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岗位职责
第1篇：城乡一体化(职责 任务 目标)
挂职干部职责任务
挂职干部要紧密依靠支村两委，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切实发挥指导、协助和协调的作用，认真履行好以下职责任务：
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上级有关安排部署； 指导、协助村党组织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组织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关项目，协助制定发展规划，创新经营机制，培育主导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
指导、协助村党组织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组织开展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五个好”、“五带头”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指导、协助村级完善规章制度，推进民主管理，建立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指导、协助村级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村民素质，建设和谐农村；
全面参与村级各项事务，指导、协调、配合完成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矛盾调解、社会保障等工作；
全面加强实践锻炼，不断学习和积累基层工作经验，着力提升自身能力水平。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尊重规律。准确把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实践，切实转变一切不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观念，着力破除一切不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弊端，以规划的引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改革的精神探索城乡一体化路子，以统筹的方法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以制度的保证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
(二)惠民为本。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政策措施的科学性、连续性和普惠性，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在增加财产性、经营性收入上实现更大突破，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利民惠民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利民惠民政策广覆盖，让城乡居民共创共享城乡一体化发展成果。
(三)协调发展。把加快城市化进程与推进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统筹起来，坚持中心城区、中心集镇和中心村庄并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并进，在城市和农村的互动发展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四)有序推进。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长远目标与近期工作相结合、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因地制宜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和支持政策，注重加强农村这个薄弱环节，整合资源、增加农村建设投入，综合施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聚合要素、放宽农村市场准入，多形式、多层次、多途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
完善城乡规划体系，严格城乡规划管理，强化前瞻规划研究。
(二)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统筹，突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创新基础设施管理模式。
(三)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
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城乡一体化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
(四)推进产业发展一体化
优化产业布局，改善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
(五)推进生态环境一体化
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强化城乡生态环境管理，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
(六)推进管理体制一体化
理顺城乡行政管理体制，规范城乡经济社会管理，统筹城乡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城中村改造的工作目标
通过努力，制定国土、房产、社保等相关政策，促进符合村改社区条件的村明晰资产产权，组建股份制企业；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将村改社区村民农业户口改登为城市居民户口；依法撤销村民委员会，按照规划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逐步将村改社区中转变为城市居民户口的人员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按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标准及要求，改善村改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新型城区；按照城市管理规范要求，提升城市整体功能。
先锋村城乡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
政委：余宏卿大托镇党委书记
组长：罗卫海大托镇党委副书记、先锋村第一书记副组长：张伟先锋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成员：宋波先锋村支部副书记
刘进军先锋村主办会计
吴解军先锋村村治安主任
吴宇先锋村组织委员
陈巧斌先锋村妇女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和落实，宋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第2篇：城乡一体化
城乡建设发展一体化
———重庆万盛县区城乡规划的工作调研
谭欣 10建筑景观
摘要：重庆市近年打造“平安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城市建设强力推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建筑立面大气新颖，街道植物高高矮矮、花花绿绿、浓荫蔽天、翠绿欲滴，格局各异、景观优美，绿色的城市如同一颗碧绿的明珠镶嵌在崇山峻岭之中，呈现出林在城中、城中林中的生态城市格局。通过外出实地察看了解，增长了见识，启发了思路，尽管万盛县与大都市重庆在城市性质、规模、区位等方面不可比较，但在工作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水平上，更重要的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创新上可参照因素很多。他们用思想的大解放促进机制大创新，用机制的大创新推动重点工作的大突破，在以公共租赁房为主导，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创新的经验和做法，对我们具有极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调查对象：万盛县区的人民，市区的公民两者进行对比和联系。了解城乡之间建设的代沟和困难，和问题。从而寻找更为有效的解决方式。同时通过采访当地重庆的城市规划局的负责人。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能够了解更为专业和明确的城乡发展建设的大趋势和措施。
对万盛区县居民的采访，调查。了解重庆乡县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历史文化环境以及整个的一个经济结构和生活质量。了解他们的整的生活的一个建设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从而更为贴切的了解如何从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和发展问题。
对市区公民的采访调查，了解目前城市居民的一个生活状态，和享有的更为先进，方便设施，以及文化的普及。通过此进行对比。
对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局的负责人的采访，从更为妆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城乡将设一体化的问题.调查方式：利用综合性的调查方式围绕的主题和目的是对研究对象全面反映该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生活质量等各方面情况。
。问卷调查：填写表格的方式，对整个一个城乡生活等方面城乡两者的活动比例的比较。采访调查：以聊天的方式对政府规划负责人的采访，从而摘取大的点。
材料的收集：通过实地的考察和采访，走进万盛县区的居民家中，切实的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人流汇集出分发调查表格，填写报表，了解更为直观的比较，和发展的城乡建设存在问题。
总结：通过材的收集，和报表的比例分析，结合部分参考书刊论文，添加更多的思维创新观点。提出切实际的解决措施，对重庆万盛区县和市区的城乡规划提出更多的创新的建设想法和思维出发点。
不用再发回给我，题目可以，就是目的性不太强，和自身所学专业太远。注意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争取做好，王
以后的正式报告的大致流程：目前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原因 ===对策。
