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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读后感10篇作文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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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资治通鉴读后感_10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

七.十六 郝慕伦

我早就听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十分有趣,所以我利用寒假剩余的时间,将《资治通鉴》这本书读了一遍。《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可是,为什么司马光要写这本书呢?我带着问题来到网上寻找答案,原来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通过读这本书,我感慨万千,有一天,如果我有幸成为能写史书的人,我一定像司马迁一样,用手中的笔,公正地写出事实,讴歌英雄,鞭挞小人。让忠良名垂千古,奸贼遗臭万年。

篇二:《资治通鉴》读后感_11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

昆一中高一(14)班刘健敏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

我看完了三十六卷,感慨万分,王莽真是英雄啊,居然可以慢慢的把皇帝的宝座夺到了自己的手里,从入座,出声,喧宾,最后夺主,步步紧逼,稳扎稳打,在最后“出声”之前,他始终保持着“恭顺谦让”的伪装,让皇太后被他彻底迷惑。等到最后“出声”,不满足摄政,要当真皇帝,直接向皇太后要玉玺时,皇太后已毫无反击之力,一切都晚了。我想,这段历史的借鉴意义在于,不管是从政还是从商,我们都要小心身边过分“恭顺谦让”的小人,因为不知道他哪天会喧宾夺主。

王莽在历史上开了两个坏头,一个是在政治上开了个“篡位”的头,虽然他被士大夫称赞为礼贤下士,孝顺仁义,但这都是表面文章,他以此来邀得名誉。第二个是从文化上来讲,他是个俗儒,不懂得以与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出发点施政。他妄图用《周礼》来治理国家,从而坏了天下。因为理想中的儒家世界并不能实际存在。

恒温是东晋时有名的将领,曾经两次北伐,他有两句话很有名,一句是“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感叹时光流逝太快,自己以前栽种的杨柳树如今已经枯萎摇落了。树犹且如此,人又何以堪呢!他感叹人世沧桑,转眼已间,他已是个老人了。曾经的雄心壮志,可能还有,但是精力和身体已不如从前了。另一句是:“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这句意思很明显,大丈夫岂能碌碌无为的过一生呢?应当做一番事业,以不枉来世一遭。 “不惜遗臭万年”是他的愿望,而现实中却又是顾虑重重,所作所为非常注意尺度,到染病快要死之前,考虑更多的还是家族将来的利益,而非自己当皇帝的事,不像历史上一些真正的不惜遗臭万年的人那样。

再说刘邦,书上写五人分得项羽的尸身,共同向刘邦请功,五人被封为列侯。当然最后刘邦在鲁国“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亲为发哀,泣之而去”。而凯撒在击败自己的对手庞培后,庞培逃到埃及。埃及人为了讨好恺撒,杀死庞培并

把他的首级和戒指献给了恺撒。恺撒面对昔日对手的头颅,流下了感伤的泪,下令杀死了刺杀庞培的凶手,并为他举行了正式的葬礼。两位历史人物的情怀是一样的,我相信史书上没记载的那一幕刘邦见到昔日令他震颤的项羽被分尸五块也会不禁怆然涕下。但两人对待凶手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也是固有因素的。刘邦在与项羽的争夺中始终是不自信的,他的胜利其谋臣起了很大作用,于他自己可能还心有余悸,所以项羽之死,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恺撒却不同,他时刻带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他是靠自己的优秀才能战胜的庞培。如果说刘邦对死去的项羽还存有畏惧,那恺撒则不然,他只是为失去一位虽是对手的故人而惋惜。

所以,如果不曾解读历史,让我们对所谓“华夏五千年文明”保持慎重的缄默。

篇三:资治通鉴读后感_8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是古典史书中的一部巨著,司马光在成书后不到两年,就积劳成疾而逝,他用他毕生的心血凝聚而成的这样一部浩大而精致的作品。王国的兴替、人生的盛衰、风起云涌的政治、惊心动魄的战争、奋勇争先的勇士、运筹帷幄的智者、精彩的史实都被司马光描述的淋漓尽致呈现在《资治通鉴》之中。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以史为鉴,不要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中国两大史书《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比,司马迁著《史记》是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胸怀;而司马光则完全没有“成一家之言”的“私心”,他是带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和“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的孤孽之心去著的《资治通鉴》。

