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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后花期知渐近10篇作文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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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先实体后微店 渐行渐近_2400字

传统渠道的经营成本越来越高,面对家电行业持续不断的投入和逐渐压薄的利润,让更多商家在选择代理和介入时多了几份小心和谨慎。而对于85年出生的魏总来讲,开电器专营店两年,转战线上销售一年,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而且收获颇丰,从线下到线上,从实体到微店,短短三年时间,他是怎么做到的?

实体店看上去很美

2012年,在家电零售卖场转战了三年的魏小波开始打算做些自己的事情。而北京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也让他敏感的感觉到,空气净化器产品的商机正在逐渐显露端倪。同时,新闻媒体报道的水质污染也让在国内培育了十几年的净水机市场逐渐升温。依托过去在家电零售市场积累的关系,魏总很快找到了合适的“两净”产品品牌代理,而且除了招募下级客户之外,在北京五环社区租下一间20平米左右的门店着手装修。

以增加产品体验度为宗旨,2012年5月,毗邻本身所居住的大型社区,魏总的健康生活体验馆正式成立。以净水机和空气净化器为主打品类,以专营店为形式,以十几万的成熟社区住户为基础,展开一系列营销推广工作。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经营了一年时间之后,魏总给自己的专营店算了算投入产出比,核算下来一年时间基本没有实现盈利。而真正支出的大项目在房租成本上,一间20平米左右的专营店在北京五环,能够通过销售抹平成本已经属于不易之事。为此,魏总决定,再坚持一年之后看效果。

2013年,有赖于北京的“雾霾”持续和饮用水安全的再次升温,魏总的专营店有了起色,累积会员已有近千名,月销售额平均也达到万元以上。尽管这样,盈利效果依然不容乐观,而且比之2014年,房租成本只增不减。

然而2013年人们的通讯和交流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魏总与很多下级客户在洽谈合作方式上也发生了转移,微信被更多的用于人们之间相互的沟通,包括合同的传递,更加方便和快捷的交流也提升了效率。能不能只通过微信为载体做产品传播和销售?与下级客户做得到,与用户和会员能否也实现这种简单直接的沟通交流?

微店真正的小而美

萌生微店的想法开始酝酿,伴随经营方式改变的,还有几个出发点或者说几个问题的凸显,尤其是成本增加和服务质量下降的矛盾。

随着销售产品数量的增加,原本两名安装售后人员的工作任务增加,影响了服务响应的及时性。一面是房租成本的不断上涨,一方面是服务人手不足影响用户体验下降。化解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房租成本,在服务和用户体验上做更多的投入。于是,微店的形式应运而生。

首先,魏总改变通过自己个人微信号集结用户的方式,将个人号上的用户向公众号推送,一方面将所有会员资料从后台导入公众微信号。这些会员有超过三分之二来自本社区的住户,在推送和导入过程中相对容易。

其次,在微店试行期间,依然以专营店为依托,推出关注公众微信赠送礼品活动,礼品除了常规的小礼物之外,集中赠送滤芯、滤网以及延保服务,这种针对性更强的促销方式吸引了更多老用户的关注,为公众微信号累积了更多的基础会员。并以专营店为依托,宣传推广微店,传递微店开张并承接日后的销售和服务工作,给既有用户吃一颗“定心丸”,逐渐实现过渡。

最后,微店推广试营三个月后,社区实体专营店正式退出,魏总完成线下到线上的转移。与此同时,增加一名服务人员。至此,魏总的微店人员组成为,线上客服2人,魏总兼职,负责产品前期咨询解答、活动推广以及销售派单等。服务人员三名,负责产品配送,安装和后期维护,同时三名服务人员也通过时间错开制度兼职客服,为线上用户服务。

由于微店没有实体经营的成本压力,魏总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在销售和服务上,由于用户多在同一社区,在彼此建立信任的基础上,更容易达成销售,也更容易为入户服务提供便利。

而且,微店的最大好处在于它的口碑传播效益,因为微店的路径集中在朋友圈,通过二次营销提成、赠品、免费送滤网滤芯和延保服务,老用户在自己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愿意在自己的朋友圈分享产品使用心得,间接助力了品牌推广,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动参与带来了联动销售,联动销售又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更换滤网、滤芯业务,保证了销售的持续。

2014年底,在微店运营10个月之后,魏总算了一笔账,这次的投入产出比让魏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而这次,笑容发自真心。

从实体到微店伴随信誉的累积而转移

如果说淘宝的兴起是商业模式的一次颠覆,是影响宏观经济的大动作。那么微博、微信和微店的兴起则更多影响的是先行个体,以魏总为代表的先期试水经营者。

当然,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通过微店实现第一桶金的获取,也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基础的工作,是建立在魏总经过两年的扎根社区经营所累积的客户群和所建立起来的信誉。近千名会员资料中,有效用户的后续服务能够提供魏总以及团队经济上的保障,这是其能够放胆关闭实体店的基础保障。而且这些用户集中在本社区,邻里之间更容易滋生信任,也更容易销售,同时也大大降低了配送压力。当然,其他区域通过发达的快递也完全能够解决。

第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老用户会因店铺的关闭而产生忧虑心理,通过前三个月的试水和说明,逐渐的进行闭店过渡,打消用户这种怀疑心理,这个举动做的完美而到位。

第三,将成本转移到产出更多的版块,即并非一味的通过关店节约成本,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到服务提升环节,提升服务响应和速度,毕竟两净产品尤其是净水机是一项需要长期服务的品类。虽然很多用户能够动手DIY安装甚至自行更换滤芯,但对于家中动手能力差或者理解有偏差的用户以及老年用户来讲,建立在完全信任基础上的上门服务更能给其带来愉悦的体验,从而形成口碑传播。

当然,微店前期运营的成功,其中的细节活动繁琐而又不可避免,例如魏总介绍的客户资料的分类归档,活动推送的技巧,发货和派单的时间安排,送货安装和售后服务时间段的协调,等等。都是微店不可忽视的细节经营,而且随着用户基数的不断增加,细节化、规范化、制度化和人性化并行的管理也逐渐列入未来的发展规划。

在这个过程尤其要注意数据分析,即一个数据,就是手机店铺运营相关数据,可以是销售额、复购率、用户数、客单价等任何可以反映店铺运营情况的数据。

而涉及微店究竟能够走多远,魏总坦言,做好眼前,累积客户,建立口碑,无论何种经营形式,这些基础工作都不能忽视。

篇二:知识产权法院渐行渐近_1100字

8月31日,《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确定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道路上再次迈出实质性步伐。