正式报告包括电子稿和A4的纸质各一份，请于2012年6月29日之前交到每个班的班长或者是学习委员处。由班长统一上交到负责老师处。
第3篇：城乡一体化
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刘文海
户籍管理是关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重大问题。当前，社会各方面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客观上也要求推进这项改革。但也应当看到，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重大的利益调整，搞得不好，很可能形成对农民新的伤害和剥夺。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目前的农村户籍不是“绊脚石”，而是“防盗门”。因此，户籍改革不只是“一刀切”取消城乡户籍那么简单，而是要逐步放开户籍迁移限制，让在城市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同时逐步减少农民居民的数量。这里有个关键前提，就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人群中的均等化，消除城乡户籍背后的巨大权益差别，让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
一、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沿革及利弊得失
中华民族的户口制度历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统计部族人口，商朝、西周就有人口登记制度，秦朝商鞅变法后逐步定型，以后各朝代都有类似制度。民国时期有《户籍法》和《户口普查法》，移植德国的户籍管理办法，取消了传统户籍制度中对人口迁徙的严格控制，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且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总之，户籍制度历来都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更正等七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三是居民身份证制度。为16周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16周岁以下的公民可自愿申领身份证。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始建于1953年。当时，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国家开始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户口登记有了全国统一完整的法律依据。《条例》提出“随母落户”原则，并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证明以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以《条例》为标志，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形成，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装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随后，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提出，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1985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1994年，取消户口按商品粮为标准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做法，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以及2001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城市户口管理有所放宽，包括随父随母自愿，分居夫妻团聚放宽，退休老人返回原单位或原籍挂靠配偶子女户口，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并居住一定年限者准予落户等。2002年党的16大提出，逐步取消二元户籍制度。200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县城和小城镇户籍已基本放开，部分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也大为松动，但距自由迁徙的实质性突破还有待时日。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现行户籍制度，把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并将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挂钩，形成了包括公民迁徙、劳动就业、教育、财产和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并且，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其在建国初期迅速形成国家工业化体系、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不能全盘否定。即使在将来，绝对自由迁徙也是不可能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国外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永久居留权大多是以固定住所、稳定收入以及一定居住期限为要件的。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户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主要弊病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阻碍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从总体上降低了生产效率，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对农民经济利益的剥夺，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三是制约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因此，改革势在必行。问题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被“异化”了，其上附着了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东西，改革的前提是要正本清源，把该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从户籍中剥离出来，让每个公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恢复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以讨论统一城乡户籍和取消迁徙限制的问题。
二、寄希望于取消城乡户籍来助推城市化，可能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促进社会流动、促进公平竞争、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正正义。现在，各方面对推进户籍改革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实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制度，保障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这个改革方向，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实现国民化这个根本前提，而是简单的把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就一定会造成很多的“三无”居民，即“无土地、无房屋、无职业”，这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了。
第一，现阶段让农民放弃农村户籍去进城，将会是一种“马太效应”，农民很可能是利益受损者。现在，城乡差别最要害的方面，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均衡，表现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公共设施等方面重城轻乡，尤其是农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这也可以说是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但是，农民生产生活还是有基本保障的，最根本的保障就是耕地、宅基地和其他农村土地，还有近些年来中央出台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取消农村户籍，可能意味着失去这些根本保障，农民进城后在各方面一般都缺乏竞争力，社保一时半会儿又完善不起来，就业、居住和生活前景肯定不乐观。还有，城市的高房价，也会形成对进城农民新一轮的盘剥。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即使拿到一纸城市户口，实际上也无法安居乐业。上世纪90年代，一些城市推行户籍改革，有的农村人买了城市户口，进城后才发现难以生存，纷纷想办法回迁。现在，一些地方人们想法设法的不是“农转非”，而是“非转农”。特别是在城市周边和近郊地区，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实际上是高于城市户口的。改革是利益调整，但改革不能让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广大农民群体的利益再次受损。也许有人会说，可以保留进城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啊。一代人或许还勉强可以，但下代人呢，户口和人都不在农村，怎么可能仍保留这些权益？除非是土地私有化。但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第二，鼓励农民大规模进城，可能会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现行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紧密联系的，取消了户籍制度，集体经济可能向公司化、股份化转变，经营风险将会增加；同时，农业人口弃农务工，也会出现放弃承包耕地的情况。这两种趋势将导致土地的集中，是否会演变成大规模土地兼并需要高度关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大规模集中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会加剧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局面，加剧社会就业压力，加剧人口的不合理流动性，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同时，鼓励农村人口特别是人才向城市流动，会使农村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源状况进一步劣化；资金流也是逆向的，大量农村人口携带资金进入城市购房、投资及日常消费，会使农村的资金更加匮乏。这些，都会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而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离不开农村的发展。
