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分析

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分析

摘要：巴林顿·摩尔是美国在20世纪的历史社会学家中声名大噪的其中一位，其研究范围涉及多学科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在整个世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演进历程、苏联政治、社会革命等都是他关心的核心议题，而他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其学术成就的最高峰，《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是摩尔的代表作。摩尔通过深刻剖析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凝练出了自己有关政治现代化的三种模式。摩尔的研究对象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六个国家，通过分析这些国家现代化历史中的农业商品化和农民地主关系等问题，他总结出了现代化的三种模式：以英国、法国、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发展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推翻法西斯统治后走出极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资产阶级发展模式生成的原因主要是农业商品化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并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法西斯主义道路生成的原因主要是农业商品化的结果带来了大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联合；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生成的原因主要是农业商品化没能孕育强大的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则推翻了旧的制度。这三种模式构成了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内容。

关键词：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地主和农民

一、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现代化理论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个产物，对现代化理论的分析要紧扣其产生的历史环境”[1]在 20 世纪 20 年代，“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用“现代化”口号来形容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的变革，这似乎是这个词第一次被赋予这样的含义。”[2]欧洲社会理论家是研究现代化理论最早的研究者，其主要将研究视角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象，马克思.韦伯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奠定基础。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代化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了美国。最初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为冷战提供理论支撑，在美苏两国争霸中，美国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规范化对其有重要影响，传统意义的现代化理论就此应运而生”[3]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理论将现代作为传统的对立面以此作为自身理论发展的基础，其认为，欠发达的国家的落后状态不过是现代化的前奏，是欠发达国家自身因素造成自身的弱势局面。只要欠发达国家充分吸纳和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制度，就可以走上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只是只视个体情况的不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处于一条道路的不同进程，但道路只有一条即：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4]尽管这一阶段研究现代化理论成为学术界的一股热潮，但理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往往很难付诸实际，因此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使其受到质疑。随着冷战高潮的到来。美国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也达到顶峰。[5]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获得独立。首要的就面临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这不仅关系国家日后的发展甚至决定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三世界国家的选择很多的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地位，美国为了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进行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理论研究。包括，摩尔在内的许多美国学者对以往的现代化理论重新审视研究。摩尔从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对传统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力求建构一种全新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找到世界范围内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由此摩尔的现代化理论逐渐形成。

二、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的特点

认真研读巴林顿.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可以对其理论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这些特点主要包括：以农产品商品化为主线进行研究；以底层农民为主要分析对象；以阶级分析法为主要分析方法。摩尔对于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分析重点集中在农业商品化浪潮和地主农民的关系上，进而综合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技巧来形成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阐述。