正是因为读《资治通鉴》,我知道了“惟贤惟德可以服人”、“苟能识人,何患无才”、“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智者避危于无形”、“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等等通俗易懂却真的很有启发作用的句子,在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细节处处可用,也提醒我们注意明察。

例如,(刘秀接见马援)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矣。”如同当今我们的社会企业竞争激烈,堪称“天天都是乱世”。所以企业会不惜花重金挖墙脚,人才也要看这家企业是否值得投入青春岁月,而不是盲目的随意进入人家企业工作,选对老板才是最重要的。

又如,(杨震)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者!”密愧而出。再怎么机密的事情,至少当事人自己知道。更何况“隔墙有耳,槽中有人”,所以说“若要人莫知,除非己莫为。”然而,如果只是害怕出事而不贪污,终数消极被动,不如立身正己的清廉原则。

《资治通鉴》在古代史给皇帝看的,劝谏皇帝能鉴古知今,而当今的民主时代,百姓是社会的主角,人们依旧可以读《资治通鉴》明察公仆的的是所在。

篇四:《资治通鉴》读后感_49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

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

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篇五:读资治通鉴后感_900字

读《资治通鉴》有感

读了很多的书的人不一定是学者,而是读了很多有用书的人,暑假里我读完了《资治通鉴》,我觉得它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历史留下的瑰宝,他由北宋政治家司马光编写,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道,而取名资治通鉴。

在读这本书时,虽然文言文有些困难,但凭借自己较好的语文基础和白话文对比,我还是较好地理解意思了。在书中,我来到古人生活的世界,感受战场上的肃杀,帝王的奢侈,百姓的疾苦。虚伪矫作的王莽,才华横溢异死他乡的韩非,愚蠢无知的晋惠帝,坚守忠诚信意自刎的田横和500壮士……英雄的逝去令我心痛,奸佞当道害死忠良令我惋惜。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地广人多而富饶,本可以通过励精图治而一统天下,但是皇族子弟不为成就霸业而打算,一心想争夺王位,尔虞我诈。最后导致了士大夫们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皇族子弟才猛然醒悟,而此时已无法再管制士大夫了,落得个“三家分晋”。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两,1他们都太注重眼前利益,鼠目寸光地不顾未来的发展,只见王位不见未来。2他们人心不齐,虽都有血缘关系但如同一盘散沙,各打各的如意算盘,最终让士大夫有了可乘之机。这不光给古人以嘲讽,对当今社会的我们也是依然具有警示意义的,想要有美好的未来,就是要高瞻远瞩,团结协作才是。

隋和秦是两个较短命的王朝,他们在建国初期都极为强盛。但都

在二世灭亡了,为什么如此强生的王朝瞬间土崩瓦解?就是他们的帝王实行的苛政。唐太宗李世民我们都知道他是古代明君的代表,玄武门之变登机后,重用贤臣,减轻百姓负担,对周边少数民族恩威并施,国家繁荣昌盛,深受人民爱戴。造就“贞观之治”的古之绝唱。而同样是帝王,为什么统治国家的情况差别就那么大呢?据我分析最关键的就是帝王的经历,一个帝王如果出身平民或者常常私访了解民情,了解了人民的疾苦的帝王,一般都会励精图治,给百姓一个好的环境生活,由此而得民心,得民心而天下安,天下安则盛世出。秦二世这个权富二代根本不知道国家是如何来的,无视人民那么人民就无视他的权威,秦始皇的威严早已被他丢尽,最终导致人民推翻他的必然结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真的诠释了这样的结局。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的一大瑰宝。

篇六:资治通鉴读后感_11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

前不久,经同学推荐,我有幸拜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白话本。这是最近才出版的一套书,大概是为了方便今人阅读,十二部白话本中只收录了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宋纪、齐纪等各个朝代的精华文章,而且翻译的极为通俗。像我这样没有功底又渴望各方面历史知识都有所涉猎的初学者,倒很适合读这样的书。

之前,曾经也试过读文言文的《资治通鉴》,由于自身性格和工作忙碌的原因,只是挑选着看了汉纪和唐纪中的部分内容,感觉也不错,虽然是文言文,但是丝毫不令人觉得晦涩难懂。相比之下,这一次所读的白话文倒感觉粗糙了。前面说过了,读《资治通鉴》,我只是为了了解些历史知识,所以这次看白话文也感到满足了。但是,沉淀知识的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反复琢磨和品位了读文言文《资治通鉴》的感觉,在内心里依然倾向于司马迁的原著,感觉还是原著的行文布局更好更生动出彩些。我想,这大概就是司马迁和他的《资治通鉴》之所以名传千古的原因吧!