第三，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会对城市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就业带来很大压力。解决“三农”问题，绝非鼓励大量农民进城那么简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印度等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三农”问题。他们的农民问题不太突出，是因为农民人数少了，但另一方面城市问题却大了，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在这些国家，城市拥挤了大量的失业和半就业状态的贫民，这些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更加突出，“城市病”、“贫民窟”等现象就是真实写照。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民虽然没有城乡户籍制度差别，但在产业发展机会上受到特殊保护，很多农业产业包括农业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流通储藏、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等，限制非“农民身份”经营和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就基本不存在“三农”问题。在我国，近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推进户籍改革一直是积极的、主动的，但主要阻力却来自地方城市政府。由于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限制，只有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才乐意和有条件在户籍改革方面迈出较大步伐。2003年郑州市政府解除农民进城落户限制时，市内人口一年内暴增了15万，城市一时无法应对新增的学校、医疗和社会服务等负担，最后迫使政府“关掉了这扇门”。可见，户籍改革是有条件的，不能脱离城市化发展实际，而城市化本身又是一个自然的、逐步的过程。
三、政策建议
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农民进城，“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也需要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希望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户口本背后的各种社会不公平，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不少地方放开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效甚微，基本上可以说并不成功，教训深刻。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户籍制度背后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单靠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不可能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现实。因此，我们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那些在城市稳定居住、就业的流动人口创造条件，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又要从大处着眼，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到那时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差异、实行国民化的户籍制度才是水到渠成。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约46%，但只有28%左右的人有城市户口，也就是说城市中18%的人还没有变成城市居民。国家要创造条件让这些人首先成为真正的市民，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又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发展新格局，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实现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重点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投入。深化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进一步完善征用程序，研究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民化。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同等地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不因公民性别、种族、身份、地域或其他先赋性条件不同而有区别+。提供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最基本和最核心职能。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国民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符合基本标准的公共服务。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民化，城乡户口的差异才能真正消除，户籍制度也才能回归本位。公民因为要享受公共服务，就会主动地进行人口登记。
第三，充分尊重各地区、各城市实际，推进有条件的城乡迁徙自由。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总量大且地区分布不均衡，加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城市的现有经济社会资源也是参差不齐。因此，在户口迁移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调整方面，必须从各地的不同情况出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考虑，对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深圳等人口压力较大的特大城市，应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户口迁移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满足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居住的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愿望，防止城市人口过快、过度膨胀。对于大中城市，应在坚持稳定就业、固定住所（包括已购房和享受政府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和生活居住一定年限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放开城市户籍准入限制。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乡镇等，目前的户籍迁移政策已经基本放开，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相同的城市户籍具有相同的“含金量”。
第4篇：城乡一体化
“十一五”期间城乡教育一体化迈出重要步伐
（一）重点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为缩小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多年来，北京市教育系统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和有力措施，促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高水平发展。“十一五”期间，市级财政每年新增教育经费的70%用于农村教育，主要用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师资培训。在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基础上，北京市针对山区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殊教育学生（含随班就读）、工读学校学生做到“三免两补”：免收杂费、教科书费、寄宿生住宿费，发放学习补助（每人每年300元）和寄宿生伙食补助（每人每年1600元）。这一政策每年惠及40万学生，有效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
“十一五”期间，我们加快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建设了一批高标准、规范化的中小学，提高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水平。在京郊山区新建、改建123所寄宿制中小学。在11个郊区县建设了24所名校分校，总投资13.6亿元。主要指标上均达到新颁办学标准，即使在最偏远的乡镇，孩子们也能普遍享受到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开展百对城乡中小学手拉手活动，组织了103所城区名校与各远郊区县103所农村中小学结对开展手拉手活动，城乡双方学校互派干部教师，共同开展教研活动、网上资源共享。加强信息化建设，农村中学实现“班班通”，学生平均10人一台计算机，教师每人一台计算机。