社会发展趋势

这是一条长达20年的探索之路。早在1993年,北京市中级法院就成立了国内首个知识产权庭,审理知识产权的民事侵权案件。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作为官方文件首次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2012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随着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国家、地域、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也急剧增加,并出现了很多新型案件,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226753件,审结知识产权案件208653件。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利于整合司法资源,由知识产权方面的司法专家审理专刊、技术、秘密等案件和跨区域管辖本省内案件.能形成统一的裁判尺度。

探索司法改革

此前很多法院的试点都是“三合一”,主要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但知识产权法院是民事和行政案件“二合一”。主要是因为目前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量还比较少,刑事犯罪主要涉及7种罪名,如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等,且以公诉案件为主。如果现在就放在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没有与其相对应的公安、检察机构,就无人来侦查、起诉。依据目前司法运行的机制、架构、部门利益的协调等,一时还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但随着将来知识产权法院数量的增多,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个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

根据草案中的内容,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的审级与当地中级法院相同。在我国司法体制下,除了较特殊的军事法院分为三级体制,处于顶尖的解放军军事法院相当于高级法院级别外,铁路运输法院、海事法院、油田法院和林业法院均为中级法院级别。

问题仍需磨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春田认为,目前中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尺度不统一;二是知识产权授权和确权案件久拖不决和循环诉讼;三是高端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案件直接决定了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水平和国际形象。他说:“可以以这三个法院为基础,跨省管辖辐射周边地区,为将来设立最高司法水平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打下基础。”

此次试点没有设立知识产权的上诉法院,令专家感到遗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建议,在北、上、广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同时,根据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实际需求,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可以在北京设立二审功能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受理各地知识产权上诉案件。此外,出台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标准也是亟待完善的环节。

篇三:知识产权法院渐行渐近_5200字

知识产权法院渐行渐近

知识产权案件大幅增长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件大好事,这对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个非常重大的决策。”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田力普委员说。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多个知识产权法院,统筹审理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嘉代表说。

3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全国两会期间,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话题受到代表委员持续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这意味着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已经纳入了国家议事日程,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迎来了改革的新契机。

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郑州等城市都在申请筹建知识产权法院。“经过20多年发展,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禾表示。

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已不适应现实需要

一个问题是裁判标准不统一,另一个问题是地方保护

我国的知识产权审判事业与知识产权产业同步发展。1993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庭。随后,各中级人民法院都设立了知识产权庭。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法院的知识产权庭共计420个,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2700多人。

2009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审查量和有效注册商标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商标大国;2011年,我国受理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数量达163万多件,成为专利申请第一大国。

知识产权产业飞速发展,矛盾纠纷也成倍增长。最高法院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全国地方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从3万多件增长到近9万件;行政案件从近2000件增长到近3000件,刑事案件则从3000多件增长到9000多件。

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是与技术结合紧密。“比如审理专利行政案件,传统技术领域的不断扩展和新技术领域的不断出现,要求法官不但要懂法而且还要懂技术,对于各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必须不断更新。这对每个知识产权法官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二庭法官姜颖说。

互联网的兴起,也使局面变得复杂。今年两会,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代表直斥“网上假货横行,侵犯他人商标权、著作权的行为大量存在”。他希望国家加大对网上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案件主要涉及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根据案件性质,分别在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审理。这种审判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

一个弊端是,法院内部对同一个事实的认定尺度可能不一致。以商业秘密案件为例,姜颖说,刑事审判对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往往比民事审判低。在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下,很可能出现被告人先是因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刑,而后来的民事审判又不认定侵权商业秘密。 姜颖承认:“知识产权案件跨越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个领域,本身审理难度大,三审分立很容易带来法官认识不统一。”

当前知识产权案件的民事管辖、行政管辖和刑事管辖比较混乱,的确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

知识产权审判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地方保护。“同样一个仿冒行为,在这个省起诉可能被认定为侵权,在另一个省说不定就不认定侵权。这就是地方保护。”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代表称。

李嘉代表也说:“一些地方从维护当地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对本地存在的侵权仿冒置之不理。对外地来办案的公安人员、法官不仅不配合,甚至故意设置障碍。跨区域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时有发生,但承担的法律责任却不相同,损害了司法权威。”

“三合一”试点的启示

“三合一”试点再往下走,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能解决问题

在法院系统内,知识产权审判存在的问题早已引起注意,改革探索一直在进行。

199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探索进行知识产权“三合一”综合审判,由一个审判庭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

2008年,我国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从战略高度提出了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庭。在这个战略要求下,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逐步铺开。 一年后,最高法院对“三合一”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批复同意了多个法院开展“三合一”试点。截至目前,我国有6个高级法院、74个中级人民法院和80个基层法院都实行了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 姜颖所在的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二庭就是试点的产物。这个审判庭成立于2013年底,与知识产权一庭一起,集中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其中,一庭主要办理商标权案件,二庭主要办理著作权和专利权案件。这两个审判庭都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构成了“大知产”审判格局。

“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格局能够有效保障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力量的集中和再分配,能够提升工作效率,避免过去三审分立造成的同一事实认识不统一甚至判决矛盾的问题。”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陈锐说。

在观察人士看来,“三合一”试点能够统一裁判标准,避免裁判冲突。但要化解知识产权审判的地方保护,还需要更宽广的思路。

“‘三合一’试点再往下走,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能解决问题。”在201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内司委原委员戴玉忠如是说。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议题,国内学界很早就提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部署,表明了中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吕薇代表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经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甚至超过部分高收入国家。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在动力越来越足,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确有需要。”

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的推动者之一、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海龙强调,创新的竞争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以及创新成果运用和保护的竞争。而这些都与知识产权审判息息相关。“目前,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三合一’审判庭可以说是知识产权法院的雏形。”孙海龙说。

梦想将成现实

分若干个大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比较符合国情

记者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就有过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想,当时由于条件不成熟,并未启动。

2008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除了提出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庭,还第一次提出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到了2013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知识产权法院将从梦想走向现实。

在改革依据上,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于法有据。我国宪法第124条规定,国家设立最高法院、地方各级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法院组织法第2条规定,国家审判权由地方各级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最高法院行使。

事实上,除了军事法院,目前我国还有海事法院、铁路法院、森林法院等专门法院。这些专门法院的设立和运行,对知识产权法院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在审判人才和能力储备上,郭禾认为:“经过20多年发展,我国法院现在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能力与20年前完全不同,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时机已经成熟。”

记者获悉,目前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郑州等城市都准备申请筹建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代表在今年1月的北京两会上透露,将研究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可行性,就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范围、机构设置等问题提出调研建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商华委员今年提交的建议,则是希望在成都建立跨省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法院,“因为四川省内资本、技术、信息与人才向成都集中,同时成都地区也与西部经济体有密切联系”。 “知识产权法院不能遍地开花,应选择基础较好、案件较多的地方,如上海、北京等城市先行先试。”吕薇代表说,“业内公认,京沪的知识产权审判水平在国内领先,也集聚了一批专业人才。”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多个知识产权法院。如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西南地区等依据各案件数据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统筹审理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这是李嘉代表的意见。