（一）以农业商品化为主线

1.农业商品化和革命同时出现

摩尔认为新旧制度更替的起点就是农业商品化，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面对农业商品化做出的应对方式是一国进入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农业商品化的重要特质就是农业用地功能的扩大化可以作为实质性财产来自由买卖，其工具价值不断被强化。土地市场的蓬勃发展体现了经济关系和市场组成的变化，底层农民作为参与要素之一被动融入农业商品化浪潮，当然一些国家的农民会由于整个上层统治对农业商品化的排斥而不被卷入浪潮，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农民都成为了农业商品化的被动参与者。农民失去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土地，一部分农民选择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加入工厂，成为城市建设的工作者，实现身份上的跳跃转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失去安生立命的根本而成为“流民”，又由于缺少融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良好契机，他们成为潜在的“星星之火”，最终成为推翻旧制度的“燎原之势”。摩尔的分析以农业商品化进程为逻辑主线，把“革命与否”的史实叠加考量，形成了其不同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理论。概括来说，摩尔的现代化理论包含三种由“农业商品化与否”和“革命与否”分析得出的模式。它们分别是：同时发生了农业商品化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发展模式；发生了农业商品化但是没有发生革命的以推翻法西斯统治后走出极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以及没有发生农业商品化但发生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首先是以英、法、美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模式，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农业商品化或革命的形式有差异，但从现代化的最终结果来分析，三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又有很大的共通性。三国的农业商品化都各有特点，不同点在于革命的主体力量的差异。在英国，农业上商品化的主要受影响体是：土地贵族和农民。封建土地贵族首先意识到土地不仅仅可以用来耕种粮食，通过羊毛交易获得巨额利润的类比想象，土地贵族相信将土地作为交易对象肯定会获得更大利润，由此而来的农业商品化使土地贵族实现阶级转化逐渐变为新兴资产阶级。但英国农民的境遇确是另一翻天地，农民没有耕种的田地只能大量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既而变为市民。但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确对农业商品化和新兴资产阶级嗤之以鼻，因此在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率先举起革命的大旗，走上现代化道路。法国在革命的爆发和领导力量上和英国略有差异，但他们都以农业商品化为导火索。不同的是法国的土地贵族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面对农业商品化时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果土地贵族审时度势的能力要优于法国土地贵族，前者顺利实现向资产阶级的转换而后者面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时缺少了敏锐性。对于土地功能，他们的选择是出租土地，让土地的使用者决定土地的具体价值。而法国的社会环境情况是专制皇权的统治，获得土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旧土地贵族联合起来，将社会转型的重任转移到农民身上，对底层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不断加剧。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路易十六决定推动改革以化解矛盾，但实际后果却是将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方势力纷纷成为国王的反对派，声势浩大的法国大革命就此爆发。所以，农业商品化对法国的影响和英国不同的是它没有诞生新的资产阶级，而是使得旧的土地贵族和新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这个同盟使法国内形成彼此分离的三种力量，随着矛盾的加深，最终演变成大革命。美国的状况则与英法又有些不同，虽然基本模式没有太大差异，但在美国，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南北两方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制度，南方是以种植园经济为特点的奴隶主经济制度，而北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发展成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邦联政府的关税政策使得南北两方的矛盾不断激化。南北战争爆发，北方通过颁布《废除奴隶宣言》等一连串有力措施占据有利地位，最终获得内战的胜利。综合三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可以归纳出第一种模式，即“农业商品化”和“革命”产出“资产阶级发展模式”。[6]

2.发生农业商品化但是没有发生革命

另一种是发生了农业商品化但革命却没发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社会历史环境不同于中国和西方，日本的地方领主是真实存在的；但日本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依然存在并且有效，其不同于英国国王的统而不治；而又不同于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这样特色的社会环境背景导致农业商品化的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日本的地方领主对于领土范围内的农民进行着强势控制，这使得农民在农业商品化过程中被架空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但随着农业产量的不断增加，日本开始进行农作物出口贸易，一些富农自然而然发展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经历了从农民身份到商人身份的转变。而处于最底层的农民由于被排斥在农业商品化进程外而无法成长为一种独立力量。但日本的新兴资产阶级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为了自身发展不得不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统治阶级的权力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军部独裁的道路。在摩尔看来，“日本由于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因此它采取的是一种反动和倒退的政治形式，并最终发展成法西斯主义。”[7]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道路可以看作“有农业商品化和无革命”条件下的诞生的。最终日本以推翻法西斯统治走出极权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政治现代化。

3.没有发生农业商品化但是发生了革命

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种现代化模式又独具特色。在中国，中华帝国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中央统治系统和下层民众维系纽带是庞大的官僚系统，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官僚系统只能依附于皇权进行生存。在这样高度控制下的官僚体系，皇权对整个社会进行着高度控制，士农工商的等级由来已久，工商业者经常是不被看好的阶级，他们一直被排斥在社会边缘。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帝国不能得到有效发展，在古代中国，土地的主要功效是粮食生产，而非通过土地贸易换取资本。中华帝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上层统治阶级只能将现代化转型的沉重代价转嫁到底层群众的身上。所以从明朝晚期开始，苦不堪言的底层群众不得不走上革命的道路。从大量的乡村和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迹象表明农民会有效地将自身组织起来，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就像在晚清时期，农民们总是需要在外来领导力量的主导下才能够主动地对抗现有的社会结构。[8]受中国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和妥协性，其领导的数次革命都走向失败。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其真正的力量在农村而不再城市，是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效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最终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这就是摩尔所论的第三种模式。所以第三种模式是由“未经农业商品化”和“农民革命”共同塑造的。