（二）全面加强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要吸引和留住最优秀教师，为此，我们全面落实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建立和完善了对农村学校和教师的特殊激励机制，让农村和薄弱地区的教师有更高的待遇及发展机会。实施农村教师待遇及生活条件改善工程；制定对农村教师特别是山区教师的配套优惠政策，包括设立岗位补贴、生活及交通补贴等，为教师改善办公、住宿和生活条件，制定使教师优先享受职称评定等奖励政策。
与此同时，北京市教育系统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农村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加强专家指导和城镇帮扶力度，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财力和智力支持。专门针对京郊农村教师的“绿色耕耘行动计划”，每年培训农村中小学教师2000名左右，目前已有超过10000名教师从中受益。2005年，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每年选派1000名城镇优秀教师到农村中小学全职支教一年，同时有2000名左右的骨干教师在农村中小学兼职支教。2007年，为补充农村学校所需的教师，我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了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到农村中小学支教，市委市政府在待遇、落户、考研、保险等十多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目前已选聘1300余名高校毕业生到我市13个区县的农村中小学支教。此外，我们还充分发挥特级教师等骨干教师辐射引领作用，组织特级教师讲学团，赴远郊区县农村中小学讲学并结成师徒关系。一系列重大措施的实施，为京郊农村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整体素质的提升，为首都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高度重视京郊农村人才培养工作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从2006年起，在京郊农村地区开始实施“技能＋基础”农民成人中专学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组织编写适应农民学习的教材，采取分段分时的教学方法，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近几年，重点建设72所市级示范性乡镇成人学校。我们还高度重视北京农学院等农林院校和涉农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办好涉农学科专业，近年来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就业的毕业生逐年增多。
为促进京郊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市教委先后投资1800万元，分别在大兴、平谷、怀柔等区县兴建了一批农民教育实训基地。为部分乡镇成人学校和农村职业学校配备了农民培训流动课堂车，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开展培训，“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干，帮助农民赚”，增强农民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能力。
为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覆盖面，我们还先后在郊区县建立了178个农村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在10个远郊区县的成人教育中心或农广校建立双向视频交互式农村远程教育信息平台，开设了农民教育培训“大讲堂”，农民通过网络可以和专家面对面地进行学习交流，使教育培训更具直观性。
“十二五”时期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今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我们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保障农村教育发展需求。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建立完善区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统筹规划管理城乡教育，实现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标准化、均衡化配置。统筹发展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完善农村地区教育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新增教育经费主要向农村学校倾斜。加强区域内城乡学校间对口支援、资源共享和校长、教师交流，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十二五”时期，北京市教育系统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京郊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进寄宿制学校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实施农民教育培训工程，依托农村职业学校、乡镇成人学校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一体化配置和合理布局。通过联办、合作办学以及举办分校等形式，支持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发展新区、郊区等教育资源不足地区流动，满足人民群众就近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第5篇：城乡一体化
以生态城镇建设为抓手
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发展进程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下面，我把***加强小城镇建设及环卫服务设施建设情况，向各位做一下简要汇报：
近年来，***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的小城镇发展战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速加力。作为部门，全力做好服务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提高乡镇驻地、社区的生活环境，是我们的职责。为此，自年起，我们实施了管理重心下移，率先在全市建立了****分局，加强对乡镇的镇容、环境、规划、绿化、市政设施的管理。截至目前，我县已经建立乡镇城管执法分局***处，有力的推动了我县的小城镇建设，提高了乡镇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
为切实改善小城镇的环境卫生质量，我县积极探索环卫工作新思路，制定了城乡环卫一体化政策，积极地开展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四级环卫体系，并把****作为全市实施这一体系的试点乡镇，着力加强环卫服务设施建设。各相关乡镇也十分重视环卫工作，相继建立环卫管理机构，落实专人负责，加大财政投入，配备环卫保洁队伍，购置、建设环卫基础设施。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
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重点在于农村，我县把农村环境卫生
整治作为小城镇、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来抓，将生活垃圾处理列入乡镇年度重点工作。我局在小城镇建设工作中，针对各乡镇的实际，重点加强环卫服务设施建设。一是全面加强小城镇环卫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在****实施环卫一体化工作中，投资 万元治理了乡镇驻地、社区、村庄的环境卫生，购置了 辆保洁三轮车，修建了 处全封闭垃圾收集池，在 个行政村按照标准安排了保洁员。乡镇驻地和村庄环境明显改善，垃圾集中处理已经开始运行，1
增强了对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和承载力。二是不断加强小城镇环境管护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完善依法管理约束机制，确保有监管。实行环卫保洁日常监管制度，由乡镇城管执法分局负责划区分片监管全乡镇环卫保洁工作，及时落实巡查监管记录和通报制度，确保巡查密度全覆盖，全天候保洁无缝隙。三是建立完善市场化、物业化运作机制，确保有人干。成立乡镇环卫保洁所、管理区保洁站、村保洁队三级保洁网络体系，确保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四是建立完善投入机制，确保有经费。实行“县里投一点、镇里出一点、包扶单位担一点、相关企业捐一点、市场运作筹一点”的多元化投入方法，多方筹措资金，破解了资金投入难题。五是积极推动乡镇环卫工作向科学化、机械化、无害化发展。根据具体情况，适时建设压缩式垃圾中转站、小型污水处理厂，购置先进的道路保洁、垃圾清运机械车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让乡镇居民真正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生产环境。
总之，我县在小城镇建设中的环卫服务工作，虽然初见成效，但是各项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很多问题还有待于完善和改进。今后，我们会借这次各位领导来我县调研的契机，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切实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推动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长足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先进县做出积极的贡献！
谢谢大家！