李嘉代表的设想得到了孙海龙的赞同。他也认为,分若干个大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在人力、物力上都可行,也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相一致,比较符合国情。“总之,知识产权法院越早建立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技术创新。”(记者 王逸吟 殷泓 通讯员 常鸣)

知识产权审判的四种模式

总体来看,国际上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一是知识产权审判庭模式,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此种模式,此种模式是在普通法院中设置知识产权法庭或者分部,专门负责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 二是商业法院模式。奥地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等国家采用此种模式,该

模式是由商业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专门审理。

三是知识产权法院模式,韩国、泰国、土耳其和英国等国家采用此模式,该模式是由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独立处理知识产权案件。

四是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模式,这种模式又有“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之分。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主要职能是对相关工业产权是否应当受到登记保护或者是否应当取消登记保护作出判断,它无权受理工业产权案件(除著作权纠纷案件以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一审案件由各个州法院负责)。在日本,对于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集成电路使用权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一审诉讼,由东京和大阪这两个地方法院管辖。除发明专利案件专属管辖外,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上述两个地方法院。东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负责上述案件的二审,日本最高法院管辖三审。针对日本特许厅有关商标或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授权或者无效宣告行为的诉讼,由东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专属管辖,二审法院是最高法院(此类案件二审终审)。(本报记者殷泓整理)

专家视点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思考

杨延超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各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相关知识产权案件急剧增加。随着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加以及中国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还将继续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一方面,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案件又极具专业性,有必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相关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当前,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有效应对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急剧增加、管辖混乱等问题,中国法院系统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改革,比如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三合一”试点工作,适当增加管辖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数量,鼓励基层法院对普通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等。

知识产权审判方面的大胆尝试和改革,对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审判水平有重要意义,但要真正推动知识产权审判走向专业、高效,还有赖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现有的“三合一”的审判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产权审判效率,但作为审判主体的依旧是普通法院内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它与法院内部的其他审判庭,如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处于同等地位。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在领导配备、管辖设置、案件管理、法官选拔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涉及上述工作时,普通法院难以有效顾及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上述各种特殊要求,这就决定了现有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审判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逐步提高,随着知识产权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作

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科技发展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多,知识产权案件量还将逐年大幅提升,知识产权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将越发专业化,对知识产权法官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而这一切都将催生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呈现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像北京、上海、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占到全国50%以上,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远低于上述发达地区。因此,应当在知识产权案件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决定知识产权法院的布局。可以考虑在北京设立一个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作为知识产权案件的最高审判机构,负责指导全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按区域位置及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来设置若干所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内部机构设置,应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安排。参考我国现行法院内部建构以及我国主要诉讼程序的规定,知识产权法院内部可以设置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庭、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庭、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庭、知识产权行政审判庭和知识产权审判监督庭等职能部门。知识产权立案庭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受理工作。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分别负责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工作,其中民事审判庭又可以划分出不同组合来专门审理专利、商标、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案件。知识产权审判监督庭负责对已生效的知识产权案件进行监督,必要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

篇四:生猪期货上市渐行渐近_2000字

股指期货推出日渐成熟之时,商品期货市场也在加紧推出新品种。

“有了生猪期货,就可以为政府调节生猪市场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价格信号,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生猪期货上市后,还将有助于形成全国性的生猪价格,通过高效率的期货机制迅速传导到全球各地,增强我国在国际生猪贸易中的‘话语权’。”某副研究员认为。

业内人士称,生猪期货有望于明年上半年适时推出。

开发生猪期货品种

我国是生猪养殖大国,猪肉也是我国最大的肉类消费品,生猪养殖是广大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由于市场供需信息传导不畅,养殖者仅能根据局部地区生猪市场价格的变动安排生产,造成了市场整体供求的不均衡。再加上补栏的相对滞后性,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的不均衡。5月份以来,全国性生猪和猪肉市场价格快速上扬,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正是信息不对称缺陷的集中显现。

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指出,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在上市品种数量、市场规模和期现市场结合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要使中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成为东方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在中国农业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要做出不懈努力。从政策层面来说,一是需要继续支持大宗农产品期货品种的上市,尽快推出生猪、稻谷等大宗农产品期货品种;二是从金融政策上支持农业企业进行套期保值;三是在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展对外开放试点,引入期货市场QFII制度。

据悉,目前大商所已完成了生猪期货合约和相关规则设计,但引人注目的生猪期货交割地点确定等细节还在进一步调研论证,具体上市日期还没敲定。

“在生猪期货交割地的选择和生猪期货合约的制定上,大商所将充分考虑四川和成都的意见,并把成都作为生猪期货交割地选择的重点地区进行考虑。”大商所总经理刘兴强在成都考察时如是表示。

成都是全国生猪的主产区,全国重要的商品猪生产基地。去年全年生猪常年存栏522万头,生猪出栏1090万头,居四川省首位,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

刘兴强在重庆考察时表示,发展生猪期货,对于落实中央1号文件,利用期货市场服务“三农”意义重大,相信重庆市在此方面一定会有更多的举措,取得更好的成效,大商所将为此作出应有的努力。

根据农业部门的统计,今年的猪肉价格已从去年的7元/千克,涨到近20元/千克,涨幅超过150%,为近20年来之最。随着猪肉价格一路上升,市场对生猪期货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生猪产业化程度较低,缺乏良好的套保避险工具和价值发现工具,不能够及时反映市场的整体变动趋势,生猪产业链上各养殖、加工、贸易企业无法根据市场变动调整生产计划,不能保证行业的有序发展。

在热盼中走来

大商所副总经理郭晓利表示,市场各方已形成四大共识,一是以活体为交易标的物,考虑到目前国内生猪标准化程度、检验检疫和流通习惯等情况,将生猪期货交易标的设定为活猪,虽然以活体交割难度较大,但这种方式最符合国内生猪现货市场实际情况;二是以背膘厚度和体重为主要质量指标,这两个指标适应现货贸易规律;三是在多点设库交割,针对生猪养殖、屠宰区域分布广泛的特点,在多个生猪主产省选择多个主要生猪产销区作为交割地点,以充分满足市场生猪交割的需求;四是多种交割方式并举,针对生猪养殖分散、养殖场规模较小的特点,生猪期货交割将采取养殖场、屠宰厂、现货批发市场“三场(厂)一体”的交割方式,为交割提供便利条件。

相关现货企业热切期望生猪期货能够早日上市交易,双汇集团采购部经理桂锦兵认为,开展生猪期货交易,可以形成公开、透明的价格信息,及早反映供求关系,指导生产,避免生猪价格大起大落,生猪养殖、贸易、加工企业也有了很好的避险工具。另外,期货商品的标准化特征也能够促进生猪养殖标准化水平的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建议,有关部门要积极推动生猪期货的上市,完善生猪市场体系建设,稳定城乡肉食品供应,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遏制肉价暴涨,防止未来暴跌。