《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领域和中国宝贵文化遗产领域之所以享有盛誉,我想一定与作者创作的思路、方法,以及该书特别的语言形式和经世致用的目的有关。由于《资治通鉴》的确太博大精深了,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只能窥见书中的一角,但是就是凭着这种热爱的精神,我也想谈谈自己对于《资治通鉴》的一点感受。

首先是感觉到司马迁著作该书时的细致和认真。在阅读《资治通鉴》文言文版本的时候,就被该书中不厌其烦的注释、考异感染了兴趣。从前,我读书都是“尽信于书上”的,即书中说什么,我便相信什么,而当看了《通鉴》之后,我的一个很有体会的想法是,原来历史书中写的历史也是不能尽信的。我们要读历史,就应该像司马迁那样,进行辨析似的阅读,对所读到的史实进行验证推理,取其精华,积累经验。而正是因为司马迁著书的细致认真,从而才为我们不厌其烦地留下各种线索和史料,让我们更加客观地了解历史的。

另一点是从《资治通鉴》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的语言运用极其简练,通俗易懂,脉络分明。《资治通鉴》全文一般没有太多的偏僻字,即使横跨一千多年的今人,只要有点文言文功底都可以读个明白。记述各种事情和描写各种场景,尤其是战争方面的题材的文章,司马迁总是将前因后果交代的明明白白,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这种重视情节描述的写法值得今人借鉴。

另外,司马迁在每一篇文章的结尾处通常都会给出自己的点评,并且把一件原本零散的表面的事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上去。司马迁的这些观点和思想这好迎合了发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需要,今人阅读起来,也会得到许多借鉴作用。我想,这大概也是《通鉴》流传至今,仍然广受欢迎和好评的原因。

总之,阅读《通鉴》受益匪浅,我想,有机会,我还要把文言文版的《通鉴》继续读下去。

篇七:读《资治通鉴》后感_49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

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

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

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江海区社会事务局社会保障科

2014年4月10日

篇八:《资治通鉴》读后感_3800字

史家经典的永恒光辉

———读《资治通鉴》有感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错,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十分正确的选择,历史不会欺骗,无数的王朝兴衰、社会变革,都会发人深省,令后人获益良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历史的车轮滚滚,亿万生灵在历史的足迹之下都显得微如蝼蚁,渺小异常。司马光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永恒的著作,永享后人的敬仰与万世的荣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

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这一历史著作中的王朝更迭以及气势的盛衰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司马光用一生的时光和心血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的一千三百多年之间的历史事件,这部四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真可谓是十九年磨一剑,书中记录历代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清廉、中正、刚直、温厚、诚信、执著等等古人拥有的品质,在今天仍是万分可贵的精神,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高贵品质,书中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与深深地思考,发人深省,令人拍案。

梦回千年,烽火硝烟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争鸣,能人辈出。然而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古往今来被人们一次次成功演绎的反间计。反间计有很多种表现形式,然而无一例外的都是针对着人性最最脆弱的部分——多疑。何人不疑?更何况为君者?寡人、孤家,就是在说无有心腹相交之人啊。这里我不禁想起,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最终失败的、也最为令人惋惜的便当属魏。魏据中原之地,富庶傲视天下群雄,如果能留住吴起、孙膑这两

位后世公认的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最为惨重的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掠中山,治胡地,使赵成为战国末期唯一有实力与雄踞雍州的大秦抗衡的国家,然长平一役,赵为范雎所反间,更廉颇而代之以赵括,赵括者,纸上谈兵、空有理论而无经验者也,以致四十万大军为秦将白起坑杀„„反观历史,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故事被与反间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继续挑战人性最为脆弱的部分,因为信息永远不会完备,也不可能完备,人性永远多疑„„