第6篇：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弥合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大政方针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呈现出历史性的转变。但2010年基本实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要求并没有完成，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面对城市化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必然归宿。因此，要以推进农村城镇化转型为龙头导向，已实施村落社区化建设为现实要求，以落实土地市场化流转、金融组合化支撑、农民市民化转变为关键环节，以统筹制度化运作为根本保证，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是党的十八大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来的发展目标。这个决策跳出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拓宽了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视野和思路。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是涵盖农村和整体城市发展更高层次的目标。
新世纪以来既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我国城镇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1年的51.27%，11年间提高了15.0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这11年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亿人以上（从2000年的4590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69079万人），增加了50.48%，同期乡村人口减少了1.5亿人以上（从2000年的80837万人减少到2011年的65656万人）减少了18.78%，我国乡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为85947万人，16年来，共减少了20291万人，其中新世纪以来减少的为15181万人，占16年来减少总数的74.8%。综合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农业农村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提供了就业、居住等方面的必要条件。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相比，我国城镇化仍然明显滞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尤其是真实城镇化的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中切实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来科学推进城镇化，就一定可以使城镇化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特别注重解决好“三农”问题，城镇化进程中解决好“三农”问题，既是世界各国都需要把握的一般规律，更是我们这个农村人口众多的人口大国必须更加注重的重大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粮）；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人）。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城镇化一方面会不同程度地减少耕地，从而影响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又会引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转移。这既会增加社会对商品性农产品的需求，又因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在生活方式和饮食质量方面的改善而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除人均粮食消费高于城镇居民外，人均消费的鲜菜比城镇居民低22%，食用植物油低19.4%，猪牛羊肉低33.7%，家禽低57.5%，鲜蛋低46.5%，水产品消费仅及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随时关注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否则就难以保持城镇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些年，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好的阶段，粮食产量实现了“八连增”，年总产量已连续5年超过1万亿斤，去年又超过了1.1万亿斤，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也不断创造新高。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前已经出现了农业发展的速度赶不上社会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速度，直接的表现就是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进口的数量在快速增加。1.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长，2012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837.2亿美元，其中出口29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进口54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8%，上半年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逆差246.2亿美元。2012年上半年，我国进口食糖144.5万吨，同比增长1.8倍。进口乳制品66.8万吨，同比增长20.3%，其中进口奶粉35.7万吨，同比增长8%，我国国产奶粉占有的国内市场份额已不足30%。此外还进口猪肉30多万吨。2011年我国生产棉花660万吨，进口棉花331万吨。其他非耕地农产品如木材、纸浆、天然橡胶、羊毛等的进口量及其占国内需求的比例也都相当可观。有关专家测算，如按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计算，我国2010年净进口农产品的数量已相当于在境外利用了6.3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当于我国
同年农产品播种总面积241012万亩的26.14%。2.必须立足国内努力增加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加强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完善农产品流通方式、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关键在于健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包括健全对低收入人口的食品供给保障机制，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创造条件。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在快速上升，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土地租金和农业用工的费用都有明显上升。3.我国人口、耕地及粮食产量在全球的比重，我国2011年人口134735万人，约占全球约71亿人的18.98%。我国18.2亿亩耕地，约占全球210亿亩耕地的8.67%。我国2011年粮食总产量57121万吨，约占全球粮食总产量25.73亿吨的22.2%；其中我国谷物产量51939万吨，约占全球谷物总产量23.23亿吨的22.38%。从长期看，必须认真研究农业如何“走出去”，如何在农业上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问题。
CSA与城乡一体化
作为某种文明形态，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但是，随着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城市所具有的聚集带动和导向引领这两个基本功能，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所谓聚集带动那个主要是指在财富的生产和增值、消费方式以及人口分布等方面向城市集中的某种空间形态；而导向引领则是指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即文化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农业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大幅减少的变化，而且城市还成为农村的发展动力和观念参照。CSA，可以作为一个城市和农村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良好纽带与创新平台，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讲，CSA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现在面临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载体，其发展形态也必然会有自己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存在两点特殊因素很难再短时期内符合城镇化发展的规律，一是农村人口比例太大，而且绝对数量太多；二是现代化起步较晚。由此衍生出两个矛盾：第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但城市却不可能提供太多农
村人口的空间转移；第二，现代化必然带来资本和财富向城市集中，但后期现代化没有条件，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更不允许农民的破产。因此，中国城市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城市功能的自然实施，而只能是对于城乡整体发展的协调统筹，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形态。CSA的出现，很好的满足了协调统筹发展的要求，它打破了传统的城乡界限，将城市资源引入农村，将农村资源带向城市，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协同化发展，更是促进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推动生态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