从国际上看,生猪期货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辜胜阻表示,国际上具有开展生猪期货的成功经验,这为中国开展生猪期货交易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美国为了稳定生猪生产、保护生产者利益,于1966年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上市了生猪期货。相比之下,我国是世界生猪养殖大国,2006年出栏达6.81亿头,猪肉产量为50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成为生猪大国,但并不是强国,生猪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不强,对我国生猪进出口产生不利影响,由此更增添了推出生猪期货的迫切性。

资深期货人士分析,有利于促进广大养殖农民稳健增收。生猪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特点,众多农民往往在生猪市场价格上涨阶段盲目扩大生产,结果在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时,陷入亏损困境。通过上市交易生猪期货,充分发挥期货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功能,可以帮助广大生猪养殖者通过期货交易行情及时了解未来的生猪市场价格走势,从而降低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实现稳定增收。

东银期货人士认为,对现货商多亿个保值途径,对投机者多亿个投资途径。

篇五:渐行渐近2012年第3期_1500字

在2011年底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出2012年公司治理方面的主要任务:“明年将继续深化规范董事会试点,扩大试点范围,积极推进下属企业建立规范的董事会。”

在过去的一年,央企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三家石油公司、中国电信、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等多家央企相继建立外部董事过半的规范董事会。至此试点企业扩大到42家,约占117家央企总数的35.8%。

从企业治理角度看,国资委对董事会建设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规范董事会框架逐步确立,引入权力制衡机制,外部董事过半-这一系列的措施避免了曾经“一言堂”的出现,有效规避了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风险。

这项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核心问题的董事会建设,从国资委推行之初就曾想加足马力:“2007年底前,除主要执行国家下达任务等决策事项较少的企业外,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企业均应建立董事会。”

但从2004年6月向试点企业正式发出《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始,走到现在耗时8年。

“这个速度是稳妥的,每一项制度改革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太多。这需要成熟一批再推进一批,”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宁向东说道。

“据我了解,目前也有央企在申请加入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但是央企董事会建设力度在未来的趋势不会突进,只会稳中有进。”求是联合(北京)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林对记者说。

这场极具中国特色,又对国际规则兼收并蓄,被业内冠以“中国式治理”的央企董事会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谨慎前行。

可如此谨慎的速度背后,依然存在对规范与否的质疑。“央企董事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回归市场,发挥其独立的作用,做到真正的规范。很多企业的董事会建设仅仅是形式上,背后行政影子还比较大。”中国董事会研究中心秘书长王中杰指出。

随着董事会数量的增多,客观上也加大了对外部董事的需求。

“目前外部董事以体制内选拔居多,都是国家退休干部或者退休企业领导,这在结构上和数量上都逐步跟不上企业的快速发展。”王中杰建议,外部董事的人才储备、开发和管理也应该成为今年的国资委工作的重点。

如何保证董事会独立运营,则是中国央企董事会建设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据悉,在中央企业中,53家特大型央企的党委(或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由中央任命、中组部考核、国务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协助工作,副职由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党委组织部)考核和任命;53家以外的央企,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领导班子成员直接由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考核和任命。

根据《公司法》规定总经理任免权在于董事会,国资委也在下发的《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暂行办法》中曾经给出明确规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是董事会的职责”。

可是在实践中这一权利未能有效进行。据了解,国资委也曾考虑过将权力下放。2008年10月,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曾联合下发《关于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其中第一次将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权交给了董事会。但是推行的并不理想,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个权利的回归是国企董事会改革成功与否的致命性因素。董事会最主要的功能是战略把控和寻找实践战略实施的经理层,在经理层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督、纠偏。没有经理层任免权,董事长与经理层都由上面任命,‘平起平坐’对公司治理极其不利。”安林对记者说道。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企业规范董事会的建设还存在一定问题,不规范、内部人控制、运作不独立等情况都有存在。这种情况下放权,无疑会增加企业风险。

当然,规范的董事会制度只是时间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组局副局长秦永法表示,逐步放权的做法符合央企当前的实际情况;宁向东认为:“当规范的董事会建立完善之后,这一权利会逐步下放”。

两会前瞻:分红政策

篇六:股指期货渐行渐近_3400字

作者:余力

南风窗 2010年05期

数年楼梯响,终见人下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1月8日表示,国务院已原则同意开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和推出股指期货品种。证监会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原则,选择优质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业务的首批试点,并根据试点情况和市场状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股指期货,证监会还给出了时间表。证监会将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统筹股指期货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发布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明确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等,以确保股指期货的平稳推出。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是中国股市的一件大事,未来中国股市的游戏规则和玩法都将会有所改变。这将给国内股市带来巨大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都是发展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需要,长远来看,也都是大势所趋。而从技术层面讲,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出台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大的技术障碍了。但在现在这个时机,两者是否应该一下子推出或者谁先推出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中国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则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从来就是炒作的天堂,每一个新东西出来,都必然遭爆炒,新股是这样,中小板是这样,创业板更是这样,“而今股指期货仍然有被操纵的风险,由于本身的杠杆率高,对资金量小的散户来说,绞杀能量异常凶狠,只能寄望监管部门完善中国股指期货的制度设计,让股指期货更好地成为股市的稳定器,而不是作恶的帮凶。”

2010年圈钱需要?

2010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作为主题词。甚至市场传言春节期间相关部门会做完全部技术性工作,全国“两会”结束后就正式推向市场。

市场如此兴奋实在让资深从业人员意外,其实,融资融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93年、1994年,国内券商就开始为客户提供“透支”服务,即客户向营业部借钱买股票或借股票来卖。然而,在当时监管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下,券商违规融资、挪用资金、重仓庄股,客户不顾风险,最终导致庄股崩盘,参与者血本无归,众多券商身陷亏损黑洞。1996年,证监会明令禁止融资融券业务。

“其实,融资融券,现在一直就有,心照不宣;指数期货,海外也有多个品种,境内不开,永远只是单边市,按道理说,融资融券只要不禁,没有任何启动的必要,但期指不一样,因为牵涉撮合交易,这个必须由政府来启动”。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表示,资本市场发展局面和199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证券监管能力也在2004年以来跌宕起伏的股市行情中得到了一定提升。融资融券说白了其实只是做多和做空的问题,虽说是市场盈亏的“放大器”,但监管层通过有效管理和引导,盯紧点证券公司及其主力动向,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对市场带来的风险还是可以控制的。何况目前私底下有部分券商也在用这种方法对客户进行操作的,可以说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融资融券的正式开闸实际上是将这一业务阳光化而已,“这一方面的情况,监管者应该考虑清楚了。”