还有已责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便是商鞅变法。其变法手段之残酷前无古人,以致积怨太深,商鞅在渭水边处决囚犯,鲜血染红了整个渭水。更重要的是,他没能得到太子和贵族的支持,秦孝公一死,商鞅立刻被车裂而死,诛灭满门。“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尽管商鞅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但他并没能认清这一现实。而今,中国推行各种改革,也必然参考这一现实,以人为本,徐图缓进,切不可操之过急。

这里说说齐威王,书中这里有一段记载着实值得仔细玩味,令我似有所悟!文章大意是这样的,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以后,我就天天听到人家讲你的坏话。可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却看见那里是

齐威王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做了阿的地方官,我就天天听到夸奖你的好话。我派人去视察,看见的却是

即墨和阿都在山东。齐威王作为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君主,其治国有自己的方针。从这一故事中,似乎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严惩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之辈。阿大夫原本无能,却重金贿赂齐威王手下的人,

——当今社会,各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又岂是鲜见?但是却为什么甚嚣沉上,屡禁屡行呢?我想还是各级领导把关机构缺少齐威王这样的人吧!上行下效,唯有在源头上根除弊病,才能有良好的官场风气!此外,我觉得现在对讲真话的人一是保护乏力,二是激励无策,对弄虚作假者惩处失法,难以服众。长此以往,讲真话的不愿讲真话,讲假话的得寸进尺,这同样是领导者所应该注意的。

二、注重政绩,注重调查,不让老实人吃亏。即墨大夫干得很好,却天天有人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坏话。反之,阿大夫无能,却有人给他吹嘘。齐威王不轻信,而是派人去即墨、阿作实际的调查。并且以调查的结果为准,决定奖惩。即墨大夫是老实人,只知努力做好即墨的事情,不知还须做好齐威王手下人的工作,没有送金银财宝给这帮能够决定下边人命运的官员们,惹恼了这帮贪赃枉法之徒,所以便遭到他们的颠倒是非的毁谤。若是齐威王不加调查,轻信他们的胡说,即墨大夫这样的老实人便要倒霉了。——这同时也反映出几个问题,首先,联系当前我们的政绩观,确实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些统计数据(GDP等),而且这些东西也极容易为某些当权者创造欺上的机会,而应该切切实实以群众的利益状况为标准,能为群众谋求、创造利益的就应该鼓励,要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声音,老百姓才是那挑江山的秤砣。其次,在管理中,各个行政级别都需要一定的监督机构履行监察工作并且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扰,这对于组织的有效开展工作甚为重要!最后,作为政治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些非正常手段的,试想一下,倘若领导者忽视了对实际的调查了解,难道真正做实事的基层干部就这样被埋没了吗?有能力的人,应该掌握权力,而掌握权力又必须有领导者看得见的

三、强调地方官员要突出抓好兴农、富民、守土几件大事。在战国后期,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这几件事确属各诸侯国图强称霸的当务之急。——三农问题,作为当前我国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其合理妥善解决任重而道远。我认为,三农问题要有各级政府的高度切实的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开拓思维,广开渠道!我们知道,农业出成绩难,这也许就是很多决策者不愿在农

业上多下功夫的原因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意识,建立切实有效的敦促激励机制,同时也应该切实引入政绩评定!办法总是有的,关键是缺乏推力和动力,没有推力和动力,领导者很难充分调动自己的!

再来说说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智而且极具远见的皇帝,他就主张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而不是瞻前顾后,更要适可而止、先知先觉,人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稼穑之艰辛,就不知珍视粮食,就会忘记劳动人民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亦难饱也;只知骑马、加鞭快进而不知食马,必不能久乘之,欲速则不达呀„„

“君如舟,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掌权者不知爱护百姓,领导人不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矣。这也就更加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要知足,要三思而行!