（二）以底层农民为主要分析对象

1.农民是“代价”的主要负担者

摩尔将农民视为现代化进程中主要的活动对象。总的来说，他认为农民主要负担者，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摩尔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是特定国家的农业社会转变过程，强调农民应对农业商品化挑战的方式是决定政治结果的关键性因素——这一关键性的因素，对俄国社会的近代政治进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当说，摩尔的这一见解是有分量的，亦即在于揭示了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9]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代表着其所涉及的生产部门的扩张、生产方式的丰富、生产产品的富余等。这一点就是资本主义商业化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以自给自足和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很难适应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底层农民在这种经济冲击下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土地，流动到城市，成为了产业工人，被动的完成了身份的转换。而在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统治阶级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统治阶级就势必要加强对于国家下层的控制，以实现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稳定。但是，摩尔同时也指出，尽管这两点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作用于农民的消极影响，它们却不一定是相伴相生的。而一般来说，当政治作用和经济作用同时发挥影响时，农民就非常容易被卷入农业商品化和社会政治转型的浪潮中。国家统治职能的不断扩张和商品经济向底层社会的逐渐渗透直接触动了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而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变革则是更大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发生改变的原点。乡村社会的生产分工和统治结构，牵动着不同的农村生产单位，冲击着农村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

2.农民是政治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摩尔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农民、地主和农村社会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农村革命是否会爆发。具体而言，如果地主与乡村共同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农民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就很低。这里，摩尔列举了几个国家进行论证。中国和俄国在他看来属于乡村共同体构建不太成功，原子化乡村社会特点明显的例子，所以地主与农民个人和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而这两个国家都爆发了不小规模的农民革命。日本则是一个反例，在摩尔看来，日本之所以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就是因为日本的地主和其所生活的农村社会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控制更为明显。所以不难看出，无论是政治控制还是经济联系，地主阶级和农村社会的联系都是农村政治稳定的积极因素。农村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在实现形式上有两点要义：首先是地主最好保持与农民的和平关系，即要避免土地纠纷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的冲突，足够的农业生产用地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要求，而基层政权是否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也十分重要；其次是除了经济生活以外，农村共同体有赖于地主和宗教人士等其它社会阶层在经济领域外发挥作用，为本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如果农村生活在经济领域外是一片空白，那么除了生产能力的有限保证，可能其它一切社会发展要素都难以保证。总的说来，在底层农村爆发大规模农民革命的原因在于，乡村社会中地主阶级未必是最适合领导农业商品化的阶级，如果农村社会不能产生主导商品经济革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革命就很容易爆发。

（三）以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

摩尔最重要的著作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可以看出，他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关注地主和农民这两个不同阶级实现的。在摩尔的研究中，阶级分析法贯穿于其研究的始终，具体而言，这种方法有两个方面的运用：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妥协是新政治体系的主要塑造力量；不同社会阶级的组合与联盟对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塑造意义深远。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妥协是摩尔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其最为人所熟知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一书的副标题所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摩尔关注的最重要的对象。当然，他的研究对象又不仅限于此，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这本书中，若以阶级划分摩尔的分析对象，其研究对象包括：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官僚阶级、旧贵族阶级、新兴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等。从结构化理论的角度出发，摩尔研究现代化的重点是客观要素对于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不同阶级之间的行动选择及客观后果是划分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基础性指标。不同阶级的选择则由不同的阶级利益所驱动，摩尔想要解释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使得不同阶级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变化，并由这种利益分配上的变化进一步形成了通往现代化的不同路径。具体来说，阶级利益的此消彼长所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阶级间的冲突与联合。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地主、农民、官僚之间就产生了对立或合作的可能性。阶级所产生的行动策略以暴力革命为代表，而且这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化道路的“主流选择”。而和平地迈进现代世界则很有可能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妥协策略和行动所带来的。需要强调的是，妥协的策略并非没有产生对立的利益分野，而是由于利益的重组是比“零和博弈”更优的行为选择。