而股指期货的出台则不然。郭田勇认为现在推出股指期货的条件并不成熟。目前许多市场人士都认为,推出股指期货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这些对股指期货的讨论基本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将系统问题转化为节点问题来对待,如果只从技术角度出发,应该说股指期货技术层面准备比较充分。问题是,股指期货毕竟是个系统问题。

“股指期货还涉及银行短期利率、风险资产的处理、金融法律、财务制度、税收和认定等问题,这些大量的系统问题实际上都并没有准备好。因此,与融资融券业务推与不推只是时间早晚相比,股指期货涉及的问题却明显要复杂得多。”郭田勇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作为一种政策出台,股指期货现在开闸放水显然是比较仓促的。

当然,监管层也可能有如何促进2010年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考虑,推出股指期货意味着中国股市的大市场时代已经到来。“政府会进一步做大市场容量,以吸纳更多的资金,容纳更多的企业上市,以免股指期货被人为左右;由于有了杠杆作用,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将会成倍放大。”张刚表示,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的深度调整以及中国股市缺乏做空机制单边市的制度缺失,令中国广大被迫“接盘”的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而2009年下半年的震荡也使很多机构的上半年业绩功亏一篑。股指期货的出现无疑将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规避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避险工具,最受益的显然是汇金等巨无霸式的机构。”

小心试错中的利益纠葛

机构投资者对股指期货的呼声已经持续了整整16年。但是股指期货的系统问题毕竟关系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安全与稳定,而这又与证监会官员的政绩直接挂钩。这也正是股指期货迟迟推不出来的根源。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肯定会成为中国证监会的政绩。但在目前,“证监会想必也是心下惴惴,生怕出现闪失。因此在初期肯定会在准入门槛、交易监管方面十分谨慎,一步步放开。但由于此闸门一开,市场波动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控制,如果再加上资金大量流入、杠杆加大,一旦国内股市出现异常波动,不排除证监部门突然刹车甚至暂时叫停的可能。”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认为这在过去并非没有先例,1995年的国债期货事件爆发后被叫停,就是政策急刹车的一个典型案例。

早在1992年底,中国就推出了首个金融期货产品国债期货,然而仅仅维持了不到3年时间就以失败告终。1993年,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就曾推出深圳的股指期货。彼时,由于决策者对股指期货的认识有分歧、市场的投机性太浓,又值投机商对香港的外汇市场进行攻击,“监管层担心市场规模较大,很快将其关闭”。

此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股指期货始终处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态。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市场不够成熟。”刘纪鹏表示,其实不然,1999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就开始研究股指期货,2000~2002年就完成了上证50和上证180股指期货的方案设计、论证、规则制定和技术准备,2002~2004年关于以上证50为标的的设计都完成了,而且进行过小范围的模拟交易,后来因为决策层的担忧一直无法落定。

刘纪鹏介绍,虽然2005年随着新加坡把基于大陆证券市场的A50期货提上日程,国内开始加速,但2006年发现一系列问题:期货、证券、基金等系列相关法规对股指期货的上市没有打出提前量,缺乏法规基础,期货市场保证金封闭运行管理当时没有全面建立,存在资金流通风险,从市场到各个公司的投资者包括专业人员知识准备不足,服务和风控机制没到位;各公司的硬件设备水准参差不齐。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成立。当年10月,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进行了很好的培育,系统运行等技术准备也全部到位。“但时间窗口错过了”。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由衍生品引起的金融危机让股指期货“彻底被搁置”。“中国企业在海外期货市场上不断折戟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市场对于推出股指期货采取谨慎态度。”

2009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同年9月1日,证监会公布实施了《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试行)》;2009年底,最后一批62家期货公司顺利上线统一开户系统。证监会表示,期货市场统一开户制度有利于股指期货的推出。与此同时,证监会在2009年一路批出十多只沪深300指数基金,被市场解读为“早有为股指期货铺路的想法”。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监管层显然不会不忧虑国债期货的阴影,股指期货高杠杆交易可能放大市场风险仍是关注的重点,这从过去十多年时间里股指期货一直是“光打雷、不下雨”,足见证监会的何等谨慎心态。

郭田勇表示,现在证监会仍高度掌握着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杀权,并不愿将权力下放给交易所,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而这些系统问题不解决,股指期货一旦推出,将可能加剧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而且由于短期资金需求的增加,甚至还会影响银行短期利率的急剧震荡,监管层当然不会乐意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毕竟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才是硬道理。

巴曙松提醒政策部门注意的是,一个新金融品种的产生必须要有成熟的市场条件配合,缺少必要市场条件的金融期货品种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现在推动进行新的改革,是否拥有了足够的市场条件?应该把握怎样的政策节奏?对其中潜在的风险,决策层需要慎重思考。2010年,证监部门维稳难度会空前巨大,这一点市场要有充足考虑,中国依然是政策市,市场力量还远远没有强大到能够左右政策的程度。”

篇七:股指期货渐行渐近_2600字

编者按:6月27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布了经证监会批准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同时发布了配套实施细则,分别从不同角度规定了股指期货交易、结算、交割、会员管理、风险控制和信息管理的具体制度。这标志着中国金融期货市场法规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同时也意味着股指期货推出前的规则准备工作基本完毕。

3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期货管理条例》,新条例将规范的内容由商品期货扩展到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删除了原条例中金融机构不得从事期货交易、不得为期货交易融资和提供担保的禁止性规定,股指期货的法律障碍正式扫除;3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和《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6月27日,中国金融交易所发布《交易规则》。这一切都意味着人们热议已久的股指期货已渐行渐近,呼之欲出。

股指期货全称为“股票指数期货”,是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的价格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标准化协议。股指期货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投资者套期保值,规避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由于股指期货自身具有以小博大、高风险高收益等突出特征,因此,股指期货也成为部分投资者作为投机、套利和资产配置的工具。

我国的股指期货可以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3年3月,海南证券交易中心推出了深圳股票指数期货,但到当年9月,由于出现大户联手交易、打压股价指数的行为,被迫全部平仓停止交易。其后,又因为部分机构的违规操纵引发“3・27国债风波”而告终,并进而影响了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速度。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股市重现繁荣,许多海外交易所纷纷盯上了中国的股指期货。去年9月,新加坡交易所抢先推出了新华富时A50中国股指期货,美国也于近期推出了中国概念的股指期货合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再不推出自己的股指期货产品,就可能坐失良机,不仅会使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还有可能失去资本市场的定价权。

去年以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解决,资本市场呈现出难得的繁荣局面,市场容量也在不断扩大。但缺乏做空机制的市场缺陷使得投资者只有在不断的上涨中才能获利,致使市场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系统性风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出股指期货逐步成为管理层和市场参与各方的共识。因此,目前不是是否推出股指期货的问题,而是何时推出,以及推出后对市场的影响问题。