小至一人一家,大至一邦一国,《资治通鉴》都给我们提供了事事比较、学习与思考的典型。好书是值得一读的,一部《资治通鉴》,既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从书中学到很多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真谛吧„„

篇九:资治通鉴读后感_3200字

谦和与谨慎

——从《资治通鉴》中学人生的智慧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乃《资治通鉴》宗旨,故偶尔闲来无事,翻开《资治通览》,品味历史,不求以达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仅为提升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力求无愧于心,乃吾此生宿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是耐人寻味的哲言;“凡事都需得研究才会明白”,鲁迅先生同样教我们要重视历史研究;毛泽东书柜中最多的书籍并非是《孙子兵法》之类,而是历史书籍,其中《资治通鉴》是他研究、批注最多的一部,读《资治通鉴》的益处可见一斑。

研读此书,所获匪浅,然而感受最深的是历史教会我为人处世必谨记谦和与谨慎的道理。

书中开篇不久便讲到“三家灭智”的故事,智瑶狂妄地当着韩、魏两家说:“汾河、绛河原来可以像晋水淹没赵一样淹没你们两家啊!”结果却是赵魏三家联合灭亡了智家。而楚国春申君听信小人佞言,利令智昏,希图权贵,结果被自己扶植起来的人杀害。由此可见,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处世之人一旦狂妄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做一件关乎终身成败的大事而不能谨慎的从事同样必将自取灭亡。

“满招损,谦受益”,自己满足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和灾害;谦逊并时时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益。“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虽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却是为人处事的至理名言。做到谦虚,个人就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唐朝之所以有谏臣魏徵与唐太宗谦虚的态度,博大的胸怀是分不开的。贞观之治是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以谦和的心态应对他人的劝谨谏。

由此审视我们的现实生活,会发现,不管怎样,不管处于何时何地,面对何种境遇,谦和,是不变的法则。性情急躁,或狂妄自大,且可逞一时之快,却可能为日后灾祸种下了因果。而谦和忍让,即使此时心中稍有不快,但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许一时的退让,是为日后的前行创造更好的机遇。抬起头是一种境界,低下头是一种信念。有人把头低下是因为想看清脚下的路,永远仰望高处而不愿低下头来看清路下的障碍的人,有很大的可能会在自己最有把握的地方乱了方寸。谦和地笑对自己和别人,不要对自己太苛求,非得要达到目的才肯善罢甘休,要有修养地审视自己;更不要对他人太苛刻,一丝一毫的过错都不肯放过,要有涵养地看待别人。智者的冷静,勇者的思索,胜利者在顺境中对自重的感悟,强者在逆境中对自尊的信任,谦和是一种沉默的威信,谦和是一种飘逸的远见。谦和,告诉我们要用人格主宰自己的希望,用虚心选择自己的未来。当我们面对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即将要发脾气时,请想一想司马迁忍辱负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军师孙膑装疯卖傻,战国名将伍员奔吴,六相苏秦尖锥刺骨…一个个忍辱负重而成功的例子„„他们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挫折、打击、困难„„在身心、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在长期的煎熬中度过。忍辱负重给予人的不光是克服了当前的困难挫折,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赢得了一个坚强的意志力,为战胜未来的艰难险阻准备了利器。韩信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孰视之”——

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思想斗争很厉害,最后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牺牲了眼前的荣辱。韩信选择了忍,就选择了帮助刘邦打天下的事业,就选择了日后的王侯。“忍辱负重”——成功让你必过的一关。想想这个,试问,世间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而面对当今社会,虽然有着种种不公,但我们应该知道,倘若我们离开了这个社会,我们还可以生活下去吗?那样的话先别说生活与实现任何的需要,就是仅仅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所以,面对社会,我们还是应该怀着一颗谦和的心。平凡但懂得感恩,对社会的感恩。淡泊中,不忘对别人的感谢。