CSA模式下的新型城乡经济发展形态
在CSA模式的推动下，城乡分割被打破，城乡经济迅速融合，实现了城市与农村通盘考虑，统筹谋划，在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以工业积累反哺农业，以工业理念经营农业，在强势推进CSA模式的同时，将现代化组织方式与生态化运行机制导进农业生产。在这种模式的指导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破解
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城乡一体化下各地政府着力推进“稳定制度、强化责任、保护资源、补贴农民、投入农业、奖补大县，理顺价格、提升科技、健全法制”政策的实施，为CSA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CSA模式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着手把发展生态农产品和“有机菜篮子”产品生产作为贯彻落实可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构建完善合理的粮食安全责任分担机制。有效地保护了耕地资源。大力推进了农村农业节能减排，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支持和稳定了粮食，畜牧业，渔业发展，同时加快推进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农民素质不高是制约产业发展壮大，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通过CSA模式，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加大对农民实用技术的培训，介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态生产意识。
CSA模式下，城市为农村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同时满足了城市对生态农产品于是食品安全的日益剧增的需要，城市是实现一体化的动力，发挥了城市实现现代化，生态化之后，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通过CSA模式反哺了农业，实现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资金支持，并为农产品提供了有保证的市场。
CSA模式下新型城乡文化发展形态
CSA模式城乡一体化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具体化，CSA模式城乡文化协同发展是遏制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有效出路，是解决“三农”文化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经济的一体化，必然促进文化上的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城乡居民你的生活方式想接近。在农村，CSA推动包括住宅水平、医疗条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以及商业网点等等趋向接近城市的水平。在城市，过去只有农民才能享有的新鲜空气、优美环境以及新鲜生态农副产品，随着CSA模式的推广而逐步为城市居民所享受。公共设施的相似、生活方式的相近，使城乡居民在生活观念上也趋于同化。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城市化，也趋于接近城市水平。农村实现由劳动密集向知识密集的转化。CSA通过促进经济上的均衡发展促进文化上的均衡发展，而文化上的均衡发展更有利于经济上的协调统一。
CSA模式下新型城乡生态发展形态（CSA特色）
第7篇：城乡一体化
摘要:本文首先探究了城乡一体化概念以及城乡一体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其次，用社会结构理论视角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后期，存在着经济社会不协调、不平衡的状况。第三，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体制。
陆学艺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第一次提出“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可以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个文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历次会议制定的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文件系统总结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指出了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困难和挑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明确揭示，“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深层次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文件还强调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作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从结构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战略方针。文件指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文件一共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战略任务，这些任务完成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也就实现了。
十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这个农业文件，是一个很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遗憾的是，这个文件出台时间是2008年10月12日，正值国际金融风暴袭来之时，风暴突如其来，来势凶猛。从上到下都去应对这个风暴，全力以赴地“保稳定，保增长、保民生”，导致这个农业文件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
2010年10月30日，中国体改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长三角的同志一起召开的这个“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与城乡一体化高峰论坛”来讨论这个主题，以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这是很有见地、很有意义的。下面，我着重阐述三个方面内容:
一、城乡一体化概念与研究内容
城乡一体化这个说法和理论，同“三农”论一样，是中国特有的。国外只有城乡协调、城乡均衡发展等说法。所以，城乡一体化这个理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实际工作者和学术界的一个创造。考诸文献，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苏南地区。早在1983年，苏南地区就有人开始提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当时的经济社会的背景是，苏南地区的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但发展中遇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隔的障碍，使乡镇工业还是不能顺利发展。所以，有些市、县
就提出来政府要对辖区内的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实行统筹兼顾的调节和安排，提出要实行城乡一体化。因为这个概念和做法，符合经济发展，特别是乡镇工业发展的实际，所以不胫而走，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当时随费孝通教授在苏南进行小城镇问题调查的张雨林研究员，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写了“论城乡一体化”的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上，这是比较系统论述城乡一体化的第一篇文章。
所谓城乡一体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城乡关系讲，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城乡是一个整体，整个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城和乡都是相互依存的。城乡关系应该是平衡、协调、有机结合的。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发展进程中，城市统治农村、剥削农村，城乡关系是对立的。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了城乡分治，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这不仅对农村发展不利，而且对城市发展也是不利的。