从股指期货的自身特点来看,选择推出的时机需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相关法律以及配套制度是否完备;二是现货指数所处的位置,即尽量不要在高位推出股指期货,以免造成现货市场大幅下跌;三是所选择的交易指数涵盖面是否足够大,即确保标的指数不会轻易被操纵。从第一个因素来看,随着《期货管理条例》、两个征求意见稿和《交易规则》的发布,股指期货的相关法律和配套制度正在加速推出,这应该不会成为推出股指期货的障碍。从第二个因素来看,目前的股指水平相比去年已确实不低,但在本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市场环境下,要想股指大幅下挫也不太现实,如果现在不推出股指期货,将来很可能要在更高的点位推出。因此这也不是制约股指期货推出时机的障碍。目前关键的是第三点。以沪深300指数为例,目前金融股占300指数权重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0%,即使没有机构操纵,一个影响金融业的行业政策也可能改变整个指数的形态。因此,目前推出股指期货确实存在一些市场风险,在没有股指期货的证券市场,做空是没有利润可赚的,要想赚钱,只能上涨;但如果有股指期货,做空同样能赚钱。因此,股指期货的推出,将会使证券理性的涨跌,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关于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股指期货的推出并不会对现货市场的长期走势带来显著影响,但会导致现货市场的短期波动。一般而言,如果市场在股指期货推出前经过了大幅的上涨,则后期容易下跌;反之若推出前市场走势平稳且上升趋势明显,则后期延续这一趋势的可能性较大。根据这一推论,由于前期我国股指已经经历了大幅上涨,因此,在股指期货推出后市场短期下跌的风险很大。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股指期货推出后是否一定按照上述推论演进还有待证实。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进行假设,如果在股指期货推出前股指加速上涨,那么在股指期货推出后短期极有可能下跌;反之,如果在股指期货推出前,股指出现明显回落进行整理,则在股指期货推出后股指反而有可能逆势上扬。毕竟决定我国资本市场长期走向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资本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股指期货可能在短期内影响现货市场的走势,造成现货市场的大幅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期货市场走势不会对现货市场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由于期货市场最终要依靠现货市场进行交割,因此,期货市场走势反而有可能受到现货市场的影响。毕竟,是上市公司的质地决定着股价,股价决定着股指,股指决定着股指期货的最终走向。

风物长宜放眼量,虽然股指期货的推出可能会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短期走势带来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我国的资本市场必将随着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完善而更加稳定健康地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相关链接

《交易规则》的四个制度创新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日前正式发布的《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根据股指期货的特点和我国股票市场情况,吸收国际市场的很多先进经验,形成了一些颇具价值的制度创新,主要有四个重要创新点。

一是会员分级结算制度。中金所会员分为结算会员和交易会员,交易所只对结算会员结算,结算会员再对交易会员结算。在会员分级结算架构下,一批资金实力强、风险管理水平高的机构成为交易所的结算会员,充分发挥财务优势,成为防范市场风险的重要屏障。

二是结算会员联保制度。结算会员通过缴纳结算担保金实行风险共担。结算担保金是指由结算会员依交易所规定缴存的,用于应对结算会员违约风险的共同担保资金。当市场出现重大风险时,所有结算会员都有义务共同承担市场风险,确保市场能够正常运行。

三是熔断制度。熔断机制是为了让投资者在价格波动剧烈时,有一段时间的冷静期,抑制市场非理性过度波动。沪深300指数期货的熔断幅度为6%,在经过规定的熔断期后,该合约价格波动限制放宽到10%。

四是现金交割制度。股指期货采用现金交割方式,在合约到期日,以根据现货指数计算出的交割结算价对未平仓期货合约进行盈亏的计算和划转。□

篇八:利率掉期业务渐行渐近_700字

伴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金融业的利率风险日益凸现。

引入利率掉期业务,商业机构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避险手段。国外的金融实践证明,掉期是规避利率汇率变动风险最有效的一种金融工具。

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s)又被称为“利率互换”,是指交易双方将同种货币不同利率形式的资产或者债务相互交换。债权债务人根据国际资本市场利率走势,通过运用利率互换,将其自身的浮动利率资产或债务与固定利率资产或债务互相转换的操作。由于利率互换不涉及债务本金的交换,客户不需要在期初和期末与银行互换本金。作为一种债务保值工具,利率掉期交易可以达到规避利率风险、降低债务成本、增加资产收益、固定边际利润等目的。如对债务人来说,预期利率下跌时,可将固定利率形态的债务换成浮动利率;若预期利率上涨时,可将浮动利率形态的债务换成固定利率。债权人则反向操作。利率掉期交易还可以实现灵活管理资产负债的功能。参与利率掉期的双方无需卖出资产或偿还债务,只需通过掉期将浮动利率资产与浮动利率负债相配合,固定利率资产与固定利率负债相配合,即可使其利率敏感资产和负债相匹配,并且可以按照需要适当调整现金流量。

高风险利率掉期交易也是一柄双刃剑,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自身也蕴藏着风险。理论上说,每一份能在利率上升时获利的掉期合同均能与另一份在利率下降时损失的合同或证券相对冲或匹配。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当利率上下波动时,由于衍生组合产品并不能进行完全的对冲,因而衍生组合产品的净值也将随之波动,这样一来,市场风险往往孕育其中。正是考虑到利率掉期交易存在一定风险,监管当局在推出利率掉期交易法规尤其是在限制汇率掉期交易方面一直比较谨慎。业内人士分析,“稳健、审慎”仍是央行拓展掉期交易的主基调,随着监管机制、风险对冲手段的逐步配套和完善,利率掉期业务有望浮出水面。(摘自2005年11月18日《金融时报》)

篇九:股指期货渐行渐近_3500字

股指期货,一个被市场炒作了很久的话题。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下称“中金所”)在上海宣告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也是首家采用公司制为组织形式的交易所。自此,股指期货真正进入了市场的视野。但是,时隔三年之后,股指期货的推出仍然是“只闻楼板响,不见人下来”。

推出股指期货是市场发展的必然

A股市场诞生以来,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其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机构投资者的不断壮大与中小投资者的跑步入市,市场承受能力的加强以及包括中行、工行、建行、中石油等诸多大型央企的纷纷加盟,国内资本市场的规模已处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前列。尽管如此,在股指期货方面,A股市场却还是一片空白。