再说谨慎,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倾向。持有此种态度的人,会对事物做整体的、细节性的考虑,小心评估利弊得失,并且反复思量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经常是深思熟虑的,注重长期、实质的结果,远超过短期、表面的利益。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王翦灭楚”的故事,兼能说明谦虚谨慎的重要。秦王打算灭楚,问王翦所需兵力,翦答:“非不可,”秦王又问王翦的儿子,答曰:“二十万足矣,”秦王高兴地说:“后生可畏啊!”于是翦子率兵出征,结果大败而回,秦王马上陪礼道歉,请王翦率倾国六十万大军出征。出征前王翦向秦王提前要索要赏品,田地、宅院、美女、丝竹管弦之乐等应有尽有。秦王笑而应之。出征后王翦依旧常常催要赏品。最后王翦灭楚后解甲归田颐养天年去了。王翦灭楚,做了两件要紧的事,体现了他的谦虚谨慎的风格:一,要兵;二,要物。一员老将久经沙场深知深入敌人纵深作战的危险,楚国广袤,加之人地两生,要兵六十万一点都不为过。这正与年轻人气火旺盛、牛气冲天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是谦虚之处,正是他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归国后王翦亲信问起原因,王翦说:“大王委全国兵力于我,虽说是对我的信任,但不免有所担心,我频繁的索要赏品并不是我真的需要它们,而是向秦王表达我要解甲归田的意愿,这样才能让秦王对我放心。”历史上多少“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敌破臣亡”的悲剧——韩信、文种、伍子胥、乐毅,悲惨的结局历历在目。而王翦却可以做到功成身退,善始善终,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为人的谦和、处世的谨慎。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谨慎谦虚”才是为人处世之道。

而三国中的张飞脾气暴躁,对士兵非常严厉。刘备时常劝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意思是:“你用刑太严,甚至有时杀错人,又每日鞭打犯错误的军官,打完之后又把这些人安排在身边,一点防备也没有,这样下去必然会惹祸上身。”但张飞始终没有醒悟,不幸被刘备言中。

回想我们的现代社会,虽不会像古人一样稍有不慎即人头落地,但是,为人做事谨慎同样重要。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父亲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不能不帮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收留他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李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没关系的,我看这孩子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直到1992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中,他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列第35位,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

诚然,谨慎虽往往给我们带来利益,是做人的优秀品质,但是如果过于谨慎,则引起问题,如丧失机会。三国诸葛亮手握重权,性格谨慎,但却事必恭亲,鞠躬尽粹,落得“出师

未捷身先死”的结局。从前,萧何推荐韩信,管仲推荐王子城父,都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诸葛亮手下却没有韩信、城父、所以功业堕败。”这是最公正的评估,问题不是没有名将,而是没有伟大的统帅。诸葛亮身兼将相,而过分谨慎的性格,跟军事必然要有的冒险精神,互相冲突。他培养的接班人,都是保守有余,进取不足,使我们徘徊扼腕,无限痛惜。诸葛亮认为子午谷战略太过冒险,但魏延并不是盲目冒险,而是正常冒险,因为对手恰恰是花花公子夏候懋之故;对手如果是司马懿,大军一进入谷口,就等于进入地狱。所以魏延的大战略一旦被否决,便永无再行的可能。从此,曹魏王国安如磐石,诸葛亮的出兵祁山,对曹魏王国的伤害,不过是隔山打牛,徒消耗士卒性命。诸葛亮的错误决策,由于他天生的谨慎性格,使他追求万全。偏偏军事上没有万全,所以他用尽力,不能寸进。魏延是当时名将,而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被驱逐到错误的地点,打绝望的战争,而最后还被诬以谋反,死在自己人刀下。

从资治通鉴的几则故事中可以看出,为人处世谦和、谨慎,可以使前路更平坦,免去不必要的纷争与忧扰,是人生的智慧。但是,我们更要切记要把握好分寸,因为如果过于谦和、过于谨慎,则往往会使我们丧失成功的机会。

篇十:资治通鉴读后感_2300字

资治通鉴读后感(一)

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一书。此书给当时的人的影响力非常大,更给后人予警示。

《资治通鉴》此书详解了九世纪在战国纪的沧桑风云中,我了解了六合一统,在汉纪的泱泱文风当中,我知道两汉(西汉和东汉)的兴衰,在三国纪当中,我清楚了乱世中的演进,在晋、宋、齐、梁与陈纪当中,我了解了当时浑乱的场面,在唐纪当中,我知道了封建社会的鼎盛,在五代纪中,我明白了五代十国的演进。此书里面也写了许多名人,如贤明帝王有:“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辟汉风的汉高祖刘邦、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国刘彻、渡江称制的司马睿;如贤明臣子有:变法的商鞅、纵横的苏秦、“仲父”吕不韦、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外交家班超;如贤明的武将:乐毅、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父、“飞将军”李广、秦叔宝。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知识面十分广泛。