第二，就城乡发展的目标来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对立，当然不好。城乡分治，城乡之间人为地设置栅栏，画地为牢，阻滞流动，当然也不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结果，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提出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使城乡居民在政治权利、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等方面逐步趋于平衡、趋于公平、趋于均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第三，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上个世纪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通过建立户籍制度，对城市、对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形成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相关的体制、机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第一步是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遏止住目前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步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第三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四，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对城乡体制进行改革。现在还是城乡二元，要实现一体，就必须要进行改革。所谓一体化，化是一个过程，是变化、变革、变迁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三农”问题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所以，今后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破就是改革，除是除掉，就是要通过改革，除掉“三农”问题的病根。这样的论断，在中央文件是第一次出现。如何改革?改革什么?如何破除?回顾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清楚了。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也率先得到实惠，那几年城乡差距是缩小的，但进入上个世纪的中后期，农村要进行第二步改革，触及到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就改不下去了，只好打外围战，虽然中央和地方，花了很大力气;但农村的形势时好时阴，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原因是城市二元结构的基本格局没有改革，这是个教训。支撑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体制有三个:一是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二是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三是城乡不平衡的财政制度。这三项重要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已经明确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已经按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改革，而且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现在，农村改革应向城市改革学习，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诸如户籍、土地、财政等制度进行改革，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市一体化。
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分析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早、最迅速的地区，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有研究者认为“长三角地区已经具备了加速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基础”。我也认为长三角地区具备了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条件。总体看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宏大的历史任务，将率先从发达地区开始，以后梯度推进，次及中部地区，然后到西部地区，依次逐步实现。归根到底，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水平全面提高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即使像长三角，我们国家的发达地区，从数字上看，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社会等方面的条件，要实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还需要经济社会的条件有进一步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不仅在经济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社会建设、社会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因为我国的基本国情，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底子薄，起点低，欠账多，加上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有诸多体制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调整方面则相对滞后了。长三角地区，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也同样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数据做了一个整理，列表如下:表1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数据
从数据上分析，长三角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2008年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67%，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11.86%，当年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21.78%，人均GDP约合6800美元，是全国人均GDP3378美元的1倍多，上海市的人均GDP已达10753美元。从这些数据看，长三角地区已进入国际上中等收入地区的行列，这两年又有了新的发展。
从经济结构分析，长三角地区2008年GDP总量已达65479亿元，其中一产业3307亿元，只占5%(江苏一产占6.9%，浙江一产占5.1%，上海占0.82%);二产业34479亿元，占52.7%;三产业27709亿元，占42.3%。从经济结构分析，长三角地区已是工业化社会的中后期阶段。上海的一产不足1%，三产占53.7%，近两年三产比重又有新的提高，所以上海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后期阶段。
从社会结构分析，在就业结构中，2008年长三角地区就业总劳力为9188万人①。其中从事一产的劳力占21.1%。这同上述当年GDP中一产占5%，有16.1个百分点的结构差。在城乡结构中，200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率为58.8%(上海87.5%，江苏54.4%，浙江57.6%)。这两省一市的城市化率中，都有把本地和外地的农业户籍在本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定为常住人口，而计算入城镇人口的，这类人口到底有多少?统计局没有说明，但现在各个城市里都有相当数量的常住人口，他们被称为“只是半城市化的人”。在收入分配结构中，从1978年到200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大幅增加，但这两省一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8年与1978年相比都是扩大的。上海从1∶1.45扩大到1∶
2.34，江苏从1∶1.86扩大到1∶2.54，浙江从1∶2.01扩大到1∶2.45。就城乡差距说，2008年这两省一市却比全国的1∶3.31要小，但这两省一市1978年的差距本来就比全国的1∶
2.56要小。
从社会结构的这些数据分析，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中，2008年的就业结构是一产21.1%，二产40.7%，三产38.2%;城乡结构中，城市化率是58.8%。根据美国学者钱纳里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他们提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就业结构应是一产的劳力占15.6%，二产占36.8%，三产占47.3%;城市化率应在60%以上［1］。按这些数据衡量，长三角地区的一产劳力，比上述标准多5.5个百分点。长三角的城市化率即使不计半城市化的情况，也只有58.8%，比标准低1.2个百分点。所以，2008年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阶段的后期，或者说正在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各个数据看，上海市的社会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但是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期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要平衡、协调，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现在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两者存在着结构性偏差。从上述几项主要指标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等因素分析，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5年左右。从国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实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两大结构存在着结构性偏差，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结构性原因。