A股市场常常表现出大起大落与暴涨暴跌的特性,与具有风险对冲功能的股指期货没有推出有关。从“5・19”以来股市的牛熊转换看,网络股行情创出了此前的股指高点2245点,其后便是一轮长达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最低探至998点,也使“千点论”不幸一语成谶。在此轮熊市中,七千万投资者付出了超过万亿市值缩水的代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之后,一轮特大牛市又悄然起航,具有市场“风向标”之称的上证指数曾上摸6124点的历史高位,历史高点也是转折点。在整个市场泡沫横飞的形势下,股指调整已成为必然,再加上由美国次债危机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更加剧了市场调整的力度与剧烈程度,股指一泻千里,直到1664点才停歇。

某种程度上,股指的大起大落、暴涨暴跌已成为A股市场一道奇特的“景观”。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处于市场最弱势的中小投资者巨额财富的灰飞烟灭。股指暴涨暴跌的过程,也体现出市场信心的起伏。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个只能靠做多盈利的市场中,作为市场中坚的机构投资者常常凭借其资金优势、筹码优势左右着市场。机构投资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么狂拉指数与个股,要么进行大肆砸盘,客观上加剧了市场的波动与风险。如2007年下半年,当众多基金都困惑于市场上已没有真正的“价值洼地”的时候,其仍然还在“拼命骑马”,直到股指冲上6124点的高峰。而股指在6000点之上时,整个市场已是泡沫横飞,“三高”的格局凸显,也为2008年的暴跌埋下了伏笔。2008年股指暴跌期间,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基金,不仅没有起到维护市场稳定的重任,反而“趁火打劫”,当初5000点之上大举吸货的基金,却在股指处于3500点之下疯狂砸盘。

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前后表现的差异,还是由于“利益”两字使然。但话说回来,如果股指期货已经推出,市场有了做空机制,机构投资者大可以通过对冲来降低风险。

目前,全球主要资本市场都推出了股指期货,如美国标普500指数期货早在1982年2月16日就已推出,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期货于1984年5月3日推出,我国香港市场恒生指数期货诞生于1986年5月6日,我国台湾地区综合指数期货于1998年7月21日推出,就连印度也在2000年6月推出了SENSEX期指、NIFTY期指。

从多个国家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推出股指期货后市场的表现看,股指期货并不能改变市场的运行趋势,但其风险对冲功能却发挥了出来。鉴于A股市场常常上演的暴涨暴跌走势,亦鉴于A股市场不断发展的需要,推出A股市场的股指期货,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股指期货的推出历经波折

应该说,新加坡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的上市,导致了中金所的仓促挂牌。

2006年9月5日,新加坡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上市交易,仅仅在3天之后的9月8日,中金所便正式应“运”而生。然而,截至目前为止,股指期货对于A股市场而言,似乎还只是一个“符号”。但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上市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由于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将每年的3、5、8、9、11、12月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作为其交割日,A股的走势特别是相关入选指数样本股的整体表现,对于交割日的意义重大。

一方面,由于海外对冲基金还不能直接进入A股市场,而与中国股票挂钩的只有该指数期货,每到交割日前期,海外对冲基金一方面卖空这个指数,另一方面向QFII融券,交割日当天再卖出向QFII融券的这些股票,打压国内A股指数,同时在新华富时指数的卖空交易上获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A股指数在相关月份的下旬常常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暴跌。以2009年为例,2009年的8月28日、8月31日、9月28日、11月26日等,这几个交易日股指跌幅都在2.5%以上,像11月26日上证指数跌幅竟然高达3.62%。表面上看,似乎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调整,其实也有幕后“推手”恶意所为的可能。

另一方面,A股走势频频出现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的交割日“魔咒”,不仅严重损害着市场的健康发展,侵害着投资者的利益,更严重的是某些时候还影响到股市的走势。如果该指数期货成交量不断放大,还有可能导致A股市场的定价权旁落与话语权的边缘化。因此,对于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虽然目前其成交量不大,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中金所虽然早已挂牌,股指期货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其间关于股指期货推出的“新闻”倒是不少。早在2006年,在中金所挂牌之后,市场上关于2006年底推出股指期货的传闻就不断出现,后来又传出2007年上半年推出。但传闻毕竟是传闻,不可能成为事实。而到了2007年下半年,包括监管层的相关人员均表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会适时推出。如2007年9月6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就作了上述表示。2007年的10月27日,尚福林在“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上说,目前中国股指期货在制度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已基本完成,推出股指期货产品的时机正日趋成熟。2007年12月25日,尚福林在北京举办的“2007中国金融论坛”上透露,证监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深入做好股指期货上市准备工作,推动股指期货安全上市和平稳运行。时间进入2008年后,监管层相关人员口风日紧,“没有时间表”代替了“适时推出”。

不得不指出的是,股指期货的推出历经波折,并非没有原因。最初是由于制度建设与技术准备方面的原因,但后来却主要是考虑到市场方面的因素。2007年股指频创新高,在指数高位推出股指期货,其利害关系不言而喻。虽然股指期货不能改变市场的运行趋势,但其助涨助跌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尽管监管层的人员声称会“适时推出”,实际上当时的市场条件并不允许。2008年则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A股走势急转直下,在监管层多次政策救市的背景下,股指没有停止下跌的脚步。而且,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监管层对于股指期货的推出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客观上也妨碍了股指期货的推出。到了2009年,监管层两大工作重点:一是重启新股IPO,二是推出创业板。而且由于市场处于恢复性上涨阶段,股指期货的推出有可能打击市场投资者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因此,股指期货的推出再次被延后。

股指期货离市场越来越近了

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这一A股市场最大的制度性缺陷逐渐解决之后,在创业板已经挂牌之后,关于股指期货的话题又吸引着市场的眼球。事实上,股指期货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2009年11月底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包括前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在内的多位人士指出,推出股指期货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尽快推出股指期货。上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胡汝银也表示,股指期货推出时机已经成熟。2009年12月18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财经》杂志年会上表示,要发展新的证券期货品种,将适时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从各方人士的表态看,股指期货的推出,只存在“时机”与“适时”的问题了。

截至2009年,中金所会员数量达到111家,其中,全面结算会员15家,交易结算会员61家,交易会员35家。同时,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也正在建立之中。而随着全国正常经营的164家期货公司已全部纳入统一开户系统,期货统一开户也顺利完成。中金所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统一开户系统的完成,为股指期货的推出与全面铺开打下了进一步的基础。

股指期货的话题被炒作了3年,也被“说”了3 年,但股指期货不能总是处于“说”的阶段,也不能总是“没有时间表”。笔者以为,对于股指期货的推出,监管层应该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以避免市场上的传闻满天飞。

另外,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前,监管层有必要先放行融资融券业务。作为已经屡屡被炒的融资融券,同股指期货一样仍然还没有“时间表”,某种意义上也使股指期货的推出蒙上了一层阴影。监管层一再声称股指期货要“平稳推出”,笔者以为,除了需考虑到A股市场的现实环境之外,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交割日魔咒,股指期货推出后是否会遭遇到操纵问题,显然也是要必须考虑到的。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在制度性建设与技术准备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形下,在市场三年来的翘首以待下,股指期货是否真的离市场越来越近了呢?