三、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评价

（一）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1.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发展

摩尔不将自己仅仅拘泥于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中强调的传统和现代的直接对立。传统的现代化离理论认为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只有一个路径，不同国家的区别只是处在不同阶段。摩尔强烈驳斥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他觉得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可以有很多条。他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实际存在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思考，摩尔以农业商品化化为研究主线，把是否发生过革命作为变量来考察；他非常重视农民对现代化的影响作用，他将农民阶级和土地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为动态变量来突出其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摩尔的研究得出了三种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分别是：1.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发展模式；2.以日本为代表的推翻法西斯统治走出极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3.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且摩尔还发现这三种模式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相互关联。具体来讲，如果没有英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前，德国和日本就可能选择反动的几率不大，同样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和反动的样板，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可能又是另一种状态。摩尔的研究不仅从传统现代化理论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还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2.对比较历史学的发展

摩尔将解释现代化进程作为其研究的核心议题。系统考察其史学研究的技巧和方法，可以说，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相关学说是其的启蒙学说。但摩尔的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传统史学，他还融入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把历史环境、事件和宏观的且抽象的社会结构综合起来探究现象后的本质，形成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在摩尔的研究中，体现着宏大的比较历史分析视野。摩尔指出：“在试图理解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的时候，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提出非常有益、有时也非常新颖的问题，这种比较的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即有时我们可以借此来从反面粗略地审视一下那些人们已经普遍认同的历史观点。比较可能会带来新的历史结论。实际上，该方法的特征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过程，使得这样的研究不再只是有趣事例的简单堆砌。”摩尔的具体做法是运用求同法和求异法来寻找各个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求同法即“人们会确定具体共同现象的几个案例进行解释，这些案例也具有相同的一些原因，尽管他们在其他似乎有因果关联的方面各不相同。”如摩尔对第一条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中表明英、法、美三个国家都同时发生了农业商品化和革命，最终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二）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局限

1.没有建立起多元的分析视角

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研究中还有一处值得商榷，或者说有待完善，就是他对“阶级”概念的近乎“执拗”地使用。“巴林顿·摩尔主张，不同的阶级构型与同盟导致了不同的国家类型。”这就使得摩尔更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非“韦伯主义者”。以“阶级”概念进行社会分层，只参考“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者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划分。在摩尔那里，社会分层似乎显得只有“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产业工人”这样简单。而以“阶层”的概念进行社会分层时，参考的因素就要相对多些，比如，除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以外，权力、声望、职业、受教育程度都会被纳入考量。显然，如果摩尔能够参考这些更加多元的要素进行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在社会成员的构成问题上，他很可能将变得更有说服力。“有人指出，摩尔的理论模型可能是有误导性的，甚至，他论证其目的的材料是不充分的，关于这点概括说来，就是他对于阶级概念的严苛强调使他忽视其他因素，这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变得些许狭隘。

2.“历史决定论”值得商榷

从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可能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似乎有着较强的价值判断，摩尔将“英国模式”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定义为议会民主制，将没有形成“英国模式”的国家定义为右翼专制和左翼专制，通过他的结论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英国模式的道路会走向民主，而非英国模式的道路可能会走向其他的道路。这可能与摩尔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有关系，在实践中，有些独立后第三世界国家虽然采用了西方的民主制，但是仍然没有避免国内**、政权不稳等问题，所以他的“历史决定论”可能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 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98.

2] 曾庆捷.发展政治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8.

3] 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

4] 张飞岸.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132-133.

5] 张飞岸.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128.

6] 刘彤. 巴林顿·摩尔政治现代化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9.

7]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27.

8]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27.

9] 公丕祥.村社制度:青年列宁对于俄国法律发展的社会机理分析[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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