今年初，我们课题组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写作，并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个课题经过多年的集体研究，得到几项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个结论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约为15年左右。长江三角州地区不仅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在全国是领先的，而且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也是走在前面的。但对比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注意解决的问题。
三、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从现代化国家实现的发展过程看，多数国家在经济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都会重点转入社会建设的阶段。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十七大的政治报告指出:“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日益强调要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的新阶段。长三角地区已经在推进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前述数据表明: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偏差比全国小。因此，我希望长三角地区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能继续带头开展下去，能像当年率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那样，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更好、更有成效地进行社会建设，创造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经验，示范全国。
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必然要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所谓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说到底也就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一头
富，一头穷(现在比1978年差距扩大了);一头先进、繁荣，一头落后、衰败。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比喻虽有点过分，但不平衡、不协调是事实。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破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差距要比全国小，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要好些，但也确实存在，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如进行必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
1．户籍制度改革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的，已经实行了50多年，是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的。这种体制某种程度上依附着利益关系、资源和机会的配置，是束缚农民的紧箍咒，是农村发展瓶颈，一定要改革。
现在全国已经有多个省市对农业、非农业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户籍制度是全国性的问题，涉及到人口的流动、就业、享受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政策，光靠一省一市是不行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解决。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设想把已经附着在户籍上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多种问题一个个解决好，再进行户籍改革;一种是先进行户籍改革，再逐步解决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先改户籍，再一个个解决其他问题。前者实际是推迟改革的托辞，因为要剥离上述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需要更长时间，也很艰难，实际上这些东西还在增加，而且越增越多，户籍制度改革会越难。为此，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实现公民身份上的平等，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前提。
2．土地制度改革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载体，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是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重要时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产业、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必然要占用乡村或城郊土地，要向农民征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一重大难题。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农民不能获得财产性的收入，没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立足之地。自然法人没有抵押物，土地随时有被征的风险，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仅农民无权无力保护自己的“命根子”，国家要保护18亿亩基本农田的红线也存危机。温家宝总理曾经有个批示:“三令五申，收效甚微，触目惊心，后患无穷。”这种状态至今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恶性发展，大拆大建，土地财政越演越烈。农业税免除以后，农村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占地、抢地和保护耕地的矛盾，许多刑事犯罪、群体事件都与土地有关。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如何改革的议论很多，我们建议在现有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制，永包到农户”，把承包权、使用权做实。并按地块颁发确权证书，发到每个农户。确定一个时点，从此，生不增、死不减，不再变动。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障。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村土地产权明晰，使农民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业，这样农民可以支配处置属于自己的固定资产，获得财产性收益，也可以作为参加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本钱。
3．财政体制改革
无论是户籍制度改革，还是土地制度改革，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城
乡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障，那么，财政体制改革则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保证。中央已经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财政部门首先要有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重大举措。免除农业税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和县乡两级政府的财税负担。如不对现行的财政体制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越加困难，捉襟见肘，有的县、乡至今连干部工资还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日常工作运转的经费很拮据，还有不少乡镇在负债运行。这对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十分不利。这几年财政状况好了，已经有条件来进行这项改革，要及时作出决断，进行调整和改革，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头重脚轻的财政格局。因此，要“积极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真正向农村倾斜，加快改变基层的财政困境。
总体来看，长江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有条件率先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制定相应战略，统筹规划，试点先行的方针，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构建好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这不仅对推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而且会对整个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会再一次产生重大影响，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作者简介:陆学艺(1933－)，男，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
参考文献:
［1］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斯赛尔昆．发展的模式［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本文发表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