只有时间才会给我们答案!

(作者为独立财经撰稿人)

篇十:股指期货渐行渐近_3300字

股指期货何时推出,对股市会有何影响,是今年以来资本市场上最受关注的话题。

6月27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发布股指期货《交易规则》,其配套实施细则亦于同日发布。这不仅标志着股指期货的准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中国金融期货市场法规体系已经初步成形,更意味着股指期货推出前的规则准备工作基本完毕。同时,随着证监会颁布的《期货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的稳步施行,待市场参与各方将依据相关法规加快准备工作后相继推出。有关人士称,股指期货的推出,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大势所趋,股指期货如期将至

2004年10月,随着世界最大的期权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股票指数期货,我国也开始了筹备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显然,2001年至2005年间,我国的股票市场一直萎靡不振,很多投资者的资金缩水将近一半。而在目前我国股票没有卖空机制情形下,股指期货就成为了投资者的渴望。

期货的英文名为Futures,是由未来一词演化而来,其含义为:交易双方不必在买卖发生的初期就交收货物,而是共同约定在未来的某一时候交收货物,因此中国人就称其为“期货”。顾名思义,股指期货就是以某种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交割货物的一种期货,或者说是以某种股票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合约到期后,股指期货通过现金结算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割。

由于资本市场的需要,上海期货交易所于2006年初正式启动了对股指期货的开发研究课题,并成立了以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为主、各有关部门的骨干力量参加的课题组。课题组报告指出,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开展股指期货交易有五方面意义:一是回避股票市场系统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二是有利于培育机构投资者,促进证券市场发展;三是促进股价的合理波动,充分发挥其经济的晴雨表作用;四是有利于改善国企大盘股的流通性,为国企改革服务;五是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增强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在开展股指期货的条件方面,十年来的国内期货市场试点为股指期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股票现货市场的不断规范发展也为股指期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总的来说,根据目前的情况,股指期货的推出正当其时。

一方面,金融衍生品是各类金融创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是推出相关金融衍生品的内在需求,推出股指期货有助于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加入WTO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将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是否具备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将影响入世后的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国外市场可能抢先推出国内股指期货。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推出日经225指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股指期货的推出也是迎合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迫切要求。

同时,股票市场的火爆行情为股指期货的筹备与推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自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流通的时代即将来临。推出股指期货,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对于改善市场结构、完善市场功能、优化资源配置、丰富交易品种、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也将给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新的全方位的积极影响。

股指期货将适时推出

在股指期货推出的进程方面,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虽然推出时间几经延期,但相信证监会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宣布推出的消息。

2006年6月23日,中国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筹备组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议,这标志着筹备组完成历史使命,新的交易所即将诞生,股指期货上市工作步入倒计时。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2006年9月19日,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浮出水面;2006年10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曾称,股指期货将于2007年初正式推出;中金所发布了关于征求股指期货合约等意见稿的通知。10月底,沪深300指数期货开始仿真交易。2006年11月下旬,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姜洋表示:股指期货投资者教育要讲透风险,股指期货最早明年3月初推出。2007年1月中旬,中国证监会将提交给国务院审批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取回再议,透露出股指期货将延期推出的信号。2007年1月底,尚福林称,股指期货条件成熟时再推,市场预计将推到6月。2007年2月7日,《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

到目前为止,经过7个多月的仿真交易,各期货公司交易系统和人才的磨合已经初见成效,投资者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万事俱备”,股指期货将伺机推出。此外,地点上选择上海作为股指期货交易试点,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经济和金融中心,股票现货交易集中了大量投资者,而且信息、通讯、金融等服务均较发达,所以选择上海开展股指期货试点具有更大的优势。政府决定在21世纪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方面可充分借鉴新加坡与香港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股指期货交易。

可以说,在加入WTO后,以国际惯例开展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是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然选择。

投资股指期货,培养正确的交易观念是关键。

我国股指期货交易的合约基础资产为沪深300指数。沪深300指数是由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300只A股作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分股指数。其样本覆盖了沪深市场六成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沪深300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第一次联合发布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它的推出,丰富了市场现有的指数体系,增加了一项用于观察市场走势的指标,有利于投资者全面把握市场运行状况,也进一步为指数投资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股指期货用途之一是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风险管理,另一个主要用途是可以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利。所谓套利,就是利用股指期货定价偏差,通过买入股指期货标的指数成分股并同时卖出股指期货,或者卖空股指期货标的指数成分股并同时买入股指期货,来获得无风险收益。此外,股指期货还可以作为一个杠杆性的投资工具。由于股指期货保证金交易,只要判断方向正确,就可能获得很高的收益。例如如果保证金为10%,买入1张沪深300指数期货,那么只要股指期货涨了5%,就可获利50%;当然如果判断方向失误,期指不涨反跌了5%,那么投资者将亏损本金的50%。

在市场结构方面,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核心是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简称中金所),股指期货在该交易所挂牌并交易。其上是股指期货的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中金所本身不参加股指期货的交易,而是为各类市场参与主体提供股指期货的交易、结算等服务,并作为中央对手方担保股指期货的履约。中金所有很多会员公司,会员主体是期货公司,投资者可以通过期货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期货公司同样受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同时,期货公司还成立了行业性组织――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证监会将一部分监管的职能如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等授权给了中国期货业协会。

股指期货市场的风险规模大、涉及面广,具有放大性、复杂性与可预防性等特征。

投资者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首先是价格风险。由于股指期货的杠杆性,微小的价格变动可能造成客户权益的重大变化,在价格波动很大的时候甚至造成爆仓的风险,也就是损失会超过投资本金,因此,投资者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在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的同时会面临重大的价格风险。

其次是结算风险。股指期货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对资金管理要求非常高。如果投资者经常满仓操作,那么该投资者可能会经常面临追加保证金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当日被多次追加保证金,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补足保证金,那么按规定将被强制平仓,可能会造成投资资金的重大损失。

再次是操作风险。和股票交易一样,行情系统、下单系统等可能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无法获得行情或无法下单,都可能会造成损失。

最后是法律风险。股指期货投资者如果选择的期货公司是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地下期货公司,或者违犯法规,未经批准从事境外股指期货交易等,都可能会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要管理好价格风险,能够在股指期货中生存及盈利,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对于新进入股指期货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从未进行过期货交易的投资者,必须注意学习,从小单量开始交易。投资股指期货要获得成功,培养正确的交易观念是关键,必须学会尊重市场、适应市场。做股指期货不是赌大小,不能将盈亏归结为运气,孤注一掷的心态往往会造成亏损。

(作者为国泰君安期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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