司马光发愤写了《资治通鉴》完整记述了战国至五代时期的种种时间,并且英雄人物辈出。里面更加给后人给予经验。俗话说"读史明志",所以,读历史可以让人志存高远。

资治通鉴读后感(二)

文/业务科

“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内容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资治通鉴》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内容,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写,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资治通鉴读后感(三)

文/黄慧

恩,一下很奢侈的多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开始好好阅读《资治通鉴》。今天浅尝第一卷,并且拜读了一下柏杨版的评说,倒不像是在读一本史书,而是“臣光曰”和“柏杨曰”两个政治家的口舌之纷。

《通鉴》从魏、赵、韩三家分晋开始编年叙述。在司马光眼中,这是一个周道衰落,纲纪败坏的年代,三家能够堂而皇之位列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司马光借此欲阐述的是一种正统儒家的正名理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就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君臣之位,如天地不可易位一样牢固。所以,虽然微子有德,他不能取代纣这样的暴君;虽然姬重耳功大,死后不能隧葬;虽然齐、楚、晋、秦势强于周,不敢轻易取而代之。在柏杨先生眼中,这种极端的传统就是一种反动,在历史的潮流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强权羞辱(宋为金所驱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而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一种礼教和名器。混乱的价值取向,拜金的社会潮流,贫瘠的文化涵养,道德底线崩溃,导致国人在人生观中太需要一种共同的正统的思想来领导,并且给所有人以福祉。今天,西方文化占据着主流,接受的成本低,回报高。不要怪国人崇洋,而是“名不正则民手足无措”。

在时间顺序上,三家分晋之前的大事是智伯之亡。用司马光的形容,其人美须鬓长,射御力足,伎艺毕,巧文辩惠,强毅果敢,缺少的仅仅是一点仁君之德。最终,智伯帅韩、魏攻赵,为三家所杀灭族。战场中最经典的一个场面是,智伯决水淹晋阳,赵指日可下,他得意忘形而道“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过也”。()听者有意,汾水可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一旁的韩康子和魏恒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打算。唇亡齿寒,这不是把盟友推向敌营么?二家终叛,智氏遂亡。不过,从智伯的表现看,固然其是无德之君,我倒有点怀疑他的智力问题。此篇末,司马光遂展开关于才和德矛盾关系的讨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我看来,司马光的思维简直就是最天真的二分法了。岂知,人性本来就包括善恶,一个好的社会和制度能够压制人性中恶的部分,发掘人性善的那面。过分强调品德,使很多朝代的根基毁于庸才之手。

读史书,让我对那一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无比的好奇。比如豫让为刺杀赵襄子,“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聂政杀韩宰相侠累后,为不牵连其姐姐,“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一个血雨腥风,死士辈出的时代,无论是为义还是为利,都让我敬畏,因为无法接触到其内心世界,也许这也是中国史书的一种缺憾吧。

这一段历史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吴起,背负“母死不奔丧,杀妻以求将”的这样一种坏名声,吴起仕鲁,大败齐军;投靠魏后,“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图谋”,“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后为武侯所疑,往楚国为相,南平白越(江浙,福建一带),北却三晋,西伐秦,强盛一时。可怜吴起英雄一世,最终还是死于非命,为楚贵族所杀,死前躲在悼王的尸体后面躲避乱箭。叛乱者后来因为射王尸也没有好的下场,死后复仇,我不禁惊叹于吴起的智慧,然后不免辛酸,这种将相全才,在哪里都是改变全局的人物,可怜英雄惹人妒,犹得后世读者怜。

《资治通鉴》 读后感作文1200字

《资治通鉴》是北宋着名史学家司马光集十九年的心血主编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的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共1362年。成书目的主要。

读《资治通鉴》有感作文800字

我从小以书为伴,以书为友,自然读了不少好书:有伴我成长的童话;有让我知人情懂事故的文学名着;还有令我知识丰富的科普读物……总之我博览群书,读过的书数不胜数,但我最。

《资治通鉴》读作文1000字

当历史的烟云被时间带走,风尘中依稀有缕缕壮士的哀叹、孀妇的遗憾、忠臣的决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了,司马光微微挥袖,提笔写道……兔死狗烹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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