落后文化，抵制和消除腐朽文化，鼓励文化创新和先进文化生产，助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进而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丰富内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推进和拓展，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在实践中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充分发挥“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既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要把握好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第二个结合”——新时代的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魂脉”与“根脉”的融通共生中造就了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的时空场域下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魂？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深刻揭示并阐述了人类文明发展及演进的实质和规律，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是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和源头，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涵育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力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赓续发展的文化根脉。

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且僵化的教条，而是随具体历史条件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在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有机体，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弘扬，激活其中的优秀基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真理力量，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新路径，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深厚文化根基，实现新时代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守正创新的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问题。文化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性文明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明显的人文危机，源于现代化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存在的文化断裂，而世界现代化浪潮所带来的剧烈转型，又进一步加重后发国家在文化契合度上的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要建构的现代性文明，不仅面对着西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也面对着文化虚无主义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面对现代社会变革带来的发展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平危机、治理危机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解决现代危机的思想资源和智慧启示。“第二个结合”正是我们克服西方现代性文明危机的重要维度和方法路径。

“第二个结合”——“古今中外”辩证视野中的推陈出新

“第二个结合”必然关涉对“古今中外”的坐标审思。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时空要素”高度叠加的变革性社会，是基于“古今中外”辩证法的“变革和开放”来塑造新的稳态结构。基于“第二个结合”下“古今中外”辩证法的动态改革，也就成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就是要以更加积极的主体心态去融入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同时还是世界的。人类的现代化虽然肇始于西方，但现代性并不为西方所独占，积淀深厚、气象磅礴的中华文化中本就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元素。这些元素只有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发和提升，才能成为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第二个结合”创新性地处理理论、实际、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传统与时代的关系，在 “古今中外”的兼容并蓄中推陈出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固本强基、博采众长的一系列新成果。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兼容并蓄、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用“第二个结合”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更好指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将哲学社会科学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八周年之际，重温并领悟讲话的精髓要义意义重大。就如何贯彻好、落实好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部署，如何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如何让世界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需要在方法论层面找寻破题之策。

在坚持自信自立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是指其在一定的知识领域内产生新的、独特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和理论的能力。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影响下，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无论是学习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还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可以认为是知识分子们吸收借鉴外来先进思想文化以构建本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尝试，是一种自我学习取向的能动彰显。然而，受西方世界市场开拓的影响，近代中国畸形、羸弱的现状与内忧外患的国情难以抵挡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其生产方式、推行其所谓的文明的行径。资产阶级将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近代中国学术界逐渐进入一种不自觉的“学徒状态”，即依赖于对外部状态的思考，而丧失了对内部思想、文化、实践的充分尊重。黑格尔将哲学称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则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当今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从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向发掘自身学术观点的“自我主张”转变阶段。“自我主张”意味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迎来巨大的转型，即由“外在依托”转为“内在自省”。这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原创能力的发挥与提升极具积极意义。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需要立足于其本身的知识体系，坚定对其内部理论的自觉与自信，提炼出能够表达自身观点与主张的学术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坚持立足中国，遵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与客观实际，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升理论原创能力的核心要义。

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释疑能力、说明能力、指导能力。一种哲学社会科学能否支撑起对具体理论的阐述与论证，需要看其是否符合体系化、学理化的标准，能否承担起对理论的总结、归纳与传播工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要想形成体系化、学理化的知识结构，发挥其本身应有的作用，势必需要对其知识内容加以解释，因为这是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存在、发展的必要前提。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具备严密、完整、系统、科学的知识架构，才能够对现实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作出深度的概括与提炼，才能对客观的、真实的实践情况加以总结，形成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开化程度、文明进程、历史时段紧密相关，是对于本国家、本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历史文化成果、社会治理能力的真实反映。为此，要将一个国家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就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形塑满足当代中国理论传播与知识建设需要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也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在面向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高度关注、关切重大问题，深入细致地研究解决紧迫而麻烦的问题，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使命，厘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赋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世界意义，形成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阐释的底气。问题导向强调以问题为驱动，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紧密围绕中国实际。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问题，对这些问题予以科学有力的回应，可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问题导向可以激发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时刻保持对问题研究的关注和敏感，善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研究问题。问题导向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要关注现实问题，还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难题。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注重实用性，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通过关注现实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从而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性和价值性。

在坚持守正创新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竞争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的竞争能力，是指哲学社会科学在交流交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落后、不妥协、不畏惧的力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相比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更具有竞争能力，那么其必然需要具备相较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优势更大、作用更大的力量。八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挖掘与弘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涌现出大量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绝学”、冷门学科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支持，“新文科”建设持续深入地推进，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取得重大成果，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命题在学理上取得创新突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走出去”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明显。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八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取得的成绩斐然，但站在今天的历史起点与时代方位上依然任重道远。这具体表现为我国的理论、思想建构还没有完全达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主体性、引领性还没有完全且真正地建构与确立，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竞争优势还尚未充分展现。构建具有竞争能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然要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加以分析研判，同时也要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顺应时代需要，对时代发展产生能动作用。守正方可稳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基，坚守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确保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竞争能力的基本所在。为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最大增量作用。此外，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然而，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要坚持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是对特定时代的理论表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根植于特定的时代状况，在认识时代、反思时代的思维方式基础上，以时代的社会现实作为出发点，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当代文化相协调适应，在守正创新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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